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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應公正看待中國對非經貿

點擊：2276  作者：梅新育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9-25 08:20:37

 

 

 

前 言

 

中非論壇開過，中國與非洲之間的經貿預計還將進一步發展，但非洲國家國內和第三方對中非經貿的非議我們也不可忽視。特別是非洲國家內部對中非經貿的不合理要求和非議，我們不能自欺欺人無視。

 

2013年，我在FT中文網上與時任尼日利亞央行行長拉米多·薩努西（Lamido Sanusi）筆戰過一次，給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那場筆戰之所以令我難忘，是因為筆戰起因于這位先生當時在英國《金融時報》刊發了一篇文章《非洲必須拋棄對中國的浪漫期許》（Africamust get real about its romance with China，FT中文網報道文章鏈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79?archive），其主旨是強調中非經貿關系中的競爭和利益對立，而且文中多處對中國使用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剝削”這樣的刺眼字眼。而且以下因素大大增強了這篇文章的殺傷力和對我個人感情的刺激：

 

首先，習近平主席初次擔任國家主席之后首次出訪目的地就是非洲，此文特意選擇在習主席出訪非洲前夕刊發，其用心可想而知。

 

其次，尼日利亞是擁有1.49億國民、923768平方公里國土的非洲第一人口大國，經濟總量也僅次于南非而位居黑非洲第二，作者拉米多·薩努西（Lamido Sanusi）身為該國央行行長，政治經濟地位足夠高。

 

第三，薩努西之父曾任駐華大使，他本人小時候在北京生活數年。

 

第四，2011年9月6日，薩努西在人民大會堂宣布，尼日利亞央行考慮將其儲備的5%—10%轉為人民幣資產，并強調這是尼日利亞的戰略性決策。當時頗為引人矚目，中國《金融時報》記者袁蓉君女士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的新聞發布會現場給我打電話采訪，描繪當時的情景：薩努西特意身著中山裝，……，我很高興，對此作了熱情洋溢的評論，事后又發表數篇文章贊賞尼日利亞央行這一決策。結果一年半之后薩努西刊發這么一篇文章，對中國扣“新殖民主義”之類帽子，還特意選在習主席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出訪前夕，不能不令我個人深感刺傷，于是奮筆疾書，投稿FT，反駁他的論調。

 

薩努西后來在尼日利亞國內政治斗爭中失利，失去央行行長職位，轉任州行政主官。我注意到，這個新的位置可能讓他切身體會到了對華經貿對尼日利亞這類非洲國家經濟、社會、財政等等的積極意義，他在此職位上阻止了當地一些對華貿易保護主義行動。

 

這場論戰過去五年半了，但當時我們面臨的形勢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演，貼出這篇舊文，回顧這段故事，若能對諸君、對一線工作有所啟示，則作者幸甚。

 

本文原稿標題為“《非洲該如何現實地認識與中國關系？——與尼日利亞央行行長商榷》”，在FT中文網刊發時編輯修改標題為“《應公正看待中國對非經貿》”（FT中文網，2013年3月22日，鏈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564#utm_campaign=1P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刊發時有刪改，這里貼出原稿全文，標題使用FT中文網刊發時的主標題，保留原稿的副標題。

 

拉米多·薩努西（Lamido Sanusi）原文報道中文版《非洲必須拋棄對中國的浪漫期許》（Africa must get real aboutits romance with China）FT中文網鏈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79?archive。

 

FT中文網刊發我這篇文章時在標題下摘要如下：

 

“中國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尼日利亞央行行長薩努西的‘中國殖民非洲’論背離現實，對中國企業過多使用中國勞工和設備的抱怨也不合理。”

 

編者按如下：

 

“本文是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先生對尼日利亞央行行長拉米多•薩努西發表在英國《金融時報》的《非洲不應對中國心存幻想》一文的回應。”

 

另外，近日巴基斯坦高官就安西北庭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回顧我的相關舊文，供諸君參考。在任何事務上，我們都應該牢記站穩中國利益的立場，冷靜客觀，不要一廂情愿：

 

