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學黨史，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要“學史明理”。明什么理？我的體會，就是要明白三個道理：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學史增信”，就是要增加對中國道路的自信，堅定“四個自信”。“學史崇德”，就是傳承和弘揚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在100年的歷史上，積累起來的偉大精神和紅色基因。“學史力行”，就是實踐，辦實事，開新局。
總書記講學黨史要發揮這四個方面的作用。我想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出發，是怎樣出發的，他們有什么樣的精神氣象，這些，大概可以為領悟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四句話帶來一些啟發。
我講四點：一、100年前建黨，它不是一個人或者十幾個人、幾十個人的愿望，而是先進知識分子的群體性選擇。二、參加建黨，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前入黨的那群人，他們的組成特點和精神氣象。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層不成熟、不穩定，為什么不成熟、不穩定？四、毛澤東為什么脫穎而出？歷史和人民為什么會選擇毛澤東？這四個問題結合起來就叫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領導群體。
一、把握大勢：建立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
一大前各地早期組織的成員，現在明確的是58位。參加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有12人之說，有13人之說，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這樣講，是敘述性的，很客觀。他們代表著全國58名黨員，建立了中國共產黨。
建立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知識分子掌握了大勢以后的結果。當時的大勢有三個方面。一個是五四運動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可以從介紹過來的各種理論思潮中選擇一種來救中國；二是十月革命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一種新的救國道路；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陷入蕭條，再加上巴黎和會無視中國對山東主權的訴求，使人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非常失望，甚至反感。
這就是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勢所在。
為什么說58個人的選擇，算是把握了大勢？真理從來是先由少數人掌握，在實踐中比較，逐步得到大家認同的。這是個規律。
實際上，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不只這58個人。不在58個人當中的一些人，也應該視為建黨群體。比如說蔡和森，他最早提出黨的名字叫“中國共產黨”。1920年7月，蔡和森在法國的一個會議上就提出：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這年8月，他寫信給毛澤東，再次表達了這個主張。當時，陳獨秀在上海準備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陳獨秀還曾經想過，我們黨叫什么，我們既然奉行社會主義，就叫“社會共產黨”吧。所以蔡和森雖然沒有參加一大，也不在58個人的名單當中，長沙早期共產黨組織里面也沒有他。但是他的地位跟58個人是不相上下的。
再比如說，惲代英也不在58個人里面，他在1920年夏天就組建了一個“波社”，實際上就是布爾什維克黨。
四川當時比較閉塞，吳玉章、楊闇公（楊尚昆哥哥）不知道當時已經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他們建立了中國青年共產黨，而且還給共產國際寫了報告，說明中國青年共產黨的創建和他們的組織結構。他們直接和共產國際聯系，后來聽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并且參加了共產國際。于是，他們立刻把中國青年共產黨解散，然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張太雷，他是屬于58個人里面的，在北京參加了李大釗領導的早期組織，受李大釗委派到蘇俄，結果還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國科科長。他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發言，談到中國國內共產黨組織的建設，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他參加大會的時間是1921年6月，我們黨是1921年7月23號才開會成立。他的發言已收入《張太雷文集》，講的內容水平很高。
總體上說，先進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選擇共產主義，是個大趨勢。
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組成特點和精神氣象
一大前各地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可叫建黨群體，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敗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可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這兩撥人，可統稱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有什么特點？有三大特點，這三個特點注定了我們黨的生命力、創造力和精神氣象。
（一）知識分子出身
58個第一批黨員，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一色的知識分子，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共性。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理念，首先在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被知識分子接受，知識分子掌握了這個思想武器，再去發動工人和農民。而且知識分子要創立一個黨，它代表誰？自然就是馬克思主義說的，代表無產階級。后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作出了很大的創造性，它代表的，除了工人階級，還有農民等等，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代表中華民族利益。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有三個特點：
