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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寧：《芳華》背后的公眾思維

點擊：  作者：于中寧    來源： 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18-01-11 09:31:34

 

       《芳華》的放映期過去了，票房十個多億，馮小剛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祝賀他。馮小剛在商業片領域積攢了足夠的資本后，下決心轉向嚴肅題材，希望在電影史上留下一筆。雖然我認為他并不具有這個能力，但是還是很佩服他這個決心。

但是馮小剛的表現讓我非常驚訝。他應該對轉型的困難和票房低谷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因為像斯皮爾伯格這樣優秀的導演拍攝的優秀的嚴肅題材影片，都會遭遇票房低谷。馮小剛大罵影評人和觀眾，雖然影評人和觀眾也許值得痛罵，但是你怎么平衡同樣是這些人給你前面的影片和《芳華》帶來的高票房呢，到底是你的水平降低了，還是他們的水平提高了？

其實主要還是中國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他們是嚴肅題材影片的主要觀眾，他們水平的高低，不但決定了中國電影的質量，還決定了中國社會的質量。但是很可惜，他們的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價值體系都處在非常低的水平，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包括中國社會的流俗和戾氣，本質上都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這個龐大的群體，特別是所謂高級知識分子的淺薄和無知。

我一直期望能看到一篇比較有分量的關于《芳華》評價的文章，觀點不重要，關鍵是能夠自圓其說，也就是有內在的邏輯嚴謹性。可惜，一篇也沒有。

網絡上大量議論《芳華》的言論，基本上都是觀后感。觀后感是一種受到某些情境人物或歷史社會情結的觸動而產生的感性的情緒性的心理活動及其表達，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本質上說，觀后感的文章無所謂對錯，因為觀者受觸動的心理活動是真實的，他只要真實的表達就可以了。

上過學的人都知道，小學的語文作文基本上都是觀后感之類的，因為學生還沒有學習過怎樣分析一篇作品。但是中學階段已經開始學習怎樣分析一篇作品，例如作品的主題、主線、副線、情節、場景、人物、細節、歷史背景、作者傾向等等。在大學階段，學生已經開始學習一些文藝理論，美學常識等等，對作品的分析應該已經進入美學分析的階段。

本文后面附錄的，網上流傳的，署名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的文章，就是這樣一篇雖然感情真摯，也比小學觀后感水平稍高，但還不夠中學水平的文章。

并不是說觀后感水平的文章不能寫。每個人都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水平去寫文章。關鍵是大量的觀后感文章后面所隱藏的社會思維方式和思維心理的缺失。

一、情緒思維

很多父母大概都有過這樣的無奈，當你勸孩子別玩兒了，趕緊做作業時，孩子會喊“為什么呀？憑什么呀？”你要跟他講的理，是他將來將要面對的情況，孩子們只管當下的興趣。

有些人大概有過這樣的經歷，當你跟夫人辯白一件事情的曲直時，夫人可能會說“你對我是什么態度？你還愛不愛我了？”你感到很無奈。

約翰遜總統在他的回憶錄中曾經寫道，他在和他丈母娘討論一個問題時，當他說完A準備說B時，他的丈母娘又回到了A。他說他的許多國會議員同事都是這樣，讓他感到無法理性的討論一個問題，只能用手段去解決問題。

這種在兒童和婦女身上較多存在的思維方式，被稱為情緒思維，與理性思維相區別而存在。與習慣于情緒思維的人是無法展開辯論的，通俗的說就是沒法講理的。

情緒思維在現實中大量普遍的存在，這些人認同一個“理”，并不是他真的對這個“理”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分析后認同的，而僅僅是因為他對另外一件“事”或“理”不滿，認為此“理”與彼“事”不同，為了發泄不滿和怨憤，而認同了此“理”。

還有一種情緒思維是，由于思想空白，或是思想叛逆，或是友情使然，或者干脆就是利益關系，接受了一種權威思想或偶像，從此將其作為一種圖騰，極力維護這些權威和偶像，而完全將理性排除在外。公開的或隱蔽的“粉絲”群，就是這種情緒思維的典型代表。

