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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教授談全球化下的GDP假象：外資帶來的是價值增值還是價值掠奪？

點擊：  作者：[英]約翰·史密斯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2-11-10 09:35:03

 

 

GDP假象：

價值增值還是價值掠奪

 

標準的經濟數據在闡釋和演繹過程中的缺陷會引起人們的感知錯亂，從而產生GDP統計數據上的假象。其主要表現為，一貫地低估南方發展中國家薪水低下的工人對全球財富增長的真正貢獻，同時卻肆意夸大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產值。這些缺陷和曲解源于新古典主義的價格、價值以及附加值概念，GDP、貿易和生產力統計數據的構思和理解無不受其影響。

 

有三種典型的全球化商品——蘋果手機（iPhone）、T恤和咖啡，將會證實和說明這個觀點。對上述三種商品及所有其他全球化生產的產品而言，它們之間所存的差異恰恰是為了強調什么是普遍的。除經濟數據外，所有的數據和經驗都表明：雇傭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水平低的工人從事商品生產，對蘋果及其他西方公司所獲利潤貢獻巨大。但是在經濟數據中卻看不到任何這種跡象。相反，它只表明大量的價值是在這些商品的銷售中實現的，而且蘋果公司（Apple）和星巴克公司（Starbucks）從銷售中獲取的所有利潤，看起來只是源自其產品消費國市場。這三種全球性商品依次代表著資本主義生產中更廣泛的變革。

 

經濟數據及其標準的解釋也掩蓋了發達國家的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之間的剝削關系。這種剝削關系不會完全消失，并且全球政治經濟學標準解釋中的矛盾和異常會使其隱約可見。這些矛盾和異常就像造成鏡頭扭曲的瑕疵，提醒觀察者它們的存在。有必要去認識和甄別這種扭曲，還原真實的世界。正是這種扭曲把“價值掠奪”（value captured）誤認為是“價值增值”（value added）。

 

富士康工人為蘋果和戴爾的利潤作出了什么貢獻？

 

富士康國際（Foxconn International）在中國深圳雇傭的30萬名工人從事著戴爾筆記本電腦和蘋果手機的組裝工作，他們作出了什么樣的貢獻呢？在世界其他各低薪資國家中，還有上千萬工人為西方市場生產廉價的加工品和生活消費品，為戴爾、蘋果和其他西方行業領軍公司創造利潤，他們又作出了什么樣的貢獻呢？而對于服務公司而言，它們靠提供場所、零售商品獲得的收入利潤又當如何評價呢？蘋果公司不占有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生產和組裝其產品的生產設施。與跨國公司典型的內部的、直接的投資關系相反的是，蘋果公司所能觸及的供應商中，沒有年度回籠利潤的流動。經濟統計數據記錄了市場交易的結果，它假定的是每個美國或中國公司制定的iPhone最終銷售價格與其實際貢獻的增加值相等。沒有跡象表明任何跨國的利潤流動和價值轉移影響蘋果公司及其多方面供應商的利潤分配，而蘋果公司在中國的唯一利潤似乎源于在中國的產品銷售。經濟數據的標準解釋顯示，正如馬克思所說，商品的價值“看起來不僅僅是在流通中實現的，而且在流通中實現了增值”。因此，從中國和其他國家廉價工人身上流出的財富支撐著發達國家公司的利潤，維持著它們的興盛，而在經濟數據中以及經濟學家的頭腦中，這種狀況卻被抹去了。

 

蘋果以及戴爾、摩托羅拉等美國、歐洲、韓國和日本公司的產品，都由中國臺灣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富士康組裝。據《紐約時報》披露：

 

“據估計，富士康100萬工人組裝了世界上40%的電子消費品。”

 

富士康因其中國南方城市深圳的14個工廠的復雜狀況而聞名于世，它的出名既源于其龐大的規模，也源自2010年一系列員工自·殺·事件。2012年1月，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在參觀臺北動物園的一番話引起了軒然大波。他說：

 

