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噩耗傳來,黨的第三代集體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因白血病合并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逝世于上海,享年96歲。
黨中央國務院在《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對江澤民同志做出了很高的評價,這里就不累述了,蛋總從一個80后的角度聊一聊他的豐功偉績。
2009年4月,江同志在一段談話中謙虛地說,他干了這十幾年大概做了三件事:一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把鄧小平理論寫入了黨章;第三,提出了三個代表。
除了提到這三件事,他還補充了幾句,說如果說還有一點什么成績,就是軍隊一律不得經商,這個對軍隊的命運有很大的關系。
他在最后說:“九八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很慚愧,就做了一點微小的工作,謝謝大家。”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局勢動蕩飄搖。最典型的大事件就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世界左翼運動急劇退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步入一個上升期,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且逐漸掀起了以電子信息和計算機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
世界的主題,逐漸從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也敏銳地把握住了這個趨勢,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
但是這個轉變是極為艱難的。國門大開的時候,資本主義思潮也瘋狂涌入,除了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還有面對中西方差距后的自卑和失落。
中美差距有多大?1988年,美國的GDP總量是我們的將近17倍,人均就更別提了,人家是我們的70倍。
而1988年全球人均GDP約為3749美元,中國人均是283美元,我們是全世界人均水平的十三分之一。這種差距令人窒息,令人絕望。
所以80年代,國內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崩塌,有人開始質疑社會主義,有人開始反思是不是民族劣根性的原因(河殤)。
蘇聯的道路似乎走不通了,當時的中國的確要摸著石頭過河,必須闖出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而這個過程避免不了遇到了一些激流險灘。
比如價格雙軌制,就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見證。在1981年之前,我國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企業的生產都有嚴格的計劃,價格也是國家定好的。
但是從1981年開始,國家允許企業完成計劃指令之余,額外生產一部分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賣,其價格可以由市場決定,因此一件商品有了兩個價格。
但是問題隨之而來,那就是腐敗。因為如果把計劃內采購的商品拿到市場上來銷售,一倒手就能掙很多錢,倒爺倒爺,就是那個時候特有的詞匯。
有些物資都不用出倉庫,倒爺們直接倒賣批條,導致物資的價格能翻十幾倍。南京有個更夸張的事,一批鋼材原地不動,被倒爺們賣了129次。
當時流傳一句話:“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倒爺們囤積居奇,導致鋼材等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催生了巨大的泡沫,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
而要想根除這個問題,價格必須并軌,也就是由市場定價,這就是1988年的價格闖關,問題是闖失敗了。
1989年8月,物價改革方案一出臺,一石激起千層浪,市場上出現了提款風和搶購潮,全國上下一起搶一切能搶到的物資。
由于都在搶,供需嚴重失衡,導致物價飆漲。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肉類食品的價格漲了70%,零售商品漲了30%~50%。因此物價闖關不得不緊急叫停。
1988年是自1950年以來物價漲幅最大、通貨膨脹最嚴重的一年,再加上各地錯綜復雜的三角債,全國陷入了經濟危機,私營企業從20萬家腰斬到了9萬家。
1989年起,中國經濟呈現一種百業蕭條的狀態。而這種經濟狀態和國際大氣候疊加在一起,又產生了一場政治危機。
而江同志可以說是臨危受命,開始擔任總書記。大家看看中國歷年通貨膨脹率,就知道江同志那會兒有多難,就知道經濟體制改革有多兇險。
還需要提一點,當時的中國還很窮,尤其是中央財政,更窮。這要從稅制說起。從1980年開始,中國各地實行了各種各樣的大包干財稅制度。
