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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主義危機下的民粹主義“所指”及其矛盾

分析民粹主義是否能解釋“西方之亂”，首先要理解民粹主義。盡管迄今為止關于民粹主義的含義和理解相當廣泛、駁雜、模糊乃至混亂，給民粹主義一個共識性的定義本身是理論難題，但面對“西方之亂”時，我們還是能大體上厘清民粹主義這個概念是在何種意義上被使用的。

綜合分析各種以民粹主義解釋“西方之亂”的媒體報道和學術文獻，發現民粹主義概念的具體所指主要有三種：一是指民眾“雜亂的反抗”，如各類“占領”運動、“黑夜站立”運動、騷亂及游行等，同時，很多文獻中給這些“雜亂的反抗”加上“情緒化的”“非理性的”或“憤怒的”等定語；二是指以桑德斯、齊澤克等為代表的左翼和傾向社會主義的力量，包括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圣保羅論壇、世界工人黨和共產黨大會等西方左翼力量，通常被視為左翼（極端）民粹主義；三是以法國國民陣線和美國特朗普現象等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力量，一般被視為右翼（極端）民粹主義。

然而，只要對上面這三種關于民粹主義的界定稍加思考就會發現，即使撇開國內外其他諸多關于民粹主義的界定和所指，單就解釋“西方之亂”時以上三種含義來看，就已經存在自相矛盾和使用混亂的情況。具體而言，以民粹主義概念分析“西方之亂”，至少有以下三點矛盾之處：

第一，概念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斷裂和矛盾。在一般意義上，民粹主義的“能指”主要是“以民為粹”和“民之精粹”，“以民為粹”強調人民群眾的價值和作用，而“民之精粹”重視精英、歷史人物在社會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因此，從總體上看，民粹主義概念本意體現的是人民主體性。然而，現在關于民粹主義概念的解釋和使用大多是貶義和否定的，如民眾“雜亂的反抗”常被引申為“烏合之眾”或“暴民政治”，而“民粹政客”被認為是煽動民眾情緒者，甚至一些人認為反科學、反智也是民粹主義的表現。可見，民粹主義一詞雖然運用非常廣泛，但所指和能指之間存在嚴重斷裂。

第二，多種所指之間的自相矛盾。民粹主義概念這種不同所指之間的自相矛盾在“西方之亂”的語境中表現最為明顯。把政治立場和價值傾向完全不同的左翼和右翼都稱為民粹主義，這不僅造成邏輯上的矛盾，更會導致人們在面對重大原則性問題時出現認識錯誤。事實上，這些把左翼和右翼都歸為民粹主義，甚至把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也都分別與民粹主義聯系起來的情況，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就已經激起了左翼人士的強烈反對，如左派認為當時以霍夫斯塔特為代表的自由派學者把受到麥卡錫主義殘酷迫害的進步人士和社會主義者界定為民粹主義者，同時又把麥卡錫主義也稱為民粹主義，這不僅不合理，更是對社會主義者和左派受害者的侮辱和不公。

第三，理論和現實認定標準之間的矛盾。現實中，是否為“民粹主義”以及何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其實并無客觀標準，更多是話語權的較量和輿論主導權的博弈。西方資本統治者為了顛覆世界上其他異己政權而發動的街頭暴動和“顏色革命”，在其掌控的國際主流輿論中就是爭取“民主”的“正義”之舉，典型如“阿拉伯之春”。而發生在西方國家內部的底層民眾反抗運動，如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法國“黃馬甲”運動等，則都被資本掌控的輿論界定為民粹主義的“暴民政治”或無政府主義的“烏合之眾”行為。這種界定上的雙重標準表明，民眾在“資本至上”的時代僅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和棋子。資本眼中的民眾，沒有人格、尊嚴和人的基本需求，所以當資本需要民眾時，民眾被欺騙、利用或裹挾；而當民眾言行不符合資本的利益和意圖時，則被斥責為“民粹”“大多數人暴政”“吃瓜群眾”“烏合之眾”，被視為“異端”或“洪水猛獸”。

