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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4月17日報道 法國政治學者布魯諾·吉格3月19日在“今日俄羅斯”電視臺法語頻道網站發表文章稱,新冠疫情將見證西方體制的垮臺。文章編譯如下:
歐洲在其因為預防措施而癱瘓的領土上對抗新冠病毒的傳播之時,疾病的首個發源地中國似乎逆轉了曲線。
有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切都與之前不一樣了,理由很充分:中國顯然在兩個月內戰勝了新冠病毒疫情。
有人會說那是假的,數字不真實,疫情還會反彈。但國際專家們證實了相反的情況,事實本身也在說話。現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日增新病例數是中國的50倍。中國自1月以來統計的8萬多名新冠患者中,大多數已經治愈。出行限制正逐步取消,經濟活動也在重啟。
這種現實令一些所謂自由世界的媒體不爽,但他們將需要習慣這一點。中國做到了別的國家從未做到之事: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大規模動員戰勝了一種流行病。在2019年12月31日向世衛組織報告了新冠病毒之后,中國便進入戰斗狀態。從1月23日開始實施的史無前例的5000萬人隔離行動拖慢了疫情的發展。
數萬名志愿者涌向湖北省,數周內建設了數十座醫院,數千支隊伍被派出去調查新冠患者及其密切接觸人員的活動軌跡。僅舉一個例子:中國農歷新年假期結束時,86萬人回到北京。政府要求他們居家隔離兩周,市政府動員了大量社區工作者,保證眾人遵守這一規定。
疫情減退,不是因為人們的祈禱,而是因為中國人民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歐洲,人們批評中國、推諉躲閃、經濟至上,與此同時,大流行病卻在蔓延。2009年,H1N1病毒在墨西哥和美國出現,在全世界感染了160萬人,造成28.4萬人死亡。華盛頓在處理那場大流行病方面的無能讓人印象深刻,而西方媒體卻視而不見。如今,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可以一直談論“中國病毒”:他破壞的是自己與他所代表的政府的聲譽。
今后將需要承認西方體制無效,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次顯示出其優越性。因為要想戰勝這樣一種威脅,還是需要有一個“國家”。但西方的“國家”在哪里?公共衛生是它的當務之急嗎?它能夠建設新的醫院嗎?在一個由于外債而公共財富為負數的國家(在這里,公共部門被私有化、被摧毀;國家自愿成為金融界的人質),西方能做到中國所做到的十分之一嗎?
的確,中國要求某部分人群全體隔離,不過所有專家都表示,這是唯一有效的措施;也因為它對個人行為強加一些限制,唯一目的是保護民眾健康。也許這是一種不完美的制度,但它卻行得通,并且當出現錯誤時,它會考慮這些錯誤。而在西方,自大自滿代替了自我批評,詆毀他人代替了承擔責任,永遠的高談闊論代替了有效行動。
《世界報》社論作者說得對:“這是一種體制的垮臺。”差不多如此,不過垮臺的體制不是西方認為的那一個。
【延伸閱讀】俄媒文章:西方為“甩鍋”對華索賠相當荒唐
參考消息網4月10日報道 俄新社8日發表文章稱,西方為“甩鍋”疫情應對不力而向中國索賠相當荒唐。文章編譯如下:
新冠疫情的暴發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而俄羅斯無疑是這個逝去時代中的異數,莫斯科經常被要求支付金額動輒數以億計的賠償、歸還領土、深刻懺悔。
新冠疫情扭轉了時局,但并非朝著好的方向前行。只是西方世界(以及其附庸國)追索巨額賠款的目標國范圍,于頃刻間擴大了。如今,與俄羅斯并肩而立的還有中國。因為新冠疫情釀成的經濟損失、人員死亡,中國開始遭遇巨額索賠。
對中國的指控,究其實質,可以歸結為如下全然站不住腳的論斷:“倘若中國及時告知西方國家,它發現了一種可怕的新型病毒,西方國家便能充分準備,疫情便不會蔓延。”
此類要求顯然相當荒唐,然而,如果以為公認的荒唐會阻止此類向中國索取賠償和懺悔的企圖,那就太幼稚了。
英國主要報紙之一《每日郵報》旗下的《星期日郵報》,便在5日刊出了索賠目標及途徑:“權威研究者認定,中國應向我們支付3510億英鎊(1英鎊約合8.7元人民幣——本網注)賠款。英國應通過國際法庭向中國追索新冠病毒賠償。15名極具影響力的保守黨成員呼吁‘重新思量’英中關系……”
《星期日郵報》援引的所謂權威研究結果,其實來自外交政策智庫亨利·杰克遜協會,后者將疫情蔓延歸罪于中國。
圍繞通過國際法庭向中國賠償的訴訟前景,美國彭博社發布了詳盡的研究文章。作者是一位專門承攬此類案件的律師,他說單是在美國,便已出現了兩樁對華的集體民事訴訟,就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損失索賠數十億美元。