“因為人類也是動物，如何管理這100萬動物讓我很是頭疼”，

 

緊接著他還向動物園園長請教管理“動物”的經驗。臺灣《旺報》評論道：

 

“郭的話有失謹慎……如此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富士康龐大的中國工廠中）會讓他的許多中國員工感覺像動物一樣被對待。”

 

蘋果音樂播放器iPod和蘋果手機iPhone

 

蘋果公司的iPhone及相關產品是典型的“全球性商品”，它是全球差異巨大的勞動力具體分工的結果。每部iPhone都包含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中。這種關系揭示了誰是產品的生產者，誰是產品的獲利者。最顯著的就是生產環節大規模地向低工資國家轉移，與此相對應的是，北美、歐洲和日本的公司和政府對這些國家的活勞動（living labor）中的超額利潤日益增長的依賴。

 

2007年，由格雷格·林登、杰森·迪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發表的關于蘋果iPod的調查報告異常珍貴，它揭示了目前許多關于iPhone的研究中從未涉及的兩件事情：（1）他們的調查量化了活勞動直接參與iPod的設計、生產、運輸及銷售狀況；（2）他們也報道了不同群體工人懸殊的工資收入。

 

2006年，內存為30Gb的蘋果iPod的零售價是299美元，而它在海外的全部生產成本是144.40美元，毛利潤率達52%。格雷格·林登、杰森·迪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認為，這154.60美元的毛利潤由蘋果公司、批發零售商和政府（通過對零售、利潤和工資征稅而實現）共同享有。占最終成交價格52%的利潤，都算作在美國國內產生，被認為是所謂的價值增值，成為美國GDP的貢獻力量。他們還發現，

 

“2006年，iPod及其組件在世界范圍內提供了大約4.1萬個就業崗位，其中，2.7萬個在國外，1.4萬個在國內。海外崗位主要是廉價的加工業，而國內的崗位則均衡地分布在高薪的工程師和管理層，低薪的零售業以及非專業工人之間”。

 

在13920名美國員工中，30%是生產工人（人均年薪47640美元）；7789名為“零售業和其他非專業性的”工人（他們的平均年薪是25580美元）；還有6101名專業工人，即負責調查和研發工作的管理層和工程師。后一領域的工人收入占據了國內全部工資總額的2/3還多，平均年薪8.5萬美元。與此同時，12250名中國生產工人的工資是年薪1540美元或周薪30美元，僅僅是美國零售業工人平均工資的6%、生產工人的3.2%、專業工人的1.8%。在美國，從事iPod產業的雇傭工人數量與中國接近，但是，美國的薪資總額達到了7.19億美元，而中國只有1900萬美元。

 

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披露了蘋果的最新產品，揭示了令人震驚的差距：

 

“2007年，iPhone在美國市場閃亮登場，據估計，當年的銷量是300萬部，2008年是530萬部，2009年是1130萬部。”

 

每部iPhone的總生產成本是178.96美元，售價500美元，產生的64%的毛利潤將由蘋果公司、批發商和美國政府共同享有，所有這些看似增長的價值都由美國催生。報告的主要焦點在iPhone的生產對美中貿易逆差所產生的影響，結果表明，

 

“iPhone引起的貿易逆差是從第三世界國家進口零部件的結果”。

 

然而中國工人

 

“對每部iPhone的付出只有6.5美元，大約占總生產成本的3.6%”。

 

因此，超過96%的iPhone出口值由零部件的再出口創造，這些零部件在第三世界國家生產，全部計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中，但是卻對中國的GDP沒有任何貢獻。這些毛利潤是如何在蘋果公司、服務提供商和美國政府間分配的，作者沒有詳細調查，但是，對如此驚人的暴利的評論不會停止。它告訴我們，如果

 

“市場競爭激烈的話，預期利潤空間會小得多……勢不可擋的銷量和高額的利潤表明……蘋果始終保持著相對壟斷的地位……不是競爭，而是利潤最大化的動機推動著蘋果公司將所有的iPhone放在中國組裝”。

