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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九一八之恥是因“敵強我弱”？兼評“與病毒共存論”

點擊：  作者：秦明    來源：子夜吶喊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9-18 11:09:18

 

九一八事變的國恥已經發生整整90年了。

 

筆者偶然間翻到北京大學戰略研究所的某研究員在知乎上的一篇文章，給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辯護，文章聲稱：東北淪陷“是中國當時積貧積弱的國情決定的”，開戰的代價太大，“倘若1931年中日全面開戰，以當時的國力未必能耗得起14年的全面戰爭”，所以，蔣介石“當時實行不抵抗政策以爭取時間進行戰爭準備是極其必要的”。

 

 

去年“七七事變”83周年，軍報刊登了署名葉剛盛的文章《點燃思想深處的狼煙》，作者在文章中寫道：

 

國家與國家的競爭，軍隊與軍隊的較量，歸根結底是實力的比拼。……“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以1.9萬兵力對壘19萬之眾的東北軍，卻僅用兩天便占領沈陽，1個星期占領遼寧，3個月占領東三省。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野心為什么能屢屢得逞？就在于當時的日本“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而當時的中國雖是幅員大國，卻積貧積弱已久。

 

 

軍報文章的作者主張“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國際環境下，這是完全正確的。

 

盡管與上面那篇為蔣介石翻案的文章的出發點不同，但是，將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三省的原因簡單地歸結于“敵強我弱”，卻是完全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更是存在嚴重的立場錯誤。

 

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這樣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竟然登堂入室，成為了所謂的“主流觀點”，被戰略專家們反復炒作。

 

軍報文章關于“當時的日本‘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而當時的中國雖是幅員大國，卻積貧積弱已久”的說法，至少在九一八事變期間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正處于內外交困的地步，處境十分的艱難，本國的經濟基本到了崩潰的邊緣。不要說進行一場大的戰爭，即使是一次局部的沖突當時的日本也是無力承擔的。

 

 

一戰結束，歐美列強得以喘息，歐美資本重新搶灘亞洲市場，日本商品價格暴跌、出口量大減，國內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市場變得十分蕭條。僅1920到1921年間，日本工業生產下降20%，重工業更是下滑一半多；1929年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危機蔓延到日本，日本經濟更是跌入谷底，工業生產停滯、大批企業破產、外資撤離，國內到處是失業饑餓的流民。

 

正是因為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軍國主義者才鋌而走險、擴大侵華戰爭，希望借戰爭獲取資財，掠奪更多的資源、勞動力和市場，以緩解本國危機。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栽贓嫁禍于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史稱“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占沈陽；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

 

 

事變發生時，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10萬人，而日本關東軍卻不到2萬人。面對近30萬兵力的東北軍，1.9萬關東軍為何如入無人之境？

 

是東北軍武器裝備差嗎？不，事實上東北軍的武器裝備連日軍都垂涎三尺！

 

東北軍在巔峰時期總兵力超40萬，有25步兵旅，10個炮兵團，6個騎兵旅，坦克、裝甲車、飛機甚至軍艦，樣樣都有。事變前，東北軍一個旅就配了一個炮兵團，在當時的中國首屈一指，即便是整個抗戰時期，中國軍隊的單位火力也不及東北軍。

 

 

東北軍裝備有遼十四77毫米野炮、75毫米野炮、100毫米輕榴彈炮、150毫米重迫擊炮等各種口徑的火炮，連平射炮和240毫米的重炮都有

 

東北軍裝備了法國雷諾FT-17、英國NC-27輕型坦克以及美制M-1917輕型坦克數十輛

 

東北軍還從英法等國進口了大量的裝甲車以及裝甲牽引車

 

東北軍擁有各類飛機400多架，是從國外購買的最新型號的戰斗機、偵察機、重型轟炸機、運輸機，其空軍實力占到了當時全國的一半以上

 

東北軍擁有大小艦只27艘，占到全國海軍總噸位的70%以上，其中包括中國最大的“海圻”號大巡洋艦和唯一的飛機母艦“鎮海”號，后者是可搭載兩架水上飛機的準航母

 

各式半自動步槍、輕機槍、博格曼式沖鋒槍、馬克沁重機槍、勃朗寧三十節式重機槍裝備齊全，甚至還裝備了大批化學航空炸彈和毒氣彈

 

那么，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能夠“如入無人之境”、迅速占領東三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事變發生以后，東北軍各部隊多次接到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

 

那時的東北軍早已易幟，歸于蔣介石旗下。一直以來，史學界都公認“不抵抗”的命令是蔣介石下的，他才是“不抵抗”的元兇，連如今臺灣的歷史教科書都承認這個問題。

 