應公正看待中國對非經貿

——與尼日利亞央行行長商榷

 

尼日利亞央行行長拉米多·薩努西（Lamido Sanusi）先生在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廣泛的注意——《非洲必須現實地認識與中國的關系》（Africamust get real about its romance with China），因為這篇文章主旨是強調中非經貿關系中的競爭和利益對立，而且文中多處對中國使用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剝削”這樣的刺眼字眼。由于作者身為非洲第一人口大國尼日利亞央行行長，且其父曾任駐華大使，這篇文章的殺傷力由此大大增強。

 

作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徒，我理所當然支持包括非洲在內的貿易伙伴現實地認識與中國的關系，支持我國貿易伙伴發展本國經濟的意愿，但怎樣認識才是“現實”？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正是在這一點上陷入了誤區，而他和他的贊成者們對“現實”的片面認識又只能損害非洲在市場上的談判地位。

 

 

一、荒誕的“中國殖民非洲”論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章全文立論基礎和最搶眼之處無疑是這段文字：

 

“中國拿走我們的初級商品，把制成品賣給我們。這也屬于殖民主義的性質。英國人當年去非洲和印度也是為了獲取原材料和市場。非洲現在是在心甘情愿地張開雙臂擁抱一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

 

但具備足夠經濟和歷史知識的客觀觀察者不難看出此論之荒謬。中國與非洲國家貿易的特征是“中國出口制成品vs非洲出口初級產品”，這一點確屬事實；歷史上許多殖民主義國家對殖民地出口制成品而從殖民地進口原料，這也是史實；但即使不談中國并未對非洲國家實施“炮艦政策”，出口制成品而進口初級產品的貿易模式也絕不能與殖民主義劃上等號。

 

制成品出口國未必是殖民宗主國，而有可能是殖民地；初級產品出口國未必是殖民地，也有可能是殖民宗主國；在歷史上，這樣的情況非止一端，即使英帝國和沙皇俄羅斯帝國這樣的殖民大國也不例外：

 

 

當年沙皇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的波蘭工商業明顯比俄羅斯本土發達得多，以至于俄羅斯本土資本家紛紛要求政府限制進口波蘭制成品，難道當時的俄羅斯是波蘭殖民地？

 

就連英國人，最初到印度時也不是為了獲取什么原料，而是從手工業發達的印度大量進口棉布，以至于17世紀時英國有評論稱：“突然間，我們發現我國所有的婦女，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穿上了印花棉布”，而且“窗簾、坐墊、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它紡織品外幾乎沒有別的織品。”[1]難道我們因此能說那時是印度對英國實施了“殖民主義”？

 

今天的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在中國與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商品構成中，中國出口制成品比例都明顯高于進口制成品比例，進口初級產品比重則明顯高于出口初級產品比重，即使對美國、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公認強國、富國的貿易也不例外。

 

根據《聯合國貿易標準分類》（SITC）原則衡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在22類商品中，第1類至第5類全部屬于初級產品，第9、10、11、15類部分屬于初級產品。為計算簡便起見，即使僅將第1類至第5類納入初級產品計算，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對華出口中初級產品也幾乎都超過了一半，美國對華出口中初級產品占比也相當高，他們從中國的進口則無一例外95%以上屬于制成品：

 

2012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總額441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337億美元，占77%；中國對俄羅斯出口總額441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22億美元，占95%，制成品占95%。

 

2012年，中國從加拿大進口總額232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109億美元，占47%，若嚴格按照《聯合國貿易標準分類》（SITC）原則將第9、10、11、15類部分計入，從加拿大進口中初級產品占比大大超過50%；對加拿大出口總額281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12億美元，占4%，制成品占96%。

 

2012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總額1329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286億美元，占21.5%，對美國出口3518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88億美元，占2.5%，制成品占比97.5%。而且從美國進口中初級產品占比呈上升趨勢，2007年自美國進口總額694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82億美元，占11.9%，比2012年占比低9.6個百分點。

 

2012年，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總額846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656億美元，占78%；對澳大利亞出口377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13億美元，占3%，制成品占97%。

