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京召開。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就《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既要顧好內部發展，也要應對越來越復雜的國際環境。它對于“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有哪些意義？今年的十四五規劃會有哪些新的內容？和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能夠堅持十四個“五年規劃”的秘訣是什么？觀察者網專訪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解讀中國的“五年規劃”
觀察者網：從1953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現在的十四五規劃，貫穿了新中國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再到新時代的整個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中也走過彎路。您怎么評價五年規劃對于國家發展的意義？張維為：一部中國五年計劃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新中國的成長和發展史。1952年2月我們開始編撰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朝鮮戰爭還在進行，毛主席指示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確立國家獨立地位的迫切需要，沒有鋼鐵就被人欺負。當時中國沒有編撰發展規劃的經驗，需要借助蘇聯的幫助。周恩來總理曾親自率領龐大的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征求蘇聯專家對我們一五規劃初稿的意見。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規劃能力最強的國家，這種能力已經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五年計劃制定和執行中也經歷過挫折，例如大躍進時期指標定的太高，后來又有重工業與輕工業的失衡等，但總體上一系列五年計劃的成功制定和執行，對中國全面崛起的意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中國人相信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以對許多問題，超前地進行思考和規劃，非常之重要。比方說，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中國經濟總量到2000年要翻兩番，然后他就考慮中國的電力發展要超前，我們就開始了電力大發展的規劃，包括如何通過一系列五年計劃來實現電力發展。今天中國的用電量如此之大，但沒有鬧電荒，前人種樹后人乘涼，這一切都離不開當年的規劃和落實。用中國標準看世界，有沒有規劃能力，有沒有規劃執行能力，檢驗的都是一個國家的治國理政水平。觀察者網：我們的計劃與當年蘇聯的計劃最大差別在哪里？張維為：五年計劃就是我們向蘇聯借鑒的，列寧時期就有了思路，斯大林時期開始執行，但我們后來也發現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缺陷，就開始對計劃體制進行改革，隨后中國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把傳統的指令性計劃改革為指導性計劃和戰略性規劃，既發揮市場的作用，也發揮政府的作用，這中間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把許多應該交給市場和企業的東西，交給了市場和企業。回頭看，中國在自己的崛起過程中，學習和借鑒了大量其它國家的經驗，然后結合中國的國情，推陳出新。相比之下，到90年代初，蘇聯轉而全盤否定自己，擁抱全面私有化的休克療法，結果是災難性的，至今很多俄羅斯人還后悔不已。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第一批解放牌汽車試制成功（資料圖）】
觀察者網：這是否也體現在“五年計劃”在2006年的時候改成了“五年規劃”，一字之差反映了我們治國理政思路的轉變？張維為：是這樣的。一個詞的變化，背后是中國對經濟建設認識規律的深刻變化。2006年，也就是“十一五”開始之際，我們正式把“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我們是1992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們的計劃理念，已經完成了從宏觀與微觀并重向宏觀的轉變，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規劃的覆蓋面更具有戰略性、宏觀性，它關注產業、區域、城鄉、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規劃”與“計劃”兩個概念的差別，我們從編撰一五計劃時大量借鑒蘇聯經驗，到形成自己獨特的規劃模式，這包括一整套相關的制度安排，如每年的兩會、每年的經濟工作會議，還有像目前正在召開的專門討論五年規劃的中央全會，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為制定五年規劃舉行的一系列座談會等等，中國整個規劃制定和宏觀經濟調控的制度安排已經相當成熟，在今天的世界上獨樹一幟。最近不少西方的學者都在建議本國政府借鑒中國制定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的經驗。觀察者網：關于十四五規劃，今年面臨的大環境有個特殊因素就是新冠疫情，可以說改變了國內外發展格局。您認為今年的十四五規劃會有哪些針對性的安排？特別是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智能化方面，會有哪些推進？張維為：毫無疑問，疫情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不確定。估計除了中國以外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今年、甚至明年的增長都可能是負數。鑒于這個背景，我想如何推動內需，搞活“內循環”，同時保持開放，暢通“外循環”，將是今年關注的重點。十四五規劃無疑將體現黨中央最近提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戰略思路。今年這場疫情襲來，應該說，我們的應對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但即使這樣，我們也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公共衛生管理的碎片化、資源比較分散化等問題還比較突出，“重醫輕衛”“重醫輕防”的問題也還比較嚴重，需要深化公共衛生體系改革，補齊短板，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一定是十四五的重點之一。此外，以數字與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也正在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新動力之一。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帶來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巨變，中國今天處在這場新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我國已經把“數據”列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和戰略性資源之一，充分肯定數字革命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這也會在十四五中得到體現。我們新基建建設規劃中已經包含了許多與此相關的內容。我想十四五規劃會有很多看點，上上下下都十分關注。某種意義上，制度化的規劃制定過程也是一種“供給創造需求”的過程，整個社會都會從這個規劃中看到許多新的增長點，這本身就會創造大量新的需求，這也是一條重要的中國經驗和智慧。
【9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京主持召開科學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問策“十四五”。新華社記者 王曄 攝】
觀察者網：從一五計劃到十四五規劃，體現了國家政策的延續性，以及超強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這一點和西方的選舉政治形成了鮮明對比，比如特朗普在上臺之后迅速廢止了前任奧巴馬的醫保改革方案。為什么中國能夠延續十四個五年規劃，而西方很難做到這一點？張維為：西方制度下難以做出長久規劃，主要由于兩個原因，一是多黨競爭導致的短視政治，即使一個政黨制定了計劃，另一個黨上臺可能就會把它推翻；二是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這種理論認為理性的個人基于自己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帶來社會長遠利益的最大化，否定規劃的作用。我前幾天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茲教授有個對話，我們討論了他的新著People，Power and Profits，中文書名叫《美國真相》，這本書嚴厲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給美國帶來的巨大貧富差距、深刻社會危機以及特朗普上臺等現象，他認為美國必須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否則很難走出危機，這也是我長期堅持的觀點。英文中有個單詞，叫short-termism（短期主義），專門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顧眼前、不顧未來，沒有規劃的狀況，這樣的制度不走衰也難。最近美國疫情形勢日益嚴峻，新冠感染人數已經接近900萬，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3萬，但整個國家連一個全國統一的防控疫情計劃都沒有。美國好幾位傳染病專家都在說：美國可能會經歷一個“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冬天”。觀察者網：中國制定規劃和執行規劃的能力，在國際比較中十分突出，如何解釋中國這種獨特的能力？張維為：我想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黨的領導，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也就是說它是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黨，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部分利益黨”；她是一個“使命擔當黨“，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選舉型政黨”；她代表一個在內憂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發奮重新崛起的偉大民族，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誰”的政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早在新中國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提出要“追趕”和“超越”美國，否則中國要被開除球籍；理解小平同志主政后就提出的中國的現代化要分三步走，要讓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社會主義發達國家；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百年”長遠目標，而十四五規劃是實現這個長遠目標的重要一環。總體上看，中國五年計劃的制定過程，從過去的只涉及經濟的一元，到兼顧經濟與社會的二元，再到今天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許多內容的多元。十四五規劃的內容將包括推動中國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民生高質量發展、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還有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等很多內容。
（受訪專家：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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