（二）民粹主義概念的貶義化及其原因分析

研究民粹主義概念使用的歷史，發現上文所述這些矛盾在民粹概念產生的早期并不存在，民粹主義概念早期并非一個貶義色彩的詞，也不是總被用來定義“他者”。由于民粹主義一詞經由“人民”概念而來，其側重民本思想的“以民為粹”和強調歷史人物的“民之精粹”等基本含義都與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中的相關理念密切相關。正因如此，即使到二戰結束前，很多政黨和政治人物還會因被認定為民粹主義者而驕傲，因為這意味著受群眾歡迎。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民粹主義卻基本成了一個具貶義色彩的詞，法西斯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組合使用也開始稀松平常。

到底是什么原因讓民粹主義的基本內涵悄然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西班牙學者馬柯·德莫拉在研究民粹主義和人民概念發展的過程中，發現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學界和政界對民粹主義這一術語的系統性使用是二戰之后的現象，該現象的形成恰恰對應的是對“人民”這一術語的棄用，即人民在政治話語中所處的地位越邊緣化，民粹主義就越處于核心地位。他通過對美國加州大學圖書館數據庫中含有“民粹主義”和“民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標題的文獻（1920-2013）進行分析發現，二戰之后，在西方學界對民粹主義的使用存在指數遞增現象，并逐漸同法西斯主義、集權主義放在一起使用。而上述這種情況的出現，與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展開的大規模歷史修正主義行動密切相關。以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為代表的冷戰自由派學者，首先將19世紀末的平民黨運動描述為原始法西斯主義運動，并不斷在優質傳媒和大眾傳媒上傳播，固化民粹主義內涵中貶義的一面，最后經由霍夫斯塔特、丹尼爾·貝爾等人通過將人民黨運動和麥卡錫主義等都描述為民粹主義，大致完成了將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同起來的任務。

盡管在當時這種對民粹主義的界定和使用就已經激起了西方左翼人士的強烈反對，但這卻不能改變處于強勢地位的霍夫斯塔特等人在國際學術界為民粹主義確立的充滿蔑視和貶義的新形象，尤其在霍夫斯塔特主導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于1967年召開了一次關于民粹主義的著名會議之后，他關于民粹主義的見解在政治學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即民粹主義等同于法西斯主義。

在被貶義化的過程中，民粹主義逐漸與納粹、“烏合之眾”、“多數人暴政”等同起來，自身最初的含義和榮光消失不見，一個最初代表進步人士追求公平正義理論和活動的詞，變成了一個似乎以“中性”“客觀”“獨立”立場批判民眾非理性情緒的“學術概念”。這樣，在當下我們隨處可見的悖論是：曾經給人類帶來戰爭、種族滅絕、殖民統治等災難和痛苦的“資本主義”，不僅不被討伐和譴責，反而被置換為“文明”“先進”“成功”等意識形態受到廣泛贊美；而關注人民大眾利益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卻被以“民粹主義”的名義而遭到嚴重貶低，甚至是肆意抹黑和污蔑。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佩特拉斯所揭示的，在帝國的現代詞典中，濫用最多并企圖搞混的觀念就是“民粹主義”，這一概念起源于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運動，而帝國的文化意識形態借助并扭曲同爭取解放斗爭有聯系的積極觀念，將民粹主義與霸道的理論和倒退的政權相結合，掏空了民粹主義概念原有的進步、解放內容，將其與一種反動的、種族主義的、排外的和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聯系起來，最終將所有與人民獨立運動相關的事物都宣傳為倒退。

在國內學術界，也經常有人把民粹主義和納粹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關聯起來使用。由于民族主義被認為會導致戰爭和法西斯主義，把這些概念聯系起來使用，經常隱含的意思是：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社會主義，即最終目的還是指向當今在全球因思想和實體存在而具有實際影響力、并且對資本邏輯和帝國主義霸權形成挑戰的社會主義。

民粹主義概念貶義化使用，也直接影響到對相關歷史的評價。現今，大量文獻認為19世紀后半期的俄國民粹派運動和美國人民黨運動是民粹主義政治及思潮的主要起源。而這其中，又有很多文獻以消極和貶義的語詞描述并評價上述歷史，如認為俄國民粹派運動在歷史上是反動的，列寧對俄國民粹派持激烈批判態度；而對于美國人民黨運動，很多論述剝離其產生的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等歷史背景，卻刻意放大其中某些領導者具有的種族主義傾向，強調其是早期的法西斯主義運動。

