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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按】這是一篇八年前美國著名國際戰略期刊《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作者湯姆·尼科爾斯（Tom Nichols）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的國家安全事務教授，兼職哈佛。今天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是認為其有下面的價值：

一、 作者列出的核戰爭可能發生的五種方式有普遍的意義，在核戰爭烏云密布的今天更有現實參照的價值。

二、 通過對歷史上一些事件的敘述，讓我們窺見了美俄及相互間啟動核打擊的機制、步驟、溝通，甚至當事人的心理活動。

三、 以某種方式相當準確地預言了今天俄烏戰場有可能引起核戰的原因：“俄羅斯深切地意識到其常規軍力的羸弱：即使他們在北約眼皮底下折磨烏克蘭，俄羅斯人也知道，如果沒有核武器，他們就沒有機會對抗北約。……莫斯科的戰略是以一種“降級”的方式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說，當他們快要輸掉一場戰爭時，他們將進行有限的核攻擊，以使敵人退縮。”

四、 對中國未來收臺時中美較量以及核手段使用的可能性進行了評估。雖然八年后中美在太平洋常規軍力的對比完全改變了，但是美國人“從實力出發”的現實主義思維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五、 折射了美國人的核戰爭觀、五角大樓的核戰略邏輯和官員們的一般心理。

在翻譯過程中，我就在想，核武器試驗成功的第一天起，中國就宣布了“兩不”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這篇文章在對中美因臺海問題可能發生沖突的分析時，對這個因素完全忽略了。實際上，美西方在核沖突問題上的眾多著述和討論對中國的“兩不”政策似乎已經遺忘，從來都不怎么提及。所以，拙文《大爭之世談中國核武戰略》提到的需要調整我國的核政策就多了一個注腳：帝國主義從來不相信道德和正義，他們的眼里也從來就沒有道德和正義；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拳頭的大小，以及沖突的后果。

核戰爭仍可能爆發的五種方式

湯姆·尼科爾斯 撰

戴為群 譯

“核戰爭可能會以比你能想象得到的更多的方式發生，從純粹的事故到蓄意打擊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將其引爆。”

核戰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在公開的沖突中用核武器互相打起來了——這是不可想象，而且是不可能的。

對嗎？

錯。

當然，核戰爭的可能性極小。盡管《原子能科學家公報》將其著名的“世界末日之鐘”的指針放在午夜前五分鐘，但它并沒有什么意義，也從來沒有發生過 。事實似乎也是如此：以美國和俄羅斯的核武庫存率先減少的世界核武庫存從未如此之低，沒有一個大國像冷戰期間那樣預期會發生核沖突。然而，要從杰克·斯派羅船長（譯者注：電影系列《加勒比海盜》中的主角）那里得到一句話，核戰爭不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并非不可能的，核戰爭可能會以比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更多的方式發生，從純粹的事故到故意罷工的任何事件都可能將其引爆。

我在這里要重點談談一場可能是以美國及其盟國為一方、俄羅斯或中國為另一方的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核沖突，或者未來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核沖突不太可能，但比全球性的核沖突更容易想象會發生。事實上，這就是美國人不再顧慮核戰爭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核戰爭只會在其他地方發生。然而，如果發生有限的區域性戰爭，你就會知道：即使是小規模的核武器交火也會造成一場全球環境災難，使切爾諾貝利或福島相形見絀。

一場小小的區域性戰爭，盡管會很糟糕，但不會摧毀美國，也不會是終結人類的威脅。然而，北半球任何一場嚴重規模的核沖突實際上都將意味著現代世界的結束，人類進一步的發展將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內，將只服從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爭將殺死數百萬人，并永遠污染地球，但它不會威脅到使整個全球體系陷入停頓，也可能不會導致向全球數百個城市釋放數千枚彈頭——那樣的戰爭是“不可思議的”，而美國人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為其做各種各樣的準備。到了現在，我們仍然保存著一系列可通過空中、陸地、以及海洋來發射的戰略大殺器 。

