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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標題借用電影《鐵道游擊隊》主題歌歌詞，曾刊發于《社會觀察》2011年第12期。現經作者授權，予以重新編發，以饗讀者。

2011年，世界各地，尤其是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美國和歐洲，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蕩。其實，這并不奇怪。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資源的絕對稀缺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政治的基本矛盾。面對這樣的矛盾，資本主義的解決方式陷入自我否定的尷尬。

一、難以為繼的“外圍供養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工業資本全球化，處于高勢能地位的資本向處于低勢能的外圍市場擴散，汲取優質資源，獲得高額利潤，并不斷制造新的外圍市場，由此不斷形成壓迫外圍市場的新優勢。

18世紀以來，資本全球化經歷了好幾波的發展，也經過了好幾波抵制。英國是“資本的母國”（馬克思語），也是資本全球化進程的第一源頭。資本必須從勞動者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把勞動力收入壓到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的程度，最后導致勞動力反抗資本。勞動者是國內最基本的消費群體，他們在為資本不斷提供利潤的同時收入卻越來越少，這導致國內消費市場的持續萎縮。這樣最初的資本中心國英國便出現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對立。19世紀4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嚴重貧困化，罷工、游行，就是資本壓榨與國內消費市場萎縮的直接后果。勞動者的反抗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在國內不可持續。

為此，英國資本只有向外擴張，先從英國登陸到歐洲，從歐洲勞動者身上獲得利潤來反哺英國，結果，英國國內的上述資本與勞動矛盾又轉移至歐洲，造成歐洲的兩極分化。歐洲在抵御英國資本沖擊的同時，也整體地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遭遇國內兩極分化的后果。為了擺脫歐洲各國內部兩極分化的矛盾，歐洲便在英國的帶動下一起向世界擴張，從外圍地區獲得高額利潤回流，這為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積累。這樣世界分成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及由此產生的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中心和外圍之間的矛盾是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壓迫階級（資本家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工人階級）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結果是在資本中心國發展的同時，資本外圍國家則整體性地陷入毀滅。

資本從國內向世界擴張的過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牧歌似的過程，但實際上則伴隨著極其血腥的暴力掠奪。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擴張到了亞洲。1840年、1856年英國對華發動兩次鴉片戰爭，1857年英國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在這幾場戰爭中，英國征服了中國和印度。此后，中印兩國的大量財富就從東方流向了歐洲。這些外來財富使歐洲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大大提高，歐洲的兩極分化問題也逐漸緩解。與此相應，從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階級斗爭逐漸失去群眾基礎，出現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原來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在東方利潤的滋養下變成“工人貴族”，坐享高福利。整個歐洲民族搖身一變成了壓迫民族，其內部“布朗基”[1]式的革命力量也隨之偃旗息鼓。歐洲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特征的“維多利亞時代”，一派歌舞升、，溫文爾雅的氣氛。

美國的情況同樣如此。南北戰爭后，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美國國內產生兩極分化并且勞資矛盾激化。19世紀下半葉，美國國內工人運動頻頻發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規模和影響都超過了今天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為了緩解國內社會矛盾，與歐洲擺脫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路徑一樣，美國政府從19世紀末期開始大規模進行海外市場開拓。1898年美國占領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加入歐洲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爭并從東方獲得大量的利潤回流。20世紀初，美國國內勞資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資本外圍地區如果被剝奪到極點，也會起來反抗。較早的美國獨立戰爭（1776～1783年）和拿破侖戰爭（1799～1815年），是美利堅和法蘭西民族對登陸北美和歐洲大陸的英國資本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2]。19世紀初的美英戰爭（1812～1815年）和40年代的歐洲大革命，是資本外圍地區對英國資本中心的第二次大規模的抵制。這兩次抵制產生了北美洲和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意識形態。

