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論是從100多年前中國屈辱的近代史作為回顧的起點，還是從最近70年中國民族快速復興的過程出發，都需從全球史的架構來理解中華民族再興對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意涵。在這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展望未來。中國70年來走的道路，當然有曲折，但也有很多方面是史無前例的，突破了過去各種不同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中國肯定要超越他們。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既有的發展軌跡，那么她必然會進一步影響到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她已經開始在深刻地影響全球社會，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不僅如此，這一作用將來還會更關鍵，而且她的關鍵程度甚至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作用。

圖1：兩千年世界經濟中心的移動路徑

上面這張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志刊登的歷史地圖很有趣，它是根據歷史數據所繪制的，展示了過去2000年來，人類全球經濟活動重心的移轉。該圖從公元元年開始，在前面1600年的時間里，以全球為范圍，世界的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動的范圍非常小，一開始它非?？拷环Q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然后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板塊長期占有非常重要位置。

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當時來講各方面是比較先進的，因為這兩個古文明板塊的存在，當然還有沿地中海的古希臘、古羅馬等等，所以把各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后，全世界經濟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上述這些位置，也就是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兩大文明板塊。但是在1800年以后也就是19世紀開始，全球經濟重心的移動非?？焖?，一直在往西走，這就是西方的崛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化。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邊牽引。一戰之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基本上已經超過大英帝國，在二戰結束的時候更是達到頂峰。因為美國的板塊份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大西洋的中間。

接下來，這種情況又開始起變化了，西歐戰后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后就開始慢慢往東。盡管有日本的興起和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等等，但因為美國也在發展，所以移動速度并不快。但是1980年以后全球經濟重心則快速地往東，世界經濟完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因為有中國大陸的快速興起。因此，到2010年、到2018年，以及未來的2025年，重心還會繼續東移，當然之后可能會再往東南一點，因為印度也在快速發展。

是什么力量把這個重心一直往東牽引？答案顯然就是中國興起，它是最大的一個牽引力量。所以這張圖很有趣，因為它預告了不久之后人類經濟活動的重心可能會回到19世紀初的歷史起點，甚至回到更早的歷史起點，也就是回歸到更悠久的歷史常態。如果從構成來看，過去三四十年間很多所謂的“全球趨勢”主要就是中國趨勢。因為中國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趨勢就影響了全球大趨勢下的各種指標變化，并且中國還在持續前進。

有了圖1的背景知識，我們對圖2的理解就更清楚了。

圖2  1820-2016年各國占世界GDP的比重

這是在過去200年歷史中，根據購買力等值（PPP）的GDP來繪制的圖。從1820年也就是嘉慶年間開始，到1950年也就是二戰后美國達到頂峰的時候，整個人類歷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興起，這些西方國家還是處于絕對支配的地位，并且一直持續到1970年。

上圖中最上面深藍色的部分當然是美國，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然后是英國（這些都是央格魯薩克遜民族），然后是法國、意大利跟德國，接下來就是荷蘭等這些中小型西歐國家，以上合起來就是傳統定義的“西方”。所以有將近兩百多年，西方是人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其他地區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們殖民的對象。

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這兩大曾經占全球經濟份額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對的比重一路下滑，印度更為嚴重。戰后初期比較突出的是日本的興起，但從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來，非西方世界開始全面興起，尤其是亞洲，其中中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歷史紀錄，前無古人，對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后很難有其他文明可以再復制。圖3揭示到：從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里，中國的GDP增長了36倍；歷史上，另外一個曾經出現大規模、大板塊、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美國，尤其在南北戰爭之后的工業化進程中快速興起。

但是美國花了多少時間才讓自己的GDP增長了36倍呢？他總共花了117年，也就是中國的工業化追趕速度是美國的3.9倍。所以為什么英文世界的媒體經常說“China Speed”。什么叫中國速度？這就是中國速度，史無前例，尤其是在那么幅員遼闊的版圖之上建設“奇跡”的速度。所以這很自然地讓包括西方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感到震撼，甚至帶來壓力。那么中國的興起，在全球的范圍里的作用就是引導全球趨勢。

圖3： “中國速度是美國速度的3.9倍”  

圖4告訴大家，整個人類社會的貧窮問題以及消除貧窮，讓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能夠脫貧，擺脫絕對貧窮線，對聯合國來講是最大的挑戰。在戰后也就是1945年以后，出現了嬰兒潮，所以雖然拼命地發展、拼命地減貧，但是貧困人口總數還在增加，這對整個地球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趨勢，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后，它的轉折點就慢慢出現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

進入新世紀不管是絕對貧窮人口的比例還是總數都在快速不斷下降，這里面中國做了最大的貢獻。不僅如此，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國還拉抬了很多相對落后的國家，中國對幫助他們消滅貧窮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圖4：世界貧困的“終結”

所以如果中國的“兩個百年”目標達成了，它下一個目標便是要對全人類承擔更大的責任。當然，任何經濟發展都會有負面的作用，經濟學術語叫外部性。當中國在方方面面都以這樣的神速發生變化，對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沖擊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中國工業化的速度是美國的3.9倍，但正如圖5所示，中國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國的3.9倍。在很短時間里面，中國從一個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經濟體（圖5中的深色藍線）迅速變大，尤其是在1980年后直線上揚。雖然中國人均的碳排放量還只是美國的1/4，但總量在2008年前后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中國的這一趨勢也將會影響全球氣候變化趨勢。

圖5：世界碳排放示意圖

在我看來，中國的興起將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首先，中國的快速興起，賦予了經濟全球化一種巨大的推進力量。這很有意思，也是一種辯證關系，中國既受惠于過去35年、40年的經濟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成為推進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前所未有。所以過去三十幾年的全球化，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也就是說它的動員、席卷、滲透的力量、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全球化，而且把全世界所有社會都吸納進來。

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地域或人群可以完全不受到它的影響或者是牽引，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中國正是對這樣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但卻是最關鍵的作用。

其次，中國的快速興起，在不知不覺中，有意無意中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基礎，打破西方壟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因此也就推動了國際秩序的轉型，當下正處于這一過程之中。

因此，中美之間的摩擦，戰略的猜疑可能越來越尖銳。也許對西方國家來講，中國的快速興起未必是他們都很樂意看到的趨勢，但是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講，中國的快速興起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將增強他們自主發展的可能性。