那么，這種噩夢般的場景會以哪一種方式開始呢？

1. 機器故障：

表現這種核戰爭意外發生的經典小說是《核戰爆發令》（Fail-Safe）：由于一臺計算機引爆了保險絲，我們的空軍就把莫斯科化成了灰燼。現在大多數人不再看Fail-Safe（這就是為什么我現在讓我的學生讀它），但幾乎每個人都看過《戰爭游戲》（War Games）和《終結者》（The Terminator），這兩者都是整個科幻小說類型的一部分，其中某些軍用計算機決定不接受討厭的人類關于誰可以發射核導彈的指令。當然，這就是它們虛構的原因。核武器不是情感豐富的蕓蕓眾生，它們毫無感情；“天網”（譯者注：電影《終結者》中的人工智能防御系統）沒有自我意識，也永遠不會有自我意識。它們只是機器，機器可以自己發生事故，幾乎沒有人為的參與。

盡管想到由某部機器隨機打了個嗝所引起的戰爭是可怕的，但重要的是要知道，這是核戰爭最不可能的觸發因素。如果有的話，在冷戰期間，超級大國們花費了大量時間來確保其核武庫的安全，以防止被“意外”使用，以至于美國人和蘇聯人都開始懷疑他們是否自己設置了太多的障礙，而在他們真正決定要發射的時候都會被阻止。換言之，雖然意外發射戰略核武器的危險不是零，但實在很小。也就是說，除非有人建造了一臺“末日機器”，將整個人類帶出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

但誰會那么瘋狂呢？

事實證明，蘇聯的最高統帥部，在其可悲的、充滿緊張和惶恐的最后歲月里，就是那么瘋狂。蘇聯曾建立了一個名為Perimetr的系統，在俄羅斯被昵稱為“死亡之手”。Perimetr實質上是一個計算機系統，如果蘇聯的最高領導機關首先被擊中并被摧毀，它將回溯和追蹤核攻擊的來路軌跡并自行進行報復。（對此，《 國家地理》里有更多的細節，你可以在那兒觀看）。從那以后，我們問過俄羅斯人，這個“死亡之手”是否還在，而他們充滿信心地向我們確認：“你們更應該關心你們自己的事情”。

那就讓我們希望他們不過就是粗魯無理罷了吧。

2. 人為出錯：

機器只要由人來操作，就會有事故發生。然而，戰爭不會因為轟炸機墜毀或導彈發射井著火而被觸發; 相反，大錯的鑄成往往取決于極易犯錯的人類對事故的誤判。

這樣的事件充斥著歷史。1995年，俄國人忘記了挪威人對他們預先會發射火箭把氣象衛星送入太空的通知，俄最高統帥部告訴鮑里斯·葉利欽總統，他們確認北約已向俄羅斯上空發射了火箭。幸運的是，克里姆林宮里沒有人認為比爾·克林頓會想著用一枚挪威的彈頭來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此外，克林頓和葉利欽之間的友好關系使俄羅斯總統懷疑俄羅斯是否仍然還會遭受冷戰戰略家過去所說的那種 “晴天霹靂”般的攻擊。

類似的錯誤也曾由成群的鳥類，計算機的隨機故障以及從云層照射出來的太陽光（前蘇聯的計算機將其解釋為多個美國導彈推進器灼熱的尾焰）引發。對這些情況都必須由具體的人來做出判斷：有人真的在攻擊我們嗎？很幸運，俄羅斯和美國的聰明人阻止了這些機障錯誤演，變成世界末日。

然而，關于以上事件的解密文件的故事并不能完全幫助你睡得更加香甜。例如在1979年，NORAD（ 美國和加拿大北美聯合防空司令部）將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從床上叫起來，告訴他蘇聯即將發動一場大規模核打擊！當然，他們是在檢查和最后確認這一切前，先給他一個提醒——至少他們是這么想的。布熱津斯基距離喚醒并將通向地獄之門的密碼交給吉米·卡特總統只有幾分鐘的路程……，但這時NORAD回電了：哎呀，沒事兒了。是計算機搞砸了，哥們兒不好意思，我們會修好它的。