倘若上述趨勢持續下去,不只是美國,歐洲各國以及國際司法機構都可能接到類似的訴訟。
考慮到美國現政府是如何對待中國的,不難推測,此類行為一定會獲得最大限度的政治支持,更何況眾所周知,將自己的錯誤甩鍋給外國,是屢試不爽的政治戰術。
俄羅斯的親身經歷表明,雖然從法律角度來看,相關指控是毫無意義的,但這似乎不會影響官司的輸贏前景,俄羅斯已經有過幾次教訓,何況英國政府還可以祭出自己的“秘密武器”來對付北京。這招叫做“很有可能”,它堪稱極具魔力的表述方式,俄羅斯在倫敦的地緣政治對手,只要拋出這一表述,便無需提供任何能夠證明莫斯科的確犯下過被指控罪行的可靠證據。
但問題的實質不在于是否能拿到所謂的賠款,而是為了轉移歐盟或是美國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畢竟在西方世界,疫情蔓延的規模、所導致的經濟后果都是災難性的。
不過,盡管動用多種媒體,竭盡全力,只怕未必能夠說服歐美民眾相信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所致。數周以來,人們通過西方媒體,看到了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抗疫措施,包括對居民小區實施封閉管理、用無人機送餐、大范圍展開病毒測試、要求企業停工,甚至切斷了某些地區之間的公路交通,并派出警察值守道路。如今觀看這些報道,倒要詰問那些提出訴訟者,究竟需要采取什么更明顯的舉動,才能讓英美領導人相信,事態已經非常嚴重?
(2020-04-10 16:03:48)
【延伸閱讀】西媒觀點:勿套用“東西方價值差異”看待抗疫
參考消息網4月1日報道 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站3月30日發表文章稱,簡單比較疫情中的東西方差異,會在諸多領域得出許多膚淺和錯誤的結論,甚至可能導致仇外和種族主義擴散。文章編譯如下: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催生了幾次辯論,試圖分析東西方在應對和處理這一全球性衛生危機時的差異。從數字上看,我們可以發現東亞的大多數城市已經控制住疫情的發展。一些學者指出,亞洲國家和地區(例如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得以控制病毒的傳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社會結構,這樣的結構源于儒家思想。這其中的理論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西方的價值體系。不過,他們忽略了上述各個國家和地區存在著非常不同的政治和社會體制。
與此同時,儒家思想被用作一種知識工具,以展示一種文化優越感或進一步標記“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差異。因此,東方和西方一些人都將其訴諸簡單的文化和種族本質。然而現實是,在北京、香港或東京等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陷在擁擠的人群和無邊無際的消費主義之中,保留下來的是一些共同價值觀,例如對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愛與尊重,或者對資歷和德高望重的崇敬,尤其是在日本或韓國這樣的國家。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有關口罩的辯論。戴口罩的習慣在英國和美國等國家被極大“污名化”。而在東亞,戴口罩被認為是一種非常負責任的公共衛生習慣,在社會中非常普遍。這與重視集體主義的共同利益感有關。相反,大多數西方國家和公民都不愿意這樣做。本文討論的并不是戴口罩在科學和醫學上的有效性,而是關注社會政治角度的相關辯論。這種習慣所反映的行為差異表明了東西方之間的差異。
人們正在討論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香港、臺北、東京、大阪或新加坡,總體而言,這些城市的教育水平較高,公民對關乎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常規事務非常了解。另一個關鍵因素是這些城市從此前的非典經驗中汲取了很多教訓。而西方國家并未受到非典的很大影響。
如果繼續進行簡單的論述和東西方之間的分歧性比較,則會在學術、信息和新聞等領域得出許多膚淺和錯誤的結論。此外,因“他們和我們”等觀念而催生的仇外言論將助推種族主義的發展,甚至使其變得更加激進。
(2020-04-01 16:42:57)
【延伸閱讀】港媒:西方道義和智識優越感遇到“一報還一報”
參考消息網3月20日報道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9日發表文章稱,在新型冠狀病毒擴散之際,中國和西方的角色互換。文章編譯如下:
當其他國家和社會遇到麻煩并不得不作出艱難決定時,美國主流決策者和意見領袖往往會在道義和智識上占據優勢。他們的態度幾乎總是“我告訴過你的”,而不是“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但一報還一報。當同樣或類似的災難發生在自己身上時,美國人——通常還有英國人和歐洲人——最終也會選擇類似的應對方式。
當中國最先采取嚴厲措施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時,《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將這些措施描述為“中世紀”的辦法。在《華爾街日報》一篇尤為臭名昭著的評論文章中,中國被稱為“亞洲病夫”。
當然,現在中國的新增病例正在急劇減少,但歐洲和美國的新增病例卻在迅速增加。突然之間,各國政府都在關閉邊境,限制人員流動,關閉企業和學校,禁止大規模集會。
當然,如果你像我一樣活得夠久,那么這樣的劇情你可能已經看過很多遍了。1998年,當香港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干預股票和貨幣市場時,西方的批評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譴責這一舉動,警告說這要么會使事情變得更糟,要么意味著香港自由市場的終結。
后來發生了由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引發的西方——抱歉,是“全球”金融危機。在美國的帶領下,各國央行和政府以1998年不可想象的尺度和方式大規模干預資本市場。即使在今天,許多大型投資者仍通過預測央行和政府政策的方向,而不是市場狀況來采取行動。
日本“失去的十年”曾經被視為現代經濟管理失敗的典型。但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經說過的那樣:“日本曾經是一個警示性的故事,但我們其他人卻把事情弄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日本看起來近乎一個榜樣了。”
當你看到深陷困境的國家或人民時,請表現出同情和謙卑——因為你可能是下一個。
(2020-03-20 16:04:43)
【延伸閱讀】美媒:抗疫考驗東西方不同模式
參考消息網3月20日報道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3日發表文章稱,韓國和意大利應對冠狀病毒的不同方式和經歷,給其他還處于疫情早期階段的國家帶來了緊迫的教訓。文章編譯如下:
國家利益高于個人主義
韓國政府接受這種疾病已經來臨,它保持邊境暢通,并利用數據和大量檢測積極追蹤感染者。羅馬政府在加強減少旅行和社交互動的努力后,對整個國家進行隔離,但只對出現癥狀的人進行篩查。
這兩個國家都暴發了大規模的新冠病毒疫情。但是,不同的軌跡反映出政策努力與民眾的反應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而這種互動又是由文化和最近的經驗決定的。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李晟尹(音)說,在韓國,儒家思想揮之不去的文化印記讓一個國家政府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干預人們的生活。
李說:“大多數人愿意服從權威,鮮有抱怨。儒家強調尊重權威、社會穩定以及國家利益高于個人主義,這在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候是一個改善因素。”
亞洲國家應對更有經驗
在意大利,減少社會互動需要政府頒布政令,命令全國人民不要群聚,也不要四處走,除非必要。對意大利人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舉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影響行為,隨性的意大利現在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程度遠大于亞洲國家。
羅馬政府正在努力說服民眾相信,盡管頒布了這項法令,但如果他們把公眾精神置于個人喜好之上,那么成功就掌握在公民手中。但這很難讓人接受。
當總理朱塞佩·孔特呼吁意大利人與國家檢疫機構合作時,他說:“我們絕不能耍滑頭。”
許多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實行了嚴格的措施,遏制了新冠病毒的感染。但是,發達國家中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一些西方國家在抗擊全球流行病方面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嗎?與亞洲國家相比,西方國家處于劣勢嗎?
