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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倪光南的失敗，是平臺的失敗，是聯想的失敗，是柳傳志的失敗，也是整個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失敗。如果倪光南不被聯想趕出來，如果聯想在適當的時機發起基礎技術之戰，那么聯想在今天組裝計算機市場越來越小，利潤越來越微薄的情況下，完全不至于這樣束手無策;中國的信息產業在面對美國貿易戰的威脅時，就要有底氣的多，甚至美國根本就不可能企圖對中國發起貿易戰。

原標題 中國的“心”之殤：企業家和企業戰略之殤

在美國，有一個現象非常顯著，但從來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深思，這就是非洲裔和拉丁裔人非常胖，得心臟病的非常多，這是因為他們相信生活應該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不應該自己設限，因此他們吃的多，不愛運動。而白人卻大多數身強體健，因為他們相信，人的生活應該有目標，有責任，有所忌憚，自我設限。但是，詭異的是，在政治上，白人是自由競爭的提倡者，而有色人種卻主張政府的保護。

顯然，自由競爭的優勢，是建立在有明確的目標和嚴格的規則限制基礎上的，也就是說，自由是建立在不自由基礎上的。是的，這是個悖論，但是，人類事情的奇妙之處和艱深之處，恰恰就在于它沒有多少是1+1等于2的那種簡單的數學方式，或者說是直線思維方式。人類事物大多數都是一種兩難選擇，而一種選擇往往會得到另一種選擇的被認為是必然的結果。

這幾天，網上流傳一個關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段子，說既然我們也承認貿易戰會帶來雙輸，為什么說美國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呢?

這個說法歷史上有人說過，這個人叫毛澤東。蔣介石撕毀重慶談判協議，派胡宗南的20萬大軍大舉進攻陜北，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延安，臨走時他說了這句話，他說蔣介石胡宗南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是在當時的白癡、二貨、吃瓜群眾看來，明明是你打不過逃跑了，老巢都讓別人占了，還說什么便宜話，是不是有點太阿Q精神了?但是，一年后解放軍收復延安，三年后蔣介石被趕進海島，這些人才看明白，這句話代表了一種怎樣的遠見和魄力。

美國對中國威脅發動貿易戰，最大的好處就在于，籠罩在中美關系上的許多迷霧正在或即將散去，我們終于有了一個參照系來反思和檢討我們過去的失誤在哪里，并據此確定我們未來的目標，制定我們未來的戰略。

美國對中國威脅發動貿易戰，會不會最終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近期的應對措施當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通過分析過去戰略思維、戰略布局、戰略投入的不足，在企業、政府、指導思想和理論這三個層面，進行深入的反思和檢討，在這場雖然還沒正式開始，但卻影響深遠的戰略博弈中，建立一種“舉國體制”。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么美國的石頭，一定會砸中自己的腳，而且很可能他們的石頭并不會投出。如果我們不能這樣做，那么美國的石頭肯定會砸中我們的腳，讓我們的經濟和國家無法長行。

一，中興事件暴露了中國的“心”之殤

近幾日，美國連連祭出打擊中興和問責華為的舉措，網上許多文章紛紛引經據典，指出中國在發動機，芯片，高精密設備，光學器材，高端材料等等方面的不足。如果我們可以把飛機、火箭、船舶的各種發動機，各種信息設備內的芯片，各種軟件，高精密設備，高端材料等等看成是工業之“心”的話，那么美國發出的威脅之“箭”，確實射中了我們的“心”。

據說中興約有近30%的芯片和器件需要從美國進口，美國對中興的制裁，中興人自己說，立刻使公司陷入癱瘓。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2000億美元的芯片，這些芯片作用于各行各業的“大腦”，一旦中美有可能發生沖突，例如大陸迫不得已用武力收復臺灣，美國不用出一兵一卒，只要對中國實行禁運，封鎖中國的網絡，中國的經濟就可能會部分陷入癱瘓。

顯然，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博弈了，它已經加入了許多現代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和“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心”和“網”，已經站在中美博弈的中樞位置上了。

一顆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強大的“心臟”和一張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通暢的“神經網絡”，對國家民族的戰略意義已經凸顯出來，不容我們再掉以輕心了。

當然，僅就中興事件看，還沒有到一個緊急和嚴重的程度。

首先，中興危機對中美貿易博弈的作用被媒體夸大了。中興的軟硬件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三十都靠美國供貨，中興就是個組裝廠，掙的是“最后一公里的利潤”，美國制裁中興，實際上也是制裁了美國的供貨商，而且是在中興整個利潤鏈中最大的一塊。

從另一方面說，中興并非沒有替代者，中興危機，危的是中興，卻給中興在國內的競爭對手提供了最大機會。所以，中興危機是企業的危機，不是產業的危機，更不是中國整個高端制造業的危機。更何況中興痛定思痛，并非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有關中興的這個邏輯，同樣可以用在整個高端制造業上。“中國心”的落后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戳“中國心”一刀，自己的“心”未必不流血，這種雙輸的事兒到底能走到哪一步?如果美國的政治經濟決策層沒有能痛下決心，決定與中國進行一場大規模冷戰的話，那么中國就還有時間加快進行戰略布局。

