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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2日，南海的洶涌浪濤，將一則扣人心弦的現代生存傳奇推至世界眼前。彼時，10歲的赤嶺少年阿亮于三亞海域成功獲救。這位黎族男孩，在高達6級的風浪中，獨自在海上頑強生存了26小時之久。他的這段不凡經歷，不僅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人類最為本真的生存智慧，更如同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在無意間重重敲響了當代教育的大門。這場動人心魄的海上冒險恰似一面精巧的棱鏡，清晰折射出文明發展進程中一個令人深思的悖論：在物質豐富、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下，人類是否正悄然遺失與生俱來的生存本能？

這位來自陵水黎族自治縣的“小海娃”，用那雙布滿老繭的小手，生動詮釋了另一種別具一格的教育哲學。當城市里的同齡孩子沉浸在電子設備的虛擬世界時，阿亮早已熟練掌握了辨識潮汐規律、熟練駕船捕魚的生存技能；當都市孩童的周末被各類補習班填滿，他卻正攀爬上椰樹，采摘果實以貼補家用。在這場意外漂流中，他所展現出的沉著與冷靜，正是源自日復一日與大自然的真切交流。獲救后，網絡上掀起一陣狂歡，阿亮被PS成“杰克船長”“魔童哪吒”“悟空渡海學藝”等各式各樣的表情包。在這些表情包的背后，實則隱藏著現代人對原始生命力的深切追慕與向往。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動物界，殘酷的生存環境常常能激發出動物超乎尋常的智慧與生存本能。人類雖在智力上遠超動物，然而近年來，隨著義務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人們長時間在校園中學習，所接受的大多是應試教育，過度側重于書面知識的考試成績，卻忽視了實踐能力的鍛煉。再加上現代文明的高度發達，網絡搜索與AI應用的便捷，使得人們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取答案，從而跳過了學習與鍛煉的過程，宛如被精心呵護在溫室中的嬌嫩花朵，生存本領和技能因此就逐漸退化。這，正是大家對阿亮心生羨慕，以及他能獲得全球關注和國內三大媒體報道的根本緣由。

就在阿亮的故事在全球引發廣泛熱議之時，相距1700公里之外的長沙，正經歷著一場教育領域的軒然大波。某單位為吸引高端人才，計劃推出一項高層次人才子女免試入學的“綠色通道”政策。這一涉嫌破壞教育公平的政策一經曝光，瞬間在輿論場中掀起驚濤駭浪。從秦漢時期的軍功制到隋唐時期創立的科舉制，中國作為發明了考試文明的國度，此刻卻面臨著制度根基被撼動的嚴峻危機。

當下，中國教育深受“圈養模式”的影響，眾多學子仿佛成為了溫室里的柔弱花朵。倘若再對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加以破壞，那些享受特權的群體，便如同置身于恒溫環境中的花朵，后果不堪設想。利益的固化極易引發歷史周期律的作用，中國自古以來便極為重視公平公正。歷朝歷代，底層百姓之所以奮起抗爭，正是渴望擁有公平公正的制度與平臺，以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也正因如此，中國誕生了軍功制和科舉制這兩大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普通百姓得以憑借自身的軍功或科舉成績，實現階層甚至階級的逆襲。這種打破利益固化、助力底層民眾向上攀升的制度，使得中國成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然而如今，長沙某些單位為吸引高端人才，妄圖打破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這無疑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歷史的回音在此時顯得格外清晰。科舉制盡管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其“懷牒自列，逐級考選”所蘊含的公平內核，創造了長達1300年階層流動的偉大奇跡。據《中國教育史》統計，明清兩代的進士群體中，出身平民家庭的人數占比高達42.3%。這種打破門閥壟斷的選拔機制，猶如一條堅實的紐帶，維系著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使其成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至今仍生機勃勃的活體文明。然而，當某些決策者試圖以特權作為交換來吸引人才時，他們所撕裂的不僅僅是教育公平的底線，更是文明得以賡續傳承的底層密碼。