然后，然后同樣的事故在1980年又發生過一次。

蘇聯人從所有這些蠢動里聽到了風聲，他們禮貌地給卡特發了一個訊息，實際上是在問他：你們那邊怎么啦？這個問題問得好，如果對方出現了類似狀況，我們也會問同樣的問題。

然而，這里的關鍵不是技術。技術可以讓出錯后轉危為安類型的意外發射幾乎（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相反，危險在于人類，他們可能在情勢緊迫的瞬間時刻發布無法挽回的報復指令。雖然在局勢的緊張度降低時，這樣的風險較小，但這總是有可能的。當機器事故與人類判斷的自然缺陷相結合時，意外戰爭的風險就從無窮小的風險成倍增加，成為非常真實的可能性。

3. 力量展示：

當我們從機器的故障轉向人的能動作用時，事情實際就變得細思極恐了。機器可能會犯錯，但是如果沒有國際危機和其他確認戰爭來臨的證據，沒有人會因為HAL 9000（譯者注：一部科幻小說中的主角，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機器）的故障而開戰。雖然記者們和核安全專家們寫了好些關于意外核引爆等風險的暢銷書，我更擔心的是核武器被有意識地決定使用。

關于核武器，最糟糕的錯誤是認為它們不過是普通的武器，就像其他武器一樣用于軍事用途。（這是有時把核武器“常規化”的看法。）然而，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把核武器視為魔法，使用核武器可以一舉解決在政治或戰略上難以解決的問題。第二個錯誤會導致人們去考慮使用諸如“示威性攻擊”或以核武力攤牌之類的手段，比如讓核武器在沖突附近爆炸，但不是在沖突中爆炸。

從表面上看，這種戲劇性的示威似乎能使所有的交戰方恢復理智，并消除所有引發整個險情的因素。（順便說一句，核游戲的玩家們幾乎從不告訴我們為什么我們會處于斷崖的邊緣。政治是一種雜亂渾濁的行當，只會把干凈，美麗的模型和方程式弄成一團糟。）這是個既誘人又危險的想法：當敵人看到我們堅定不移的決心，從邏輯上說，它將停下大舉進犯的腳步。當然，面臨的核戰爭很可能會引起俄羅斯、中國或美國領導人的高度警覺，讓他們的頭腦剎那間“清醒”，使所有的人都非常認真地去考慮攸關的利害，以及他們為此愿意冒多大的風險。

但是，希冀這種清晰度是一場巨大且可能是災難性的賭博。如果表現出來的決心只是激起另一方的相應行為，會發生什么？秀一次核肌肉（也許在海上，或者在遠離人口中心的陸地）會導致另一次，沒有人退縮，所以下一個動作就會更接近真正的爆點。或者，這時也許有一個人——同樣，它始終是核觸發鏈中最薄弱的環節——將“核示威”解釋為敵人全面攻擊的前奏，因而做出決定：寧要安全不要后悔！在發生戰略核交火時，第二名是沒有獎品的。因此，采取行動的誘惑可能會變得勢不可擋， 而這種誘惑在危機期間是十分難以束縛的。

上面這個概念的核心謬誤不過是一種經典的戰略謬誤，即假設固有的、不可預測、和不可控事件有其可預測性和可控性。使用核武力的宣示完全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希望，即敵方領導人將清楚地看到核武的宣示目的而不會反應過度。但是，錯覺是國際關系的一個有機部分，認為核爆炸對敵人產生的影響是澄清而不是驚嚇的那種思維，純屬愚蠢。

4. 我們被他人拖入其中：

有時候，你最大的敵人就是你的朋友。

南非曾經擁有核武庫——這可不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美國多年來一直懷疑，并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中都試圖阻止它，但無濟于事。今天，這可能不是任何人都想仔細考慮的現實，尤其是在白人種族隔離政府在1980年代末，將權力移交給黑人多數之前將其放棄了。目前尚不清楚，南非白人當時打算會用這些核武器做什么，但有一種說法是，這些武器那時的目的是用以成為一種保險，以防止被某些假設的、鄰近蘇聯所武裝的非洲人聯盟所侵犯。

然而，該目標不是消滅入侵的軍隊。相反，那是為了在沖突期間自曝核武庫——甚至還可能參與一次“示威性的核攻擊”——從而引發一場超級大國之間的危機，將美國一起拖入混亂，并且（我的猜測）在最后一刻拯救比勒陀利亞。