 

這讓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人員聯想到一個場景，即蘋果公司將組裝生產線轉移到美國。他們認為，美國工資比中國工資高十倍，美國工人會像富士康工人一樣緊張地工作，并且預估，

 

“如果iPhone在美國組裝的話，總成本將上升至65美元（在中國是6.5美元），即使這樣，蘋果公司還有50%的利潤空間”。

 

他們最后呼吁蘋果公司要彰顯“企業的社會責任”，“放棄一小部分利潤，與低技能的美國工人共享”。他們因而建議蘋果公司幫助急需提升的中國經濟，把1100億美元現金儲備分給富士康工人。

 

蘋果公司的iPhone以夸張和極端化的形式表現出了這樣一種普遍趨勢和基本關系。2010年，鴻海創利24億美元，每位員工收入2400美元，與之相比，蘋果公司的6.3萬名員工（4.3萬名在美國）人均收入26.3萬美元，到2012年，這個數字預計要上升到40.5萬美元。2011年3月11日，鴻海的股價市值369億美元，而蘋果沒有自己名下的工廠，卻值3243億美元。此后，蘋果的股價一路飆升，市值幾乎翻了一番，達到6000億美元，超過了埃克森公司（Exxon），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而進一步推動蘋果公司股價上漲的則是其1100億巨額現金儲備至今無用武之地。

 

與此同時，一項名為“裝配工的痛楚與品牌價值之間的悖論”的研究顯示，鴻海的利潤和股價已被中國日益上漲的工資牽制，鴻海承認正面臨一系列問題，如工人戰斗性不斷上升，合同要求日益繁瑣，蘋果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對產品的要求越來越精細復雜，組裝時間被不斷延長。2005年后，蘋果的股價翻了十多倍，而在2006年10月到2011年1月間，鴻海股價卻大幅下跌，降幅逼近80個百分點。2011年8月，《金融時報》報道說，

 

“與去年同期相比，人均成本整整上漲了三分之一，接近2900美元。員工總工資2.72億美元，幾乎是毛利潤的兩倍……大陸工資上漲緊緊壓縮著世界上最大的電子設備制造合同商的固定營業利潤率……從10年前的4%～5%到現在的1%～2%”。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鄺彥暉認為，為了降低對越來越難以駕馭的深圳工廠員工的依賴性，尋求更加廉價的勞動力，鴻海：

 

“投入巨資將生產從中國沿海地區轉向內地，并開始不斷提高工廠的自動化能力。結果，微薄的利潤在去年進一步縮減”。

 

急劇上升的工資、巨額的資本投入，再加上像蘋果這樣的公司無情地削減成本，更悲慘的是，這是一種慢性病，鴻海和中國主要出口市場都已陷入其中。鄺彥暉推斷，

 

“不難看出為什么郭臺銘的燃眉之急就是在內地工廠建立之后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

 

T恤

 

iPhone非同尋常的精密和標志性品牌的地位太容易欺騙觀察者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它表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的帝國主義剝削本性。盡管如此，類似的關系在整個消費品領域隨處可見。舉一個廉價T恤的例子。托尼·諾菲爾德在《什么是“中國價格”的真正含義》一文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件孟加拉國生產的T恤被瑞典零售商海恩斯莫里斯公司（Hennes & Mauritz）在德國以4.95歐元的價格銷售。在每件T恤中，海恩斯莫里斯公司支付給孟加拉國制造商的費用是1.35歐元，占最終售價的28%，從美國進口的400克棉花原料花費40歐分，海運到漢堡再花費6歐分，剩下的3.54歐元都計入了T恤消費國德國的GDP中。細分如下：德國運輸商、批發商、零售商和廣告商（其中一部分以各種稅收形式為國家所有）共同分享2.05歐元，海恩斯莫里斯公司每件獲利60歐分，德國政府通過19%的增值稅獲取79歐分，還有16歐分包含在“其他項目”中。

 

因此，托尼·諾菲爾德認為，

 