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教育的作用至關重要。它需要具備充分的競爭機制，做到讓有能力者脫穎而出，能力不足者不斷奮進，確保考試的公平與公正。否則，社會便如同人體一般，一旦形成血栓、患上高血壓，最終將走向僵化與固化，甚至面臨崩潰的危險。我們并非否認引進高端人才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但以犧牲未來發展活力作為代價，顯然是不可取的。實際上，吸引高端人才的方法眾多，例如為他們提供當地戶口、住房保障，配備相應的服務人員以及車輛等。然而，一些人既不愿投入這些資源，卻又一心想留住人才，于是便打起了歪主意，試圖破壞教育公平，讓高端人才的子女能夠免試享受優質教育。這樣的口子一旦打開，其危害將如病毒般迅速蔓延，必須堅決予以制止。

高端人才的子女并非生來就必定優秀，后天的磨練對于個人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先天的差異實際上并不顯著。“富不過三代”這一現象屢見不鮮，其主要原因在于優越的條件容易使人放縱自我，不愿刻苦鍛煉自身能力。在面對主客觀矛盾時，不是主動讓主觀去適應客觀，而是妄圖讓客觀環境來迎合主觀意愿。如此一來，這些如同溫室花朵般的個體，自然難以經受住現實風雨的嚴峻洗禮。古人早已深知“人間正道是滄桑”的道理，然而如今，部分既得利益者卻貪圖安逸，只想守著手中的“聚寶盆”，如同倉鼠般滿足于現狀，以至于鬧出“何不食肉糜”這般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話。歐美一些如同巨嬰般的政客，亦是如此。倘若優越的條件持續存在，人們便會在自我退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陷入歷史周期律的困境無法自拔。

的確，不能讓人們因條件的優渥而肆意放縱。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那些如巨嬰般的人有可能利用文明的成果來反制文明，將整個世界攪得混亂不堪。例如，人們普遍擔憂現代生物科技會走向畸形發展的道路，淪為某些人消滅種族和階級的危險工具，從而破壞自然的生存法則。同時，人們也害怕既得利益者借助網絡和人工智能的力量，使底層百姓在社會中的地位愈發邊緣化，最終成為無業可就的流浪漢。

阿亮的個人經歷揭示了一個生物學上的重要真相：在適度壓力的環境下，人類的潛能能夠呈現出指數級的爆發。美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所進行的“習得性無助”實驗表明，那些完全規避挑戰的個體，其解決問題的能力會出現系統性的衰退。這一現象與當代教育形成了殘酷的對照——某省會城市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學生平均每日的戶外活動時間竟然不足30分鐘，高達70%的青少年甚至無法準確辨識基本的方位坐標。

這種“去自然化”的教育模式，正在催生一種新型的認知殘疾。當AI能夠在瞬間解開微積分難題，導航軟件可以精確到每一米的距離時，人類的空間感知能力、危機應對能力等基礎能力卻在持續衰退。英國《自然》雜志的跟蹤研究顯示，1990年后出生的人群，其海馬體體積相較于前代人縮小了8%，這與空間認知能力的集體衰退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阿亮的海上求生經歷，恰如一劑及時的清醒劑，提醒著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教育過程中那些被技術所替代的原始技能。

赤嶺阿亮的漂流事件與長沙破壞教育公平制度的新聞，引發了我們對現代教育的深度思考，同時也讓我們對偉人時代的教育理念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在偉人的引領下，通過團結和組織人民，充分借助現代科技的力量，不斷邁向勝利。在那個時代，沒有“富不過三代”的現象，也鮮見巨嬰般的個體，人們并非是溫室中嬌弱的花朵。彼時文明在不斷發展的同時，并未成為讓人懈怠的溫床。這是因為偉人讓每個人都肩負起時代與社會賦予的重任，年輕人積極響應號召上山下鄉，接受人民群眾的再教育，經受住大自然的重重考驗，為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功填平了極端落后與先進之間的巨大鴻溝。他們的不懈奮斗、無私奉獻與英勇犧牲，鑄就了時代的脊梁，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同時也培養出了眾多優秀的人才。

