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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晉：中共早期領導層的變化特點

點擊：  作者：陳晉    來源：今日頭條  發布時間:2021-09-02 12:47:03

 

 

 毛澤東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選為5位中央局委員之一，負責組織工作，還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當時，中央的文件需委員長和秘書聯合簽署才能發出。可見，毛澤東在30歲時，便干起了黨內事實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離開了這個崗位，此后便在黨內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屢受排擠打擊。一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才進入核心決策層。

 

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黨內的境遇，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領導層變動不穩的特點。早期領導層中，除陳獨秀作為主要創建人，在大革命失敗前，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領導人的地位是經常變化的，常常是一個人上來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換人來干。參與決策的領導層人員，經常變化，很不穩定。總體上既有淋漓盡致的熱情探索，又有眾聲喧嘩的直率爭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艱難選擇。這種情況必然使中共早期領導層在領導能力上打些折扣。

 

如何理解鄧小平說的“不成熟”

 

對此，鄧小平晚年曾說：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

 

如何理解鄧小平說的“不成熟”和“沒有能力”？

 

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體制，也就是說，那時候一群年輕的人領導一個年輕的政黨，對自身領導人的選擇還缺少成熟的機制。

 

從年齡結構看，在陳獨秀之后主導中央決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歲的年輕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時，分別是28歲、29歲。任弼時23歲時入中央政治局，24歲便擔任政治局常委。主導中央決策的王明、博古也大體是這個年齡。博古24歲便被推舉為黨內總負責人。

 

作為革命家，這種年齡在信仰激發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滿活力和激情的優勢。而作為政治家，卻正是經受歷練的時候，自然還不成熟。但他們卻又顯得很自負。博古后來回顧自己擔任中央總負責人的心態時說，“在上海中央破壞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并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發展了剛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評，不愿聽人家批評”“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后，這個時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

 

中共早期領導層的“不成熟”還體現在因路線之爭而形成的宗派主義風氣，這種風氣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對主要領導人作出正確的選擇。

 

大革命失敗前，中共黨內雖然也常有意見分歧，但宗派主義還沒有形成氣候。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這些到各地組織起義和創建根據地的領導人還在苦苦探索，難以對中央決策發揮影響。在中央，則先后有三撥“左”傾領導人主持工作，特別是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后的那一撥，主要是從蘇聯回國的年輕人，被稱為“青年共產國際派”，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不很了解，在各個根據地也缺乏根底。他們統治中央的思想武器和決策指導思想，主要照搬蘇聯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詞句。這種教條主義的思想路線，反映在組織路線上，就是搞宗派。

 

在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中，在一些重大危機面前，認識不統一，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搞宗派，則常常通過所謂“反傾向”斗爭來更換和選擇領導人。

 

應該說，這種做法多少是從蘇聯黨那里學來的。王明這批人此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便耳濡目染了蘇聯黨內斗爭風氣，并以此方式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內搞宗派斗爭，介入學校內部的所謂“教務派”和“支部派”的爭論，一會兒反“托派”，一會兒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會兒反“浙江同鄉會”，并逐步在莫斯科的中共成員中形成了被稱為“二十八個半”這樣的群體。他們回國后，當時沒有任何優勢，唯一的優勢是拼所謂“路線”。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內，似乎誰能證明自己的路線正確，誰就上臺，證明不了，就下臺。而證明的依據不是國內斗爭的實際，而是外國的經驗。

 

博古等人在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便寫信給中共中央，搶先打出反對“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旗幟，隨后宣稱“黨中央領導已經垮臺”，要求“把那些在與李立三路線和其他錯誤傾向的斗爭中表現堅定的同志推舉和吸收到領導機關中來”。如果在反傾向斗爭中，態度客觀一些，冷靜一些，調子低一些，即使有能力、資歷和經驗，也不行。例如周恩來，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在中央領導層負責具體工作，三中全會時卻被扣上“調和主義”的帽子。1930年12月2日，在準備四中全會時，米夫給共產國際寫信匯報說，周恩來、瞿秋白“遭遇到了組織嚴密的李立三集團，他們開始有些動搖，因而采用了調和主義。周恩來更甚一些”，信中卻表揚王明等人“向中央遞交聲明，批判李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央領導層中，除了李立三、瞿秋白此前被指犯了錯誤外，能夠發揮作用的既有一批建黨初期的領導人，例如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等，也有項英、何孟雄、羅章龍等一批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人，這些人似乎在路線上都不能入米夫之眼，他決意要把王明這批人扶上臺。