即使美國沒有卷入核沖突的計劃，美國的盟國或其他大國也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幾年前，韓國提出了美國可能要考慮將戰術核武器重新置放回朝鮮半島的想法。當然，美國人很快就與這一想法保持了距離。（我們于1991年已將它們全部從韓國移除，所以它們不會再回來了。）如果伊朗得到一枚核彈，土耳其或沙特阿拉伯則可能效仿。在每一種情況下，擁有核武器可能是小國國防的一部分，但它更有可能成為美國在該國核武化之前對其進行干預的誘餌。

在通向戰爭的道路上邁出的一步可能引發另一大國的干預，如俄羅斯或中國。1973年，蘇聯就威脅著要對贖罪日戰爭進行軍事干預，一場促使美國進入更高一級核戰備狀態的賭博。如果中東或亞洲的一場戰爭卷進了俄羅斯或中國，或者往小里說，沖突核子化的戰略就是當時南非把美國人卷進來的唯一希望的話，怎么辦？

問題不一定出在小國發展自己的核武庫。傳統的結盟關系，以及當核大國之間實力相近、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把核武器視為對抗中的王牌時，通往核戰爭的道路就成為持續的危險。

5. “失敗者痛苦的選擇”：

最后，核戰爭通道的路基是最持久的戰爭根源：人類的愚蠢。如果大國們不是莫名其妙地卷入核戰爭，或者被他們的盟友拖進去，他們總是可以選擇由自己去發動核戰爭。

在冷戰期間，北約的戰略其實很簡單。我們告訴蘇聯人，我們無法打敗你們，所以如果你們入侵西歐，你們將把我們置于一個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用戰場上的核武器擊退你們的境地。你們蘇聯人在被核之后，將別無選擇，只能做出回應，屆時美國、英國（甚至可能還有法國）將把蘇聯熔成玻璃，即使你們也會對我們做同樣的事情。因此，別逼著我們走向絕路，因為在維爾茨堡發射的第一顆步槍子彈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最后一枚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導彈。

這種威懾邏輯鏈的發生將不再適用于與俄羅斯或中國可能發生的沖突，部分原因是美國與其核對手之間不再有大型戰場。如果戰爭由于一些較次要的原因而爆發，無法收止，或軍事對峙無法穩定時，在遠遠占有優勢——是的，即使是今天（譯者注：指2014年）——的美國軍事力量面前，中國或俄羅斯在軍事上的敗北具有高度的可能性 。

例如，如果中國決定在太平洋地區提出主權主張，并在海上與美國發生公開沖突，那么它幾乎肯定會失敗。到那時，中國將不得不做出抉擇：要就是放棄所有的利益訴求，要就是使用核力量將美國艦隊從這場沖突中抹掉。同樣，如果俄羅斯和北約在歐洲打了起來——我在1990年代認為這種情況很荒謬，現在必須重新考慮了——俄羅斯也將會打輸這場戰爭，而且像中國一樣，周圍沒有緩沖國以防止戰火蔓延到俄羅斯本土。

對此，我稱之為“痛苦的失敗者的情形”，因為使用核武器只會讓勝利者付出與失敗者已經付出代價的同等代價。從理論上講，輸家出手重擊贏家可能會造成一種核重置，但只有最樂觀的中國戰略家才會期望，對美國一艘航母進行有規模核攻擊的行為會爭得一場軍事上的平手。（換言之，如果它把5,000名美國軍事人員立即化成灰燼的話，那就不僅僅是示威或顯示武力了，美國將被迫做出回應，那事兒可就鬧大了。）

中國人是否真的相信他們能夠以此得手，這一點尚不清楚。但俄羅斯人做到了，至少以他們自己的理論來判斷。事實上，“痛苦的失敗者”的概念已經根植于俄羅斯的軍事原則之中。俄羅斯深切地意識到其常規軍力的羸弱：即使他們在北約的眼皮底下折磨烏克蘭，俄羅斯人也知道，如果沒有核武器，他們就沒有機會對抗北約。這一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角色逆轉，其諷刺意味在克里姆林宮中并沒有被忽視。因此，正如軍事分析家尼古拉·索科夫（Nikolai Sokov）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莫斯科的戰略是以一種“降級”的方式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說，當他們快要輸掉一場戰爭時，他們將進行有限的核攻擊，以使敵人退縮。