“銷售收入的大部分歸入德國政府以及涵蓋范圍廣泛的工人、管理人員、地主和企業家手中。消費者支付得起廉價的T恤和大部分其他進口商品，它們也是政府和其他富裕國家的一項重要收入來源”。

 

孟加拉國工廠每天生產12.5萬件T恤，一半出售給海恩斯莫里斯公司，其余的賣給其他西方零售商。工廠的工人85%是女性，她們每天輪班10～12小時，人均工資僅為1.36歐元。每個工人操作一臺機器，每小時生產250件T恤，每生產18件T恤工人只能收入1歐分。在孟加拉國，這樣的服裝廠有4500家之多，雇工超過350萬人。

 

依托尼·諾菲爾德所言，他們的低工資部分地表明：為什么發達國家可以擁有許多店員、送貨司機、管理人員、會計師、廣告業高管、范圍廣泛的福利金和其他大量實惠。孟加拉國的工資水平特別低，但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狀況更嚴重，它們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即壓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為發達國家中大部分民眾帶來了直接的經濟利益。

 

咖啡

 

加上第三種具有標志意義的全球性商品——咖啡，我們的描述就完整了。咖啡的表現更為顯著，它獨自成為國際性的貿易農產品，除了少量種植在夏威夷外，其余都種植在發展中國家，由于這個原因，它才免受諸如棉花和食糖享受的貿易扭曲性農業補貼的影響。然而世界上種植咖啡的農民收入很低，甚至比其他初級產品生產者還低。他們大多數是小型家庭農場種植，有2500萬啡農和他們的家庭參與其中，而兩家美國公司和兩家歐洲公司即莎莉（Sara Lee）、卡夫（Kraft）、雀巢（Nestle）和寶潔（P&G），控制著全球的咖啡貿易。啡農的收入還不到咖啡最終零售價的2%。根據國際咖啡組織的統計，2009年，咖啡烘焙、市場銷售為9個主要咖啡進口國的GDP貢獻了310億美元，比當年咖啡種植國總出口收入的兩倍還多。

 

同其他全球性商品一樣，在咖啡消費國，過去的這些年，一杯咖啡的價格所帶來的價值增值正穩步上升。在英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1975～1989年間咖啡平均進口價占零售價的43%，而從2000～2009年，這個比例僅為14%。

 

同樣，對于經濟學家和會計師而言，中國工人沒有為蘋果公司創造一分錢收入，海恩斯莫里斯公司無論如何也沒有剝削過孟加拉國工人，星巴克和雀巢咖啡的所有利潤似乎都歸因于自己的市場營銷、品牌和零售天才，沒有一分錢可以追溯到親手采摘“鮮果”的貧困啡農手中。在這三個典型的全球性商品中，毛利潤即生產成本與零售價格的差額遠超過50%，推動了發達國家公司的利潤及其GDP的增長，因而皆大歡喜。

 

不僅在中國

 

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的制造業出口國的崛起令人吃驚，享有盛譽，但是，1990～2004年，另一個由40個國家（和地區）組成的、總人口是中國兩倍的“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出口額只占總出口增長額的50%多一點。2004年，這些國家（和地區）中的23個（總人口占南半球人口的76%，80%是南半球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創造了過半的制造業產品的出口收入。此外，其他一些小國也作了勇敢的努力，把經濟發展重新轉向制造業出口，成為制造業的基地，但這對國民經濟產生了一種強有力的扭曲性影響。在南方國家，工業發展分布可能非常不平衡，然而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這一點從出口加工區數量的急劇增加便可以看出來。2006年，即有統計數據的最近一年，有超過130個國家的2700個出口加工區雇傭了630多萬工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女性），生產的產品最終都流向了第三世界市場。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在南方國家——這些國家有數量龐大的可供過度剝削的勞動力——急速擴張，從而把成千上萬的工人和農民從土地或受保護的民族工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的企業已經開始積極應對這一變化，它們通過外國直接投資或與獨立供應商建立牢固的長期合同關系的形式，大規模地將生產遷往那些低工資水平的國家。隨之而來的外包過程改變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即這些國家的GDP中工業生產的比重加速下降。最為重要的是，它導致了全球工人階級的結構性變化——僅僅用了30年的時間，南方國家的工業勞動力人口已經從與“工業化國家”大致相當的水平發展到現在的占全球工業勞動力人口的80%。加里·格里菲指出，