1、選擇信仰，是經過各種理論思潮的比較，他們對自己的信念有理論自覺和政治自覺。
我們來看毛澤東選擇共產黨，或者他確認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過程。1921年元旦，在長沙新民學會會員大會上，20多個人，毛澤東讓大家討論新民學會的走向，說我們要選擇信仰，選擇什么，大家討論，各抒己見。毛澤東總結說：擺在我們面前五種選擇，社會政策派、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列寧的激進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溫和的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經過反復比較研究，覺得激進方法的共產主義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我們可以采用。而且，他還認為，其他的方法、途徑、主義，有的是理論上說得通，但實際上做不到。毛澤東當時還告訴大家，把新民學會的宗旨，改成“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還寫信跟蔡和森談到：我們選擇共產主義不是說放著很好的路不走，偏要走這條路，而是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的一種“變計”。意思是只能走這條路。
這就是知識分子建黨的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梢哉f，這代人是對馬克思主義行不行、社會主義好不好、共產黨能不能干成，有沒有未來，是反復思考才作出選擇的。多數人都有發自內心的信念，對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堅持。有人統計，58個人當中，后來被開除或脫離黨組織，叛變投敵的，就8個人。
2、他們大多有文化藝術氣質，而且很方便把自己的革命意志、政治信念，轉化成一種文化自信，表達出來，鼓舞人。
這是一般的政黨很少有的特點，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把信仰轉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徑有很多。
陳獨秀、李大釗他們都是文化大家、宣傳家。陳獨秀是研究文字學的，他在研究“小學”這個問題上造詣比較深。李大釗學法律出身，他的詩歌寫得好，寫了大量舊體詩，五四運動以后還寫新體詩，留下8首新詩。其他寫詩詞、散文的很多，像瞿秋白他是作家、翻譯家，印章刻得很好。這種文化氣質對他的信念有什么影響作用？
舉個瞿秋白的例子，他是第一個翻譯國際歌的，他犧牲的時候，敵人把他押到山坡上，他專門找到一個地方，說：“此地甚好。”還說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過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現在我可以大休息了，然后從容面對劊子手。這種信念，這種境界，這種精神氣象，我覺得就是這代共產黨人的文化氣質帶來的對政治信念的自信。那種崇高感，是在死亡面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從容和淡定，背后是信念的堅定。所以，毛澤東說，方志敏、瞿秋白“以身殉志，不亦偉乎”。
陳毅，早期寫過小說，后來寫詩。在梅嶺被圍的時候，寫下：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今天要斷頭了，你怎么想？創業很難，身經百戰，死了很多人，我要死了。雖然要死了，但是我要到泉臺（相傳是陰間和陽間的結合部）那個地方，把比我先死的部下們召集起來，在地獄里面也要造閻羅王的反，要革命。他通過詩歌把自己信念和理想傳達出來。
毛澤東不用說了，他一生都是詩人，越是逆境、危急的時候，他的詩情越張揚，寫的詩越好。長征當中寫的詩都是經典之作。
周恩來，雖然寫的詩不是很多，可不能小看周恩來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他年輕的時候是寫新詩的，也有一些舊體詩，比如我們熟悉的“大江歌罷掉頭東”等，五四前后他寫新詩，中央文獻研究室還出版了周恩來青年時期的詩選，有很長的新詩。甚至到晚年，上世紀60年代，他還跟他的侄輩說，我年齡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來以后我就寫長篇小說，而且題目都想好了。他說巴金寫過一部小說叫《家》，很有名，他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叫《房》，就寫他們那個周氏家族。周恩來蕩漾在內心深處的文化氣息，彌漫著共產黨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維。
這就可以理解早期共產黨人，確實是被先進文化武裝起來的。所以說，到關鍵時候，到曲折的時候，他們是不會灰心喪氣的。
3、大浪淘沙。
知識分子出身，有理論，有信仰，但終歸要和實踐結合，和工農結合，才能成熟，才能奮斗到底，才有未來。因此，一路前行，就會出現大浪淘沙的情況。
早期共產黨人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人，是主流。他們經受了考驗，走到新中國，或者在征途當中倒下去了，犧牲了，這是主流。第二種，一部分脫黨，大革命高潮的時候是5.8萬黨員，后來大革命失敗以后只剩下1萬多人，其中不少被國民黨給殺害了，其他人到哪去了？脫黨了。但好多人脫黨而不反黨，思想理論上甚至包括信念上，他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做進步的事情和工作，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理論家。比如李達、郭沫若、茅盾，他們依然在宣傳先進的文化。第三部分人是走向反面的，從“紅船”出發，但是半途當中跳船了，跳了以后還要拿斧頭去鑿共產黨這艘船，包括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這些人。這是極少數。
（二）大部分是中等家庭出身
除個別的外，大多處于中等家境。一般來說，他們有往上走的沖動和能力，經過奮斗，都會有比較好的前途。但他們的沖動和能力，改變了方向，他們選擇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是為了謀個人的出路，而是為改變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初心使命是明確的。而且，選擇了共產主義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對待家庭的概念、對待財產的概念。