因為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它的文化、經濟的導向多多少少都是朝向他們的前殖民宗主國，很多國家在很長時間內各方面都依賴曾經殖民過它們的國家，像法語非洲依賴法國，被英國殖民的一些國家在制度、認同和觀念等很多方面依賴英國。

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跟聯系比較薄弱，但是現在不一樣。所以對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非洲乃至拉丁美洲而言，中國能夠拉抬它們這些非西方國家，能夠全面釋放出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而且中國主動去深化南南合作這個釋放出來巨大的潛力，這種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為如此，中國絕對可以對全球化未來的路徑、指導思想或者人類社會各地域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交換的游戲規則，產生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可以推動世界秩序的重組。因此，中國的興起就加速了從西方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為什么中國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呢？這就有必要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過去35年來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正是在于它的速度、它的滲透力與席卷力。“超級全球化”推動全世界各個社會參與一種非常細密復雜并且緊密的經濟分工，在生產、金融、信息等各個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還有人員的流動都超越過去的歷史紀錄。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說是“三駕馬車”同時在牽引“超級全球化”。

“第一駕馬車”就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他們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

這種信奉市場萬能的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要給資本最大的自由，給民營企業最大的自由。他們不僅在西方國家推動這個新自由主義革命，而且還把這一思想推廣到全球，而且在各個不同的層級都灌輸這樣一種思想，促進經濟一體化，或者在WTO這樣的體制下，全面地推動貿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貿易區，讓各種生產要素流動越來越自由，以達到經濟學家口中的跨境“交易成本”趨近于零，這就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講的“地球是平的”。人為障礙（其實也不一定是障礙，因為那些管制有些是好的），凡是被市場、被資本看成是障礙，就把它排除掉、解除掉。

“第二駕馬車”就是信息和通訊科技的突飛猛進。

可以想象，在1990年代以前，我們從臺灣去美國留學，根本不可能打長途電話回家報平安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接到長途電話肯定不是好事情，費用太高，但是現在所有越洋的通訊都是免費的，而且還可以視頻。

當然，還有“第三駕馬車”就是中國快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可想而知，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一躍成為全世界最大制造業平臺和全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所以不管用什么指標來看全球化，它在過去35年的演進速度是驚人的。

從圖6中國家的貿易依存度（淺粉色線）來看，根據右邊縱座標它占每個國家GDP的比重，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都是快速上揚，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為止才停頓。但是更驚人的是左邊縱座標度量的深紫色這條線，也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每個國家的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合計，占自己GDP的比重。

從左邊縱坐標來看，金融國際化程度在70年代的時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為那時候跨國資本流動的管制非常嚴格，美國資本帳也是不開放的，歐洲也不開放，更不用講其他國家，更沒有什么衍生性的跨國金融交易，石油與大宗商品期貨交易也統統都沒有。

圖6：衡量全球化的兩個指數：金融與貿易    

但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這條紫色的線迅速上揚，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就是2008年的時候，平均達到全球每個國家GDP的近400%，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表現出一種龐大的、相互依賴的全球金融融合。但這里面其實有很多虛擬交易造成了巨量熱錢跨國流動，造成了資產負債表的巨大變化。這一波全球化非常特殊的一點就是它能夠發展出來由跨國企業牽頭的極為復雜精密的全球產業供應鏈。

試想，一個高科技產品，里面幾百個、幾千個小的零組件，分別由參與相關產業鏈的二三十國家生產，然后通過天衣無縫的協調、管理，最后匯聚在裝配線上，產生一個最適當、最有效的生產流程和資源配置方式。

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手上的iPhone，它不是在深圳就是在鄭州新區裝配的，零組件來自于20多個國家，由富士康這樣一個典型的代工廠商來組配。如果沒有數字、信息等科技的突飛猛進是不可能有辦法管理和協調的。

另外就是數位科技也讓勞動要素可以更自由的流動。在新自由主義革命推進下，資本的流動已經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無需多言，信息也是如此，唯有勞動力的流動還是受管制，因為它的社會沖擊很大。但是在經歷信息跟通訊革命以后，勞動已不需要真正的在地理空間上移動，它同樣可以攬活。比如你今天給美國的一個航空公司客服專線打電話，你也不知道接電話的人在哪里。他可能在菲律賓，也可能在孟加拉，他就是“電信移民”。

不僅如此，全世界服務業中的低階勞工事實上構成了一個勞動市場，因為沒辦法管制，你在邊境筑高墻也沒有用，管不了這個。所以它的確對西方國家普通的勞工沖擊太大了。你可以想，在美國某醫院里面去解讀X光掃描的或者要寫檢查報告的那個人，他可能跟孟加拉同樣一個有執照的技師一起搶這個工作，而另外一邊只要1/20的工資，他就愿意做這個事，當然以后可能人工智能（AI）就可以做了。所以這個變化太大了。

那么再來看過去35年，中國加入全球化的變遷。圖7所示，在新世紀交接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19%到20%之間，中國的勞動力占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近1/4，因為中國勞動參與率特別高，所以顯示中國勞動規模的這個圓形占的面積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它比印度要大很多，因為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非常低，而中國非常高，婦女占勞動力供給的45%。

圖7：2010年相關國家的勞動力規模、性別組成與參與比例

因此，那么大一個勞動群體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是史無前例的。日本興起也未曾帶來那么大的沖擊，“四小龍”更不用說。正如圖8所示，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平臺，已經超過制造業日益空洞化的美國，很快就要超越整個西歐了。

圖8：世界制造業產出的地區分布

那中國最驚人之處在哪里，就是它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面，在全世界產業分工里面，可以快速晉級，從勞動密集技術門檻很低的制造業，快速地往高端攀升。所以圖9顯示在短短十年里面，中國很多高科技產品出口在全球市場的占比不得了，有的占到20%、30%，甚至接近40%。這個增長速度非常非常快。

圖9：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所占全球比例

因此，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自由化，信息科技革命以及中國的全面融入這“三駕馬車”拉動了“超級全球化”。同時，“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后果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達伊·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超級全球化”基本上導致兩個后果，一個是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尤其是除了美國以外的那些國家。因為它們都是中小型國家，所以國家的經濟決策權會慢慢流失掉。比如影響歐洲人生計的主要決定都是在歐盟做，而不在各國首都或不由各國國會做，或者有些決定也不是歐盟做，是IMF在做，甚至也不是IMF，而是Google、Microsoft、Facebook等超級跨國企業在做，他們做出了影響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種決定。