全球化增加了傳染病在各國迅速傳播的風險,但亞洲應對這種威脅的做法比西方更多。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征、甲流和禽流感的暴發,都讓亞洲國家經歷了新冠病毒的預演。各國政府制定了新的應對政策工具。市民們接受了訓練,包括戴上口罩和保持距離。
集體認同和配合很關鍵
意大利實施了日益嚴格的封鎖,但其新冠病毒病例增加的速度比韓國快。
世衛組織前官員福田敬二說,新冠病毒導致各國政府限制旅行,并實施規模前所未有的檢疫,從而吸引了廣大民眾加入公共衛生斗爭。福田曾參與過甲流、禽流感和最近其他幾場疫情的防疫工作。
現任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教授的福田說:“保持社交距離措施的范圍如此之廣是前所未有的。”
在韓國,新冠病毒主要大邱市一個秘密宗教組織成員之中傳播,該宗教有一個全國性的追隨者網絡。文在寅政府的最初舉措旨在確認、包圍和測試大邱的新天地教會的大約1萬名成員——不管他們是否出現了癥狀。
衛生官員說,韓國每天可以進行超過1.5萬個檢測,一個由1200名醫療專家組成的小組能夠在6小時內診斷出病人。
但首爾的行事風格同樣依賴于社會規范。韓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指望公民聽從政府的建議,戴上口罩,待在室內,避免大規模聚集。
這個國家的集體認同改變了日常生活。本月的電影票銷量同比暴跌了約85%。辦公樓人員稀少,增加了熱攝像頭。今年3月初,由于地方官員發起了旨在減少傳染的“暫停”運動,首爾公交和地鐵乘客數量銳減三分之一,而食物供應,甚至是刨冰甜點的供應,都急劇增加。
韓國衛生部副部長金剛立最近建議其他國家應該效仿韓國政府的檢測和運用高科技的做法。他還盛贊許多公民“自愿參與了應對新冠病毒的行動”。
羅馬應該吸取慘痛教訓
意大利的人口比韓國多出20%,但剛開始的時候,每天只進行大約3000次檢測。病毒繼續蔓延。
意大利政客們與米蘭公民喝開胃酒,以表明正常生活仍在繼續,“米蘭不會停止”的話題在社交媒體上傳播。3月7日晚上,一名重要的政治家在米蘭被拍到向過路人贈送高腳杯,后來此人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之后,意大利的感染人數迅速接近韓國。意大利政府的科學顧問們敦促采取進一步措施,讓意大利人之間保持距離。他們警告說,如果疫情在意大利貧困的南部地區暴發,醫療體系將崩潰。
3月4日,意大利政府關閉了該國的所有學校。意大利人被禁止觀看現場直播的足球比賽,不得去劇院或看電影。老人被要求待在家里,因為幾乎所有的死者都是上了歲數的人。不安情緒在半島蔓延。
近些天來,孔特的政府終止了意大利人不受拘束的生活。先是北方,然后整個意大利被命令除非有必要,否則不得從一個地方遷往另一個地方。3月11日晚上,孔特關閉了除食品雜貨和藥店外的所有酒吧、餐館和商店。
孔特警告說,在全國范圍內的首次封鎖需要時間才能奏效。
(2020-03-20 15:58:55)
【延伸閱讀】英媒社論:疫情凸顯西方民主政府困境
參考消息網3月20日報道 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11日發表社論稱,冠狀病毒蔓延凸顯出西方國家政府面臨棘手問題。文章編譯如下:
很多中國城市現在宣布已無確診病例,生活正在恢復正常。官方每天報告的新增病例已低于英國,醫院床位已經空出來。為應對疫情而緊急建立的14家臨時醫院已全部關閉。
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采取了最嚴苛的措施。城市封閉,學校停課,交通限行,全體人民按照要求待在家中,如果出行需要特別通行證。
盡管羅馬政府隔離全國的決定震驚了整個歐洲,可是意大利的現狀并不完全與中國相同。
其他所有國家都要面臨這種情形嗎?尚無人知曉疫情已如此嚴重的意大利是否會發生奇特的事情;或者疫情是否會猛烈襲擊其他國家。人們要問:意大利是否應更早一些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孔特政府是否會遭到猛烈抨擊?
但是,如果沒有民眾的廣泛支持,西方政府無法調配中央化國家機器的全部力量。盡管英國感染死亡人數已升至137人,確診病例持續增加,但政府仍堅持遏制戰略。
如果幾周內英國疫情發展到意大利現在的情形,面臨為何不及早行動質疑的將是鮑里斯·約翰遜。
西方國家政府所處的困境是,在民眾們都認識到必須實施不同尋常的限制之前,政府不能輕舉妄動。到那時,也許就太晚了,但現在難以看出他們在那種情況下還能做什么。
(2020-03-20 1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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