 

倘若按照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章的邏輯，美國、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就都是中國的殖民地了，而且美國遭受中國殖民壓迫的程度不斷加深，時至今日在某些方面已經比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還深，因為中國對美國出口中制成品占比比另外三國還高，但這樣的結論豈不荒唐！由于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章大多數斷言都是建立在這個邏輯的基礎之上，全文立論能否成立，可想而知。

 

二、“中國殖民非洲”論的邏輯將引爆非洲國家國內矛盾

 

不僅如此，鑒于非洲各國國內復雜的民族、部族、宗教構成與矛盾，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章的這一邏輯很容易被引入非洲各國國內爭端，激化社會矛盾沖突，激勵分離主義，拉米多·薩努西先生的祖國尼日利亞就是最大潛在受害者。

 

經濟規律決定了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不可能在各地區同步發展，總有地區以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為主，而有的地區以初級產品行業為主；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具有高度內部統一性的國家，人們不會把這種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區域分工上綱上線政治化，只會自然而然追求利用這種分工帶來的機會和潛力，就如粵北山區和粵西不會抱怨珠三角對他們實施殖民主義，湖南、江西不會抱怨廣東對他們實施殖民主義，濟州島不會抱怨首爾地區對他們實施殖民主義，北海道、九州、四國和本州島其它地區不會抱怨東京橫濱對他們實施殖民主義，相反，他們會充分利用珠三角、廣東、首爾、東京橫濱給他們創造的機遇。

 

但是，在內部統一性較低、民族宗教沖突錯綜復雜的國家，拉米多·薩努西先生的邏輯就很容易被應用于區域分工，把原本單純的經濟問題操弄成爆炸性政治問題，最后是除了矛盾激化外什么經濟發展的實事都干不成。須知撒哈拉以南各國并不是本土民族和部族自主發展建立的國家政權，而是殖民者的遺產；眾多部族尚未發展出成熟的民族認同，遑論國家認同了，199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浪潮又在許多方面鞏固、加強了這一點。錯綜復雜的部族、民族、宗教矛盾是幾乎所有非洲國家的長期沖突之源，尼日利亞獨立建國僅僅7年就因此爆發了血腥的比夫拉戰爭，300萬人在內戰中喪生，至今在尼日爾河三角洲、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居住區交界地帶，沖突仍無日無之。在這樣的情況下，拉米多·薩努西先生的邏輯會給非洲帶去什么？拉米多·薩努西先生和抱有與他類似見解的非洲人士念及此否？

 

三、發展本土制造業的關鍵是改善環境而非抱怨別國

 

當然，認為拉米多·薩努西先生的文章邏輯荒唐，不等于我們不理解我們的非洲貿易伙伴希望發展制造業、提升本國產業結構的愿望。事實上，我國政府為引導中國制造業企業在非洲投資生產、發展現代服務業付出了額外的巨大努力，突出表現為在非洲設立的數處中國經貿合作區，包括2006年在尼日利亞拉各斯西南設立的萊基經貿合作區，其目標是在當地建設幾個非洲的“深圳”。與此同時，在成本上升的壓力下，中國也在鼓勵東部沿海地區逐漸喪失比較優勢的成熟產業向外轉移，“騰籠換鳥”的提法早已提出并實施數年了。

 

然而，在發展本土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招攬產業轉移的競爭中，不是所有地區的良好意愿都能成為現實，制造業發展需要相應的環境，安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人力資源、公共服務、宏觀經濟穩定性、……缺一不可，只有能夠提供這些的國家和地區才能在競爭中勝出。越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對這些要素的要求越高。

 

從建國初的一窮二白到現在“中國制造”能夠打開和覆蓋世界市場，中國靠的并不是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中批評的什么“掠奪性政策推銷”，而是擊敗外寇，掃平全國數以百計的大小軍閥、土司、頭人，實現國內統一和平；消除民國時期天文數字通貨膨脹，控制財政赤字，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穩定；全民掃盲，實現接近100%的成人識字率；不斷改善基礎設施，在許多方面已達世界先進水平；建立全世界最完善產業配套，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鞭策各級政府不斷改進公共服務；……。

