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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錢偉長在毛時代20年沒發(fā)一篇論文！兼說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專家？

點擊：4197 作者：秦明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發(fā)布時間:2021-09-02 13:17:05

6月10日的《解放軍報》第7版刊登了一篇專論《探析高素質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機理》：

這篇文章透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歷史事實，“錢偉長作為世界級彈性力學專家和奇異攝動理論的創(chuàng)造者，從1957至1976年，沒有發(fā)表一篇論文”。

對于這個事實，右翼知識精英的第一反應就是，錢偉長在毛澤東時代被打成“右派”，受到了“迫害”：

這段歷史沒什么好回避的，但也完全不是“右翼知識精英”所描述的那個樣子。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錢偉長與錢學森、錢三強三人并稱為“三錢”，而“三錢”這個著名的稱號最初就是由毛主席喊出的。錢學森被后人稱作“中國導彈之父”，錢三強被稱作“中國原子彈之父”，而錢偉長則被稱作“中國近代力學之父”。

1956年1月，周總理在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fā)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半個月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發(fā)出了“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guī)劃”的指示，“12年科技規(guī)劃”隨后問世，核技術、電子計算機、集成電路、航天這四項世界尖端科技隨之被提上新中國科學發(fā)展的議事日程。而具體負責指定“12年科技規(guī)劃”的，便是“三錢”！

1956年6月14日，毛主席與參加制定全國十二年科技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的全體學部委員和科學家合影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錢偉長因年初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的《高等工業(yè)學校的培養(yǎng)目標問題》一文中，對當時清華大學照搬蘇聯(lián)模式的辦學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見。一些人不能接受錢偉長的觀點，甚至批評他對科學問題的意見是“反黨科學綱領”。因此，錢偉長備受打擊，最終被打成了“右派”。

應該說，錢偉長對“照搬蘇聯(lián)模式”的不同意見，與毛主席是不謀而合的。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主席對“照搬蘇聯(lián)”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批評意見：

蘇聯(lián)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

對于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采取這樣的態(tài)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里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

既然錢偉長提出了跟毛主席完全一致的意見，為何還要被打成“右派”？這顯然是清華某些官僚的挾私報復，將錢偉長打成“右派”的正是“反右擴大化”。“反右”的確是毛主席最先提的，但毛主席認為全國也就幾千右派，官僚主義者卻“打”出了幾十萬，這不是“陽奉陰違”、故意對抗毛主席的“雙百方針”嗎？

所幸的是，錢偉長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毛主席聽說了，便親自干預這件事，說“錢偉長是個好教師，要保留教授職位”。

因為毛主席的力保，錢偉長繼續(xù)留在了清華大學，留在了教授崗位；也因為毛主席的關注，錢偉長的正常科學研究沒有受到任何干擾。1972年秋，我國要派出科學家代表團出訪英國、瑞典、加拿大、美國，毛主席還點名要錢偉長參加。

《解放軍報》的文章忠實地還原了這個歷史事實，盡管錢偉長在1957年-1976年的20年間沒有發(fā)表過一篇論文，但是他在這段時間里，“卻從事過潛艇龍骨設計、飛機顫振、化工管板設計、氧氣頂吹的轉爐爐蓋設計、大型電機零件設計、高能電池等多項應用研究，并參與了首都鋼鐵廠的技術改造，被譽為‘萬能科學家’”，為新中國的力學人才培養(yǎng)、科學技術研究以及技術應用等多個領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因為對“蘇聯(lián)模式”的挑戰(zhàn)，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也遭遇過與錢偉長類似的經歷。

1953年，袁隆平畢業(yè)于重慶的西南農學院遺傳育種專業(yè)，所研究傳承的是美國遺傳學家、摩爾根學派代表人物孟德爾的現(xiàn)代遺傳學；但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照搬蘇聯(lián)”的風氣很重，遺傳學領域主流推崇的也是蘇聯(lián)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論，他們把蘇聯(lián)的李森科為社會主義學派，而把摩爾根指責為資本主義學派。在李森科學派與摩爾根學派的爭論中，毛主席堅決支持“百家爭鳴”，并且特別支持當時處于弱勢的摩爾根學派，鼓勵他們大膽地進行爭鳴。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也有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

在毛主席的主導下，1956年8月，中科院與高等教育部聯(lián)合組織，召集中國遺傳學的摩爾根派和李森科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青島舉行了一場為期15天的座談會，為摩爾根學派恢復了名譽，等于間接支持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發(fā)表了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獲得了國家科委的重視，并指示地方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全力支持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

上個月，袁隆平院士去世，引發(fā)了舉國哀悼。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在他的公眾號“知識分子”發(fā)表了一篇《55年前，袁隆平發(fā)表論文的意義》，引發(fā)了廣泛傳播。

這篇文章名為紀念袁隆平，講述袁隆平1966年那篇論文的重要意義，實則是在污蔑詆毀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研究，歪曲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研究的歷史。

饒毅認為，幸虧這篇論文在1966年停刊前的最后一期發(fā)出，是這篇論文救了袁隆平，救了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饒毅的潛臺詞就是，如果袁隆平的這篇論文“沒趕上”，也就沒有后面的雜交水稻了。

事實上，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研究的成功，靠的根本不是“一篇論文”（盡管這篇論文的確很重要），而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組織資源的舉國一盤棋的大兵團作戰(zhàn)的結果。

本號之前的文章已經有過介紹：

1957年，中國農業(yè)科學院成立并制訂了農業(yè)科學研究的規(guī)劃和任務。按照當時的規(guī)劃，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yè)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yǎng)的優(yōu)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lián)Q代，使農業(yè)產量逐漸提高；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會上各地交流了經驗，同時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yōu)良品種，當時各級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

單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無數(shù)社員共同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優(yōu)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后也有十幾種。例如，我國科技工作者運用花粉單倍體育種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

袁隆平參與并做出重大貢獻的雜交水稻研究，1970年開始上馬，1973年實現(xiàn)三系配套，1974年完成鑒定，1975年試種植5550多畝，1976年推廣到208.8萬畝，1977年更是擴大到3150萬畝——從研制到推廣的全過程可謂是非常之迅速，這離不開黨的有力領導和組織、離不開無數(shù)基層干部、農業(yè)科技工作者和人民公社社員的共同努力下做好的鋪墊，離開不開“舉國一盤棋”的高效協(xié)同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