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又將西方資本剝奪第三世界的全球化進程阻滯了整整半個世紀。蘇聯解體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對西方資本設的籬笆坍塌，東歐全面開放資源、市場、勞動力，再次成為西歐的外圍市場，資本全球化波瀾又起。可以說蘇聯解體為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提供了新的外圍市場，美國資本在世界范圍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國放棄了實物生產，出現所謂“新經濟”，認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術和新概念就可以縱橫天下了。

資本中心國家在資本外圍地區不斷榨取剩余價值的后果，是資本在中心國家的少數富人那里節節高攀的同時，世界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持續下降，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2001年就發生了“9·11”事件和所謂的“恐怖主義”，這是全球化時期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矛盾激化的結果。為了壓制外圍地區對國際資本的反抗，美國開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戰爭。現在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軍說明資本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控制的失敗。再加上新興市場國家崛起，整個世界呈多極化趨勢，這迫使西方資本從外圍地區向本國收縮，將資本主義固有危機反轉壓至本國勞動者：裁員、減薪、削減福利。這又導致國內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國家發生的種種“占領”運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勞動和資本的矛盾激化的結果。

 二、“自由競爭”理論陷入尷尬

美國學者安迪·斯特恩在2011年12月1日《華爾街日報》網站發表文章稱：“喬布斯(Steve Jobs)和蓋茨(Bill Gates)的技術奇跡已經讓世界變成了平的。這迫使所有機構都直面世界歷史上很明顯的第三次經濟革命。農業革命是一場持續了大約3,000年的轉型，工業革命持續了300年，這次以技術帶動的全球化革命將只持續30年左右的時間。沒有哪一代人曾經在一生中目睹如此重大的變化。”這樣的成績使得“偏向保守主義、奉行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股東至上的模式在20世紀取得了極大成功。”而到了21世紀，這一模式卻逐漸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在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成為“經濟運動隊”的年代里，美國隊的成績慘不忍睹：10年間失業高企，30年間中位數工資停滯不前，貿易逆差，中產階級萎縮，只有最頂層的那1%的人的財富大量增加。[3]

資本主義發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兩端的困境：先是對本國勞動者的剝削以實現資本增值，結果導致國內革命；為了避免國內革命，資本便向外部擴張，通過外部剝削實現資本增值，以緩和國內矛盾，結果又激化了資本中心與資本外圍的矛盾。現在這個模式搞不下去了，資本增值的壓力又返回國內，引起國內勞動與資本的反抗。

資本主義想要擺脫目前的危機，僅靠自我調節是走不出困境的，即便再出一個羅斯福也不可能。資本中心國家自身已經沒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來它們的財富完全是靠外部戰爭養起來的，以至于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中軍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羅馬就是這樣，羅馬人通過戰爭從地中海沿岸掠奪了大量奴隸和財富，這些財富反使羅馬人不勞動，整個寄生和墮落了。結果地中海戰爭中一朝受挫，羅馬就衰落了[4]。今天的資本中心國家也是這樣，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個象蘇聯解體后那樣新的外圍空間，其衰落的命運是必然的。

那么這個“新的外圍空間”在哪里呢？目前看它們已將目標瞄向中東和中國：在中東是為了資源，在中國是為了市場。美國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義上的，而實質是為了控制資源豐富的資本外圍地區。2002年小布什在《國情咨文》中明確表示：“我們必須以在海外所體現出的決心來加強國內的工作，我們將贏得這場戰爭，我們將擺脫這場經濟衰退。”[5]歐洲打利比亞，其深層次的原因也是歐洲自身遭遇危機，需要大量的外部資源來化解矛盾。另一個就是中國，如果中國倒了，幾乎整個亞洲都會成為西方資本的依附性和無障礙市場。與蘇聯解體后果一樣，這就會為西方資本帶來新的復蘇，為此，2010年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國也正式提出“重返東亞”。

生存，還是死亡？這對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確實是一個問題。

窮時防賊，富時防匪。中國并不會因為富裕就沒有安全問題了，相反，我們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絕不能盲目樂觀，以為危機都是別人的。事實上，別人的危機來了，也就意味著你的危機來了。今日資本主義雖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質上與馬克思和列寧時代并沒有什么不同，資本主義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斷擴張外圍，失去了外圍，留給資本主義的就是國內社會革命。資本的世界就是叢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會因為我們加入了世貿組織，參與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國為“伙伴國”。

