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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人呂志恒在閩地任知府時，一次負責刑獄訴訟事務及對地方官負有監察之責的臬使，請他審理案件。當時閩省海禁甚嚴，凡谷粟之類的糧食均禁止出海，如有違令，就得處死。因當時海盜猖獗，海盜尤重搶糧，以養人馬。而當時閩省所轄漳州、泉州兩地，窮人很多，嚴重缺糧，百姓平時多以地瓜為基本食物，所以當地官府也視地瓜為糧食，如有私攜出海，亦屬死罪。然而，許多當地百姓覺得地瓜畢竟不同于谷粟之類的糧食作物，加上又無其他食物充饑，所以為生存計，私攜地瓜出海者還是不乏其人。這些人因此獲罪，被處死者不在少數。

看到這樣的情況，呂知府不由得生出惻隱之心。顯然，他覺得對于這些沿海貧窮百姓而言，如若連攜帶地瓜出海充饑都不被允許的話，那無異于將他們往餓死的絕路上逼。心存善念的呂知府，忽然想起了《急就篇》中“餅餌麥飯甘豆羹”這句話，立馬就有了主意。他向上級打報告請示道，海盜們感興趣的是美食佳肴，對地瓜根本不屑。再說上面明令禁止的是私攜地瓜出海，那么在“地瓜”后面加一個“餅”字——做成地瓜餅，它與純地瓜還是有區別的。所幸的是，呂知府的請示報告最后獲得上級部門批準。“自是全活無算”，無數百姓因此得以活命。

面對百姓的生存之艱和實際困難，呂知府本可以一句上面有規定，禁止私攜地瓜出海為由，奉命行事即可；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向上級遞交了那份請示報告。

明嘉靖三十四年，一支72人的日本海盜敢死隊，在杭州灣登陸之后，從浙江的嚴州、衢州，穿江西的饒州，過安徽的徽州、寧國、太平，一路殺到南京。明朝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分析此戰失利的原因之一正是層層請示，等請示都到了，敵人早準備好了，即便韓信、李靖復生，恐怕也難以取勝。

西漢陳湯滅了郅支單于，并喊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歷史最強音，卻惹得朝中那群酒囊飯袋羨慕嫉妒恨，逮著他假傳圣旨說個不停。好在官居宗正的劉向為陳湯爭辯，說皇上雖無明旨，但陳湯也是順著陛下和萬民的心愿行事，何錯之有？

政策是死的，執行政策的人是活的。不領會政策之神，機械教條執行“明旨”之“形”，看似“守正”，其實走的是封閉僵化的老路，違背了政策的初衷。同樣，不領會政策之神，偏離守正的“創新”，走的是改旗易幟的邪路，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不囿于“明旨”之“形”，而“順著陛下和萬民的心愿”之“神”地創新式執行，才是真正的“守正”。

圓規可以畫圓，因為腳在走，心不變。守住圓心就是守正，繞圓心而行是為創新。守正與創新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又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辯證統一一樣，守正與創新相互滲透、相互貫穿。守正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守正的路徑。只有守正才能為創新把握方向，只有創新才能科學守正、可持續守正。

這就如寫散文。“形散神聚”是為上品，“形聚神聚”次之，“形散神散”又次之，最下品是“形聚神散”。道理很簡單，“一根紅線貫穿到底”地“神聚”，卻能思接千古心游萬仞地“形散”，最有大容量、可讀性。神聚而又“形聚”，拘謹生硬的表現力自然不如“形散神聚”之作，其神的“聚合度”一定也不如“形散神聚”之作。“形散神散”自不必說，可為什么把“形聚神散”列為最下呢？因為這樣的散文最具有欺騙性，容易被誤讀為好散文。時下，不少張口對仗閉口排比，不惜“硬做”、削足適履、以辭害意的文章，絕類“形聚神散”的散文。

《國語·鄭語·史伯為桓公論興衰》載：周幽王八年，史伯給鄭桓公講：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批評幽王去和而取同，主張和而不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果說“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形散神聚，是講原則前提下的團結，那么“同而不和”就是形聚而神散，乃“和稀泥”而成的無原則的一團和氣。 

合唱隊里，多分高、中、低等多種聲部，不同聲部的人音頻不同，才形成音質圓潤豐滿的和聲。而如果人人音頻相同，音量再大也缺乏厚重飽滿，無以形成和聲之美。

如果將“厚德載物”理解為守正，那么“自強不息”則可謂創新。“和”乃守正，“不同”乃創新。《孫子兵法·勢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抗日戰爭初期，王明主張“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如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毛澤東主張保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開展共產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則是“和而不同”。

唯守正才能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章乃器所謂“少號召多建議”，乃漠視守正前提的空談創新。遇事不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實乃亂作為的“偽創新”。

唯創新才能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我黨歷史上，之所以出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路線，思想根源正在于教條式機械套用、貼標簽式解析馬克思主義，忘記了創新是守正的題中之義。遇事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實乃不作為的“偽守正”。

針對德國和法國“左”派政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教條式機械套用、貼標簽式解析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曾非常氣憤地說：“我本人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59年毛澤東同志與當時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話，在講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時對他講過一段很有意味的話：“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等于馬克思”固然不失守正，但“超過馬克思”靠的是創新。機械教條地執行政策，如果只是因為糊涂，還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只著意自己的烏紗而不在意黨和人民的事業，這樣的“舉著紅旗反紅旗”，屬于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最具迷惑性欺騙性，也最有破壞力。

（作者：陶余來，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