另外一個后果就是他擔心的西方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全面動搖。道理很簡單，因為本來民選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社會保障職責和經濟發展職責。這兩個職責都是建立在國家有能力主導經濟的基礎之上，如果國家經濟主導能力跟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去滿足公民對它最基本的要求跟期待。

球化產生的經濟紅利是巨大的，但是極少數人在瓜分這個經濟紅利，尤其是“超級全球化”必然帶來風險與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國家里面，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勞工群體，實際上正承受各種生活壓力、就業壓力的擠壓，還有社會保障越來越不足的問題，所以他們是絕對的受損者。

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并不突出，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因為并不是中國貧富差距沒有加大，而是即使中國收入較低的農民工，他的絕對收入、生活水準，在二三十年里面，還是明顯地上揚。

為什么？因為中國是一個快速增長的國家，中國的增長速度是10%、8%，但歐洲不是，歐洲現在進入了0到1之間的增長。日本更不是，日本幾乎連續30年都是接近于0的增長。

“超級全球化”尤其是美國跟英國推動新自由主義這樣一種思路，改變了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游戲規則，改變了資本跟勞工之間的權力關系，削弱了國家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再加上所得與財富分配又嚴重不均，因此在全球范圍，一些具有絕對市場壟斷力量的巨型跨國企業，變成了全球范圍真正享有權力的主體。

它不僅在市場上有非常強的壟斷地位，可以排除人家來跟它競爭，它還可以影響幾乎所有國家政府的政策。美國牽頭的TPP談判中最后的附件和具體規則，提議的都是美國的跨國企業，科技公司、制藥公司、跨國銀行等，它們雇傭美國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制定這些規則，然后交給美國談判貿易代表去和對方談判。

在這種情況下，規則復雜，專有名詞晦澀難懂，法官都搞不懂，將來還是得找這些受顧于跨國企業的大律師來解釋。而且將來有貿易糾紛打官司也是來找這些大律師事務所，因此這些大律師也是兩頭通吃，也是跨國企業權力行使的代理人。

圖10：營收位居世界前100位的經濟體

圖10便很簡潔地反映了全球權力結構的扭曲。如果以企業營收和政府收入作為比較基礎，將跨國企業（紅色）與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黑色）都視為經濟體。那么前100大經濟體中有70個是跨國企業，只有30個是國家。大型跨國企業中排名第一的是沃爾瑪，它的2017年營收比西班牙、荷蘭、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政府收入還要大。

所以當大多數國家面對這些大型跨國企業時，根本沒有什么談判籌碼。主權國家的政府要去監管它，要去給它制定各式各樣的法律，非常困難，而且這些企業基本上在全球各地都不太需要繳什么稅，他們不但可以設法避稅，還向各國政府要求租稅補貼，都被寵壞了。

那么這導致的結果是什么？就是現在在世界遍地開花的逆全球化政治，尤其在西方國家內部民粹主義風起云涌。為什么？因為大量的中產階級開始跌入貧窮，藍領階層以前高薪的工作早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家庭都是在經濟停滯、收入停滯的邊緣掙扎。

圖11：興起的民粹主義——多年來生活狀況的停滯

圖11進一步表明，過去新自由主義改革推進得越激進的國家面臨的問題越嚴重。有經濟學家說不是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中國搶了工人的工作，而是自動化、是信息化，也對。但是信息化跟自動化不必然一定會搶掉工人的工作，要看怎么引進新技術。在瑞典這樣一個國家，因為它有各種與勞動相關的法律，還有很多社會規范的約束。所以任何企業在引進新技術的時候，它一定說的是“機器怎么幫人”，而不是“機器替代人”。這就是社會制度引導技術引進時的路徑，但在其他很多國家未必是這樣。他們引進機器，就是要淘汰人力。

所以從平均數來看，在過去的十幾年里面，意大利、美國80%以上的家庭所得是停滯的，當然也有倒退的，所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動蕩、社會沖突，背后的原因是累積的，是過去35年經濟地位跟社會結構的一種劇烈改變，然后對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嚴重不利。

因此，特朗普這樣的民粹政治人物也是在這個大潮流里面崛起，突然之間像政治泥石流或者火山爆發一樣，把主流政治人物沖垮。他一上來就搞激進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所以很多西方國家很擔心特朗普把美國過去的外交政策中的很多傳統、價值觀、美國過去所積累的國際信譽以及過去美國自己親自打造的國際體系完全棄之不顧，而且有些國際制度和機制在他激進的單邊主義之下已經完全癱瘓了， WTO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發動貿易戰，對歐盟也課徵懲罰性關稅，對中國更不用講。

現在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是第一大貿易國，這兩個最大的貿易國打仗，打得如火如荼，WTO在旁邊一籌莫展，它既無法調解也無法勸阻，基本上等于全面癱瘓了。而且特朗普還威脅，說WTO根本一無是處，他要帶領美國退出聯合國架構下面各式各樣的多邊協議，甚至連美國過去主導的世界秩序里面最重要的基礎或者組織——大西洋聯盟，就是跟西歐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價值觀以及文明紐帶上的密切關系都動搖了。

尤其在英國舉行公投時，特朗普公然宣布贊成脫歐，他的前任智囊班農（Steve Bannon）現在在布魯塞爾建立了一個智庫聯絡歐洲各國的極右派，繼續推進裂解歐盟的政治謀略。德法對他簡直完全無法忍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的一些主流國際關系學者就開始擔憂，現在這樣的境況好像回到了20世紀30年代。

所以約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就提了這樣一個議題，叫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是研究經濟大蕭條最重要的經濟史學家。他研究世界經濟危機是怎么起源的，為什么會快速蔓延，為什么全世界都沒有辦法自拔于經濟危機之中。當然他得出的結論很簡單，就是各個國家要進行經濟分工跟貿易，世界經濟體要穩定運作，需要一個龍頭，需要有一個領導者，這個領導者要提供所謂的“國際公共產品”。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是扮演這樣一個“領導者”角色，開放市場，穩定匯率，維護和平秩和航行自由等等。但是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西方出現悲劇的原因就是領導權青黃不接。當時英國已經沒有力量去扮演這個角色，而美國也許有這個力量，但是沒有這個意愿。所以奈說現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拋棄這個領導責任，不再愿意去扮演這個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