比如說張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學畢業生，他的畢業證都印好了，但他沒有去要。至今張太雷的畢業證還放在天津大學，作為他們的鎮館之寶。那個時代北洋大學讀法律的畢業生出來以后，找工作或者說未來的前途，那是不得了的，他不要了。
彭湃是大家庭出身，當時有種說法，烏鴉都飛不過彭家的田產，烏鴉在天上飛，要跨越彭家的田地，中間都要休息一下，這是個比喻。但是他把田契燒了。
這說明，他們不是為謀個人的出路參加中國共產黨，這一點很重要。他們一般都有比較高的道德標準，有高遠的追求，胸懷境界不一般。
比如毛澤東，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到同學家里作客，那位同學當著他的面，把仆人叫來說：我今天來客人了，你到街上去買幾斤肉，作了仔細交待。毛澤東此后就不跟這個同學來往了，他覺得怎么能斤斤計較做這些事呢？他想的是：社會、國家、民族、人民、世界。新民學會的宗旨，開始是“砥礪品性，改良人心風俗”，后來毛澤東改成了“改造中國與世界”。
由此，我們就能體會毛澤東為什么在延安時期能夠寫出“老三篇”，提出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這種道德感帶來兩個好處：一個是自我犧牲精神，為了別人，為了集體能夠付出自己。第二個是同志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關系紐帶。
什么叫同志關系？我舉個例子，比如說瞿秋白，1920年以記者身份到蘇聯，寫了兩本書，《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在蘇聯時，看到這個國家物質緊張，到處饑荒，他有一塊金表，就把金表捐獻給了蘇維埃政府。在蘇俄采訪的時候不能沒有手表，蘇維埃政府又回贈了他一個鋼制作的懷表。瞿秋白就帶著這個懷表工作。
1931年，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沈澤民從蘇聯回來，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讓他到鄂豫皖當省委書記，臨走的時候，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去看他，就把這塊懷表送給沈澤民，理由是：你到蘇區可能要指揮打仗，需要懷表。
沈澤民帶著懷表到了鄂豫皖，他指揮紅二十五軍打了幾仗，其中一仗跟軍事干部徐海東等人發生矛盾，意見不一致，最后按照沈澤民的意見干，結果證明沈澤民那個策劃是錯誤的，打了敗仗。后來他主動找到徐海東承認錯誤。
臨走的時候，一看徐海東手表沒有了，就問：你手表呢？徐海東說不小心摔壞了。沈澤民說我身體不好，要休養一段時間，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沒有手表，就把懷表送給徐海東。徐海東帶著這個懷表在鄂豫皖戰斗，帶領紅二十五軍長征，直到抗戰。
1939年，徐海東在一一五師當旅長，中央讓他到蘇北新四軍去，任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臨走的時候，他去見彭德懷，把這塊懷表送給彭德懷，當做紀念。還說，這個懷表是沈澤民送給我的，沈澤民說是瞿秋白送給他的。而當時沈澤民已經病逝了。
彭德懷用這個懷表指揮了百團大戰等。1946年，新疆放出來一批共產黨人，128人回到了延安。彭德懷聽說其中有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想到這個懷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楊之華，把這個懷表完璧歸趙。懷表最后是物歸原主了，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經犧牲了。現在這個懷表保存在國家博物館。
這就是同志關系。哪怕我們在工作當中有爭論，沒關系，但感情牢固。而且當時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把最珍貴的和最需要的東西給對方。這就是那代人的感情，他們對財產的概念。這可以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很好的題目。
（三）年輕人，充滿朝氣，使黨充滿活力，一開始就有強大的生命力。
100年前建黨的那批人，除了極個別屬于當時的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主體是95后，還有00后。參加一大的，就有19歲的學生。100年前就是這些人，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人，大多也是年輕人。所以中國共產黨是個年輕的政黨。年輕人對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塑造，幾乎很難復制，因為那一代人，基本上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洗禮。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干大事的。從年齡結構來看，大革命失敗前，除了陳獨秀外，在中央領導工作的，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多歲的人，所以陳獨秀當時在黨內的外號叫“老頭子”。
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央領導層工作的，仍然是年輕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當一把手。瞿秋白那時28歲。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時29歲。博古24歲時被推為黨的總負責人。
還有，任弼時進入中央政治局時23歲，24歲便任政治局常委。鄧小平25歲到廣西領導起義，陳云進入中央政治局擔任常委也就29歲。在根據地指揮打仗的紅軍的軍長、師長，也大多是20多歲的人，像蕭華，還不到20歲。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和各根據地開創鬧得那么紅火的局面，紅軍的發展也進入高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24歲，多年輕！
年輕人想問題比較樂觀，往前看，著眼未來，遇到大事敢干、敢承擔，敢于發表意見。敢想敢干，充滿活力，充滿激情，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很重要的政治優勢。
但也存在問題，比如說在上海的臨時中央，為什么對毛澤東搞的那套正確的東西看不進去，一到中央蘇區，毛澤東就受排擠。首先是思想路線不一樣，毛澤東實事求是，那些人就覺得他們有理論。他們理論確實比毛澤東要多，跟共產國際接觸更多，所以想在領導崗位上一試身手，覺得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能做到的，他們可能會做得更好。來一撥人就把毛澤東擠一邊了。前后來了三撥人，臨時中央搬過來后，干脆就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