情緒思維有許多表現形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我上面所列舉的兩種方式相聯系的藝術思維和宗教思維。

二、藝術思維

佛洛伊德在他著名的《精神分析導論》的結尾，做了一段非常經典的關于藝術和藝術家的闡述。他說：

“事實上有一條從幻想回到現實的道路，那就是藝術。藝術家也具有一種內傾的性格，與成為一個精神病患者相距并不太遠。他是一個被過分囂張的本能需要所驅策前進的人。”

“因此像任何其他愿望沒有得到滿足的人一樣，他從現實轉開，并把他的全部興趣，全部本能沖動，轉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創造中去。”

“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懂得怎樣把他的白日夢幻加以苦心經營，從而使之失去那種刺人耳朵的個人的音調，而變得對旁人來說，也是可供欣賞的。他也懂得怎樣把它們加以充分的改造，以致他們那種來自禁欲的根源，不容易被人察覺到。”

以弗洛伊德的標準來分析，《芳華》的作者們顯然不是“真正的藝術家”，因為他們那刺耳的個人音調，太容易被人察覺到了。而他們的煽情和濫情也太廉價了，關于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進行分析。

藝術思維，是一種用形象思維的辦法，把情緒思維理性的表達出來的思維方式。它的基礎是形象的情緒宣泄，而一個藝術家是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件藝術作品是不是好的藝術作品，全在于他或它能不能理性的把控這種情緒宣泄，而這個理性就是藝術規律，這一點我們以后再談。

藝術思維不僅僅是藝術創作者在用，藝術欣賞者也在用。一件作品如果撥動了你的情緒心弦，那么恭喜你，按照美學家洛采的說法，說明你也具有了移情和聯想的效能，你也具有了藝術家的潛質。而如果你的情緒和理性同時在轉動，按照佛洛伊德的說法，你離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不遠了。

三、宗教思維

中世紀最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圣”奧古斯丁對宗教思維進行了最簡練的概括，他說：“了解是為了信仰，信仰是為了可以了解。”奧古斯丁的宗教哲學直接來源于古希臘最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柏拉圖相信有一個先驗的、普世的、亙古不變的真理，奧古斯丁只是把真理變成了上帝，而所謂的啟蒙思想家，只是再次把上帝變回了真理。這種對普世、永恒的信仰，縱貫了西方的思想史。

盡管這種思想的來源，大自然的永恒已經被科學所粉碎，自然科學已經不相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不變的，而人文學科仍然被這種信仰所籠罩。因為人們看待自然時，可以做到心平氣和，看待自己身邊的事物時，卻無法做到心平氣和，情緒占了上風，從而把某些認識極端化，宗教化。

宗教思維的來源有很多，固執的性格、頓悟、憤怒、同情心、偏愛心等等都有可能，而有些宗教思維更多來源于功利心。個人崇拜，偶像崇拜，明星崇拜，導師崇拜，普世價值，歷史終結等等，都屬于宗教思維的范疇，而恐怖主義則是宗教思維的極端化。

基督教“圣徒”梵高在破落后，接觸了大量底層民眾，同情心使他決心成為一個圣徒，花了幾年時間考取牧師。他當上牧師后，用自己的津貼來補助窮人，和窮人吃住在一起，堅定的實行他的信仰。而教會來人考察后，認為他是個怪人，把他開除了。梵高一直到死都沒有獲得他的信仰的原諒。

經濟學“圣徒”張維迎自認為是與計劃經濟斗爭的戰士和旗手，他在當了經濟學家幾十年后，突然發現了一個奧地利學派(這個經濟學家當的!)和這個學派中的兩個人米賽斯和哈耶克，于是他開始讀半個多世紀前就已經名聲顯赫的哈耶克，發現哈耶克的純粹自由經濟思想才是計劃經濟真正的敵人，于是他要拋棄包括佛里德曼主義在內的所有中間形態的思想，成為哈耶克的信徒。