 

在新一輪世界產業重新布局中，中國中西部、東南亞、南亞次大陸、東歐、拉美、非洲在很多方面同場競爭，就連20年來一直被西方排斥在世界主要市場之外的朝鮮，也在努力打破外部制裁，力爭在這一輪產業重新布局中分一杯羹。面對眾多競爭對手，非洲在這些方面準備好了嗎？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在文中主張出臺對在非洲建立制造業的激勵措施，但是，面對非洲大陸連綿不斷的暴力沖突和橫行無忌的武裝匪幫，連拉各斯國際機場都能夠被武裝匪徒搶劫，非洲的賀晉年將軍和楊子榮在哪里？面對動輒兩位數甚至三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動蕩的匯率，非洲的陳云在哪里？還有年久失修的公路鐵路港口，……說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面對非洲安全和商業環境如此眾多的問題，要想發展非洲本土制造業，指責中國沒有任何用處，彎下腰身埋頭干活才是正道，商業環境的任何進步都要靠點點滴滴的實干去爭取，拉米多·薩努西先生以為然否？

 

四、經濟發展戰略和目標應實事求是

 

一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目標應當實事求是，注意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避免好高騖遠盲目追求不現實的目標。而且，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目標之間常常會存在沖突矛盾，這就需要決策者明了本國最需要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作出明智的取舍。許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遭受重挫，就是在這兩個方面出了差錯。我們理解非洲貿易伙伴希望發展制造業、提升本國產業結構的愿望，但這不等于我們就不該指出一些期望目標不切實際，或是自相矛盾。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的文章中流露出對一些資本技術密集產業的向往，這種向往可以理解，但根據非洲資本和技術缺口突出、基礎設施落后、安全環境惡劣、國內市場狹小因而不具備規模經濟、就業問題突出等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不應該被非洲國家政府列為重點發展領域，重點發展的應該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的產業，即使非洲國家耗盡國家精血建立起來，在一二十年內也不可能具備任何商業競爭力，甚至無法保證正常運轉。由于國家規模、社會統一性和政府動員能力存在本質差別，加之國際環境變遷，中國、日本、韓國能夠成功實施的某些經濟趕超戰略，其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無法復制。二戰之后數十年來，眾多發展中國家已經一次又一次在這個問題上交納了無數學費，非洲有多少本錢可以繼續交學費？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在文中第一節就寫道：“中國人則購買尼日利亞的原油。他們在非洲很多地方建立龐大的采礦業務。他們還修建基礎設施。但是，不同尋常的是，他們所使用的設備和勞動力是從國內進口的，不向當地人轉移技術。”在文章臨近結尾處又主張出臺確保雇用非洲人的政策。

在設備進口方面，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和建設使用中國國產設備，這種做法果真“不同尋常”？歡迎拉米多·薩努西先生列舉美國、歐洲、日本在非投資企業大量使用非洲生產先進技術裝備的實例。

 

中國企業是逐利的市場主體，即使中國政府制訂進口替代產業政策時也必須充分考慮滿足國內企業對不可替代的進口設備的需求；如果非洲能提供技術水平、價格、質量、服務具備競爭力的本地產技術裝備，他們沒有理由不采用當地設備，問題是——非洲有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裝備制造業嗎？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對中國在非企業使用國內員工的抱怨更是既張大其辭，又與其文章中提出的其它期望目標相互沖突。

首先，盡管存在許多渲染，但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的勞務人員總數并不多，國內年復一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使得中國政府越來越缺乏動力鼓勵國民勞務出口。

 

根據商務部統計，2012年，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51.2萬人，其中承包工程項下派出23.3萬人，勞務合作項下派出27.8萬人，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85萬人。2013年1月，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9萬人，其中承包工程項下派出勞務1.4萬人，勞務合作項下派出1.5萬人，1月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81.9萬人。

總數才80多萬在外勞務人員，即使全部派到了非洲，對人口十億的非洲就業影響幾何？在非洲的中國人再多，能比得過歐美前殖民宗主國人多嗎？

 