仔細分析，美國針對中國高端制造業也就是“中國2025”計劃的舉措，可以將其概括為“四禁”，也就是“禁售”、“禁投”、“禁轉”、“禁扶”。

“禁售”就是禁止向中國銷售“心”類產品。其實高端的“心”一直在禁售之列，而中低端的“心”，就像上面所說，禁售實際上是個雙輸的結果。

“禁投”就是禁止中國投資美國高端制造業。其實大多數早就在禁止投資之列，真正的優良資產，即便是能買，人家也不賣。何況中國的這種投資才剛剛起步，也沒有買到什么真正像樣的東西。

“禁轉”就是不允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被迫進行合資并轉讓技術。這一條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不但美國說了不算，即便是真正實行了，你在中國投資，不能不用中國人吧，中國人喜歡跳槽，那可是出了名的，用不了幾年該轉的都轉了，所以實際上也沒什么大用。

所以上面這三條，實際用處并不大，它們的真正用途是威懾，威懾的目標就是最后這一條。

“禁扶”就是不允許中國政府扶植高端制造業，扶植“中國2025”。顯然，這才是美國真正害怕的。

美國看透了中國企業家在戰略上的無能，也清楚混亂的理論思維給中國經濟和戰略帶來的困擾。但是中國政府近幾年在戰略上越來越明晰的舉措，使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產生了緊迫感和危機感。

讓我們從聯想和柳傳志談起。

二、中國“心”之殤，首先是企業家之殤，企業家精神之殤。

很多人都知道在聯想發展之初柳傳志與倪光南之爭。作為科學家的倪光南希望發展自主技術，而作為一個雖然也有技術背景但本質上是個商人的柳傳志，主張走買技術搞組裝的道路。

公平地說，在當時，柳傳志的主張是正確的。因為自主技術需要大量長期的資本投入，雖然當時中科院和電子部以扶植國有品牌的名義給聯想做了巨額投資，但仍然不足以支撐發展自主技術之路。

問題在于當聯想積累了大量資本，有能力發展自主技術的時候，柳傳志卻拿這些資本去進行資本運營，而不是對企業和國家都有長遠意義的戰略方向進行投資。

在聯想如日中天的時候，聯想是國內唯一有實力布局芯片和操作系統戰略的公司。聯想原本就是中科院計算機所下面的公司，至今中科院仍持有聯想百分之三十幾的股份，人才濟濟，資本雄厚。就是這樣一個由中科院任大股東，自詡為中國信息產業的領軍企業，輕易就放棄了中國信息產業的戰略方向，躺在白花花的銀子上做資本夢。

聯想和柳傳志這一缺乏遠見的戰略，不但使中國信息產業潛藏著深重的危機，而且也使聯想這一領軍企業缺乏發展的后勁。聯想歷史上的多次危機都喚不醒柳傳志，聯想已經淪落到除了購買IBM已成為昨日黃花的計算機技術之外，做什么什么不成的地步，并且多次陷入虧損。

美國國會報告已經點了中興、華為、聯想的名，如果中美貿易戰開打，聯想不能獨善其身，它的危機將比中興華為更為深重，聯想的戰略之殤將被證明是致命的。

如果聯想用這些瞎貓碰死耗子式的投資所消耗掉的巨額資金，以及在柳傳志主持下掙快錢式的所謂資本運營投下的巨資，持續不斷地投入芯片和操作系統這些具有戰略價值的信息技術基礎建設，這種長期的知識資本的積累所形成的存量，必定將使聯想今天的路寬廣得多。也使中國的信息產業有底氣的多。

但是，它需要企業家式的遠見和魄力，也就是企業家的戰略能力。

1994年初，我在美國采訪拍攝了英特爾，除了采訪了CEO格魯夫和公司的許多高管，還與包括高級副總裁虞有澄等許多華人工程師進行了深入交談。

由我編導，在1995年發行的大型專題片《開放與合作——信息時代的經營管理》中，我寫下了如下的解說詞：

1982年，英特爾剛剛研制出286芯片時就采取了一個開放的策略：允許仿制286。在整個八十年代，仿制的286和386在利潤和市場份額上甚至超過英特爾。但是，開放的策略培育了一個迅速發展的龐大市場，同時使英特爾取得微處理器行業標準制定者和“大哥大”的地位。當英特爾有能力控制市場時，它開始拒絕仿制。在推出486時設計了一個標志：Entailinside 。

整整十年，英特爾的戰略就是投入投入再投入，九一年英特爾銷售額是40多億美元，九三年就翻了一番，估計九四年可以突破100億大關。

這就象中國《孫子兵法》里說的：“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一個正確的競爭策略是英特爾成功的重要因素。