其實張維迎不過是一個啟蒙思想家們所說的“創造上帝的人”，他真正信仰的人是他自己，為了使自己成為別人的信仰，他尋找或者創造一個上帝，使自己成為圣徒。

有的人就是相信“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世界上有純真、永恒、不變的愛情，而一旦他或她失去了這種愛情，信仰就會受到沉重打擊，從而選擇死亡。文藝家自己都不相信而寧愿相信的信仰，通過作品傳達出來后，卻可能成為殺人的工具。

《芳華》的作者真的相信一個團體會無差別的作惡嗎？她自己的經歷給予了她這樣的經驗嗎？顯然不是。她之所以一定要這樣去寫，不僅僅來源于她的藝術思維，還來源于她的宗教思維，她的信仰，而基礎就是她的情緒。

文藝作品也許不應該為自己的社會后果負責，但是社會也確實需要有一種東西來避免這種后果，這個東西就是大眾理性。一個社會是否具有大眾理性，是一個社會成熟的標志。

四、大眾理性

中國社會缺乏大眾理性，在對《芳華》的討論中，表現的非常明顯。這里沒有真正知識分子的身影，所謂的知識分子，也只懂得情緒宣泄。

其實對于缺乏大眾理性的社會，是可識別和有共識的。只不過人們知道“是什么”，而不知道“為什么”。

商業化無疑是原因之一。在商業化大潮面前，一切嚴肅的事情都被充分商業化，娛樂化了。歷史成了任人描畫的妓女，經濟學成了富豪的奴仆，政治學和法律學成了野心家的階梯。人們已經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整個社會對虛假的寬容度已經大大提高。

自媒體也是原因之一。自媒體賦予了言論自由，但言論主體的素質和知識卻大大降低了。現在就連一向主張言論自由的西方主流媒體，都對真正言論自由的到來感到擔心了。因為言論自由不但使虛假低劣的言論大量繁殖和流傳，而且正在通過商業化的渠道，使這些一向自認為嚴肅和高質量的言論閉嘴。言論自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從來都是建立在自由討論可以提高言論質量上，而現實卻是，無論哪一個國家，言論質量卻每況愈下。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教育。

中國教育的重要特征，是培養學生對現存結論的接受能力。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普遍思維能力較差，就來源于這種教育特征。

一個重要的實例，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xxx，也算是一個比較有名的所謂知識分子了，她的文章演講的一個最經常的主題，就是號召中國知識界回到十八世紀，實質上就是從一種接受轉換到另一種接受。

這個老太太，作為一個美國研究者和西方思想史研究者，可以說，這一輩子都是瞎忙活了。

十八世紀的歐洲，主要是法國，出現了一批思想家，主要是伏爾泰等百科全書派和盧梭。他們有一些研究結論，這些結論影響了法國大革命，開啟了現代西方政治的歷程。但是所謂回到十八世紀的主張，忽視了這樣一些重要的思辨：首先，十八世紀的結論是用什么樣的方法求得的，以及它建立在哪些思想的基礎上？第二，十八世紀思想家們的結論，是否是一致的，還是有內在矛盾，怎樣看待這些矛盾？第三，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對這些結論有些什么發展和修正？第四，西方政治史的實踐，與十八世紀的思想結論是否契合？最新實踐是否能引導出新的結論？

顯然，回到十八世紀的主張是典型的接受論而非思辨論，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

思維能力的培養，實際上就是十七世紀笛卡爾主張的科學思維方法。十八世紀的結論就是運用十七世紀思想方法的結果。

笛卡爾是重要的幾何學家，科學思維方法正是從幾何學的論證中發展出來的，雖然亞里士多德早就寫過《邏輯學》。數學不好的文科生不可能掌握這種思維方法。

笛卡爾科學思維的第一要義，就是從事實出發，絕對不能從權威的結論出發。這是因為科學思維有兩個最主要的方法，一個是演繹，一個是歸納。要保證演繹的結論為真，必須保證前提為真，并且論證過程是有效的。而所有歸納論證的結論都不保證為真。權威的結論不能保證為真，不能作為論證的前提。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回到十八世紀，不但是結論接受型，而且是前提不保證為真型。是完全錯誤的思想方法。xxx并非一個孤例，教條主義的宗教思維之所以在中國無論左右都成為思想的一個主要障礙，中國式教育所培養起來的權威接受型思想方法是主要原因。所以，中國的思想界如果一定要回到什么地方的話，那么首先要回到十七世紀的笛卡爾的科學思維方法。從這里出發，我們才能真正獲得培根所說的知識。