 

“當今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在諸多的全球價值鏈中，發展中國家集聚了數量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勞動力人口。一句話，世界上絕大部分工業生產的重心已從北方國家轉到了南方國家”。

 

正如2004年《每月評論》的編輯們所說，

 

“跨國資本因此能夠利用這種全球性的不對稱優勢，在數量龐大的勞工中制造更多的惡意競爭形式，他們因地理隔離而不能流動，因而也沒有能力聯合起來”。

 

這些都阻礙了勞工聯合作為一種國際性運動，同時由于南方國家日益增長的大量勞動力供給，國際工資差異急速擴大，并且大大超過了全球其他市場上的價格差異。

 

由此產生的南北方國家之間懸殊的工資梯度為北方國家的資本家提高利潤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方式：（1）通過將生產過程遷移到低收入國家而擴大對低工資勞工的剝削；（2）對“國內”低工資的移民工人過度剝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經濟展望（2007）》中對此進行了十分精確的描述：

 

“發達經濟體可以通過進口和移民的方式利用全球性的后備勞動力”，

 

報告同時指出，貿易

 

“是一種更為重要和快速的擴展通道，這在很大程度是許多國家對移民的嚴格限制所致”。

 

摩根斯坦利的高級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推動力進行了異常尖銳的剖析：

 

“在供給過剩的時代，公司空前缺乏價格杠桿的定價優勢。因此必須毫不松懈地探求新的效能……通過在國外的外包，從發展中國家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身上獲取產品，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公司的一個日益緊迫的生存策略。”

 

不只是工資

 

盡管數十年以來美國的工資水平處于停滯狀態，而中國的工資水平卻不斷提高，但即使根據購買力平價進行了調整之后，兩者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一項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的研究估計，2009年兩者之間的比率約為16：1，如果用通行的匯率水平進行對比，那么兩者之間的比率將升至37：1。這正是美國、歐洲及日本的公司以此來權衡是否將其生產外包的因素。中國不同地區之間、外來工人與本地工人之間以及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工資水平存在著廣泛的差異。這些因素加上其他的扭曲使得我們難以對工資水平進行比較，而上述比率僅具有象征意義。

 

但是，超低工資水平并不是吸引那些渴求利潤的西方公司的唯一因素，工人的靈活性及其能夠承受的工作強度也是吸引它們的因素。在《紐約時報》上一項被廣泛引用的研究中，查爾斯·杜希格和基斯·布拉德舍對此進行了清晰的闡釋。

 

蘋果公司的一位前行政主管描述了公司是如何利用一個中國的工廠在iPhone即將上市的前幾周進行產品翻修的。蘋果公司在最后一刻對iPhone的屏幕進行了重新設計，因而生產線不得不對產品進行徹底翻修。新的屏幕在接近午夜時分才抵達工廠。一個領班根據行政主管的命令，叫醒了公司宿舍的8000名工人。每位員工領取了一塊餅干和一杯茶，進入了工作站并在半小時內開始了12小時的輪換工作——將玻璃屏幕換成斜面框架。在96個小時內，該工廠每天的iPhone產量超過了1萬部。

 

南方國家工人高度的靈活性及其勞動強度使我們對“南方國家的低工資水平反映了其生產力水平低下”這一觀念產生了嚴重的懷疑。當我們考慮到工資的差異，連同諸如勞動的條件、時間和強度等因素，此外還有“社會福利工資”缺失的時候，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就是，中國、孟加拉國和墨西哥的工人剝削率要高于美國、西班牙和德國。換一種說法，在工人創造的財富中，中國、孟加拉國和墨西哥工人的工資收入所占的比例要比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低得多。