我們加入世貿組織已有十多年光景，一開始我們并不了解它的規則，和18世紀末的法國一樣，以為只要加入資本中心體系，我們就進入文明行列，就可發大財。可事情并非那么簡單。1786年法國跟英國簽訂《伊甸條約》，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自覺“融入全球化”進程，就會受惠于英國工業，就會與英國一樣快速發展。但法國沒有想到英國資本的勢能比較高，產品的附加值比較高，英國工業生產體系處于優勢競爭地位，這使法國經濟不堪忍受英國資本的沖擊，農民失地涌進城市，工人普遍貧困，社會矛盾激化，最后爆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事后看來，法國革命的內在動因就是前面講的資本外圍國家法國對中心國家英國壓迫的反抗。

國際斗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財富的分配權。資本的世界就像兩個正反倒置重疊在一起的三角形，倒三角是資本，正三角是勞動力、資源等。資本配額最少的地方是勞動力最多的地方，勞動力最少的地方則是資本配額最多的地方。少數財團占據著資本份額的大部分，而多數人，尤其是提供體力勞動的勞動者和提供原材料的后發國家，在國際資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額卻是很少的。原材料、勞動力和資本交換時總處于弱勢。這就是目前南方國家為世界市場提供的勞動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們現在總說英國是自由貿易國家，其實它在最早的時候對技術是絕對壟斷的。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說過，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貿易原則。落后國家在面臨高勢能資本沖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沖垮的。俾斯麥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國迅速崛起。

美國工業化起步之初，對于本國工業的保護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戰爭后，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制造業產品的進口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于當時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1913年，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優勢地位確立，此時美國的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6]。

所以，絕對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競爭”。當處于資本鏈下游的時候，任何國家要搞自由競爭，都必將一敗涂地[7]。中國的自主發展和穩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接受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資本妥協，沒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8]

三、歷史正在向馬克思和列寧回歸

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戰而勝”（尼克松語）[9]的喜悅中。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普世性的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告終。美軍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時,福山對“歷史終結論”有所反思，這時的福山又認為，穩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體制的建成，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一種偶然的運氣。[10]

既然是“運氣”，那就不會是歷史。歷史只能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曾以“歷史終結論”論走紅于西方世界的福山面對今天的歷史，顯然已失去了解釋的能力。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后，世界的目光開始注意到馬克思和列寧。人們從“占領”運動中體悟到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11]和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2]的判斷。據報道，2011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的銷量比2005年增加兩倍，是1990年的100倍。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國萊比錫大學的校園[13]。

人們發現，馬克思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并沒有為人類貢獻出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列寧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來，它只是在維持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斷經歷著同一種危機，面臨著同一種矛盾，用同一種高代價的方式即危機加戰爭的方式解決矛盾。其間，只有技術更新和危機的重復，而沒有存在方式的更新，結果是它對世界的創新速度遠趕不上破壞的規模。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批評東方中世紀歷史，只有“隨意動蕩而沒有什么發展”，因而是“非歷史的歷史”。[14]他說古代東方發生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為在這一切不息的變化中，還沒有任何的進展”[15]。當代資本主義的衰退不正是對黑格爾筆下的東方“衰退”特征的復制嗎？