比如上海。上海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當上海財政收入不足165億時,要向中央繳納100億元定額。當超過165億時,超過部分要一半分給中央。
結果你猜怎么著?在分稅制改革前,上海的財政收入連續5年徘徊在163億元至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只要我不增長,沒人能多分走我的蛋糕。
為什么呢?因為如果增長了,多出來的部分中央要抽走一半。于是他們就盡量控制財政收入不增長,千方百計給企業減稅、免稅(然后以費的形式再收到地方財政中)。
表面上看,這是藏富于企業,藏富于地方,實際上這是地方請客,國家買單。所以出現一種現象,地方經濟迅速發展,而國家稅收收不上來。
北京也是。1988年北京開始實行收入遞增包干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但實際上的經濟增長率遠高于此。所以實行分稅制后,北京收入暴增98億元。
廣東探索了多種多樣的包稅制,1980年開始的定額上解,1988年開始的上解額遞增包干,每年遞增9%。
但實際上這個9%還趕不上通貨膨脹率,更趕不上廣東GDP的增速。1989年~2012年廣東省GDP連續24年全國排名第一。
所以當時出現了一個問題,地方用各種手段減稅免稅,把賬面財政收入壓下來;再攤派各種收費項目,把錢收到自己的小金庫里。
國家經濟發展了,但是中央財政很窮。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80年的29%下降到了1992年的12%;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從40%降到了15%。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家沒有錢,很多事都干不了,宏觀調控的能力受到很大影響。當時中央財政窮到啥程度?部委的工資都發不下來了。
而地方上則出現了很多經濟諸侯。中央的財政會議,開著開著,就變成了募捐會,或者討飯會。財長苦口婆心向地方要錢,地方財政廳的廳長還曾有人當場翻臉。
1992年當時的財長劉仲藜在海南的一次座談會上抱怨:李先念兼任財長時,有上衣和長褲穿;王丙乾在任時還有襯衫,到我這兒只剩下背心褲衩了。
話音剛落,一位參會人員在邊上起哄道:您可能連背心都沒了,只剩下褲衩了。雖然說是玩笑,但是毫不為過。
總之,當時中央財政無米下鍋,東部沿海投資過剩、通貨膨脹嚴重,中西部內陸內需枯竭,財政面臨崩潰,中央卻無能為力,連貴州的災都救不了。
所以當時出現軍隊經商,也是有其時代原因的,因為中央拿不出更多的錢來,只能讓部隊自己想辦法,自謀一部分經費。軍隊沒錢下單,軍工企業也難以維系。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是極為艱難的。國有企業,要變成市場經濟的主體,但是負擔太重,本身要承擔很多社會福利職責。
國企職工,以企業為家。孩子上學靠企業,老人養老靠企業。以前生產全靠國家指令,機制體制不太靈活,轉型成為市場經濟競爭的主體,面臨極大的挑戰。
而此時又正值蘇東巨變,很多西方國家都認為中國也將步其后塵,等著看中國笑話。中國的確也出現了一些情況,有點風雨飄搖的意思。
所以為啥說江同志是臨危受命,也為啥江同志把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看做是自己做得三件事之一,因為太難了但是做成了。
再說江同志說的自己做的第二件事——把鄧小平理論列入黨章。江同志為什么非常看重這件事呢?
首先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守的總規矩。而黨章的修改,是一件極為嚴肅、極為重要的事。
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意味著中國這艘風雨飄搖的大船,駛出了又一個激流險灘,可以說是突圍成功,然后穩住了陣腳,并摸索出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再說江同志說的第三件事,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002的十六大上,三個代表也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列入了黨章。
說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貢獻,就不得不提時代背景,包括國內背景和國際背景。國內背景是,中國開始全面走向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轉軌到了市場經濟。
這一變化,對黨的自身建設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舉個例子,當時全國已經有300萬家私營企業,1500萬個個體企業,就業人數高達1.3億。
這些企業中,絕大多數沒有黨組織。如果黨與這1.3億人沒有聯系,那么當如何了解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如何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
這些私營企業和機構中,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他們掌握著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但是我們黨組織是空白的。
還有一些人本來是黨員,可是通過學習成了高級知識分子,或下海或創業成了企業家或企業高管,成了億萬富翁,他還能不能當黨員了?