 

從六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宗派性的爭論最為激烈。羅章龍便是以自己的宗派反對王明的宗派，并發展為分裂中央的極端錯誤行為。四中全會以后，王明、博古在中央工作中體現出來的宗派意識更明顯了。當然，從客觀上講，由于非常時期非常環境中的信息阻隔，他們在指導各地實踐和選派干部的時候，難免主觀武斷，脫離實際。但從主觀上講，他們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卻也是無所顧忌地合我者用，不合我者斗，風氣很不好，從而使有不同意見同時又有實際經驗的上不來。他們派到各蘇區的人，也是著力排擠有經驗的領導人。在中央蘇區，就排擠和批判毛澤東等人。毛澤東在1936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曾談到，寧都會議撤掉他的軍職“是缺席審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種“高慢的宗派主義”。

 

中共早期領導的“不成熟”和“沒有能力”，一個最重要的體現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不僅思想上受到共產國際很大影響，組織上也受到明顯約束，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選擇，不能不考慮共產國際的態度，甚至可以說是由共產國際來主導安排的。

 

共產國際對中共黨的領導人的主導安排，大體說來有三種方式：

 

一是直接插手選舉。共產國際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東方部負責人米夫親自圈定出席六屆四中全會的37人名單，當時身在上海的一些現任中委和候補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讓王明、博古等15個從莫斯科回來的年輕人列席，并規定列席者也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由此為王明、博古上臺作了程序上的準備。

 

二是事后認可。遵義會議改變中央決策層結構后，就不得不先后派出陳云、潘漢年分兩路遠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以爭取認可。潘漢年出發前，博古便明確地對他說：“交權不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代，讓他們批準張聞天接班。”陳、潘到莫斯科后，王明在剛剛結束的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事實上成為共產國際處理中國問題的主要負責人，然后又由王明派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及潘漢年分兩路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表達對張聞天代替博古的認可。

 

三是仲裁糾紛。張浩1935年回國時，正好碰到張國燾率部在川西北另立黨的“中央”，還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黨籍，下令“通緝”。在陜北的中央領導層對此分裂行為鞭長莫及，雙方陷入僵局。這種局面下，張浩以共產國際“特使”身份給張國燾發電報說，“共產國際派我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可代轉”。一下子就把張國燾鎮住了，他明白，在當時的組織架構下，無論搞什么樣的“中央”，都繞不開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盡管內心不情愿，還是對張浩的電報作了正面的回應。在張浩說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后，張國燾才回電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指示”。

 

這些，都反映出共產國際在中共領導人的選擇上擁有的特殊影響力。

 

需要說明的是，共產國際雖然支持王明、博古等人，但對毛澤東的才干和貢獻也是認可的。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引起共產國際的好評，還被在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英、中三種文字版上譯載介紹，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稱贊這個報告“寫得極為出色，很有意思”。1929年，朱、毛紅軍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時候，毛澤東的名字便在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領導層里耳熟能詳了。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多次介紹朱、毛紅軍的活動，并稱他們二人是“中國游擊運動”的領導人，是“極為出色的領袖”。1930年9月六屆三中全會補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11月毛澤東出任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主席，1934年1月毛澤東沒有出席六屆五中全會仍然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都是共產國際提議或同意的。

 

對此，博古在1943年寫的一個材料也能從一個側面說明問題。他說1933年1月他到中央蘇區前，曾向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愛佛爾托征求過進入蘇區后如何工作，包括毛澤東的工作安排。愛佛爾托回答說：“要盡量吸收毛工作，但路線必須貫徹，領導機關不可成為討論俱樂部。”“五中全會所選的政治局及書記處名單，是經國際批準并有增減的。”此后，共產國際不同意把毛澤東送到蘇聯“養病”，堅持讓他在中國黨內“擔負相當負責工作”。這些，滲透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態度，這就是：毛澤東雖然不是中共黨內決策層起根本作用的人選，但作為領導層人選是不能缺少的。

 

今天的人很難理解，中共早期為什么那樣聽從共產國際的意見。這有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為全黨共識的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政策，只能唯“共產國際路線”是從。這種“被指導”的關系非常容易演變為“被領導”的關系，由此難以獨立自主地選擇出能成為全黨接受的權威。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被排擠和打擊，其源也蓋出于此。事實上，中央初到延安時，還流行這樣的順口溜：“毛澤東的實際，王明的理論，博古的口才，周恩來的人才。”這樣的概括未必準確，卻反映出當時人們推崇毛澤東的實踐之功，但還沒有認為他是理論權威。