 

GDP統計數據的假象

 

上面論及的三個全球性商品的賣家，即小機件制造商（蘋果公司）、零售業巨頭（海恩斯莫里斯）以及咖啡連鎖企業（星巴克），它們中的每一個已將其全部或大部分生產環節外包給了獨立供應商，并同這些供應商保持著一種“一臂之隔”（arm's length）的合同關系。因而它們同生產其產品的工人和農民的聯系是間接的，這同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恰好相反。在全球化的資本一勞動關系中，利潤流——利潤從跨國企業的子公司流向母公司——至少是部分可見的，其在數據中顯示為返回利潤。相比之下，從代工廠商向它們北方顧主的利潤流動并不顯見。所以，依照經濟數據和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富士康以及其他低收入國家的數量眾多的代工工廠所雇傭的工人，只是在為西方市場生產廉價的中間產品和消費品，他們對戴爾和蘋果的利潤沒有絲毫的貢獻，同時對那些（為戴爾和蘋果）提供原材料以及零售產品的相關服務業的利潤也沒有什么貢獻。

 

眾所周知，地球的三維外觀投射到二維地圖框架所形成的標準墨卡托投影（standard Mercator projection），會拉長北半球和縮短回歸線。GDP和貿易流的標準數據也會產生一種相似的效果，即南方國家對全球財富的貢獻不斷減少，而帝國主義國家的貢獻則不斷被夸大。要想知道這是怎么產生的，就必須要記住，盡管GDP和貿易數據被宣稱是對“產品”的度量，但它們度量的只是市場交易的結果。然而，除了貨幣和所有權憑證的交易世界，任何產品都不是在市場上生產的。生產發生在別的地方——在高高的圍墻后基于私有財產的生產過程。價值在生產過程中被創造出來并在市場上得以實現。它先于產品售出時的最終價格而獨立存在。然而這些價值“看起來不僅僅是在流通中實現的，而且在流通中實現了增值”。“價值和價格的同一性”（the conflation of value with price）這一幻覺導致了隱藏在經濟數據的標準化解釋背后的重大謬誤。這種情況會立即反過來起作用。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如若拋開GDP和貿易數據，我們就不可能對全球經濟進行分析。然而每次我們不加批判地引用這些數據，即是打開了通往這些數據所呈現出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謬誤的大門。為了對全球經濟進行分析，我們必須對這些數據，更確切地說是對我們用以對其進行解釋的觀念進行清理。

 

GDP統計數據的一些悖論和特性

 

在我們提出用以推翻對GDP和貿易數據的標準解釋的理論基礎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考慮到能夠使這種徹底決裂成為可能的某些悖論和異常現象。正如我們從對三種全球性商品的分析中所看到的，當消費者購買一個小機件、一套衣服或一些進口食品時，其最終售價里只有一小部分會體現在產品生產國的GDP中，而大部分則會體現在產品消費國的GDP中。也許只有經濟學家才會認為這毫無問題。

 

由GDP統計數據引發的另一個更加令人吃驚的悖論例子就是在2007年，人均GDP最高的國家是百慕大群島——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人被認為是地球上生產效率最高的。隨著2001年9月世貿中心被摧毀，對沖基金需要一個新的“樂園”，因而百慕大群島這個避稅天堂一躍成為超越盧森堡的世界上最理想的對沖基金投資場所。百慕大群島是世界再保險行業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而卡特里娜颶風則進一步推動了百慕大群島保險業的增長，它刺激了全球性的保險費用的增長，使熱錢加速流向世界再保險行業。盡管百慕大群島躋身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之列，但實際上它僅有的生產性活動就是在海濱酒吧里調制雞尾酒以及提供一些其他的高端旅游服務。與此同時，在位于百慕大群島西南方向偏南1600公里的島國多米尼加共和國，有15.4萬名工人在57個出口加工區，為了一點微薄的收入而辛苦工作——他們主要為北美市場生產鞋和衣服。多米尼加共和國的人均GDP如果按照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只相當于百慕大群島的8%，而如果以市場匯率來計算，則只有百慕大群島的3%。2007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發布的《世界概況》（World Factbook）報告中，在全球人均GDP排行榜上，有97個國家和地區位于百慕大群島之下。然而百慕大群島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這兩個國家，哪一個對全球財富的貢獻更大呢？