當時6000多萬黨員,還有多少黨員能起到先鋒模范作用?有多少能保持黨的先進性?有多少年輕黨員系統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
還有共產主義的信仰問題。江同志每到一處,第一個問題喜歡問人民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如何,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如何。
然而,在市場經濟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沖擊下,不光是年輕人,甚至一些老黨員都對共產主義理想不再相信了,包括一些高級干部。
比如陳希同、李嘉廷、程維高、劉方仁、田鳳山等,他們參加革命較早,但卻悄悄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
陳希同,經常在電視上大談他如何大公無私、艱苦樸素。可后來,他出現在電視上卻是被控貪污腐化、生活墮落。
類似的例子還有安徽的王懷忠,浙江的徐國鍵和重慶的張宗海,他們一個是原安徽省委副書記,一個是原浙江省委組織部長,一個是原重慶市委宣傳部長。
當時,黨政干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有本名叫《百姓》的刊物,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國5年里因腐敗倒下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三大戰役我軍的陣亡總和。
三大戰役中,我軍陣亡46993人,而5年來(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在腐敗中倒下的人數(開除黨籍)137711人,是三大戰役的近三倍。
而在5年中因腐敗受傷 (紀律處分)的人為708439人,是三大戰役的近四倍。不用懷疑數據的真實性,這個數字來自于十六大上中紀委的報告。
總之,腐敗的嚴重程度是如此觸目驚心,對黨的執政地位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所以江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
他說:我們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而從國際背景上,新科技革命突飛猛進,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9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克林頓上臺后,美國那么大的經濟體量,卻實現了高增長。
我國當時也面臨著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我們黨怎樣才能保證我國在新世紀的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權,立于不敗之地,這是一個值得全黨深思的大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三個代表應運而生,且逐漸成熟,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關鍵問題,答案就是三個代表:
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必須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十六大中對黨的性質重新進行了界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這樣的新表述,有利于拓展黨的工作的覆蓋面,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有利于全黨同志更加深刻地認識和落實黨所肩負的歷史責任。
再說說江同志說的——軍隊一律不得經商。剛才說了,軍隊經商也是個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產物,中央財政嚴重不足,軍費十分緊張。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做了一次嘗試。從1985年開始,財政只管撥六成軍費,其余四成由軍隊自行籌集。如何自籌,那就是允許軍隊從事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
但這么以來弊端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干部和部隊不務正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履職能力和戰斗力;且出現了與民爭利、與地方爭利,影響了軍民魚水情。
軍隊經商,腐蝕了干部,敗壞了部隊的風氣,軍隊的純潔性、紀律性受到極大挑戰,軍隊經商其實完全無異于是在自毀長城。
1990年,江澤民擔任軍委領導后,在張萬年和朱镕基的建議下,開始采取了逐步收縮、分步整頓的辦法,至1998年,叫停了軍隊和武警部隊的一切經商活動。
江同志還提到了九八年的抗洪。九八年洪水,席卷了我們國家29個省份。國家調集了數十萬軍隊,緊急開赴抗洪前線。
1998年抗洪,是自1949年渡江戰役以來,我國在長江流域的最大一次兵力調動。截止抗洪結束,解放軍、武警部隊共計投入兵力433.22萬人次。
(為了反映真實歷史,部分圖片用了原色,但為表緬懷,特意加了黑色邊框)
1998年抗洪,再次鞏固了軍民魚水情,解放軍和武警戰士依舊是我們的守護神;1998年抗洪,再次密切了黨群關系,黨就是人民群眾的主心骨。
1998年的抗洪再次證明,解放軍還是那支血戰湘西、飛奪瀘定橋、鏖戰上甘嶺的“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
