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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小組按】
　　
　　習近平當過知青，作家梁曉聲也當過。去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梁曉聲參加了。會上，習近平和梁曉聲有個簡短交流。“曉聲，我跟你筆下寫的那些知識青年是不一樣的。”這是習近平的第一句話。
　　
　　習近平所說的“不一樣”，指什么？他們還聊了什么？梁曉聲為何對中國未來充滿信心？今天學習小組推薦《秘書工作》雜志對梁曉聲的訪問。
　　
　　使更多青年都有精神上的故鄉
　　
　　——訪著名作家梁曉聲
　　
　　《秘書工作》雜志記者李恒建王澤陽燕玉涵
　　
　　梁曉聲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曾說，人應該有兩個故鄉，一個是現實地理的故鄉，另一個則是精神上的故鄉。讓更多的人從青少年時期就擁有良好的精神故鄉，是作家肩負的時代責任。
　　
　　因本刊曾編發他的文章，有過多次電話交流。元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梁先生在他簡樸的書房里接受了我們的采訪。梁先生平易謙遜，極具親和力，訪談氛圍輕松而愉悅，近三個小時的開懷暢談仍讓人意猶未盡……
　　
　　記者：您在一次講座中提到，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和您有個簡短交談，習總書記說，希望文藝家要使我們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鄉。“精神上的故鄉”如何理解？您為什么說習總書記“是有兩個故鄉的人”？
　　
　　梁曉聲：習總書記肯定是有兩個故鄉的人，我是指書籍應該成為人的另一個故鄉。為什么世界各國用讀書人口比例來進行比較，哪個國家讀書人口多，哪個國家就感到很光榮呢？一個國家讀書的人口越多，證明這個國家的社會狀態越靜好。人不在靜好的時代，是不太有心思去讀書的。還有一點就是，即使這個時代不靜好，一個人也可以通過讀書增強自己對時代的抗擊打能力。
　　
　　其實，習總書記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曉聲，我跟你筆下寫的那些知識青年是不一樣的。”我先是一愣，然后總書記又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這個人是要求自己壓力越大，意志要越強。”我覺得他說的“不一樣”意思主要在后面這句話。我們這一代人中，有的背負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后還走不出那個陰影，這樣的人有很多。總書記不是這樣的，他強調人應該從各種磨難中走出來，精神上強大起來，變得更堅強。他說完這句話之后，站在我旁邊的王安憶說：“曉聲也是那樣的人。”總書記就笑了。我也得說句話呀，我就說：“我認為您是有兩個故鄉的人，書籍是您的第二故鄉。”然后，總書記就說了那句話：“希望文藝家要使我們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鄉。”這話其實是包括文學在內的全部人類文藝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記者：文藝工作座談會后，您有什么具體的安排和打算？
　　
　　梁曉聲：近期，我寫了兩本小冊子：《小學生如何寫好作文》《中學生如何寫好作文》。希望以此拉近孩子們和閱讀的關系。我想對小學生和中學生講，閱讀、作文不要成為一種包袱，因為這本身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希望教孩子們怎樣從分數的壓力下解脫出來，其實也有對老師們的一些建議。
　　
　　現在，我正帶著十來個“80后”寫一個劇本，反映山區農村早年的貧窮和后來的變化，也要寫山里的孩子如何背井離鄉闖人生和他們魂牽夢繞的那種鄉情。盡管這些“80后”沒有直接閱歷，但相信他們在寫作過程中可以補上對從前中國的認知。另外我也覺得，由“80后”來寫這樣大情懷的劇本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希望年輕作家的作品能夠像老作家的一樣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而不僅僅是娛樂和愛情。有家風、有鄉情，就不一樣了。所以，接下來的計劃就是繼續帶著他們寫，我一直想著春節之后怎樣把這件事做好。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在創作重心上有一個轉變，從對過去的摹寫（北大荒文學）到對現實的叩問，是什么促成您寫作風格的轉變？
　　
　　梁曉聲：近期幾家出版社出的書，收錄的都是我所寫的社會時評，包括少數雜文。這并不完全是近兩年放下小說來有意為之的事。
　　
　　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就開始寫時評，寫過《九三斷想》《龍年一九八八》《九五隨想》，還寫過《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等。從那之后我基本上是兩支筆寫作，一支筆寫文學，一支筆寫時評。這些時評除少數像《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當時受到關注外，大多數沒發表過。因為時評類的文章當時很難發表，我就直接收入書里。
　　
　　出版社認為，我以前寫的某些文章，重新組合，再出版，依然有讀者，發行量還可能超過一些新書。他們根據內容重新起書名，當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兩年寫的文章。這意味著，在讀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歡讀時評，可能是他們想從中找到對于整個時代和社會認知的某種認同。
