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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運就像海上的潮汐卷起月光，不需要響鈴就按時匆匆卷起四散各處的人們開啟一段短暫而溫暖的漂流。倦鳥歸林、落葉歸根，春運一遍遍把我們帶回故鄉，也讓鄉愁纏繞在遠離故鄉的人們身上。但時代奔騰、一代代成長，家鄉還能存續多遠？春運中浩浩蕩蕩的人群，還能將遙遠的家鄉記憶多久？我想不妨問一問春運中的孩子。

城市新移民與失落的家鄉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制度進步與教育考試制度改革等打破了部分社會流動的隔閡，形成社會人口主要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趨勢狀態。社會環境變化給這類人群帶來了在城市發展的新機會，部分農村人口適應并獲得城市戶口，留在城市成家生活，成為我們口中筆下的城市新移民，他們的社會身份由此發生變化，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勞動力組成，為中國工業化、城鎮化提供了人力資源，部分新移民也在移入城市中已獲得比較穩定的工作和住所，選擇在城市定居，從事的職業豐富，不僅限于單一體力勞動，也包括如白領、教師、私營企業主等職業，進而構成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中產階層。

新移民們不僅要在生產生活上融入城市，在心理層面上，新移民們也曾經經歷或仍然面臨著從農村社會關系、結構、生活經歷塑造的農民角色轉向城市市民身份的沖突。“離土離鄉”雖然填補了城市發展所需的巨大人口空缺，創造了個體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機遇，但也使諸多變化、矛盾疊加復雜化，新移民的社會階層、職業身份、工作待遇、生活保障和獲得感、公平感等各個層面的問題不斷產生，也成為各層級政府社會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注意力焦點和持續關注的重點。持續的單向度流動造成了不斷延長的空間距離，而城市持續加速的生活節奏、固定的時間安排更進一步阻隔了親緣關系的緊密聯系、使個體以往的社會關系網絡斷鏈再在新的環境重塑、新的生活方式也讓既往的集體家鄉記憶受到沖擊，由此，許許多多新移民們逐漸成為城市社會中數量龐大的“孤島”，即便在異鄉安家落戶，不少老家的父母和新生的孩子也跟隨著中間一代或短暫或長久的駐扎到城市中，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新移民個體孤立的窘境，然而，這無法抵擋記憶里的家鄉生活共同體一去不返、漸漸消散，以至于他們都呈現出“有家無鄉”的心理狀態，不少新移民和他們的父輩都計劃夢想著落葉歸根。

同時，伴隨著人口紅利帶來的城市、中心地區的經濟、社會繁榮，農村、偏遠地區的無人化、空心化狀態也日漸嚴重，甚至一度阻礙鄉村振興和發展，另一方面，鄉村新產業的發展，旅游業、資本的介入和改造都讓曾經鄉村似乎被定格在記憶中，被迫消散或停滯不前。假期的回鄉、短暫的通話能夠能夠讓新移民們再次勾起家鄉的念想，但是四處奔忙的兒時發小、湊不齊一桌的團圓飯、逐漸老去的長輩、逐漸陌生的近鄰遠親、商業化后面目全非的小城等等，鄉村的衰弱、嬗變又或者城鄉間的巨大生活落差，更讓這份對家鄉的懷念更加深遠，不由得讓人感慨“何處是家鄉”？

春運里的城市新移民二代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農民工潮流的社會現象帶來了城市新移民的相關討論，隨著時代發展，新移民們逐漸適應環境，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生育后代，新移民二代的故事也逐漸展開。

新移民二代們往往生來就獲得了父母所在城市的戶籍，從小在城市中長大，浸潤于城市的社會文化環境，接受著當地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甚至能與周圍的“本地孩子”打成一片，更是在耳濡目染中，學會了不少當地方言和生活習慣，儼然成為城市新移民的典型模樣。

我也是“城市新移民二代”，父母都是70后，分別來自兩個湖北、陜西不同省份的農村家庭，從小幫家里做工、務農、放牛、賣菜，兩人因為高考，來到外地——江蘇，上了同一所大學，畢業后留在當地工作生活、辦理轉移了戶口、融入到新城市的環境中，之后養育了我，此后將近三十年，再沒有長時間回到家鄉去了。平常他們只能電話聯系父母親人，每年見面的時間，除了孩子的寒暑假抽出空來，特別是春節，能夠與老家的兄弟姐妹們聯絡、見面，吃幾頓團圓飯，其他也就是極特殊的情況了。而我，正如身邊許許多多的“新移民二代”一樣，父母工作繁忙，于是要么是爺爺奶奶，要么是外公外婆，會來到我們身邊照看，當然，祖輩們大多始終沒有改變戶口，假期也會回到老家去，不可不謂是“老漂”一族。“老漂”們來自天南海北，聚集在社區的棋牌桌、涼亭、公園、菜場、小學初中幼兒園的學校門口，操著各地口音，不論聽得懂聽不懂，或許有一些相互交流和理解，作為操持家務之外的社交活動。與此同時，還和本地的同齡老人們打起交道，從他們身上“取經學道”，多少建立了自己在新城市的社會圈子，在新的生活規則和曾經的生活慣習的縫隙里找到立足之地。