由此可見，艱難的條件往往能夠激發人的巨大潛能。倘若沒有偉人時代那一代人潛能的爆發，我們很難想象能夠走出發展的低谷。如今，不少人感慨，當下的年輕人由于生活條件的改善，已不像當年那輩人那般堅韌。然而，當下的條件又不足以讓人不計成本地培養出真正優秀的人才，整體處于一種不上不下的瓶頸狀態，這種情況在教育領域同樣表現得十分明顯。阿亮的經歷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啟示：讓人們切實體會生活的不易與艱難，能夠激發他們的潛能，使其得到充分的鍛煉。因此，開展艱苦樸素教育意義非凡，適當設置苛刻的條件能夠更好地鍛煉人。古人治理黃河時，通過收窄河道，集中水流來沖刷泥沙，從而有效地改善了泥沙堆積的問題。教育亦是如此，當問題堆積如山時，就需要收縮“河道”，即確保教育的公平與公正，讓優秀的人才引領大家共同進步。

長沙事件所引發的公眾憤怒，本質上是對文明基石的堅定捍衛。教育公平絕非僅僅是簡單的資源分配問題，它實則是文明得以存續的戰略支點。北宋改革家范仲淹創設義學，明太祖詔令“科舉取士，務在得人”，這些制度設計背后的深層邏輯，在于維持社會機體的新陳代謝活力。當代研究證實，教育代際流動系數每提高0.1，社會創新能力指數便會相應增長15%。

特權教育所引發的“血栓效應”具有極其致命的傳導性。以美國“常春藤盟校”的傳承錄取制度（Legacy Admission）為例，這一制度導致精英階層固化現象嚴重，其新生中來自全美前1%富裕家庭的比例竟高達38%。這種制度性的不公平在中國絕無立足之地，因為我們的文明基因中深深鐫刻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平等密碼。任何破壞考試公平的舉措，都是在動搖“奮斗改變命運”這一社會信仰的根基。

阿亮的生存奇跡與長沙的教育爭議，共同指向了一個核心命題：如何在文明進步與生存本能之間尋求平衡？先人的智慧或許能為我們提供啟示。都江堰“深淘灘低作堰”的治水哲學，強調的是疏導與約束之間的動態平衡。教育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過度的保護就如同堰塞湖，表面看似平靜，實則暗藏巨大危機；而適度的壓力恰似束水攻沙，能夠沖刷出深邃的成長河道。

這種教育哲學在當代仍有著鮮活的實踐案例。芬蘭將森林生存技能納入必修課程，日本中小學廣泛開展“30公里徒步”訓練。這些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地守護著文明進程中的原始生存智慧，因為他們深知：一個失去逆境應對能力的民族，即便擁有再高聳的科技大廈，也難以承受現實風雨的輕輕一擊。

破解當前教育困局，需要我們超越非此即彼的狹隘思維定式。人才引進與教育公平并非是一場零和博弈，關鍵在于制度設計的智慧。深圳的“孔雀計劃”在提供科研經費的同時，絕不觸碰教育紅線；杭州人才房政策與學區脫鉤的創新實踐，都有力證明了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統計數據顯示，這些城市的人才凈流入率反而比那些實施特權政策的城市高出15個百分點。

更深層次的變革在于教育理念的重構。當北京某重點中學將“荒野求生”設為選修課，當上海推出“城市生存挑戰”研學項目時，我們從中看到了教育回歸本真的希望曙光。這些實踐與懷特海的教育哲學不謀而合：“學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引導他們自我發展。”

站在人類世的十字路口，阿亮的故事給予我們的啟示已超越了教育范疇。考古學家在殷墟甲骨文中發現，我們的祖先將“教”字刻作手持棍棒教導孩童之形，而“育”字的本義是婦女生育。這種原始意象所揭示的教育本質，在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依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教育終究是要培育全面發展的完整的人，而非僅僅制造出精致的工具。

當馬斯克擔憂AI會對人類文明構成威脅時，或許我們更應警惕自我馴化所帶來的能力退化。阿亮在驚濤駭浪中展現出的生命韌性，以及長沙事件所揭示的制度紅線，共同勾勒出文明存續的雙重底線：既要牢牢守護公平競爭這條生命線，又要始終保持逆境求存的原始動力。這正如黃河治理的古老智慧——筑堤束水藉水攻沙，既要構筑起堅實的制度堤防，又要保持文明河道的自然沖力。

總之，以社會根本利益為導向來規范教育，才是國家發展的長遠大計，絕不能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為標準來發展教育。這便是近期這兩起教育熱點事件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