中國文化教育普及，中國國民的勤奮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國企業在數十年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已經鍛煉出了許多適用技術、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非洲國家勞動力素質則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技術管理能力等弱點，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1人類發展報告》數據，2005—2010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成人識字率為93.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成人識字率只有61.6%，為世界各大區域中最低，其中尼日利亞為60.8%。[2]

有鑒于此，與其說在非洲的中國員工奪走了非洲人的就業機會，不如說是非洲國家利用了中國教育和產業實踐的成果。歸根結底，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裝備和管理，這本來就是一國引進外資最重要的預期收益之一，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其如此，而許多知識技能是無法集中灌輸傳授的，只能通過長期的示范學習傳授。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抱怨中國在非企業使用國內員工，主張出臺確保雇用非洲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思考清楚本國和非洲最需要的是什么，沒有在相互矛盾的主張要求之間作出必要的取舍。

希望就業機會盡可能不肥水外流，這是正常的心態，問題是東道國勞動力素質能否滿足經濟建設需求？在本地人就業方面的要求是否會損害基礎設施和投資項目建設的效率、質量？這些要求是否會大大抬高眾多投資項目的不確定性以至于投資者退避三舍？外資企業接受這些要求是否會帶來投標要價提高等一系列后果？非洲目前是需要多快好省建設好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中所主張的“一流的基礎設施”，還是情愿為確保雇用非洲人而容忍基礎設施建設高成本、低效率和低質量？……把這些問題想清楚，明智的決策者該如何選擇，也就明白了。

 

與其抱怨中資企業雇用了太多中國員工，不如努力提高本國勞工技能和勞動紀律。畢竟把中國工人帶到海外工作成本起碼比在國內高一倍，倘若非洲勞工技能和紀律能接近中國員工水平，逐利的企業不會愿意承擔從中國國內派遣員工的高成本，抱怨無助于提高非洲勞工的技能、紀律和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

 

而且，對于東道國而言，其外資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讓企業正常經營盈利，從而能夠給東道國帶來稅收、外匯等各項利益。在不妨礙這一目標的前提下，雇用的本國員工多多益善。倘若由于強迫企業聘用太多不稱職員工而損害了企業效率，東道國反而因小失大。

 

隨著對非經貿的發展，自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以來，中國已經成倍提高了對非洲人力資源開發的投入，希望東道國政府珍惜中國人民的付出，充分發揮中國為其培訓人才的潛力，這樣才有利于激勵中國人民增加這方面的投入。

 

在更大的背景上考察，我們可以看到，與印度一樣，非洲許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就是過度僵硬的勞工制度。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前殖民宗主國相差甚遠，卻大量拷貝復制了歐洲那奢侈、不可持續的勞工制度。這樣的勞工制度現在在歐洲本土都難乎為繼，印度政府竭力企圖通過設立經濟特區等措施規避僵硬勞工法規的制約，難道非洲國家還能指望長久維持這套制度甚至進一步加碼？

 

希望非洲國家政治和輿論精英們理解，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過于嚴格的雇用和補償要求，貌似維護了勞工權利，實則并不利于非洲擴大就業，特別是不利于在現代產業部門最大限度創造就業機會。須知撒哈拉以南非洲勞動力市場的現實是絕大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勞動力都還集中于傳統“前現代”農業部門，失業率居高不下，如尼日利亞1991年15—64歲人口就業率只有52.7%，2008年進一步下降到51.8%，[3]且正規就業通常只占非洲國家就業總數的20%以內。

 

在此情況下，過高的最低工資標準，過于嚴格的雇用和補償要求，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業總人口不到20%的現代產業部門正規就業人員，占勞動人口絕大多數的傳統產業部門勞動者、脆弱性就業者和失業者無法收益，反受其害，因為給予小小的現代產業部門員工過高薪酬（按非洲標準衡量），無異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貴族，阻礙企業采納密集使用人力的生產方式，而是傾向于多用機器設備，阻礙農業部門勞動力轉入現代產業部門。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國內一小批貴族化工人與占多數的無業游民、農民之間矛盾必將日漸滋長。