然而，當真正深入歷史就會發現，這兩場運動都有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具體原因，也有其在維護廣大民眾利益時的進步性。俄國民粹派運動前后經歷三個階段，為推動俄國近現代歷史轉折作出了貢獻，并非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是落后和極端保守勢力的代表，恰恰相反，俄國民粹派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進步和革命的作用。首先，以民粹派自稱的革命分子為變革農奴制社會而放棄社會地位乃至自由和生命的獻身精神值得后人敬重。其次，民粹派是俄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群體，《共產黨宣言》最早兩個俄文版翻譯者（1869年巴枯寧和1882查蘇里奇）都是民粹派理論家，而馬克思、恩格斯“東方社會理論”的形成也離不開俄國民粹派的影響。最后，列寧在革命生涯中，對民粹派的態度經歷了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列寧在登上歷史舞臺前期的1893年至1905年，對民粹派主要持批判態度，寫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及其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受到的批判》《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等文章同民粹派論戰；但到革命思想更加成熟的1905年之后，列寧對民粹派的革命綱領和主張越來越持認同態度，而非一些文章所認為列寧一直對民粹派持反對態度。現今很多文章中以列寧在革命早期對俄國民粹派的批判為依據，全面否定俄國民粹派的做法，是需要商榷的。

一些文章認為19世紀末期在美國掀起的聲勢浩大的以農場主和平民為主體反對金融、石油壟斷寡頭的人民黨運動，也是民粹主義起源的表現。分析現有關于美國人民黨運動的文獻，發現大多數學者對于這場運動持消極態度。其實，這場長達30年的人民黨運動，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使美國壟斷寡頭們見識了底層民眾反抗的力量。出于對這種力量的恐懼和厭惡，后來人民黨運動被不斷貶低化描述和評價。從霍德華·津恩的《美國人民的歷史》一書中可以看出，對以人民黨為代表的民眾運動，各大資本集團和保守主義精英極力貶低甚至抹黑，稱其為恐怖的“民粹主義”，而左翼則認為這類運動是底層民眾應有反抗，對人民群眾抱以同情和敬重態度。恩格斯在當時就注意到美國廣大民眾的斗爭運動，他這一時期給朋友或報刊負責人的信中，多次談到美國勞動者群體的斗爭，如1886年寫給朋友的信中，他指出：“不管運動的領袖以及部分開始覺醒的群眾會犯什么錯誤，思想多么狹隘，有一點是清楚的，即美國工人階級投入了運動，這是毫無疑問的。在走過一些彎路之后，他們將很快地走上正軌。我認為，美國人登上舞臺，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國階級戰爭的爆發，對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來說，猶如俄國沙皇制度的崩潰對歐洲各大軍事君主國來說一樣，意味著它們的主要支柱的垮臺。”

綜上所述，民粹主義概念經歷了一個不斷貶義化的過程，使得這個最早代表進步、解放、人民至上的概念被泛化、標簽化使用，表現出政治斗爭的話語工具性質，使其不僅不能說明“西方之亂”的根源所在，同時還成為資本力量及其代理人推脫責任、掩蓋危機的借口。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需要站在人民群眾立場上，把分析當前“西方之亂”的視角拉回馬克思主義視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問題的根源所在，而不能讓民粹主義這樣一個充滿歧義、模棱兩可又似乎神秘莫測的概念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和砝碼，在掩蓋西方社會危機根源和本質的同時，還讓已經承擔了經濟危機引起的災難和痛苦的底層民眾被污蔑為危機、動蕩的“始作俑者”。

（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內生性矛盾的必然結果

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和規律時，馬克思發現了剩余價值產生的奧秘和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矛盾等重大問題。在馬克思生活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根源。在資本增殖主要依靠商品生產獲取剩余價值的時代，為了使資本增值的G—W—G′過程順利進行，生產更多的商品（W）是關鍵環節。資本家超額利潤的獲取和更大程度實現資本積累，都需要以商品生產為中介，但商品的使用價值向價值轉換是“驚險的一躍”，需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作為條件。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性質，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絕大多數人是“自由的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獲取低廉工資生存的工人，他們沒有能力消費資本家階級大量生產的商品，所以“工人階級因消費品不足而激怒憤懣，上層階級則因生產過剩而傾家蕩產”的情況在所難免。