傳統價值正在崩解，懷疑之風正在勁吹。全世界都正在面臨新的思想大潮，像以往一樣，知識分子的主流正在充當衛道士而不是探索者，他們的歷史定位大約不會比中世紀晚期的圣徒和教士好多少。

【于中寧，察網專欄學者，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一級導演，曾任金雞獎評委等。93年后轉入經濟、管理理論研究和投資。著有《現代管理新視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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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方彬  來源：理論學習之家

然而，當我數度淚涌，甚至走出影院仍悄悄拭淚時，滿腹狐疑，什么原因導致那么多人開罵？是精神斷裂和價值觀紊亂后，所有人都在漫無目標地尋找發泄口？抑或采取“高級黑”的套路，搞“高級紅”（明貶實褒），以此達到炒作目的？

如果不是，那些沒有經歷過那場戰爭，甚至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即便經歷又善于遺忘的人，以政治正確，且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不著邊際，無關本質和要害的批判，就有點不厚道。這不是說不能進行批評，而是強調搞點真正的引人思考的批評。

為什么面對一個平和敘事的影片，我能幾度熱淚橫流？理由中或許蘊含著這部電影的意義和價值。影片讓我們以自己的人生感悟與故事主人公實現心靈上的互動。我對號入座了，因此實現互動，進而受到感動。或者可以說，我是在期待感動中被感動。很多情況下，不是別人在感動我們，而是我們內心儲備了被感動的情愫。

從媒體中早已得知《芳華》反映了中國軍人參加的最近那場戰爭，而那卻是一場吊詭的被我們有意從記憶中抹去的戰爭，作為戰爭的親歷者，我一直耿耿于懷，為此上書高層。所以，進影院前就向妻子索要紙巾。

戰斗場面不會讓我感動，但畫外音讓我感動。影片戰斗場面不多，就如同我三次參加邊境作戰，沐浴敵人炮火有兩次，且不激烈，即便這樣，看到戰斗場面，特別是劉峰渴望自己在戰斗中犧牲的畫外音，迅即把我帶回戰時一幕幕。面對飛來的炮彈，作為新兵的自己，心跳到了嗓子眼，但仍然向領導提出：“我去執行接線任務”。緊張乃至恐懼中請命，是因為從沂蒙山區走來的我想當英雄。請命時內藏私心，但瞬間還是產生出自我感動——原來敢于犧牲會讓小人物變化得偉大。這種體會伴隨我走到今天，推動我寫出《烈士是軍人的精神歸宿》，《只有犧牲才讓軍人變得高貴》等文章。我十分推崇軍人的犧牲精神，自己能夠在思想的道路上飛奔，也得益于這種精神的支撐。

我們一再強調，“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編導以他們的經歷和視角幫助我們記起一個時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實屬難得。我們從“激情燃燒歲月”中走來，面對激情不再燃燒的現實，精神出路在哪里？靈魂能否找到歸宿？影片沒有直面，但已經引發我們的思考，這就是影片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劉峰做好事不會讓我感動，但林丁丁的錯諤讓我感慨。劉峰做了很多好事，以至于周圍的人離不開，然而，背后還是有人嘲弄這個好人，并且仍然博得很多人的迎合。我也像劉峰一樣到北京參加英模會，回到連隊迎接自己的不是熱烈，而是熱水壺被人故意摔破，并且這個人恰是自己的老鄉。劉峰向林丁丁示愛，結果成了悲劇，尤其林丁丁能夠接受醫生和機關干事的撫摸，卻無法接受“學雷鋒典型”的示愛，這已經吊詭。記得當年有同事給自己牽紅線，對方以“一副馬克思主義面孔”回絕。那種尷尬與苦澀以至于讓后來的我特反感當典型。