 

相比之下，新中國建國初期的經濟恢復時期，曾提出一個說法“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當時新中國能在與美軍激戰朝鮮的同時僅用3年時間便完成戰后經濟恢復，比歐洲國家二戰后普遍花費四五年乃至更多時間方才完成經濟恢復快得多，上述勞動人事政策對穩定社會和發展經濟起到的積極作用不可低估。進此諍言，愿非洲有識之士三思。

 

五、責罵中國惡化非洲談判地位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的文章立論不僅不符合史實、事實和經濟邏輯，而且必然損害非洲自身在市場上的談判地位。須知中國與非洲貿易快速增長始于1990年代西方國家紛紛漠視非洲、眾多非洲國家對外經貿乃至整個財政走投無路之時，20年來，中非經貿之所以快速增長而令西方嫉妒，關鍵在于中國不干涉非洲內政，且愿意向非洲支付明顯高于西方國家的價錢。

 

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中“讓中國賺錢也讓非洲發展”的說法令人誤解中非經貿令中國單方面受益，實屬誤導。

 

盡管目前非洲已經走出1980—1990年代“失去的二十年”，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但其經濟基礎薄弱的基本面沒有改變，非洲的經貿合作伙伴不是太多而是還不夠，初級產品牛市終結、熊市臨近又在威脅非洲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在這種情況下，用誤導的說法損害非洲與其出價最高、增長最快貿易伙伴之間的信任，傷害中國民間對非洲的感情，惡化中國投資者對非洲投資環境的預期，難道能增強非洲在西方貿易伙伴面前的談判地位？

 

中國不僅是世界頭號出口大國，而且是全世界第二進口大國、進口增長最快的大國。

 

2000—2008年間，世界進口年均增長12%，美國、歐盟27國、日本、俄羅斯、巴西、印度年均增速分別為7%、12%、6%、21%、14%、14%（2005—2009年數據），中國進口年均增速則高達22.4%。

 

2009年，世界進口萎縮24%，中國進口只下降11.2%。

 

2010—2011年，中國進口增幅分別高達38.8%、24.9%，即使在世界經濟風聲鶴唳的2012年，中國進口仍然增長了4.3%。[4]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內消費連續10余年保持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增幅，[5]……

 

這一切為中國創造了旺盛的進口需求，而持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又確保了中國的進口支付能力，從而使中國得以憑借強大進口能力帶動貿易伙伴經濟增長，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果實。

 

從東南亞、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安哥拉到蘇丹，越來越多的貿易伙伴從中國旺盛的進口需求中受益越來越多。

 

中國又是世界矚目的新興對外直接投資大國，繼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幅后，今年頭兩個月，我國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又同比增長147.3%之多。特別是隨著歐美降低對中國投資的壁壘，加大招攬中國投資的力度，近兩年中國對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流量正在爆發式增長，其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紛紛加大力度招攬中國投資。

中國愿意通過進口和對外投資方式讓貿易伙伴贏得機會分享繁榮，也有理由希望其它國家投桃報李，對中國人員、商品和資本給予公正的待遇。盡管中非貿易在2012年中國外貿總量中占比不過5.1%，對非投資在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占比只有3.8%，但中國給予對非經貿的重視一向大大超過上述比例。相信拉米多·薩努西先生文章所代表的看法不是尼日利亞決策者的主流，也不能代表非洲大多數國家。

 

（2013.3.19，僅代表個人意見）

 

注 釋：

[1] O’Brien Griffiths and Hunt，Political Components of theIndustrial Revolution：Parliament and the English CottonTextile Industry，1660—1774，pp.396-398，p.413；轉引自梅俊杰：《自由貿易的神話》，第76—77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2]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1人類發展報告》，第158—161頁。

[3]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人類發展報告》，第190頁。

[4]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和世貿組織2009、2010年《世界貿易報告》數據。

[5] 2000—2012年間，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依次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15.5%、18.3%、17.1%和14.3%。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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