 

百慕大群島和多米尼加共和國之間的對比只是一個特例，但它促使我們認識到了百慕大群島“出口”的“金融服務業”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活動——其中包含了像多米尼加共和國這樣的國家生產的巨額財富。如果“人均GDP”是對對沖基金交易者和加勒比制鞋廠工人對社會財富的實際貢獻進行度量的一個真實工具的話，那么它們的相對位置將必定會顛倒過來。我們通過考察一個有趣的悖論便可以更進一步地看穿GDP統計數據的假象——當發展中國家的鞋襪生產廠家為了獲得進入像沃爾瑪和Top Shop31這樣的貨架的機會而展開激烈競爭，從而迫使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雇主降低工資的時候，將會發生什么情況呢？我們假定這種日益激烈的競爭是由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較低的工資引起的，而不是源于更為先進的生產技術（換句話說，我們假定生產這些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保持不變），那么較低的實際工資意味著剝削率的不斷提高以及較高的剩余價值率。鞋子價格的降低意味著，由于對制鞋工人日益加重的剝削而產生的剩余價值只有一部分進入了雇主的利潤中。剩余部分即是對剩余價值總額（在資本以及各種利潤源泉之間分享）和消費者的貢獻——它支撐起了消費者的消費水平。

 

因而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實際工資的降低意味著工人的活勞動作為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源泉而變得“更加”重要了。然而，GDP和貿易數據卻引導我們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多米尼加共和國實際工資的下降使得其出口產品的價格也跟著下降。隨之而來的就是多米尼加共和國對全球財富和利潤的貢獻也明顯降低。對多米尼加T恤制造商的生產率的度量結果也大致如此。出口產品的價格下跌直接意味著工人人均附加值——它是生產率的標準度量方法——降低。這些工人生產的鞋和以前一樣多，但賺的卻更少。這使得他們比以往更富有“資本生產力”（productive of capital），然而附加值數據認為他們的生產力在下降。因而，基于“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數據如同GDP和貿易數據一樣，也被扭曲了。

 

實際上，理解全球資本主義的關鍵就在于要搞清楚我們所說的“勞動生產率”的含義以及如何對其進行度量。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通過計算工人人均的附加值而得出了大量的度量值。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與此有著很大的差異，即由于主流的生產率概念堅持價格和價值的同一性，因而也就掩蓋了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率”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具體來說，馬克思在其最偉大的發現中指出，“勞動或是表現為使用價值或是表現為交換價值這種勞動的二重性”。

 

價值增值還是價值掠奪？

 

這里討論的悖論以及先前對全球性商品的分析表明，對貿易和GDP的統計數據不加批判地接受將會扭曲帝國主義國家和南方國家對全球財富的相對貢獻。要想理解這是為什么，我們就必須更深入地考察GDP——從本質上來看，它是一個國家內部所有企業生產的“附加值”（value added）的總和。因而GDP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附加值。附加值就是投入（the prices paid for all inputs）與產出（the prices received for all outputs）的差額部分。根據這一新古典主義的核心觀點，產出價格超過投入價格的部分將會自動且精確地等同于“每一個企業”在“自身的”生產過程中所生產出來的價值。而且這個超額部分不會流向其他企業，也不可能從其他企業獲取。透過新古典主義的鏡頭，我們可以看到，生產過程不僅是一個“黑匣子”（black box）——我們從中所知道的全部就是投入與產出，同時它也是一個同其他“黑匣子”相互隔絕的密閉體。因為在這里面沒有價值的轉移或由于利潤競爭而對價值的重新分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拒絕這種荒謬論調并且提出了一個與此根本不同的觀點——價值增值實際上就是價值掠奪。GDP的統計數據度量的是企業獲得的所有經濟附加值的份額，它無論如何不能等同于一個企業內部雇傭的活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堅持認為，很多據說是生產附加值的企業都是在從事非生產性的活動（例如金融業）以及根本不創造價值的管理行業。