 

共產黨人為什么如此看重理論？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革命是一批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搞起來的，人們所崇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都是理論家，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人們對中國革命主要領導人的期望和選擇傾向。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在理論上、戰略上說出道道來，便不大能夠服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王明、博古乃至張聞天等，在中共早期領導層中，是以理論出名的。陳獨秀作為“五四”思想界的“明星”，又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不能說他沒有理論。陳獨秀之后，中國革命處于巨大的轉變中，講清楚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一時很難，就是出現了，也難以一下子被人們接受，于是照搬蘇聯經驗和馬列理論詞句便成為主流。這是留蘇學生一回來地位都很高的重要思想土壤。

 

反觀“土生土長”的毛澤東，雖然能夠和善于做事情，但當時在引用馬列理論和詞句上確實比不上他們，而做的事情又常常與他們照搬的馬列詞句不合。博古1934年5月派人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并向王明等人報告國內情況，就帶去一個口信說，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大事有錯，就是認為他路線方針有問題；小事沒錯，就是覺得他具體事情做得來。當時扣在毛澤東頭上的帽子名稱就是“狹隘經驗主義”和“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

 

中共未因領導層經常變化而失去凝聚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從早期共產黨人的品格上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確實沒有把名義上的地位看得很重。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艱難環境中沒有因為領導層的經常變化而失去凝聚力的諸多原因中的一個。

 

關于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的情況，鄧小平晚年的一個回憶很能說明問題。他講：我們那時候的人不搞終身制，不在乎地位，沒有地位的觀念。比如說，在法國，趙世炎比周恩來地位高，周恩來比陳延年地位高。但回國以后，陳延年的職務最高。陳延年確實能干，他反對老子（陳獨秀），見解也比別人高，他犧牲得很可惜。趙世炎回國后工作在他們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沒有那些觀念，就是干革命。

 

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到1943年最終明確毛澤東的政治局主席職務，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大多沒有總書記或主席的名分，有的是以“總負責”的名義，如博古、張聞天，有的連“總負責”的名義都沒有，如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在叛變前雖有總書記之名，但大家都知道是個擺設，做實際工作的是周恩來等人。這固然是因為環境惡劣，沒有條件召開黨代會進行選舉，但也反映出那時的共產黨人確實是把干事放在第一位。

 

毛澤東1924年底離開中央二把手的崗位，沒有參加隨后召開的中共四大，由此連中央委員都沒有選上。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在國共合作時期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后來又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4、5月間，毛澤東出席了黨的五大，選出的31位中央委員中，并沒有毛澤東，他只當選為候補委員。這年召開的八七會議，陳獨秀已經不主持工作，毛澤東在會上觀點鮮明，提出“政權是從槍桿子里取得的”這一著名論斷，于是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7年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曾邀請毛澤東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澤東拒絕了，還開玩笑說，我不去跟你們住高樓大廈，我要去當綠林好漢（指領導秋收起義）。這也反映出他那時的興趣在于實干。3個月后，臨時中央因不滿毛澤東把秋收起義部隊帶向井岡山，撤銷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之職，甚至一度誤傳為“開除黨籍”。這種境遇，似乎也沒有妨礙毛澤東、朱德率紅軍開辟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而開辟出中央蘇區的紅火局面，并且擔任當時最大的紅軍部隊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

 

遵義會議后，博古已不適合擔任中央總負責，有人提出換上毛澤東更適合一些，但毛澤東沒有同意，覺得應該讓張聞天出來做一段時期。有人勸博古不要“交權”，但他還是服從集體決定，把幾擔裝有中央文件、記錄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張聞天負責。不久，中央討論派一位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并和共產國際聯系，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結果毛澤東等人不同意，改派陳云前往。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伸手要權，張聞天又主動提出讓出“總負責”這個位置給張國燾，大家覺得這樣做不合適，商量的結果是把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給了張國燾。

 

這些事例透露出，那時真正的共產黨人，對待自己在黨內的上上下下，大體上能視為尋常之事，并取比較淡然的心態。為什么能做到這樣，憑的是忠誠，憑的是擔當。

 

【陳晉：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轉自長安街讀書會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