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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諭吉：人人都想做官的國家無法強盛

點擊：5778  作者：佚名    來源：墨漬360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6-04 09:41:00

 

“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于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么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

 

 

 

這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眾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但魯迅先生曾經指出：“中國人的官癮實在太深，漢重孝廉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1926年《學界的三魂》)這將那些有官癮的人刻畫得淋漓盡致。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第一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眾所周知，現行1萬日元大鈔正面，印著福澤諭吉的頭像。一萬元是日本錢幣最高面額，舊款一萬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釋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澤以新換舊，可見在日本歷史的地位和影響力超過了圣德太子。

 

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成于“三杰”：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無福澤諭吉，但是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價值的錢幣上留下了福澤，而不是西鄉、大久保呢？

 

這主要是因為，維新三杰都是政治家，這些政治家推動的是對日本國家制度的改變，而福澤諭吉是思想家，他改變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澤諭吉對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體轉向“獨立之心”。

 

雖然福澤諭吉沒像西鄉隆盛那樣，用武力推翻幕府、推行政改，但在倒幕維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著生命危險辦學辦報，在兵荒馬亂中堅持開啟民智，鼓吹西化。

 

福澤諭吉對明治維新的貢獻，相當于亞當斯密加上約翰洛克對英國的貢獻。可以說，他是明治維新的思想導師與精神領袖。明治維新成功后，作為“突出貢獻者”，福澤諭吉當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請，入閣做官，但他卻一再拒絕，終生沒有做官。

 

當時日本雖處近代，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愿做官，人們不理解他為什么這么做。

 

當時福澤諭吉給出的答案是——“愿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有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

 

福澤諭吉認為：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于強民，而強民的標志，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認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學教育的遺害。所謂“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能從這種迷信中把人們喚醒，使之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

 

 

 

誰也不曾想到，這個日本“獨立之父”，早年竟然還是“儒家信徒”。

 

福澤諭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貧寒，直到14歲才入當地的私塾學習漢學，爾立之年成為遠近聞名的漢學家。漢學家福澤諭吉的思想巨變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歐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沖擊。于是曾經主張“和魂漢才”的福澤諭吉思想發生巨變，開始重大轉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澤諭吉的思想巨變在他的著作《勸學篇》及《文明論概略》中體現深刻。在《勸學篇》里，他把學問當做個人及國家獨立的工具。福澤諭吉將學問分為兩種：有形的學問（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無形的學問（心理學、神學、理學等）。在福澤諭吉眼里，實用的知識最為重要，而遠離生活實際的知識則次之。

 

福澤諭吉反對脫離實際的學問，出于這種思想，他開始排斥孔子，摒棄儒學及漢學。因為他判定儒學及漢學是近代社會“脫離實際的學問”。

 

福澤諭吉認為，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

 

福澤諭吉主張重視實用知識的學習，他眼中的“實用知識”就是指洋學，即西方科學。所以他大力提倡學習西洋科學，他不僅重視數學等自然科學，對法學、社會學等西方社會科學也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棄漢從洋”和“獨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近代日本稟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維新時期的近代化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志性口號。并且，在他創辦的慶應大學和《時事新報》影響下，一批獨立知識精英、新日本人脫穎而出。

 

福澤諭吉稱自己對政治不熱心，其實，筆者依其一生作為而分析——他并非對政治不關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他并不認為，一個校長的影響力就不如一個首相。他給自己的角色定位，應該是“日本國家大校長”。

 

作為 “日本國家大校長”，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做為現代日本之父，《脫亞論》的作者。福澤諭吉，在解析中國儒學，倡導西學維新的論述中，從“人與人平等”作為切入點，并宣揚“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此人對中國儒學洞察透徹，一擊中的。在儒家的倫理道德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對人性與精神的壓抑，正是使人不能獨立，不能發展，不能創造的命門。

 

福澤諭吉在他的論述中指出，三綱五常的關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孔子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于治與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知識進步，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和文明的進步其實是獨立于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死讀書和做官之外一無所成。

 

福澤諭吉高度贊揚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于解開了人們精神上的枷鎖，使人的心靈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注重精神之獨立自由是所有偉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為之奮斗的目標。只有中國的儒學，永遠讓你匍匐在孔子的腳下，不得站立起來。

 

福澤喻吉是日本文化維新運動的開山鼻祖，在日本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讓日本徹底擺脫了孔儒的羈絆，大步向現代文明國家邁進。福澤喻吉是現代日本的指路明燈，他的頭像被印在10000日圓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

 

 

 

福澤諭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是“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于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后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

 

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諭吉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此外，福澤諭吉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系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諭吉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澤諭吉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高級別的精神導師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十七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于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吁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采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滿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于西洋文明并非沒有取舍。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后，也有人批評福澤諭吉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于《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

 

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諭吉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諭吉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諭吉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諭吉甚至還通過出資購買武器來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

 

所以無論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澤諭吉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絕對難辭其咎。他在《脫亞論》中對亞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福澤諭吉作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民眾精神導師的地位導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而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成為日后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諭吉”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

 

本文來源：法律園地 外交內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