列寧曾做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論斷，但這不能被庸俗地曲解成資本主義馬上就要滅亡了。與理解馬克思“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的思想一樣，理解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諸如“垂死的”[16]“寄生的”“腐朽的”[17]等概念，應先手從黑格爾的“揚棄”概念入手。發展，本質上是包含“揚棄”的歷史運動。若從“揚棄”的視角觀察，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論斷是相當深刻的。自列寧之后的世界資本主義已失去了自我揚棄（改造）的能力，目前，在世界治理方面，西方國家除了使用拳頭，別無所長。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資本主義已沒出路。我們做出這樣的判斷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明天就會迅速滅亡，而是說如果中國不倒，我們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時限可能就在本世紀前半葉——就會見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劫數。為了擺脫目前的危機，今后西方必然會把內部的禍水引向資本外圍地區。現在西方雖然經濟上衰落了，但是軍事裝備和技術的實力還在。世界最終是靠實力說話的，實力首先是依托裝備和技術的軍事實力。戰爭離我們并不遠，西方缺的只是一個“理由”。中國國內一旦出現動蕩，西方就會對中國下手；如果中國倒下，中國連同它創造的財富就會成為繼蘇聯之后被送到西方餐桌上新一輪等待瓜分的盛宴。我們目前的問題是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對自己國家已獲巨大成功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覺，明明自己走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對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卻一直懷疑自己還不夠“普世”。心理上“繳槍”了，真正的危險就會悄然而至！

注 釋：

[1]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馬克思的同時代人，法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革命家，空想社會主義者。1830～1879年組織工人起義，曾多次被捕。1871年巴黎公社選舉時他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委員。1879年4月在獄中的布朗基當選法國議會議員。6月出獄。這時他已74歲，前后在獄中度過30多年，有革命囚徒之稱。出獄后他仍保持旺盛斗志，繼續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881年1月1日逝世。1月5日，近20萬人為他送葬。

 [2]關于美國獨立戰爭，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說：“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稅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李斯特通過對美國經濟的研究，對當時流行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批評，他說：“美國早期以及比較晚期的經驗都證明，當這樣的（經濟，筆者注）恐慌發生得最頻繁、性質最嚴重、破壞性最大的時候，也正是（美國，筆者注）對英國商業往來限制得最不嚴的時候。”關于法國遭受英國資本沖擊的后果，李斯特是這樣描述的：“使法國人大吃一驚的是，他們在英國行銷的只是一些時興貨和小工藝品等雜貨，這些貨物的總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國所提供的卻都是主要必需品，總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國工業家在價格、質量以及賒銷條件各方面所提供的，處處勝過法國的工業家。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競爭以后，法國工業家已瀕于破產之境，法國的制酒商所獲甚微，于是法國人想趕緊止住這種惡化現象的演進，取消了這個條約。結果所獲得的只是這樣一個教訓：已經發展起來的工業可以在幾年之間一敗涂地，已經受到摧殘的工業要想用整整一個世代的時間使它恢復卻不那樣容易。英國的競爭在法國已經引起了對英國貨的愛好，習慣既已養成就很難鏟除，結果是發生了廣泛的、長期繼續的走私買賣，一時不容易撲滅。而在條約廢止以后，對英國人來說，要他們對伊比利亞半島的烈性酒重溫舊好，卻并沒有什么困難。”參見[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88、97、68～69頁。

[3] [美]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美國需要中國式計劃》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2/c_122368474.htm。

[4] 恩格斯說：“奴隸制已不再有利，因而滅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隸制卻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人的生產勞動。于是羅馬世界便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是已經不能成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后者是還不能成為這種形式。只有一次徹底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147頁。

[5] 《布什2002年國情咨文》，http://wenku.baidu.com/view/a442f9e59b89680203d825d8.html。 

 1820—1913年工業化國家制造業產品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

[6]轉引自高梁著：《挺起中國的脊梁：全球化的沖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7] 拿破侖曾深有感觸地說：“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轉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69頁。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9] ［美］尼克松著，王觀聲、郭健哉、李健英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

 [10]劉杉：《福山——從“歷史終結論”到對中國模式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9月6日。

 [1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頁。

 [12]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0頁。

[13] 《歐洲爭論資本主義出路 馬克思〈資本論〉再暢銷》,

http://news.sohu.com/20081121/n260772792.shtml。

 [14]［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頁。

[15] ［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頁。

[16] 列寧：“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3頁。

[17] 參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7頁。

（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