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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潤為：關于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問題

點擊：作者：劉潤為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07-02 09: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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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訪者】劉潤為，河北豐潤人。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受聘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國家出版基金評審組成員、軍事科學院高級研究員。從事科學社會主義、文藝學研究。《九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進程》主筆，《延安文藝大系》總主編。主要著作有《文心與文變》《文藝批判》《潮流之外》《當代思潮論集》等。

【采訪者】吳文新，哲學博士，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威海）教授，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李谷悅，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威海）講師，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創新和弘揚，使之成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肥沃的文化土壤和豐富的文化資源。但是，畢竟中華傳統文化是歷史的東西，要使之發揮現實的積極作用，就必須對其進行揚棄和轉化。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13頁。）其中，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是最重要的文化態度和方法，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兩創”的文化態度和方法，我們采訪了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劉潤為。

一、紅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撐

記者：我聽一些學者講，文化自信應當有兩個支撐點：一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另一個是紅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劉潤為：你提的這個問題有相當的普遍性。近年來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經常會有老師和同學提出這個問題。

從感性層面上講，這個提法似乎很有道理。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我們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文化，文化蘊藏如汪洋大海，文化名人似燦爛群星，文化影響若日月經天。這一點讓我們想起來就覺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現么？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我們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自信是怎么來的？

不錯，在古代，我們中華民族對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唐代，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文化的發達、社會活力的迸發以及善氣迎人、海納百川的大國風度，使得中國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成為許多國家和民族心儀的對象。應對方請求，文成公主、鑒真和尚分別越過高山、大海，傳播中華文明。東鄰新羅全面學習唐朝的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一衣帶水的日本則頻頻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國的使節、商賈、訪問學者，更是絡繹入朝、不絕于市。在各國人民學習中國榜樣的時候，我們的祖先也虛心學習各個國家、民族的長處，以至創造了玄奘西行取經的奇跡。“天下朋友皆膠漆”，詩人杜甫曾用這樣的詩句形容眾望歸唐的盛況。至今，世界上不少國家仍習慣于稱中國人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軟實力的遺響余韻。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我們對于自己的文化則表現得很不自信。豈止不自信，簡直是文化自卑，甚至還有幾分文化自虐。從一定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就是這種文化不自信的總爆發。例如，胡適就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因此，他“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對中華傳統文化造詣精深的魯迅，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錢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國不亡，就必須廢除孔學，而“預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錢玄同：《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新青年》4卷4號，1918年4月15日）……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固然有五四先驅們思想方法片面的主觀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當時的大氣候所決定的。當時的世界，正在實現由傳統到現代、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而在這種轉換中走在前列的資本主義列強，已經通過掠奪和征服，把資本主義變成了一個世界體系。面對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在農業文明中一直領先的中國一下子落后了，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榮光與驕傲，反而成了被污辱、被欺凌的對象。這也就是說，世界歷史進入了看不起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時代。

然而，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之罪嗎？不能這樣說。罪魁禍首是日趨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是他們，日甚一日地閹割、窒息傳統文化中的生機與活力；是他們，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傳統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頭來，整個中華傳統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權神授”，“天不變道亦不變”，“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枯槁信條，而“自強不息”，“與時偕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鮮活的元素則被拋到了九霄云外。對于傳統文化的這個搞法，不弄滅亡那才怪呢？

清末愛國主義詩人龔自珍曾經寫道：“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前兩句是對當時中國精神文化氛圍的真實寫照，后兩句是他作為一位進步的愛國主義者發出的革故鼎新的激切吶喊。

問題就是這么嚴重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要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起弱振衰，使之重新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就必須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而要實現這種轉換和發展，就必須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會力量的崛起。這種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華傳統文化一經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在實踐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就脫胎換骨，變成了紅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比如“實事求是”，原本是《漢書》作者班固稱贊河間王劉德的話，意思是說劉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辯、嚴謹扎實，但是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這里，則被作出全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1頁。）由此，這一詞語也就從特指“修學好古”的學風上升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而李大釗、方志敏、江竹筠、吉鴻昌、劉胡蘭等無數革命先烈面對敵人的屠刀表現出來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則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舍生取義”“盡忠報國”精神的升華，也就是說，他們在實踐上對于傳統倫理中的“忠”實現了創造性轉化——摒棄了忠于封建君主的內核，而上升到忠于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忠于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忠于祖國和人民的高度。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才重新煥發了生機與活力，中華傳統文化才重新成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自豪地寫道：“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6頁。）

記者：您說到這里，我明白了：今天我們重拾對于傳統文化的自信，是在經過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給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我們就不可能使傳統文化獲得新的生命，我們也不可能產生文化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時期還不自信。是不是這個意思？

劉潤為：是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紅色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撐。如果把我們的文化自信搞出兩個支撐點，容易造成模糊認識，甚至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到頭來，甚至有可能把中華傳統文化重新煥發的生機與活力搞掉。這豈不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如果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囫圇吞棗地全盤接收傳統文化，那就等同于盲目復古，必將導致社會的全面大倒退。