回到我自己，我從小在江蘇長大，一路讀書到大學，在學校、社區鄰里、陌生人那里還學會講點當地方言，口音也有點南方，具體表現為前后鼻音不分，還交到許多戶籍一致的朋友。但每逢假期，總要回到陜西或湖北，和父母兩邊的親人團聚。因此，我也基本聽懂兩地的方言口音，同時因為兩邊都有祖輩親人的血脈聯系，加上年復一年，假期間短暫回鄉見聞，父母常常講起他們兒時的經歷加深了我對兩地的認知和念想，隨著年齡增長，我更將這兩地認作自己的陌生但熟悉“老家”，身邊的新移民二代們也基本和我一樣，生長在城市、戶籍在城市，卻有著一兩個遙遠的鄉土的“家鄉”，對老家的家族和伙伴或多或少有些留戀。

然而，客觀上來說，我們這些逐漸成長的城市新移民二代，回到老家的日子屈指可數，長時間的城市生活早已將自己塑造為城市居民，幾乎毫無鄉村生活經驗和技能，但在心底里卻有些相信自己根源于老家，甚至對自己的城市居民的身份認同存在質疑，乃至于并不深刻的繼承著父母祖輩濃重的“鄉愁”。

換句話說，因為城市與鄉村截然不同的社會關系、生活模式等等差別，新移民二代的對城市、鄉村依戀情感的矛盾始終存在于其精神世界，也外化于行動中。對于自己出生、成長的城市，新移民二代熟識其社會環境、社會關系，因此，在城市中有著穩定的生活狀態和固定的交往模式，對所處的城市帶有比較強的依戀感，也能夠比較自然的將這些模式應用到其他城市生活中，相較于其父輩祖輩由家鄉進入城市生活時感受到文化差距，移民二代顯然具有更強的城市生活適應能力；但是回到老家，陌生的親戚，與城市生活中截然不同的環境空間，社交習慣，在較短的時間內，適應諸多差別對于新移民二代來說，都是一種考驗，而且往往剛剛適應鄉村生活就限于假期結束、忙于工作學習等各種原因，急匆匆脫離老家回歸城市中，或許這也是新移民二代即便意識到老家的親人與自己有著斬不斷的血緣親情，但仍然對故鄉情感上若即若離的原因，也導致新移民二代們回到老家后一系列的在團圓飯桌上不會向長輩敬酒，默默跟隨長輩走在走親戚隊伍的末尾，在村頭巷尾不愛結交朋友，不會干活看似偷懶，只能捧著手機自己玩游戲的“超脫”模樣。

城市新移民二代就像是鄉村生活的即時旁觀者卻很難成為真正的參與者，而隨著年齡逐漸長大，面臨的事情越來越復雜，祖輩親人漸漸離去，回歸老家的機會越來越少，更使得這些人群與老家的聯系越來越淺，對故鄉的念想也隨之淡化，也就形成了新時代孩子們逐漸“斷親”、“脫根”的現象，我身邊的許多朋友也不像小時候一樣愿意回到老家過年了。當然，對于城市新移民和他們的子女而言，回老家最契合的時機還是春節，因此，不論是公路還是鐵路，漂泊的父母帶著孩子們返回故鄉的場景始終存在于春運途中，作為春運中的城市新移民二代，年年相似的返鄉經歷是我寫下這篇觀察的緣起。

春運的新目的地——駛離還是開往家鄉

經濟社會的進步、旅游業的發展也給予了春運目的地越來越多的選擇，春運中的孩子們也隨著年齡成長也走向更廣闊的世界。但是城市新移民、“老漂”和新移民二代，這三代人的漂游、扎根、徘徊，好像都預示著家鄉的逐漸失落，那么，家鄉的記憶如何存續，春運中的孩子能否記得曾經的鄉土？我們時刻站在煥活鄉村生命力的分叉路口，鄉村的復興也需要新一代孩子們建立起對家族的關注，對鄉土的關心，我希望著未來的春運旅途看到越來越多的列車目的地駛向家鄉，我們都不忘記除了城市的高樓，還有故鄉的土地，不忘掉“鄉愁”。

（作者單位：李弈陽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新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