然而，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歷史虛無主義盛行，某些知識精英打著“還原歷史真相、還原事實真相”的幌子，編造大量歷史謠言，一邊抹黑人民領袖和革命先烈，一邊為地主階級和蔣介石反動集團翻案。其中一個重要的謠言就是說，九一八事變后“不抵抗”的命令是張學良下的，蔣介石不知情，甚至進一步穿鑿附會地說蔣介石軟禁張學良幾十年并不是因為西安事變，而是因為“惱怒于張學良的不抵抗行為”。在百度百科的“九一八事變”詞條中，也將“不抵抗”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張學良。

 

這種謠言是非常低級、無恥的。

 

首先，蔣介石就算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晚不知情，但是從1931年9月19日-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這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蔣委員長是究竟瞎了還是聾了，能一直不知情？

 

第二，蔣介石是“不抵抗”的“慣犯”，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并不偶然。1927年3月，英美海軍為了阻止北伐，闖入長江、炮擊南京，釀成死傷2000多人的“南京慘案”，已經攻占南京的蔣介石卻故意拖延事件調查，英美倒打一耙污蔑北伐傷害了僑民，蔣介石最后居然認了罪、給了賠償，還嫁禍給共產黨；1928年，日本在山東阻止北伐軍，制造了“濟南慘案”，死傷1.7萬人，蔣介石居然還下令“禁止抵抗，力避沖突”；1935年，華北事變，蔣介石卻派何應欽和日本人簽訂《何梅協定》，對日媾和，最終激怒了民眾，引發了一二九運動。而直到七七盧溝橋事變，蔣介石依然沒有對日宣戰，正式的宣戰是在珍珠港事件美日全面開戰之后。

 

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公然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為自己的對外投降賣國、對內瘋狂鎮壓農民土地革命的無恥行徑辯護。

 

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就已經是張學良的頂頭上司，“不許抵抗”這樣涉及國家級別軍事與外交的指令，又豈是一個張學良能決定的？

 

 

盧溝橋事變

 

九一八事變之后，盧溝橋事變之前，蔣介石還曾嚴令，“奢言抗日者，殺無赦！”

 

正是蔣介石的對日綏靖、媾和、投降，才一步步激發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使得日本在短短幾年時間里攻占了中國大面積領土，獲取遠遠多于日本本土的資源、勞動力和兵員，以戰養戰，使得日本的國力、軍力不斷增長，這才給后來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人民的全民族抗戰，造成了極其被動的局面，被迫地需要通過“持久戰”逐漸消耗已經強大起來了的日本侵略者。

 

戰略專家們以“敵強我弱”的調子給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政策辯護，不去批判蔣介石對日投降的行徑，一味地將中國的失利歸因于國力、軍備，是典型的“唯武器論”，這種歷史觀和立場是完全錯誤的。放到今天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難免有給親美漢奸投降派洗地的嫌疑，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誤導。

 

毛主席在戰略名篇《論持久戰》中，運用矛盾論的基本觀點，分析了中日雙方關于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組敵我矛盾的特點，揭示出敵我力量對比轉換的關鍵：

 

由于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后，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占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游擊戰爭。

 

……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游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

 

……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國大體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

 

而能促成敵我力量對比轉換的，只有積極抵抗、勇于斗爭并且善于斗爭，以國力、軍力為由的綏靖、不抵抗和投降政策只會給日本侵略者提供“以戰養戰”、不斷增強的機會。

 

由九一八事變的這段歷史，筆者又想到了前不久關于甚囂塵上的“與病毒共存論”，它們認為病毒無法消滅，“清零”代價的犧牲難以承受。

 

病毒還沒有全面傳播時，歐美諸國就以“敵強我弱”、“沒有特效藥”為由，對病毒全面投降；而今相持階段，以色列、英國、瑞典等國又以完成疫苗接種為由，全面開放，以色列已經嘗到了苦果，“與病毒共存論”的鼓吹者還想中國步此后塵，這是典型的“唯武器論”。

 

諸國“與病毒共存”，對病毒綏靖、投降的結果，導致病毒在很短的時間里不斷發生變異，病毒又何嘗不是在“以戰養戰”？這樣的投降舉措，為病毒的不斷變異提供了溫床，導致疫苗、特效藥研發的速度趕不上病毒變異的速度。當年歐美列強在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崛起的時刻，所采取的正是這樣的綏靖政策，才導致法西斯不斷壯大。

 

90年前，法西斯主義是人類共同的敵人；今天，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與抗日戰爭一樣，防疫戰同樣應當是一場全民戰爭，防疫戰的最終勝利離不開“武器”（如中國的中醫藥），離不開嚴格的防控措施，更離不開病毒肆虐之下對窮人的救濟、讓窮人在防控措施之下能得以生存，并借此推動群眾全面參與的群防群控，徹底消滅病毒變異傳播的溫床。

 

 “與病毒共存”的結果，要么是加速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總奔潰；要么就是聽天由命，祈禱COVID-19能夠像SARS那樣“自然消亡”。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