中國也許力量還不夠，或者沒有這種意愿，因此一旦領導權中空，世界的經濟體系會出現巨大的動蕩甚至會慢慢解體，貿易戰將一發不可收拾。然后萬一再出現金融危機的話，可能也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者能夠扮演危機管理的角色。

不過這是奈對歷史比較片面的一種理解，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判斷，我個人認為當下的世界不是沒有這種風險的成分，但是不是全局性的危機。因為今天的世界各國參與國際分工，是高度相互依存的關系，其緊密程度已經不可能再重新去裂解它。因為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對每個國家而言都太大了，巨大到幾乎不可能做這樣一種完全逆轉式的激進工程。

從全球范圍來看，與全球化相關利益攸關者群體的數量還是遠大于受損者，所以全球化有基本支撐力量，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基本上是少數，而且多數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超出這個范圍以外，其實沒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在中國，印度還是巴西，還有很多中小型的歐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其實都認為自己沒有別的選項，必須要融入全世界的經濟，而且要維護這些原來很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多邊體制跟國際規范。同時，奈也高估了美國的領導作用，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多邊體系的能力跟意愿。

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我把它叫做“補充性或者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而且已經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的與全球各地區的政策協調跟合作機制，這也是中國這十幾年來非常重要的建樹。在當前國際社會不夠完整、不夠完善的現有多邊體制下，中國做了非常重要的補充性的體制建構，而且正引領新興市場國家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所以在全球經濟體系里，雖然局部浮現出一種裂解或者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聯結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時推進，而中國在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的基本判斷是再聯結與深化融合的力量遠大于裂解的力量。

所以全球不太可能會陷入“金德伯格陷阱”中，因為特朗普推進的激進單邊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受到了很多國家非常強烈的反對，大家判斷基本上非常一致。當然美國可能因為自己塊頭特大，可以非常任性，不瞻前也不顧后，可以完全在雙邊關系里面濫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而且在對手那里榨取得越多越好。在當下某一個談判里面得到最大的一種讓步。這就是特朗普，一個紐約二流的房地產商做生意的手段。

但是去年10月，亞歐峰會上50多個亞歐國家的首腦在共同的聲明里面很強烈地表達他們對聯合國體制、對WTO多邊貿易體制、對維護整個以互惠、開放、自由為精神的貿易體制，還有包括全球變暖問題，巴黎氣候協議，以及伊朗核協議堅定的支持，也就是跟美國激進的單邊主義劃清界線。

雖然他們現在暫時阻止不了特朗普的片面行動，但是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有這樣一種共同的認識，就不可能退回從前那種撕裂、對抗或者完全封閉的勢力范圍，甚至再去發動一場冷戰。

這里面中國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關鍵的，雖然歐洲國家對于中國慢慢開始扮演這個角色的心理非常地矛盾，因為它們長久抱持的西方中心思維一時間很難調整。而且西方國家很擔憂美國霸權的退位，它們希望美國繼續扮演領導角色，因為它對這個老大哥依賴慣了，更多是一種心理上的依賴?？墒菍V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對全人類而言，美國霸權的消退跟退位是機遇而不是危機。

其實像奈這些學者，非常愛國，令人尊敬，因為愛國也是一種本能。所以他在說明美國過去扮演什么角色，說美國作為一個領導者，對整個國際經濟體系或者全人類，提供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些功能，包括作為主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者，但是他都是選擇性地去詮釋。

如果仔細回看不管是戰后70年還是過去30年的歷史，可以說美國的霸權本來就存在兩面性，它既提供了一些國際公共產品，比如說穩定匯率之類，因為世界貨幣是以美元作為定瞄的。但是另外一面，他也是很多國際公共之惡（Public Bads）的主要來源，因為美元作為全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如果美國濫用發鈔特權的話，便是公共之惡。

另外，美國是很多地區安全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但是它在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其實也帶來很多公共之惡。因為美國常常在某些地區故意制造矛盾，然后讓其中有一邊或者兩邊都得依靠它，然后買它的武器。美國希望其他國家都覺得不安全，不希望在任何區域性里面，有任何力量替代它自己“不可或缺”的角色。

美國讓華爾街在全世界發行有毒的金融資產，而且還把金融管制全面松綁與金融產品創新當做一種進步的金融改革思想推廣到全球去，歐洲就上了它的大當，這當然是公共之惡。歐洲債務危機是怎么來的？就是完全被美國華爾街那條思路洗腦了，然后就購置大量美國發行的，而且又是被那些評價機構評為還不錯的金融資產。最后發生次貸危機、金融危機之后才發現這些債券即使不是一文不值，但是打個三折、兩折比比皆是。

所以這些反過來講都是公共之惡而不是公共產品，這方面其實國內將來年輕的博士有興趣可以專門寫篇論文，就是用這個概念，可以有突破性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與研究發現。

另外，美國提供什么樣的所謂國際公共產品，并不是說這個世界需要什么它就提供什么，而是符合它的意識形態跟國內強勢政治集團、利益集團需要的，它才提供，不符合他們需要的，美國絕對不提供，而且也不準別人去提供，這是很糟糕的。

有人說美國是“世界警察”，但這個“世界警察”，比請保鏢還要昂貴，副作用還要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體制它的合法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續性存在嚴重的缺陷，只是過去沒有任何新的動力，有可能去轉換它、改革它或補充它?，F在如果美國自己開始戰略收縮，便是修補、改革既有的全球治理機制的契機。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逼著中國跟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要重新思考自己應該在全球秩序轉型過程跟全球治理機制改革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為。這其中中國當然是責無旁貸，而且中國在不張揚，相對低調的情況之下，已經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大量的補充性和替代性的國際公共產品。

當然中國要量力而為，不能攬太多超過自己能力，或者在別人心理上也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之下去攬這些擔子。同時，中國也并不純粹是在道義上去承擔國際領導者的責任，因為在很多領域上是利人利己，可以創造很多雙贏或者多贏的可能性。

所以中國開始在新興市場國家里面做一個領頭羊，而且承擔國際秩序重組過程中的一個建設性角色，既符合新時代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特別明顯。

圖12：主要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 

圖12所示，單單就拉動世界經濟脫離2009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國發揮的作用非常大。中國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至少是將近1/3，有的時候更大，已經超過美國很多。所以當下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是誰？是中國與新興經濟體。整個新興市場國家合在一起為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70%以上的份額，美國不到20%，大概是在17%、18%左右。