 

GDP屢遭詬病，這是因為它在度量中漏掉了“國內生產”部分——所謂的“外部效應”，例如污染、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和傳統社會的衰落。還有就是它劃定了“生產邊界”，從而排除了所有發生在商品經濟之外的那些生產性活動，特別是家務勞動。GDP這一概念從來沒有因其度量的對象而受到系統的批判，甚至也沒有遭到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主流的異端評論家的批判。這部分是由于邊際價值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有一點是一致的這樣一個事實，即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揭示了單個商品的銷售價格總是有規律地偏離其生產價值，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所有這些單個商品的價格同價值相背離的情形最終會趨于平衡。大致來說，總價值“等于”總價格。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中，如果一個公司（也就是一個生產過程）生產的價值可以體現到其他公司生產的商品的價格中，那么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就是這種情況同樣會發生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大陸的企業之間，特別是在全球化生產的時代。換句話說，正如戴維，哈維曾推測的那樣，

 

“地域性的剩余價值的生產（有可能）同剩余價值的分配相背離”。

 

因而GDP的統計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就更進一步地偏離了其客觀目標——大致精確地對一個國家的生產進行估算（實際上它從來沒有達到這一目標），反而變成了一道幕障，從而掩蓋了北方國家的資本與南方國家的活勞動之間不斷增長的寄生和剝削關系。換句話說，這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帝國主義”特征。

 

結論

 

《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吉利安·泰特對上面提到的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進行了評論，他說：

 

“經濟學家所面臨的挑戰是……錯綜復雜的。過去，他們往往通過觀察商品的產地來度量一個經濟體的產出，但是哪一個國家應該聲稱擁有iPhone（或一件意大利套裝以及一個美國洋娃娃）的‘價值’呢？在一個企業可以在各地轉移利潤的世界里，真正的‘產出’又來自哪里呢？”

 

然而，真正的問題并不僅僅在于“實際產出”的來源，還在于產品的去向，以及誰創造了這些財富，而又是誰占有了這些財富。

 

GDP統計數據的假象至少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主流的（經濟學）范式將南方國家看做邊緣國家以及它們對全球財富無足輕重的貢獻——盡管大量的來自煤礦、種植園和血汗工廠（sweat shop）的產品無處不在；盡管事實上南半球國家的活勞動制造了絕大多數的衣服和電子機件、桌子上的鮮花以及冰箱中的食物，甚至于冰箱本身。

 

一個國家的GDP中勞動所占的份額并不是直接而簡單地同這個國家通行的剝削率有關，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GDP”中相當大一部分代表了對南方國家勞動力的剝削收入。

 

通過上面論及的三個全球性商品的縮影，我們可以看出生產的全球化同時也是資本—勞動關系的全球化。這一重大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就是資本對降低工資和提高剝削率的貪得無厭的追求。它所導致的主要結果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發展對南方國家的自然資源和活勞動的剝削收入的依賴程度大大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瓜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而現在則是資本主義的本性。因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全面的帝國主義形式。

 

因此，這里所談到的對GDP概念及其數據統計的批判對于我們理解全球性危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僅從形式和表象上來看，這一全球性危機是一場“金融危機”。它是（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再現的標志，而外包過程本身則是對危機的反應——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家利用南方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取代國內高工資的勞動力，從而提高利潤和消費水平以及降低通貨膨脹。隨著債務的膨脹，外包對于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擺脫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這一系統性危機再次來臨之時，外包過程已經滲透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方面。考慮到在分析全球性危機時，生產環節所處的中心地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需要全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闡明在過去3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生產環節所發生的巨大變革。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揭開GDP統計數據的假象。

 

來源：文化縱橫；作者：[英]約翰·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