實際上，英特爾成立于1968年，1971年推出世界第一個微處理器，它有20多年的時間都不怎么掙錢。支撐英特爾之路的，不是對利潤、對資本的追求，而是像格魯夫所說，是對技術的偏執狂似的追求。這才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從福特到蓋茨，20世紀世界最杰出的企業家都是走在這條道路上。其中最偉大的代表就是福特。福特創造了一種生產方式，創造了一種商業模式，創造了一個產業，創造了一種生活方式，還創造了美國和世界的中產階級。按照熊彼特的說法，只有這種創造性毀滅的人，才能真正被稱為企業家。

實際上，在俗稱企業家的人群中至少包括了三種人。第一種就是那種買糖漿捏糖人兒沿街叫賣的販夫走卒之徒，這種人的正確名稱是商人，熊彼特把他們稱為循環流轉式企業的管理者;第二種是用掙來的錢或借來的錢上賭桌去賭錢的人，這種人的正確名稱是資本家。而只有那些有長遠的戰略眼光，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真正進行了創新的人，才能被稱為企業家。

最近，梁寧先生在網絡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講述了倪光南院士離開聯想后，積十數年一直念念不忘中國信息產業的戰略基礎，他找到的都是些既沒有資本積累又沒有技術能力，信用又不好的小平臺，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從不言放棄。其中，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雖然給予了支持，但總共也不過就一兩億元，而一個共享單車的投入就達100億元。

倪光南的失敗，是平臺的失敗，是聯想的失敗，是柳傳志的失敗，也是整個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失敗。如果倪光南不被聯想趕出來，如果聯想在適當的時機發起基礎技術之戰，那么聯想在今天組裝計算機市場越來越小，利潤越來越微薄的情況下，完全不至于這樣束手無策;中國的信息產業在面對美國貿易戰的威脅時，就要有底氣的多，甚至美國根本就不可能企圖對中國發起貿易戰。

從企業的層面說，不但倪光南的技術夢能夠實現，柳傳志的資本夢也能夠做得更大。國家層面說，當美國企圖用貿易戰和臺灣問題對中國進行雙重相互掩護的訛詐時，美國可使用的籌碼就會大大減少。

這里面缺的就是企業家的戰略遠見和企業家的寬廣胸懷，這兩樣柳傳志都不具備。你能想象得到嗎?有時候企業家的一個戰略決策，不但關乎企業的百年大計，甚至可能關乎國家的經濟安危。中國的企業家，難道不應該深刻反思，建立起自己的戰略思維能力嗎?

值得深思的不僅僅是柳傳志作為企業家的個人素質問題。中科院作為國家級科學戰略的制定者和實施者，作為聯想公司的大股東，在聯想的戰略方向上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國有大股東放棄股東職責，對持股企業的戰略方向不聞不問，對企業管理層的行為不聞不問，甚至任由國有資產流失。這種國有股東缺位的現象極其普遍，難道不應該對這些國有控股者進行問責嗎?難道不應該很好的思考國有控股的體制和機制問題嗎?

更值得深思的是，柳傳志現象不是個別現象。中國企業家缺乏企業家精神，不但是一種企業家群體的羊群效應，也有柳傳志所誘導所示范的頭羊效應，正因為如此，柳傳志才被標榜為中國企業家的“教父”。

想想王石身為董事長，整天爬山做紅燒肉;王健林說的“我掙的錢愛怎么花就怎么花”;任志強專為富人造房子。這樣的企業家，在全世界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只有一個人，可以和他們歸為一類，那就是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但是特朗普盡管也是金錢狂、自大狂，口頭上還總是掛著美國的工人階級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呢。中國的這些企業家標榜自我利益最大化，真的到了前無古人，外無來者的地步了。

當然，中國也有任正非這樣的有戰略眼光，有戰略擔當，眼睛不光是盯在銀子上的企業家，只可惜太少太少，鳳毛麟角。

中國產業的“心”之殤，戰略之失，首先就是企業家之殤，企業家精神之失。中國最近這40年，最大的失敗就是培養了一群為富不仁的富人。他們中的有些人還是共產黨員，但他們身上一點共產黨員的味都沒有。

盡管我對柳傳志先生和中國企業家群體做出了最嚴厲的批判，但是機會仍然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仍然能真正輝煌一把。

我們前面說過，美國真正的意圖，是敲打中國政府對“中國制造2025”的扶持。現在是中國企業家為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分憂的時候了。

歷史造就了柳傳志在企業家階層中的地位，中國的企業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圈子，圈子中的企業家形成了互相幫扶的文化，在一般情況下，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因為它削弱了競爭，并事關關聯交易。但是這種圈子文化如果用在事關國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上，就能起到正面作用。

例如，如果柳傳志們能登高一呼，早已賺得盆滿缽滿的中國企業家合力，和政府的創新戰略相配合，雖然是亡羊補牢，中國“心”的希望還在，前途還光明。因為我們在人才，技術道路，市場等各個方面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知識，我們只缺資本這個東風了。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如果中國老中青三代企業家，能夠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合作發力，中國就沒有什么過不去的火焰山。

【于中寧，察網專欄學者，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一級導演。93年后轉入經濟、管理理論研究和投資。著有《現代管理新視野》等。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于導談天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