1998年的抗洪中,解放軍用血肉之軀創造了一個歷史,那就是長江決堤后再次被堵住,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可以說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軍人形象。
抗洪結束時,九江市萬人空巷,數不清的人自發去送別解放軍,多少人淚流滿面,握手擁抱依依不舍,多少人追著軍車進行強行投喂。
其實江同志在軍隊方面的貢獻,還不止于此,他還推進了軍隊的現代化。當然,這個也要感謝美帝這個教員。
江同志剛當上軍委主席,美帝就親自示范了一次現代戰爭——海灣戰爭。江同志那可是個資深的理工男,畢業于上海交大,當過工人,干過電子工業部部長,所以立刻心領神會。
海灣戰爭之后,江同志深刻地認識到:海灣戰爭表明,高技術戰爭已經成為當今一種基本的戰爭形態。將來我們可能面臨的局部戰爭,也會是高技術的,起碼會帶有高技術的特點。
他還說:過去我們也打過局部戰爭,但不是高技術的,有一些現代技術,也不多。對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雖然也進行過一些研究,但是從作戰準備的角度研究不夠。
2002年,江澤民更進一步揭示了新軍事變革的核心:信息化是新軍事變革的核心。人類社會的戰爭形態正由機械化戰爭轉變為信息化戰爭。
他認為,整個工業時代軍隊的武器裝備、組織體制、軍事理論、軍事訓練以及后勤保障方式等,都將按照信息化的要求進行徹底改造,機械化軍隊正在轉變為信息化軍隊。
認識到位了,軍隊就有了前進的方向。1997年,在江澤民同志的主持下,中央軍委確立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三步走”的戰略構想。
從此,全軍掀起了科技大練兵的熱潮,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進一步加強;軍校設置了面向新世紀的專業學科,軍費投入持續增長,一大批高科技軍工項目上馬。
所以這次黨中央國務院在昨天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給予江澤民同志的一項稱呼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
除了在軍事方面的建樹,我們再看看他在外交方面。那個時代,中國外交是比較窩囊的,我們常說九十年代有外交三大恥。
分別是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6年的臺海危機;1999年的大使館被炸,其實他任內,還有很多所謂的外交恥辱,比如1994年的黃海對峙,還有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
也因此,江同志也背負了不少罵名。但事實證明,中國當時采取韜光養晦的策略是極其正確的,最大程度利用了國際環境為我所用,為國家爭取了一段黃金發展期。
江同志在十六大上明確指出,本世紀前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事實證明,這個判斷是極為精準的。
2001年,我國的GDP不足日本的三分之一,現在日本不及我們的三分之一。2001年,美國的GDP是我們的16倍,現在美國是我們的1.4倍。
但其實江同志在外交上是十分堅持原則的,那個時候除了美國,也不是誰想欺負我們就欺負我們,江同志發起脾氣來,夠他們喝一壺了。
而且江同志的外交,有十分鮮明的個性特色。1999年,江同志在訪問瑞士期間因為西藏問題發飆了,撇開了準備好的講稿,即興發揮,怒斥瑞士政府。
他嚴厲的質問瑞士方面說:您到底有沒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瑞士政府也許在內政上贏了幾分,但是卻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最后江同志以英語和法語結束了自己發言,隨后憤然離場。瑞士方面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進行了緊急外交補救,才勉強化解了這場外交危機。
江同志在重大外交場合,毫不含糊地維護祖國統一、捍衛領土主權,堅決反對分裂勢力和分裂活動,這種態度和立場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和學習。
江同志任內,還鏟除了邪教。江同志非常重視科教興國,非常注重人才。也在電子信息、航天航空等高科技領域做出了戰略部署,非常具有前瞻性。
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領導人,而且個性鮮明,他不僅充滿了理工男氣質,還多才多藝。他也是一位語言大師,究竟會多少門外語至今是個謎。
如果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吃七個燒餅,那么江同志為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貢獻了第四個燒餅,幫我們安全渡過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時期。
江同志在任的那段歷史時期,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面臨十分困難的局面,面臨著各方面嚴峻的挑戰,有點風雨飄搖的意思。
那一段歲月刻骨銘心,但不值得我們留戀。也正因為艱難,才凸顯了他的歷史貢獻,也就是帶領我們走過了那段改革開放的激流險灘。
他的歷史貢獻,將彪炳史冊。他雖然已經駕鶴西去,但音容笑貌必將永遠流傳。作為他一名真正的粉絲,必須送上無盡的哀思!
深切緬懷敬愛的江澤民同志!
作者:學爸蛋總;來源: 超級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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