圖13：中美兩國與其全球貿易伙伴分布的比較

中國在全世界貿易體系里面的作用，也是后來居上。圖13中紅色的線代表中國是對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藍色的線則代表美國是對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從2001年開始入世，在短短十幾年里面，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發展多么驚人。

實際上中國在各個方面拉抬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累加起來的作用已經明顯超過美國。當然在每個地區不完全一樣，比如在拉丁美洲，美國的作用還是最大。在非洲的話，歐盟的作用也不小。

不過在全球范圍內，中國發揮的作用絕對居于領先地位，不管是通過經濟分工拉抬欠發達國家，或者通過對最落后的國家實施援助，還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官員培訓、技術培訓，還有很多在國外承接大項目的中國企業，雇傭當地的職工，往往要把他們帶到中國來培訓的，也就是賦能，長期來看這些項目的作用不得了。

事實上，在亞投行還沒成立之前，中國很早就通過國開行還有進出口銀行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融資，其融資規模已經遠遠大于美國、歐洲跟世行加起來的總和，這些記錄都很清楚。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特殊作用就是能夠幫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克服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因為中國體量太大，當面對中東歐，整個中東石油國家，整個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共同體，東盟、阿拉伯聯盟乃至面對整個非洲時，中國可以開展出自己獨有的“多加一”模式，或者叫“區域加一”模式，而且這都不是松散的而是越來越實在的多邊機制，它有峰會，有部長級會議，還有很多啟動的專項合作。

而美國從來沒有搭建過這樣的多邊機制，美國很認真地去跟它最緊密的伙伴搭建所謂的軍事聯盟，但很少甚至從來沒有過與那些欠發達國家建立這樣一種深化經濟合作、經濟伙伴關系跟全方位互聯互通的架構。

而且中國也在全球治理中慢慢成為很多重大議題的主動倡議者，至少是一個塑造全球共識的重要建構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雖然那次峰會的領導人宣言，現在能不能落實是一個問題，但是它的精神、它傳遞的政策訊號都是具有跨越性意義的。

因為在此之前，G20峰會關注的都是短期問題，比如保護主義、全球經濟復蘇還有金融系統性風險。但在中國的作用之下，G20峰會終于把中長期的視野跟它的政策聚焦引回到全球的可持續性發展和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議題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此外，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商機制基本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G7集團，還有一個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五國”，但是“金磚五國”現在要變成“金磚Plus”，因為想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尼這些重要的國家都能夠吸納進來。這樣的話，中國起的作用會更大。當前世界各種經濟合作規則的主要制定者都是美國跟西歐，但今后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重要性會慢慢超過G7。

圖14：全球經濟主導力量將轉向E7經濟體

圖14是一個很簡單的統計，以后世界經濟的主角是E7而不是G7，包括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還有土耳其、墨西哥，還有很多后起之秀。根據購買力等值GDP來估算的話，在199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只是G7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E7的經濟總體量就已經和G7持平了，當然在名目GDP上，可能還有落差。估計到2040年，E7就會變成G7的兩倍。這個變化是難以想象的，所以未來二十年我們進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階段，主角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么在這些變化中，中國道路跟人類社會的未來又會是什么樣的關系呢？我們去思考人類未來的話，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最大的面項來來展開。第一，人類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來看，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個我們生存發展最根本的依托。

地球上面有非常多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不是哪個國家恩施的，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給全人類的。地球的整個海洋、大氣、還有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進行排他性擁的南北極。整個海洋，除了領海跟經濟專屬區外，都是公共性的，還有很多我們目前不太了解的深海，更不用說外太空了。

怎么好好地去保護這些公共領域，避免它對人類來講可能出現的一種悲劇性的生態失衡，然后節制濫用，能夠做更好的管理跟分配或者至少是共享，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但這卻是無可逃避全球議題。

人類的經濟活動、消費活動，已經讓地球沒辦法負擔了，以前我們認為海洋無限寬廣，不管倒多少廢水，倒多少重金屬，排多少廢油都無所謂，它自己會稀釋掉。然而事實上不是這么回事，人類在很多方面已經破壞整個海洋生態平衡。

一方面，很多國家對這些問題無能為力。另外一方面，技術先進國家還試圖藉助自己技術先進，占用更大的利益。比如知道魚群在哪里，所以可以捕獲更多的魚，知道石油天然氣在哪里，然后趕緊開采。不只是自掃門前雪了，而是非常自私自利的攫取、掠奪跟濫用。

第二，在國家和國家之間，民族和民族之間，文明跟文明之間如何實現和平共處，并且保障彼此的發展機會。我們雖然講和平與發展，但我們還沒有一個真正穩定、基于規范、多種文明共生共榮的安全秩序。聯合國雖然存在，但是安理會基本上是殘廢的、癱瘓的。

因為少數國家，可以完全不理會聯合國憲章和安理會職權，可以單邊地發動軍事侵略或者推動他國政權更迭。這在基督教國家與回教國家之間尤甚，文明之間的沖突非常讓人擔憂。

還有是如何維持全球化的動力，因為整體來講，它為人類社會創造出一種巨大的經濟紅利，但是它不應該只是完全為資本服務的游戲規則。所以它本身一定要做改革，否則逆全球化的政治風暴會繼續蔓延。

所以，如何去調整全球化的路徑跟規則，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全球經濟問題，尤其要節制跨國企業，特別是它的市場壟斷力，而且還要讓它能夠承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另外就是要把全球化的動力跟促進包容性增長這個所有國家的迫切需求結合在一起，讓全球化的社會支持基礎能夠更夯實。

另外，雖然人類社會已經高度緊密相依，然而全球治理在很多領域里面依然滯后，甚至完全跟不。換言之，經濟高度整合，生態上相互依存，但是社會、文化跟政治方面的整合跟協調機制嚴重不足。所以這個問題現在也非常棘手。

但是美國提供的所謂國際公共產品是最低限度的并且是有利于它自己的。它排除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所以這是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全球治理機制嚴重短缺跟不足的狀態，需要及時來應對。

第三，我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一陣子在臺北有個對話。在對話中，我就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在科技乃至綜合國力各個方面，不管中國能否在2025年或者2030年超越美國，或者中國模式跟美國模式可能將來長期還是處于競爭階段。