　　
　　記者：這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種反映？
　　
　　梁曉聲：是的。其實，我的寫作也在變。我在《九三斷想》的開篇寫道，我經歷的時代從來沒有像目前的時代這樣給我一種粗鄙的感覺，一種浮躁的感覺。
　　
　　說句實在話，1993年的時候，我絕不會允許自己的書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國的未來》。因為那時候我有一種憂慮，看到了拜金主義對我們青年的影響，看到了放肆大膽的權錢交易。種種社會問題明明就在那里，為什么不重視？為什么只看到發展，只看到國家財富增長，沒看到這些問題？那時我是海淀區人大代表，當時覺得自己的聲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樣一種激烈的文字寫出我的憤慨。
　　
　　問題在那兒，如果不把它說出來，我會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現在看到了變化，我也不愿做那種閉著眼睛不承認變化的人。有問題說問題，有變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筆呈現出來，使更多的人承認。
　　
　　記者：一個人閱歷再豐富也很難了解一個社會的全貌。您如何確保作品中的描寫分析客觀公正、令人信服？
　　
　　梁曉聲：寫小說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談小說創作原則的時候說，我們作為文學家，第一品質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對同胞命運的關注和同情，我們總歸是用筆在寫他人，而不是寫自己；還包含看社會看時代的理性，“善良”這個詞我覺得是善和理性的結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們不大可能看到，一個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誤傷好人。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對農村的現實生活不了解。雖然當年下過鄉，但我們是兵團，不是真正的農村。因此后來只能通過間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聞報道、去采風、讀別人的作品，但這遠遠不夠。所以，每逢家里來了農村的親朋好友，我一定要問：農村的面貌、農民的生活到底變了沒有？某種情況下，你到了最貧窮的鄉村，這時候會想，這么貧窮的地方究竟還有多少？但同時也看到一些農村在發生變化，只看一面是不夠的。這種變化見得多了、聽得多了，你會覺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未來。
　　
　　寫社會時評，還需要讀一些歷史，中國的，外國的，尤其是近代史。讀得多了，你會覺得中國目前的狀況，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希望和憂患并存的一個時期。你幾乎不可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問題很多。還有，和國外比較，你會得出另一個結論，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國外大體上也都經歷過，只有一部分是中國特色。對于國外經歷過的那些事，我們也在經歷，但代價要比國外小一些。如環境污染、資源耗費、社會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時候，要多關注更草根、更底層的群眾。讀了一些歷史后，看自己國家的眼光會越來越理性。
　　
　　記者：讀您的作品能感覺到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您的這種擔當意識源自哪兒？家庭熏陶，后天學習，還是社會環境的影響與激勵？
　　
　　梁曉聲：我父親14歲就闖關東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后掃盲的時候才認識幾個字，但不夠看書，只能寫些最簡單的家信，像電報文那樣的家信，而且還有錯別字。我母親來自東北農村一個中農家庭，我沒見過面的姥爺做過私塾先生，是識字的。我母親喜歡戲曲、評書，小時候經常給我講故事。作為母親，講給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滿正能量。
　　
　　主要還是后來看書。依據我的經驗，書籍對25歲以后的人生準則產生影響是較難的，最好從小學四五年級就開始，這也是我寫給孩子們那兩本書的目的。我不是想僅僅教孩子們如何寫作文，而是想通過作文這件事讓他們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堅守做人的良好原則。
　　
　　我小時候讀過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觸不到。比如，我讀過獵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個童話。講獵人海力布救了龍王的女兒，龍王用珍寶報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寶，最后選擇了能聽懂動物們的語言，這對獵人來說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聽到一群鳥交談，得知山洪即將來臨。但這個特異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動物的話告訴別人，就會立刻變成一塊石頭。然而，他還是告訴了鄉親們，一邊說一邊從腳到頭變成石頭。