博古1945年在延安有一個回憶，很真誠地說他當一把手的心態。他說：在上海中央被破壞以后，由老的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并沒有感到自己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的事情，相反，我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發展到了剛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評，不愿聽人家批評，臨時中央到了中央蘇區以后，大家還是讓我當一把手，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說：請別的同志來當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那就是我。
三、為什么說早期中央領導層不成熟？
我們黨100年，一路走來，確實很曲折，很艱辛，領導層也是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
今天，9100多萬黨員，這么大一個黨，從制度到理論非常成熟，特別是形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格外珍惜，真正做到“兩個維護”。
中國共產黨在早期，年輕人領導，帶有不成熟的特點是必然的，他們有爭吵，有探索。在中央領導層的選擇上，不行了，就換一個人上來，變動很頻繁。
所以鄧小平后來講：“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沒有形成有能力的黨中央。”不成熟，沒有能力，這是鄧小平對早期中央領導層的一個評價。為什么這么說？
第一，組織上不獨立。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重大決策，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或認可。這就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隔了一層，而有的領導人偏偏照搬蘇聯革命道路和經驗。所以，毛澤東在1930年說，中國革命要靠了解中國情況的中國同志，指的就是組織上不獨立的情況。
第二，理論上不成熟。當時，全黨還沒有形成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自覺，還沒有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一些中國化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原因。
第三，能力上不適應。中央領導層不穩定。在弱小時期，敵人強大，意外事情很多，危機很多。領導層恰恰是在危機中出現。在危機中，能看到一個領導層到底有沒有能力、成不成熟，這是很重要的。
第四，那個時候的共產黨人確實沒有把名譽地位看得很重，這是那代人的胸懷。1927年7月以前，陳獨秀是名副其實的黨內一把手，但是陳獨秀離開崗位以后，一直到1943年，嚴格來說，這16年的時間里面，除了六大選了一個名義上的總書記向忠發，后來叛變了，我們黨沒有形成經過嚴格組織程序任命的正式的主席或總書記。在實際工作中，擔負一把手的職位的人，他們沒有總書記、主席這樣的名分，他們有時候用的是總負責，有的連總負責這個名義都沒有，比如說瞿秋白、李立三。周恩來，他沒當過一把手，也沒有搞過總負責，但很長一段時間，中央的實際工作是他一直主持在做。包括毛澤東，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進入黨的領導層，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名義上的排名，并不是第一個，只是幾個常委中的一個。他干了八年實際上是一把手的工作，并沒有主席或總書記的名義。一直到1943年，中央才正式開會確認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所以早期領導人沒有把個人的名譽地位看得很重，鄧小平晚年說：我們那個時候不在乎地位，沒有地位的觀念，比如說在法國，趙世炎比周恩來地位高，周恩來比陳延年地位高，但回國以后，陳延年的職務超過了趙世炎和周恩來。陳延年確實能干，他反對他父親陳獨秀，可惜犧牲得太早。趙世炎回國后，工作就在他們領導下，并不在乎地位，就是干革命。
四、為什么黨選擇了毛澤東？
我們比較一下毛澤東之前的五位一把手，會發現，他們都難以指揮打仗。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他們理論水平高，政策水平也不低，但是軍事領導不擅長。革命戰爭年代，黨要生存，需要革命家，需要政治家，需要理論家，但也需要好的軍事統帥。軍事統帥如果不能在中央領導層，是有問題的。
毛澤東為什么被選擇？首先因為他是好的軍事統帥，天才軍事家。遵義會議復出，因為軍事上需要他。當時沒有解決政治路線問題。遵義會議后，到陜北初期，黨內有同志就稱呼他“毛大帥”。
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從蘇聯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說中國共產黨要以毛澤東為首來解決問題，共產國際支持了毛澤東作為政治上的一把手。毛澤東從軍事領袖名正言順地成為了政治領袖。
最后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成為了理論上的領袖。
從軍事、政治、理論，毛澤東完成了被歷史選擇為領袖的過程。
這當中，理論上的成熟很重要。因為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毛澤東在軍事上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在哲學上發表《矛盾論》《實踐論》等，在政治上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等，在文化上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在經濟上發表《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問題》，這樣一來，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的代表作一寫出來，全黨就醒悟了，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禮。當然，人們會從心里覺得，只有毛澤東才能夠成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這是當時黨內其他領導人反復說的。
比如吳玉章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毛澤東在這之前的領導地位并不十分鞏固，教條主義者們認為毛澤東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足，內心并不服氣。《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心，全黨感到十多年曲折的歷史終于鍛煉并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黨，最終選擇了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