真正競爭勝負的關鍵，不是在已經看得到的方面，比如量子計算、生物科技、半導體等等，這些都比較容易掌握。真正的挑戰在于社會制度的創新。現在人類社會正處于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階段，我稱它為“科技大爆發時代的前期”，這些科技爆發將來將對我們整個社會生活的形態，公共治理的模式產生顛覆性的、革命性的影響，我們現在還只是剛開始在探索而已。

哪個社會能更快速地去調整自己，去駕馭這些新的技術，尤其是數字科技、資訊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等，而且把它引導到對社會或者經濟效益能夠達到雨露均沾那樣分配上的作用，讓這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得到增強而不是被削弱，這才是未來競爭的真正焦點跟關鍵所在。

所以雄安新區的實驗不得了，很重要。它以一種全新的思路，擺脫以前城市建設的模式，擺脫仰賴土地批租與房地產開發來推動城市發展的路徑，擺脫城市戶口的僵硬性體制等等，而且實現對城市的全方位智能管理。

因此，將來可能第一個實現全面無人駕駛的城市，就是雄安新區。反過來講，哪個社會能夠走在最前面，能夠更靈活、更有開創性，而且讓社會利益攸關者在這個過程里面都有機會受益而不是受損，這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挑戰。

規劃中的雄安新區（圖：網絡）

中國在這個領域里面也沒有師父可以跟著學了，因為大家差不多都在一個起跑點上。對西方國家來講，這也是歷史發展上一個全新的挑戰，舊有體制可能也要做巨大的調整才能去適應他。

像北歐現在正在開展的實驗，尤其是無條件基礎收入，到底這個社會實驗要怎么去設計，怎么讓機器人產生的效益中的很大一部分能夠重新分配，讓每個人有最低所得的保障。按照現有資本主義邏輯，這些巨大的新增生產力可都是由少數資本家攫取，那些所謂獨角獸公司，經過首次公開募股（IPO）以后，讓極少數的人一次性拿走為來的預期收益。

例如將來滴滴上市的時候，如果是幾百億美金的話，那么巨大股權分紅就建立在未來20年幾千萬駕駛員被剝削的基礎之上，因此這種游戲規則絕對不能讓它繼續主導未來。這里面牽扯到巨大的利益、復雜的博弈，但是也涉及到很多前所未有的社會創新實驗可能性，所以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那寫可能性要被發掘出來。

我常常講，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超級透明社會已經來了。以前人類很在乎隱私權，媳婦自己要有私房錢，婆婆不知道，丈夫不知道。以后沒有了，以后你從出生開始，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全部都有記錄。做壞事馬上有記錄，而且抹不掉。也許天堂就是這樣一個社會，超級透明嘛，所以每個人就變天使了，因為你不能做壞事。

將來如果有一天這個社會變成沒有現金的社會，所有的東西都是電子貨幣交易，那貪官污吏也就消失了，因為沒人可以私底下累積財富。中國其實已經站在超級透明社會的門口了，當然像美國、歐洲很多國家也都站在這個社會的門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去跨入。

政府職能也是一樣的，將來很多政府職能都是可以被智能化，公務員可以被AI替代。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國海關很多官員現在沒事干，為什么？因為都是通過網上自動通關，事后再抽查，所以海關官員干嘛呢？去接受培訓，去扶貧。

這個變化已經出現了，將來公安的主要責任不是抓小偷強盜，而是網絡犯罪、金融詐欺，那才是真正新的職責，所以整個社會形態、公共治理的挑戰會變得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中國在這個領域里面有一些好的制度實踐，對全人類來講，尤其對那些同樣是低起點、人口規模大、資源薄弱的這些國家來講，都有重大的啟發作用。

換言之，如何去駕馭這些科技，增強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國的責任重大，為了14億人的福祉，需要迎接好挑戰，對其他國家、民族產生示范作用更是如此。

這些問題，不是單獨一個國家可以解決的。很多涉及到跨國的、區域的甚至全球的一些新規范、新規則、還有新治理機制的建立。在這里面，中國當然也是領頭羊。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全球治理機制更已經遠遠落后于全球化的進程，而且科技大爆發所帶來的一些新挑戰，可能都需要在區域跟全球層次找到一些輔助性的機制來配合每個國家內部的體制改革跟法律更新，才能夠有效來面對。

否則，科技未來進一步演變也可以把人類導向很黑暗的前景。絕大多數新的科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很可能被極少數的集團全部囊括，而且將來這種收益都是幾百倍、幾千倍的。為什么？因為知識經濟幾乎都是零邊際成本，將來激活那邊最主要的就是信息，信息復制成本趨近于零。同樣一個云健康，可以為100萬富人服務，也可以為10億人服務，成本差不了太多。但是如果為那100萬富人服務，每個人可以收100萬人民幣，完全不一樣。

總而言之，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全球化經濟游戲規則，將來一定要做某種程度調整。當然我們真正能做多少，要很務實。但是它的方向很清楚，必然是做調整，過去35年新自由主義思想下打造的經濟全球化游戲規則，簡單來說就是資本友善至上，私有經濟至上，它的行動主體、它的主角或者利益驅動者就是大型跨國企業、跨國銀行、投資機構、私募基金等等。實際上它對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風險，積累了巨大的社會矛盾，也讓虛擬金融活動泛濫，嚴重威脅到實體經濟活動。

而且資源與財富快速地集中在極少數群體的手中，對經濟也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美國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夕，處于當時分配最不公平的時代。所得分配非常不公平的話，這時候一定會總體消費不足，因為大多數群體的所得是在下降的。所以這個時候，消費能力不夠，經濟也失去增長動力。

而那有些富豪不可能吃那么多、穿那么多，所以他們就去炒作金融資產、房地產，甚至這些投資還不夠，再去創造虛擬金融交易，最后制造巨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后，實體經濟受到嚴重挫傷，政府還得用納稅人的錢去補他們的窟窿，這就是2008年、2009年的故事。所以這些問題是過去已經出現的偏差，要糾偏，要平衡，否則社會反彈會非常大，長期政治動蕩也不是辦法，需要真正去源頭化解它們。

所以未來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一定要要平衡資本友善、勞動友善、環境友善三者，而且不能獨厚私有經濟，或者獨厚大型跨國企業，要讓微型企業、個體都有直接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的機會。所謂兼顧資本友善，不是要把資本就消滅，因為資本有它的活力與動力。