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力進步所帶來的社會財富最終只是被一小部分人占有，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中，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現象同時出現，而且，這種排斥社會中大多數人分享財富的制度使得生產過剩和絕對貧困、兩極分化等現象也同時出現。對資本主義這種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而導致基本矛盾激化和經濟危機爆發的現實，馬克思曾經用形象的語言進行描述：“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

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其基本矛盾仍然沒變，無論是列寧生活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還是當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主宰的時代，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私人資本無限追逐利潤與廣大民眾有限消費能力之間的矛盾，不僅導致實物商品過剩，造成經濟危機，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更開始導致大量金融產品過剩，形成金融泡沫膨脹制造的虛假繁榮，而一旦金融泡沫如2008年在美國華爾街那樣破滅，必然導致危機從虛擬經濟領域向實體經濟領域迅速蔓延，同時也會逐漸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引發政治風波和社會動蕩。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在美國爆發后，迅速向全球蔓延，表現為“西方之亂”的種種現象，正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政治效應和社會效應。

在當今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宰的時代，經濟危機的爆發原因和直接后果都與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有重大不同。

第一，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時代，金融經濟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必然導致的周期性現象，同時還可能是人為制造的金融武器與經濟戰爭。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金融壟斷時代，全球經濟、金融壟斷程度更高，由大銀行和跨國公司融合而成的軍事—工業—金融壟斷財團在背后操縱美國政府、美聯儲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權力—金融機構，通過擴大勢力范圍與建立全球帝國來謀求壟斷利潤，同時以更加隱蔽的方式發動金融戰爭、摧毀他國經濟。而代表跨國壟斷金融資本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以“華盛頓共識”的名義在全球不斷推行，也為國際壟斷資本勢力控制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及走向提供了意識形態辯護。

第二，從后果來看，金融經濟危機可能不僅不會導致金融寡頭主宰的統治秩序崩塌，反而成為他們繼續發財致富的機會。在當前新自由主義時期，制造危機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因具有超強的控制力，不但能免于破產、牢獄之災或絕望自殺，反而可以綁架政府行政力量并操控公共政策，讓普通大眾以血汗錢、養老金為自己“輸血”。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高盛公司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大鱷”不僅毫發無損，反而得到美國政府大筆救助資金，以大罵“華爾街肥貓”上臺的總統奧巴馬，其政府的危機治理方案卻呈現出“以新自由主義挽救新自由主義”的特點，無不說明資本對行政權力的掌控。而競選時在言語上更加激烈批評華爾街、騙取大量底層民眾選票的特朗普，其政府成員卻主要由經濟上的壟斷寡頭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組成。

總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時代，經濟危機可以人為制造，時間和地點都可以操控；跨國壟斷資本具有的全球統治力量，尤其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規模之大、能力之強、行蹤之詭秘，足以顛覆一些主權國家的貨幣和經濟；危機的肇事者由于具有史無前例的政治、經濟、文化控制力，不僅可以利用危機發財，還能把危機爆發的責任推卸到底層民眾身上或中國這樣在國際輿論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身上。當代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大而無形”且“深而無色”，在意識形態上也更加隱蔽和具有滲透性，因此，才能在經濟危機爆發后，制造危機的寡頭資本成為政府救助的對象，而把承擔危機災難性后果卻憤怒、無助的民眾反抗運動說成“罪惡的”、令人生厭的民粹主義，或者指責他們是“瘋子”“無政府主義小混混”以及“社會主義者”。

（二）資本主義危機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

一般的認識中，經濟危機預示著資本主義即將走向末路，危機的爆發也意味著革命時代的到來，然而，當前盛行于歐美的這些包括民粹主義概念范圍內的現象則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只是革命發生的條件之一，無產階級運動高度的革命需要具備許多主客觀因素才能發生。

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基本矛盾導致危機成為經濟、社會運行中必然出現的“頑疾”，同時，危機也為戰爭或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指出：“戰爭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業普遍危機的結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歐洲，這種危機的到來總是由英國先發信號，因為它是歐洲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代表”。馬克思在分析近代歐洲戰爭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因此，經濟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危機是加速資本主義滅亡的客觀條件，換言之，資本主義危機是促使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有大量無產者被徹底地甩出體系之外，所以才有針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資本主義危機并不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高度的革命化。歷史事實表明，危機必然會爆發，然而它無法自動帶出與資本主義社會原則根本不同的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危機中，工人失業、工廠倒閉、社會混亂及政治動蕩乃至戰爭是常見現象，而具有進步性、建設性的無產階級高度的革命則需要滿足特定條件才可能出現，這也是針對資本主義體系革命的可能性不是一種被保證的可能性之原因。