　　
　　在讀這樣的書時，我往往會本能地問：“我自己能做到嗎？”常常得出的結論是，我不能保證自己能做到。大多數人正是因為不能做到，所以對這個虛構人物產生了更大的敬意，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力量。我們說自己不能做到，這是由于此刻我們很理性；但如果真的在極特殊的情況下，那我們也可能就會先人后己了。
　　
　　又比如，我讀過高爾基的《丹柯的故事》，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個部落為了生存，在密林中遷徙。密林很陰暗而且多沼澤，樹枝纏結在一塊兒，每走一步都很艱難。行進中不斷有人倒下或被沼澤吞噬，人群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力氣和勇氣。情急之中，少年丹柯劃開自己的胸膛，舉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樣燃燒著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群跟著丹柯勇敢往前沖。后來他的心裂散開來，仍像星星一樣散發出光芒。尤其在我們那樣一個英雄主義盛行的年代，讀了這樣的書，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們的英雄主義又不一樣，讀了之后覺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動，至少要求自己筆下也要多寫這樣的人物。
　　
　　還有，在看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時，感覺他為人類保住火種固然是很光榮的，但是那種痛苦太難以承受了，在自己寫書時就會很自然地覺得，我也要寫那種使人向上、使人變好的書。
　　
　　記者：您曾在一本新書中寫到，堅信中國未來的三十年會發生一些變化。是什么給了您這樣的信心？
　　
　　梁曉聲：應該說最大的鼓舞是黨的十八大以后，習總書記這個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敗。一些腐敗的情況，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級別，有些官員人格異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種地步，早已超過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確實做了許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這些事情做起來有多難。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集團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這根本上就是一種較量。現在，反腐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網民一樣點個贊吧？你前面吶喊著要這樣做，人家做了，而且做起來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這時候又裝聾作啞，那不是一個正派知識分子的立場。我們常說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風。說來慚愧，十八大以前，我們開兩會的時候，住在任何一個賓館，自助餐至少是十來樣菜，也有三十來樣的。吃個飯，有必要從那么多菜里選嗎？還有，頓頓有酒，從紅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說了，晚上還有小火鍋。全中國老百姓近幾年的訴求都寄托在這幾天、寄托在這些代表委員身上了，代表委員乘坐大巴從會場回來之后，吃著火鍋喝著小酒，可能一頓飯一兩個小時。我當年就有這個考慮，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點，這也是愛護我們的形象。還有，那時我們政協委員下去，前面都有警車開道，隊伍會越走越龐大，車輛越來越多。大多數情況下，就是聽匯報和走馬觀花，更多的時候是吃飯。中國人的特征，北京來的，又是政協，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時候，百分之八十都還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務員出身貧寒，他（她）肯定不會像我這樣說——相信中國的未來的，最直接的就是罵娘了，那是因為我們做得真不好。現在這些都改變了，與認識的官員出來吃一次飯是不容易的，他們很害怕，一定要問誰買單。都讓它陽光起來嘛，這樣有什么不好呢？
　　
　　還有，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受重視。這是我間接聽到的，習總書記在年前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不管經濟增長總量如何，總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讓這種思維變成國家性的思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這樣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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