在有些市場結構里面，讓國有企業與合作型經濟體有參與的機會，有一席之地，會比較健全，會產生非常好的效應。而且現在網絡科技與數字交易平臺，將來會打破完全由跨國企業壟斷的跨國經濟分工或者產業供應鏈，實現生產組織扁平化，很多個體、微型企業、邊緣經濟體都可以直接在網絡上找到它的交易對象，然后直接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分工，實際上這個過程已經在發生了，只是說它還沒有很好地變成跨國聯通機制，所以馬云一直在倡議要在電子商務領域里面建立全球性的新規范，打通所有的機制。

另外，一定要在全球范圍重建財稅正義，因為現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也包括有些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收不到稅。因為跨國企業與富裕階層很容易隱藏自己的利潤與所得而政府很難有辦法去規范他們，除非所有國家放下狹隘的個體利益，協商出全球性的租稅合作機制，否則這些問題沒有辦法得到根本的化解。

事實上，中國不僅要去補現有機制的不足，或者是現在的機制出現松動，中國去做為一個主要的支撐者，這樣還不夠。因為中國走過不同的發展道路，更知道像印度、非洲這些國家需要什么，所以中國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經驗，倡議新型的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這是西方國家不愿意提供的，而且是他的思路、意識形態里面所非常排斥的。

很多欠發達國家說，“我的基礎設施不行，我沒有很好的融資管道”，西方國家就會說那沒關系，“你就找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來給你當顧問，讓它幫你設計一個金融產品來化解你融資短期跟長期不匹配的問題”。結果這些計劃根本不可能起動。為什么？因為華爾街希望得到的投資報酬率太高，讓這些項目的財務規劃成為不可能。何況這些項目，需要動用國家公權力，那在這種情況下，它的長期收益應該歸社會所有，而不是由少數境外的所謂私募基金攫取。

所以中國在這塊，事實上有相當大的作用可以發揮，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現在中國全力推進的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推動過去西方國家，沒有去嘗試大范圍的跨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你現在去非洲會知道，很多國家首都和首都之間是沒有民航航線的，你得繞到迪拜，繞到伊斯坦布爾再飛回另外一個非洲國家。非洲國家首都和首都之間聯網速度太慢，因為它主要的光纖網絡都是向西方國家去對接的，所以非洲雖然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大陸，但它自己的互聯互通根本是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

中國的參與極大地促進了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圖：網絡）

而且中國的發展思路很特殊，中國尊重國情，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因地制宜，不同階段就要有不同的對策，而且主張政府市場兩手并用，這些都是西方國家經驗難以想象的。另外中國經濟體量特大，產業結構已經全面提升，全球性公共產品供給深度更廣，超越過去所有西方國家跟開發機構的想象。當然也因為這樣招致西方很多“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冷嘲熱諷，甚至是妖魔化的誣蔑，諸如“制造債務陷阱云云”，徒增笑料。

這里面有些是比較傳統的公共產品，比如說跨國的高速公路，洲際的鐵路運輸，還有一些是以前難以想象的。例如，中國現在倡議在整個歐亞大陸建立跨國特超高壓輸電網，將來可以把很多富余的時段供應給遠方需要電的時段，互補有無，因為中國有一家全世界排名第二大企業——國家電網，它在這個領域里面的技術領先全世界，因為它首先解決了中國自己的西電東輸的問題，能夠解決三千里的傳輸。其實這個技術基本上已經可以延伸到6000公里或者8000公里。

不僅如此，地上的、天上的，還有深海的前沿技術，中國都陸續有能力提供，而且中國不對落后國家事事講智慧產權，中國能分享的盡量分享，當然也不是全部無條件分享，但是確實大量分享。袁隆平去中東教當地人怎么種咸水稻，從來沒有說先申請個專利，然后每年賣給當地人種子，把價格定的貴得不得了，那是孟山都（Monsanto）做的事情。當然，孟山都一定反對你搞這些農耕技術援助工程，因為動了他的奶酪，破壞了他的經濟游戲規則，讓它以前賺取暴利的模式搞不下去了。

但是要站在人類整體的發展來看，這是好事，利人利己，為什么不鼓勵呢？中國把自己富余的產能運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在環境、在綠色能源、在農業技術等很多方面，都在提供這一種分享機制，這非常難能可貴。

中國將來也一定是全球電子商務平臺里的領導者。試想，如果順豐的服務可以遍布全球沒有障礙，而且零關稅，那才是一個真正的徹底的全球化經濟。

哥倫比亞種植咖啡的農民，可以在全世界找消費群體下訂單，定量生產，而且通過數字化追蹤咖啡的整個生產過程，保證沒有造假，而且是有機的，不再需要經過星巴克了，多好。星巴克從源頭壟斷采購然后賣到你一杯40塊錢的咖啡，中間利潤有多少？這些可能性反過來也可能起到顛覆性的作用，因此要循序漸進，來得太快，會產生別人承受不了的結構上的劇烈振蕩。

開辟新的經濟走廊，陸上經濟走廊，讓內陸國家開始，因為以前所謂“全球化”的受益地區基本上都是沿海，離沿海300公里以上的地方，輻射作用越來越弱。但中國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鐵路、高速公路、內陸經濟走廊推動全球化的話，它的覆蓋空間與包容性會超過以前任何歷史時期。

其次，很多接近海洋的國家，如果沒有好的深水港，沒有好的集裝箱碼頭和伸向內陸的鐵路運輸，也是沒用的，這兩個要搭配在一起?，F在中國在全球范圍內大力推進這兩塊。

比如說希臘政府前年快倒閉了，它把原來最大的比埃雷夫斯（Piraeus）港交給中遠海運公司（COSCO）運營35年。當然也有本國人說希臘政府是在賤賣祖宗的資產，但其實整體來看是一件好事，為什么呢？因為希臘自己沒有能力再更新、擴張這個港的設備與容量，COSCO一開始投資，馬上把比埃雷夫斯港的吞吐量翻倍，未來甚至還可以再翻倍，而且馬上開始配合興建鐵路，把聯結的鐵路一直往巴爾干半島延伸，讓它的吞吐量更大，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F在由中國企業跟港資企業在全球承租、或者投資、或者營運的集裝箱深水碼頭，占全世界海路集裝箱運輸的比重高達70%，難以想象。