第一，無產階級高度的革命化必然要求工人上升為無產階級，即革命主體必須是“已經提高到能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的階級，而不能是“分散在全國各地并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第二，工人上升為無產階級這個過程需要自覺鍛造和自覺介入。無產階級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端送”出來的，而是在工人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斗爭中不斷鍛造出來的。如果沒有革命主體的自覺介入和自覺鍛造，工人將往往可能“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斗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斗爭”，或者“就會成為精神萎縮、智力落后、內心空虛、任人宰割的群眾，這樣的群眾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

那么，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如何才能自覺介入和鍛造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思想，即指導革命的科學理論被工人、群眾所掌握。理論和現實都表明，在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中，思想問題需要組織來擔當落實。但在工人階級內部，在組織和建黨問題上的爭論，從來沒有完結，其中最切中要害和最為典型的是羅莎·盧森堡與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及爭論。至今，革命斗爭中的思想問題和組織問題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最大難題。當前，解決“思想”如何通過“組織”的方式被群眾所掌握，也是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環節。而“民眾雜亂地反抗”恰恰表明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沒有被群眾掌握，以及無產階級高度的革命缺席的現實。當民眾被甩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外，又被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所武裝時，他們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的有生力量；而如果民眾被壟斷資本主義保守力量利用和欺騙，就極有可能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炮灰或法西斯主義的犧牲品。“西方之亂”中表現出來的民眾“雜亂地反抗”，說明的正是當前民眾運動在階級意識、組織性、覺悟性和戰斗性方面的不足。民眾的憤怒情緒和反抗運動正是由于缺乏共產主義革命的高度和社會主義視野，所以雜亂無序且無力，還被資本力量輕蔑地界定為貶義化的民粹主義。

廣大民眾被何種理論和力量掌控、影響是關系到全球政治走向的重大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看待民眾和如何對待人民，誰能夠贏得勝利根本上取決于群眾基礎的動員和爭取。民眾是非常復雜的，是任何政治運動不可或缺的基礎。民眾是最基本的政治建筑材料，任何政治力量想要有所發展，最需要的就是爭取盡可能多的群眾。民眾作為一種政治建筑材料，并不天然屬于左派或者右派，關鍵看其到底受到何種思想和組織的影響。如果受左翼思想和團體影響，可能發展為解放自身的革命運動；如果被保守主義右翼欺騙性利用，極可能成為法西斯主義或種族主義戰爭的炮灰；當然，也可能像現在這樣的大多數時候，民眾處于茫然、無知、渙散、無組織和一盤散沙狀態，那就是分散的、原子化的、無序的個體抗爭，因力量弱小極易被統治者抹黑、誣陷和鎮壓。

正因如此，馬克思本人被抹黑、馬克思主義被嚴重妖魔化、把共產主義宣傳為不可名狀的“洪水猛獸”，就是資產階級理論一直在做的事，目的就是把人民群眾和解放他們的真正科學理論武器隔離開來，以各種宗教的、物質的、實用主義的、虛無主義的，乃至恐怖主義的觀念滲透、誘導、腐化、麻痹大眾的階級意識。當寡頭資本集團擔心民眾掌握馬克思主義這一“武器的理論”，卻不能繼續以資產階級理論說明民眾面臨的困境、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的根源和本質時，只能用不倫不類的“民粹”概念把問題引向更加神秘和模糊的方向。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危機背景下，民粹主義概念背后掩蓋的是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外國人問題其實是傳統政治學所說的民族問題，底層民眾追求社會公正的問題是傳統政治學所說的階級問題，如果直接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講出來，不僅政治家，連普通民眾也都會明白問題的本質，并知道應該怎么辦了”。

與揭示掩蓋在民粹主義概念中的意識形態迷霧同等重要的，是充分認識貶義化和標簽化的民粹主義恰好能說明的另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即當前世界陷入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性和復興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緊迫性。

