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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日開幕的越南共產黨12屆8中全會在10月6號閉幕時，越共中央宣教部和越共中央辦公廳聯合召開新聞發會宣布：“出席越共中央12屆8中全會的175名越共中央委員，以全票贊成提名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出任越南國家主席。”

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氏秋恒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這一消息強調：“黨的總書記出任國家主席符合黨章、符合憲法、符合民意”。

越南權力中樞由多頭政治向“核心”邁進

越南政治權力中樞有自己獨特的結構——多頭政治，即所謂“四駕馬車”集體領導體制。由四位不同的人分別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以及國會主席為四個權力中心的代表。

阮富仲

越南共產黨是越南的領導力量。從1991年6月召開的越南共產黨“七大”開始，越南領導核心演變為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三人組成的“三架馬車”。2001年4月越共“九大”開始，中央開始不設政治局常委，重設中央書記處，重大決定通常由政治局委員通過表決作出，緊急情況下由最高層直接定奪。自此，越共形成了一種互相制衡的集體里領導體制。

2006年越共“十大”后，越南政治體制改革提升了國會的地位和作用，越南權力機構由“三駕馬車”變為“四駕馬車”。

在越南政治權力中樞的高層，無論是“三駕馬車”還是“四駕馬車”，越共權力核心沿襲一種格局，即三（四）駕馬車分別由北部、中部、南部人物構成。

其中，黨的總書記基本上由以河內為中心的北方干部擔任，主管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工作；國家主席為中部為中心的北方干部擔任，主管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工作；政府總理一般由有在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工作經歷的干部出任，主管經濟工作。

越共中央委員，以全票贊成提名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出任越南國家主席，走的不是越共“七大”時“三（四）駕馬車”的路線，打破的不僅僅是多年形成的“南北兩個權力中心格局”；也打破了最高層權力平衡。

根據越南憲法規定，越南國家主席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內和對外的代表；其中含統領全國武裝力量（包括軍隊和公安）；擔任安全與國防委員會主席；決定是否給將領授銜、升銜或消銜等等。

阮富仲出任越南國家主席后，他不但是越南300萬共產黨員的“領袖”，更是越南9500萬人民的“領袖”。意味著越南政治權力中樞多年來沿襲的“多頭政治”，開始邁向“核心”政治。

由“多頭政治”變“核心”政治是迫于形勢

越南國家主席必須由國會投票選舉產生，阮富仲獲得中央委員的一致提名后，10月8日上午，到河內市還劍郡和巴亭郡與選民見面，感謝各位選民支持越共中央提名總書記出任國家主席。

阮富仲說：“這是形勢，陳大光主席罹患罕見疾病，治療未果，不幸突然逝世，現在這一職位空缺就需要有人立即補上。”

應該說，陳大光的不幸逝世，只不過是給阮富仲這位越共中央總書記同時出任國家主席一個契機，真正逼迫越共中央邁出這一步的是，越南國內政治異見勢力突起，對越共政權和越南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壓力，導致黨內意見分歧嚴重，越南共產黨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隨著開放程度的深入，國外思潮對越南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巨大沖擊。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各種理念在越南都有所體現，在思想理論界廣泛討論，迫使越南共產黨“重新選擇道路”。

另一方面，越南繼續秉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傳統，但在新的社會形勢下，那些不同政見者甚至流亡海外的原西貢政權的舊勢力，也在這個口號下回到了越南國內。這些原本異己的力量在取得合法身份地位后，并沒有成為越南主流社會的一部分，并沒有接受越南早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依然不斷地試圖改變越南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甚至試圖影響和改變政權。

無論是2014年5月中旬發生在越南的暴力騷亂，還是今年6月越南發生的一系列暴力“抗議”，均是一些境外勢力構結“國內部分政治投機分子”反對越南共產黨和越南政府暴力活動。

越南在理論和法律上規定了越共的領導地位，但在改革的實際進程中，越南國會已經幾次否決黨和政府重大決策，比如否決越南政府計劃修建貫通南北的高速鐵路計劃以及越中合作的鋁土礦項目。

2014年7月底，61名越共老黨員、越南官員，以及部分越南著名經濟學家，發公開信要求放棄社會主義。2013年9月，又曾有130名越南知名異見人士、媒體人、藝術家、教師、越共黨員和老戰士，聯名向越共中央和媒體提交一份公開聲明，要求政府進行大幅度改革。實際上簽名的大部分是來自越南南方的主張西化的人士。隨著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這些所謂的不同政見者一方面打著民主化改革的口號，企圖通過民主改革瓦解越南共產黨政權。

越南共產黨面對新形勢、新局面，阮富仲不得不在各個場合多次強調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指出保衛祖國不僅僅指保衛國家領土的完整，而且還要捍衛越南社會主義制度和越南共產黨的領導。

由黨的總書記，出任國家主席就是為了“強調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因此，陳大光的不幸逝世，恰恰給越共中央創造了一個“強調黨對國家的領導地位”的一個契機。

由“多頭政治”變“核心”影響越美關系

越南政治權力中樞，由“多頭政治”向“核心”政治權力轉移，或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認為是越南民主的倒退，勢必影響越南和美國的關系發展。

南越曾經是美國的殖民地，美國撤離越南時，很多南越精英跟著一起去了美國。越南統一之后，特別是越南與美國關系正常化之后，很多南越人又回到越南南部。這些從美國回來的越南人不僅帶回來資本和技術，還帶回來了美國的理念和文化。所以，越南南部經濟發達，思想開放，而且親美。

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也把越南作為在東南亞遏制中國的戰略支點，美國在全面解除了對越南的武器禁運后，越美兩軍國防部長和軍方迅速建立了戰略對話機制以定期交流信息和觀點。目前，特朗普搞“印太戰略”也極力拉攏越南加入。

但越南政治權力中樞，由“多頭政治”向“核心政治”權力轉移，或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認為是越南民主和自由的倒退。加之，隨著越南“核心政治”的形成，必然會加強對越南社會的國家治理，這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必將遭到美國的反對。將會影響越美關系的發展。大大降低了越南完全倒向美國的可能。

阮富仲是一個對華關系的穩健派。他主張與中國通過談判來共同解決南海爭端，在談判中為越南爭取到更多的權益，而不是以民間狹隘的民族主義來向中國示強，因為那只會適得其反。

目前清楚的是，雖然中越兩國有領土爭端，但兩國領導人都認為，雙方有很多共同利益，中越關系需要改善。畢竟，越南南方的某些政治勢力，已經有意將國名從“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了。

阮富仲本人長期從事越共黨建工作，有著豐富的黨建工作經驗及理論與實踐。作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同時出任國家主席，隨著他權力的擴大，對于確保越共不變色自然增添了重重的砝碼。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越關系就不會有摩擦了，只是總體可能會穩定得多。對越南共產黨而言，也面臨著來自體制內部的“信仰危機”的嚴重困擾。如果與美國靠得太近，不僅僅是得罪中國的問題，更有被美國顛覆政權的可能。

盡管美國有與中國競爭“爭取”越南的意圖，但從越南的角度看，也只是把自己的經濟、安全利益向外拓展，而且盡量不以犧牲越中關系為代價。

可以肯定，隨著阮富仲“核心”時代的到來，越南倒向西方的可能性就會小得多。

作者：江東流，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廣西東南亞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