再者，2018年12月22號有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消息。以前，制造電動汽車特斯拉（Tesla）的馬斯克（Elon Musk）曾經跨口說以后要發射幾千顆小衛星，建構一個全世界覆蓋的寬頻上網服務。他是一個夢想家，這個構想現在還在夢想階段。

而中國卻按照自己的技術能力，開始發展比馬斯克構想中緯度稍微高一點但也是低維度的中型衛星，準備發射156顆衛星覆蓋全球，這個計畫叫虹云工程。第一顆已經在12月22號發射了，預計2022年就能實現全覆蓋。將來地球上沒有很好的寬頻上網覆蓋的所有地區全部可以受益，包括海洋也包括很多內陸。這個全球網路通訊基礎工程有巨大商用價值，將來可以有合理的收益。

習近平主席2015年9月出席聯合國發展峰會，倡議“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雖然這個倡議現在還沒有開始落實，但是歐亞大陸沿線很多國家開始感興趣了。

2015年習主席正式提出這個倡議，因為中國已經有這個技術了，而且經濟上也是可行的，中國規劃從歐亞大陸開始做起，通過全球范圍內特高壓的輸電網連接，實現全世界能源供給的共享，在技術上沒有問題，絕對有可行性，而且它是更清潔的能源，可以對全世界減少碳排放做出巨大的貢獻，更符合可持續發展。

如果將來真的有一天，這個愿景能實現，人類社會離命運共同體就相距不遠了。等于說人類把最重要的基礎需求，一天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能源需求捆綁在一起，那么不可能打仗了。我也不可能用網絡病毒攻擊你，因為最后是害了我自己。

還有互聯網里的一些新規范，現在第六代互聯網協議（IPV6）實上已經打破美國獨家的主控權，變成一個最重要的真正實現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礎設施。中國現在也是在積極參與互聯網行業、數字經濟規范和經濟規則的制定，所以現在定期在烏鎮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一開始也許它影響不大，但慢慢全世界的互聯網行業巨頭都會認為他不能缺席年度經濟會議，因為將來很多行業中一些新的發展趨勢跟新的一些合作機會，還有一些新的規范的制定，都慢慢會在這邊落地生根。

我剛去過青島，考察中國第一個海洋科學和技術的國家實驗室，不過它的招牌現在還有試點兩個字，還不是正式的。以前海洋是中國的短板，但是現在這領域令人極其期待。以前關于海洋的各個方面，不管是資源、漁業、氣象各方面，主要是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傳統海洋國家以及后起之秀澳大利亞、法國等制定游戲規則，中國的發言權非常有限。

但中國在這個領域里面開始奮起直追，所以中國現在有能力去倡議一個叫“透明海洋”的全球合作架構，中國可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中，通過從水面浮標、深海探勘到衛星遙感，對海洋做全方位、多層次、及時資訊的掌控，發掘各種有經濟價值或者是對人類有用的氣象資訊與生態資料，然后跟世界各國來分享，或者至少互惠交換。

總而言之，中國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就不可能去參與這樣一個新的合作機制，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中國的這些新的倡議，會對世界尤其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最明顯的應當就是非洲大陸，而非洲又正好是未來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大陸，因為現在非洲人口是12億到13億，很快要向20億邁進，人口對它而言是一個巨大負擔，還有饑荒、疾病、恐怖主義等問題。所以非洲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全人類都很重要，對中國來講也有很好的互補優勢。

中國在這里面發揮巨大的作用，比如現在由中國電信帶頭跟非盟合作，搭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采取中國典型的“八橫八縱”的舉國體制，那種宏大的構想已經在逐漸落實，大概2025年就可以完成，穿越非洲48個國家，覆蓋至少非洲1/4人口，而且每個國家會在骨干光纖網絡之外，搭建當地的枝干網路連接，將來它覆蓋的范圍會更大，等于一口氣把非洲的幾億人帶入網絡時代。這是巨大的跨越，幫他們打開各種可能性，將來可能你在阿里或者其他網站購物時，你可以直接直接找到非洲的淘寶店家進行采購。

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圖：大公網）

西方國家常常用有色眼鏡來看中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或者援助，或者是基礎設施的合作。中國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的巨大的促進作用有鐵證做支持，這個網站大家如果不熟悉，一定要上去看一看，而且要做檢討，為什么我們自己沒有這樣一個智庫在做這件事情。這個數據庫居然是美國東岸的一所大學，還不是一個最有名的學校的智庫做的。這個叫AID Data的研究中心，收集全世界跟發展援助有關的所有數據，并且回溯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它也追蹤中國在過去14年，在全世界138個國家里面通過技術援助、工程援助或者貸款援助的3485個大型項目，去評估它的經濟影響跟作用，連續追蹤14年。測量方法很簡單，它根據衛星的夜間空照圖，看同樣一個位置亮度層次與空間分布的變化。因為他們已經有非常完整的經驗資料去支持這個模型，這些亮度資訊經過測量以后，可以非常準確地來估算當地真正的經濟活動跟它的人均實質所得，而且還可以看它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分布是非常集中還是擴散程度非常大。

結果AID Data發現什么，就是中國投資的這些項目既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增長，而且還讓它的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覆蓋程度進一步擴散，有助于當地所得分配更均等化。這都是AID Data根據14年來三千多個項目的地點的衛星夜間空照圖進行數學推算得出來的一個重要結論。

所以中國自己要有信心，雖然不是說這些項目每個執行得都很好，里面也有個別的問題。但最終來講，都是利人利己的，都是讓中國真正在全球展開布局的項目。所以我不是很擔心當前歐美社會出現的逆全球化浪潮，我也不是很擔心特朗普這種拆解全球化的動作。

在我看來，這些都可能是曇花一現。整體來講，發達國家內部也可以從全球化里面找到自己的發展機遇，而且可以讓廣大群體還獲得相當好的經濟受益，那在全球范圍更是如此，而且這個受益群體還在繼續擴大。只不過全球化的路徑跟游戲規則需要修正，包括跟包容性增長做更好的結合。

因此，全球化的動力仍然源源不斷，沒有國家可以片面拆解這個體系，所以我把它稱為“再融合”或者“深化融合”，而中國在開創新的全球經濟融合方面將會扮演巨大的角色，而且會壓過西方國家的力量，這將是對人類未來非常重要的貢獻。

我用的時間太多了，謝謝大家的耐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