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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旸：為革命正名，理解中國人

點擊：  作者：李子旸    來源：鉛筆經濟學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6-01 09:45:37

 

前幾天，我偶有心得，隨手寫下一條微博：

 

 

 

國史分期，是很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我提到這個話題，其實主要是想說，不應把“改革前”籠統劃為一個時期，那樣就無法解釋“文革”等政治運動，要么將其原因歸結為權力之爭，要么就是咋說咋有理的劣根性等等。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粗淺想法，并不是系統專門的研究結果。有意思的是，發出這條微博不久，我看到一篇論文《再談國史分期問題》，專門對新中國歷史應該怎樣分期，做了一番深入的分析。

 

論文作者朱佳木，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會長。顯然是體制內的重量級人物。不過，這篇論文引起我更大興趣的，不是國史分期問題，而是其中對“文革”的認識和評價。看來，體制內對“文革”的認識，也是多元多維的，而不是千篇一律嚴格一致的。

 

當然，作者首先表示，要堅持《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對“文革”的評價，那就是：“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可是，雖然表示堅持上述評價，但作者隨后提出的一些觀點，并不是“歷史決議”的簡單重復，而是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說有更深入的分析和見解。

 

 

 

比如，作者說：“文革”雖然是錯誤的，但出發點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因為，“文革”也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文革”時期仍然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作者指出，鄧小平說過：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

 

作者還說：（毛澤東的）有些論點，比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還存在得而復失的危險，要警惕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如果離開當年的具體所指還是有其科學性、正確性的一面的，而且也被后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后黨內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腐敗分子的事實所驗證。

 

作者進而說：蘇聯解體、蘇共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大批思想被“和平演變”的官員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還有一大批貪污腐敗的官員盼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蘇聯解體后，搖身變為資本家和形形色色“寡頭”的人，其中很多是蘇共原來的各級干部和國有企業的領導。

 

可見，毛澤東發動“文革”，雖然在對階級斗爭形勢、黨內干部隊伍狀況的估計以及實際做法上都發生了錯誤，但其中某些論點還是十分深刻、符合邏輯、具有遠見的，是經受了后來實踐檢驗的，是站得住腳的。

 

當然，絕對不能說，作者是想要挑戰“歷史決議”，或者是想要給“文革”翻案——其實，樂于說人要翻案云云，是很無聊的話術。翻案與否，也根本不適用于評價“文革”這樣重大的歷史過程。實際上，無論是作者的寫作主觀上，還是論文的客觀效果上，都不是這個用意。毋寧說，作者的這些個人觀點，是歷經時間以后認識深化的結果。

 

畢竟，“歷史決議”發布時，還沒有發生蘇東劇變。蘇東劇變及隨后的蘇聯解體、蘇東國家難說成功的轉軌，都是世界級別的重大事實。面對這些重大事實，理論，尤其是社會主義理論，理應做出調整和深化。人們對世界、對自身的認識，本來就是沒有終點的，永遠應該根據事實，對理論做出更深入、更細致、更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問題的關鍵在于，對“文革”，很多人自覺地將其列入思考和分析的“禁區”。在他們看來，對“文革”，只能揭露和批判，不能有任何的、絲毫的正面評價。這未免也是一種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

 

 

 

到底應該怎樣評價“文革”？這是個超級大課題，不是我這篇小文能夠容納的。在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很初步的問題和想法。

 

一、“文革”的種種錯誤、危害，顯而易見，無從否認，無可辯解，但是，重要的和核心性問題是：“文革”究竟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還是應該將其驅逐出中國革命史？

 

如果將其徹底驅逐出中國革命史，那么，結論就是：最好當初根本就沒有文革。或者說，如果當初沒有“文革”，現在的中國要好得多，中國偉大復興的實現，要早得多。但這個觀點，可信么？我個人表示不相信。

 

如果把“文革”看成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那么，“文革”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整體進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發揮了什么作用？這個角色，這個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么？在理論上，有沒有代價更小、效果更好的替代辦法？

 

二、如果把“文革”看作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進一步的問題是：我們評價革命利弊得失的標準是什么？

 

當我們說“革命”二字的時候，同時表達的意思就是，這是一場暴烈的、徹底的、顛覆性的、代價巨大的，同時也是帶來巨大進步的社會進程。既然如此，20世紀的中國革命史，從新中國建立算起，不過70多年；從共產黨的成立算起，也不過百年。百年時間，在人類文明史和中國文明史上，都不算什么長時段。

 

橫向比較的話，無論是發源自英國的工業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引領的民族解放潮流，還是美國開創的現代大工業文明，從發生到發展，到壯大，所經歷的時間，都要比20世紀的中國革命長得多，最終失敗的蘇聯革命，也經歷了七十多年。這些革命所付出的代價，也比中國革命大得多，甚至大了不止一個數量級。

 

事實上，所有人類的偉大進步，都是血和淚換來的，都伴隨著無數個體的毀滅和犧牲。革命和代價高昂，是同義詞。我們是否要因此“告別革命”呢？

 

三、在中國的偉大復興中，革命到底發揮了多大作用？

 

我有一個觀點，認為當代中國的偉大復興，是三種力量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那就是悠久漫長的歷史傳統及其經驗、革命的紅色傳統及其成果和市場經濟理論。后來有人提醒我，類似觀點早就有人說過了，比如甘陽的“通三統”。

 

我把甘陽的“通三統”找來看了一下，大致是同一個意思，但也有很重要的不同。關于這個，這里就不展開說了，以后有機會再說。

 

這里想說的是，目前，對這三種力量，輿論待遇大不相同。對中國歷史傳統和市場經濟理論，怎么好評都沒問題，大家都支持。但是，對革命傳統，卻因為有“文革”等因素，大家總是有所保留，尤其是在知識分子那里，給革命說好話，很不“政治正確”，甚至有很大風險，會遭到人身攻擊。

 

實際上，革命的紅色傳統，在中國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作用很可能比一般認為的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在20世紀經歷了漫長、艱苦、殘酷、復雜的革命，這是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區別所在。我覺得，正是因此，中國才得以成為極少數成功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

 

問題是，其中的機理、邏輯、因果關系，還遠遠沒有被揭示和解釋。甚至可以說，革命還沒有擺脫被污名化、妖魔化、簡單化的處境。

 

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為革命正名，是講好中國故事，建立中國理論，進而樹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的必有環節。革命，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和人民氣質的組成部分。

 

全面準確深入地理解革命，是中國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革命正名，則是中國社會倫理道德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核心組成部分。

 

一言以蔽之，不談革命，避談革命，無從理解中國和中國人。

 

作者：李子旸   來源：鉛筆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