這或許也是編導想表現的一個社會矛盾。我們社會似乎離不開道德典型，否則也就不會不遺余力地樹典型，然而生活中的道德典型在很多人眼里幾乎成了異類，這個群體中沒有幾人活得輕松，甚至沒有幾人真正活出自己。這就涉及到我們社會的思考和追問，以樹典型引領道德與西方社會通過宗教支持道德存在何種差異，我們既有的道德建設模式和路徑還能不能繼續，出路在哪里，這早就擺在面前，亟待解答。

何小萍一再受欺負讓人心痛，而過山車般經歷導致的精神失常，讓我不忍直視她步出劇場后的獨舞。何小萍這個小人物的人生讓我產生刺痛感，未必不觸動那一代人心中的痛。我入伍前有與何小萍相似的經歷，也是有那么一天，我成了英模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先后四次以英模身份登上天安門觀禮臺，觀看最具代表性的四次閱兵活動，全軍僅我一人），這種變幻雖然未帶來何小萍那樣的精神崩潰，但確出現心理不適。小人物的艱辛與痛徹無法不讓我淚流滿面。

觀察和分析何小萍的人生，或讓善思者關注一個民族品格缺陷。因為官本位和等級制度，讓所有人產生向上爬的動力，而每一個爬上去的人，幾乎都會回頭來俯視過去的同類或同一族群。因為俯視的心態，而不會產生憐憫，甚至還會在比自己更小的人物傷口上撒鹽，以別人的痛苦滿足自己不良的甚至扭曲的心理。今天，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民族人文品質塑造過程中，是不是應從中找到啟發呢？我們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民族靈魂深處注入博愛的精神因子，這是一個道德話題，未必不是一個政治命題。只要直面和思考，即便沒有結果，已經保證影片產生意義和價值。

……

關注了那些批評的聲音，比較集中的一點是以政治正確批評電影給軍隊和政府抹黑。

其實政治不總正確。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長達五年多時間里，解放軍先后派出280多萬人搞“三支兩軍”，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現“需要就是編制”的錯誤指導思想，軍隊快速膨脹。由此而來的問題幾乎是災難性的。1975年7月1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直擊要害，軍隊的問題“有五個字：腫、散、驕、奢、惰”。這就有了“百萬大裁軍”，有了《芳華》中的文工團裁撤。

真正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用心去回憶，一定會接受這樣的判斷，當時基層官兵的思想確實沒有今天這樣復雜，但政治不正確導致軍隊的優良作風被逆轉，問題叢生，也是不爭的事實。

以想當然批評《芳華》抹黑地方政府，更是南轅北轍。黨偉大并不意味政府偉大，中央政府好也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同樣好，尤其不意味著黨內和政府內的每個成員都好。進一步說，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不能保證處理好每個階層在每個階段的利益訴求。

事實上，自衛反擊作戰結束時，犧牲軍人撫恤金頂不上老百姓被撞死一頭牛的賠償，地方拒絕接受傷殘軍人帶有普遍性，即便接受后也往往輕慢，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流血又流淚”。所以，出現劉峰在海南被城管打的場景，完全符合那個時代。今天涉及復轉軍人的社會矛盾，許多就是那時所遺留。

馮小剛或許想告訴我們很多，但他未必能夠告訴我們他想表達的那么多。但這已經夠多，因為他帶給我們無限的思考。對于芳華已逝的我們這一代人，從中獲得那么多的感念，是近年來少有的。下來，一切要看我們以什么樣的視角和價值觀去發現，去感悟。

最后，忍不住作出一個假設，如果中國的影視界沒有了張藝謀、馮小剛、姜文這樣一小群導演，我們會不會只能觀看政治正確的抗戰神劇，或教人下跪當奴才的宮廷劇？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