當世界資本主義陷入經濟危機時，必然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大致而言，主要有三種可能性，一是向前走，借鑒社會主義實施改良政策，如羅斯福新政；二是發生共產主義革命；三是陷入更加極端和黑暗的法西斯主義。

從世界范圍來看，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深陷危機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各項政策措施，如特朗普減稅、財政緊縮、削減民眾福利、打貿易戰等表明，羅斯福新政式的改良主義道路已經失去了存在條件，因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強大使其有能力阻止限制其膨脹的改良主義政策，而且那些即使表面上的改良主義也是服務于極端保守勢力長遠目標的。這從近些年歐美多國實施進一步加劇兩極分化的各項新自由主義危機治理措施中可以得到反映，也能從以斯蒂格里茨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從危機爆發之初紅極一時到后來無甚大用的現實際遇中反映。對于第二種情況而言，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處于低潮期，復興之路極為艱巨，所幸中國等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突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圍，在困頓中堅守，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寡頭資本力量的肆虐。但是，如果大危機中法西斯極端勢力進一步膨脹，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力量增長有限，資本主義最有可能掉入的就是向后看的第三種情況，即煽動種族主義和民族矛盾，制造仇恨與恐懼情緒控制底層民眾，摧毀社會主義運動的法西斯主義。

歷史事實證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之所以沒有發生新的世界性戰爭，是因為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起了關鍵性制衡作用。同時，正是由于社會主義陣營及進步力量的存在，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部實行有利于中下層民眾的改良主義社會福利制度。而近二三十年歐美國家內部社會底層的福利保障成為資本和政治精英首要攻擊和消減的對象，也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及左翼的衰落密切相關，正是擺脫了世界社會主義聯合的外在壓力，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內部發生起義和革命的憂慮減弱，才更無所顧忌地加大對國內底層民眾敲骨吸髓。

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被危機不斷地拖入法西斯主義的深淵。多位西方學者撰文呼吁警惕新法西斯主義勢力，如薩米爾·阿明、齊澤克、巴迪歐及威廉·羅賓遜等。阿明認為，資本主義當代版本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當前世界可能陷入法西斯主義的直接原因。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使得這個體系不可持續，制造了大量的抵抗，“它就把目光投向了法西斯主義，用法西斯主義來回應它日益顯著的缺陷。這就是為什么法西斯會在西方重新出現”。威廉·羅賓遜也指出，無論是20世紀的典型形式還是21世紀新法西斯的可能變種，都是對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特殊回應。當前資本主義面臨深層次危機，既涉及積累過剩型危機的經濟層面，又涉及合法性或霸權危機的政治層面。美國特朗普主義、英國脫歐及法國國民陣線為代表的新法西斯主義力量不斷增加的影響，都代表著極右派保守主義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反應。

21世紀發生于資本主義心臟國家的經濟危機再次證明了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必然性和資本主義歷史的暫時性，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一方面是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它們在不斷宣告“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共產主義“幽靈”正在復活，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在振興；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極端勢力也在不斷滋生，新法西斯主義可能將人類再次拖入種族主義、沙文主義乃至世界戰爭的黑暗時刻。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當前人類處于歷史發展的又一個十字路口，面對這種情況，資本作為一種主動的、進攻的力量，早就聯合在一起了。“在剛剛過去的那個歷史時期，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權貴精英集團在各國形成并聯合起來形成國際性的跨國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信奉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國家和民族觀念淡漠，以全球化為利益基礎，往往將自己的國家作為消費對象。”而民眾運動卻處于被動、分散，失去“階級意識”的“自在”狀態。左翼社會主義力量在政治地位上的邊緣化和思想上的無力，使當前民眾運動要么分散無力，要么被右翼思想組織起來，而這一切都被稱為民粹主義，遭到資本集團極力打壓。如果左翼行動無法阻止美國特朗普等軍國主義步伐及法國國民陣線等法西斯勢力的上升，那么對人類的發展意味著又一次巨大的災難。

因此，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復興力量對比的角度看，當前全球滑向法西斯主義深淵的可能性不小。面對資本主義世界性危機，面對人類被拖入法西斯主義險境的可能性，只有復興社會主義運動，壯大共產主義等進步力量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