可悲的是，這并不是現任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最近半生不熟的命令的產物。早在1999年，當葉利欽仍在掌權，而普京剛剛登上莫斯科的政治舞臺時，俄羅斯軍方舉行了一場重大的軍事演習“扎帕德-99”Za（或“向西方-99”， 以免有人錯過了重點）。演習的背景是，北約出于某種完全莫名其妙的原因，占領了波羅的海邊上的俄羅斯城市加里寧格勒——這個想法是如此瘋狂，以至于我都不愿意相信任何俄羅斯的戰略家會真的相信它—，但無論如何，對照俄羅斯英勇的保衛戰，北約對待可憐的加里寧格勒的方式極其邪惡。因此，演習的最后一幕是俄羅斯對北約進行了四次核打擊，兩次對西歐，兩次在北美，因此結束了戰爭，迫使北約歸還了俄羅斯的飛地。

正如上面所舉的那個中國例子，很難想象，任何一個名副其實的俄羅斯戰略規劃家會真的認為，在俄羅斯的核打擊導致歐美數百萬人傷亡之后，即使是最無能的美國總統會向后退縮。更有可能的是，甚至就像俄羅斯評論家所言，那可能僅僅是內部政治消費的虛張聲勢。也可能是核專家們所說的“宣示性政策”，或者核大國說他們會做、但希望永遠不會做的事情，或與他們真正經過訓練、準備在核戰爭中實際要做的事情有相當的距離。這是我的猜測，但Zapad-99和隨后的俄羅斯對核戰爭的看法，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是令人不安的事情。

不幸的是，美國的行為也好不到哪里去。例如，在2006年，美國進行了一次名為“警戒盾牌”的軍事演習，我們與包括名為“Ruebek”，“Nemazee”和“Churya”的一組邪惡國家交戰（如果你不能在其中認出俄羅斯、朝鮮和中國，你的想象力就真成了問題）。最后，美國解決危機的方式是向“Ruebek”發射了幾枚戰略核武器，最終結束了整個混亂局面。

顯然，一兩顆核彈并不是那么具有破壞性。事實上，“警戒盾牌”中的假想敵對于包括五角大樓（位于購物中心視線內，與白宮近在咫尺）在內施行的核打擊，僅造成6000人的死亡。這個非常低的數字促使記者和國防部評論家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注意到，演習中的兩個核心的假設顯然是“核戰爭可以在任何特定時間里無緣無故地爆發”，以及“盡管小型核武器很糟糕，但真正并沒有殺死很多的人。”

軍事機關里似乎應該充滿了總是考慮最壞情況的悲觀主義者。然而，核作戰的思想往往依靠于令人難以置信的樂觀假設，即普世理性、近乎完美的信息、準確的感知、毫不驚慌、以及在混亂中把控升級的從容不迫的能力。而當“Ruebek”和“Churya”已經在放手一搏時，做出這些假設的人就不是你在橢圓形辦公室里想要的人了。

在我結束本文之前，我可以向你再次保證，比起我所談的風險，你在開車時發短信或看手機時所冒的風險要大得多。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極其微小，但它們的確存在。如果我們抽出那張黑色彩票，后果將擊敗我們的想象力。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將其拋之腦后，正如我們想著如何防止其他類型的不太可能發生的災難一樣，包括人為的戰禍。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還可以更上一層樓，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哪怕是有一絲一毫的兩黨合作，因為這個國家和世界的命運仍然持續地處于危險之中。這種合作在未來幾年內看來不太可能，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凍土上也不太可能出現任何進一步的雙邊條約。但核武器們卻會耐心地等待。當下一任總統上任并發誓，正如他或她幾乎肯定會做的那樣，它們仍然會在這里，而再次試圖擺脫他們。

（作者：湯姆·尼科爾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國家安全事務教授，兼職哈佛；譯者：戴為群，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編譯稿，譯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