接下來的問題是：強調紅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撐，有沒有輕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思呢？沒有，絲毫沒有。從某種意義上說，紅色文化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形態。對于紅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這好比吃面包。你說這面包好吃，難道不包含對于做這個面包的小麥的肯定嗎？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在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紅色文化的精神價值之后，又著意歸結強調說：“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37頁。）

這樣的嚴謹論述，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一元論的文化觀。

二、對精華與糟粕要進行辯證的分析

記者：要實現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必須能夠正確地區分精華與糟粕。在這方面，您能不能談一些具體的意見？

劉潤為：對于中華傳統文化，毛主席提出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主張是科學的，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重要發展，不但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本指導方針。

問題在于我們怎樣來辨別精華與糟粕。在這里，必須反對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學的觀點。

比如，有人主張像挑好蘋果與壞蘋果一樣，把中華傳統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華，一堆是糟粕，留下精華，丟掉糟粕。這在實踐中是非常有害的。

首先，精華與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滲透，形成一個整體。比如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論語·子罕》），這個“志”就是要在東方復辟西周的奴隸制。你說它是精華還是糟粕呢？

其次，文化往往顯現出一種動態的特征。彼時彼地是精華，此時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樣一種時代需要相聯系是精華，和這樣一種時代需要相聯系就有可能是糟粕。例如，古代的跪拜禮，對于今天來說是貨真價實的糟粕。我們會說，人與人是平等的，為什么要給你下跪呀？但是在秦漢以前，盡管它包含等級差別的內容，但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還不能完全算作糟粕。那個年代沒有我們今天這樣的桌子、椅子，更沒有“呷哺呷哺”那樣的高凳、高椅，人們開會、辦公、會客、吃飯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對對方表示禮貌，最簡潔、最方便的方式是欠起身來，這就形成了跪的姿勢。如果那個時候我們站起來給對方行禮的話，會給對方心理造成一種震懾。對方會懷疑，這家伙站起來想干什么？打人呀？可見禮節是與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聯系的。相反，今天我們坐在椅子上，站起來鞠個躬、握個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動作就未免太夸張了。

比如，19世紀末，康有為為推動變法，附會儒家的公羊學派，力倡“通三統”、“張三世”之說，主張用和平方式推動社會進化。為此，他還把孔子描繪成一個“素王改制”的改革家。應當說，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國度里，在“綱常名教亙古為昭”的思想文化氛圍中，在守舊勢力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用這種理論來造輿論，推動資本主義性質的變法，相對來說，可以減少一些社會阻力，也更容易被最高統治者接受，因而它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積極的、進步的。然而在事情過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幾位自稱“康黨”的教授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統”的湯武“革命”，主張“張三世”的和平進化，指責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判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沒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為”，重新“將儒教立為國教”。這就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可言了。這也就是說，所謂“通三統”、“張三世”之說在今天已經成了貨真價實的糟粕。他們這些人，無視現實，否定革命，歪曲歷史，本質上是一種披著“復古”外衣的歷史虛無主義。他們標榜尊重歷史，其實他們最不尊重歷史，連起碼的實事求是都做不到。

記者：對于精華與糟粕，確實應當在普遍聯系中去把握，在運動變化中去把握。實踐是區分精華與糟粕的唯一標準。是不是應當這樣來理解？

劉潤為：是這樣的。一切在我們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實踐中用得著、有好處的東西，就是精華；一切在我們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實踐中用不著、沒好處的東西，基本上就是糟粕。

現在有些人對待傳統文化，只是端坐書齋，死讀書、讀死書，遠離實踐、崇尚空談，言不及義、引喻失義，這是很不好的。明清之交的大教育家顏元曾經尖銳批評過這種脫離實際的錯誤傾向。他說，自宋代以來，盡管科舉興盛、儒士如云，然則“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圣賢，上不見一扶危濟困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后有數十圣賢，上不見一扶危濟困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圣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清]顏元：《顏元集·存學編》卷2《性理評》，中華書局，1987，第67~68頁。）雙手葬送了國家，還要以圣賢自詡；山河破碎，還被史家吹噓為多圣多賢之世，這構成了多么絕妙的諷刺！他認為，宋的滅亡，朱熹的理學負有不可推御的文化責任。不唯宋代如此，明代的士大夫亦然。顏元指出：明末的那班士大夫，由于專事注疏讀講，腹無半點治國安邦之策，身無一射一御之技，所以一旦國家大難臨頭，一個個只能面面相覷、一籌莫展，捶胸頓足、泣涕漣漣，徒作“愧無半策匡時難，惟余一死報君王”的哀號。這是多么深刻的歷史教訓！

事實證明，這些空疏無用的“文學儒雅之士”根本算不得什么人才。那么，究竟怎樣的人是真正的人才呢？顏元認為，“人必能幹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圣賢。不然雖矯語性天，真見定靜，終是釋迦、莊周也。”（[清]顏元：《顏元集·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教及門》，中華書局，1987，第673頁。）這就是說，只有具備真才實學，于時世有所裨益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這種人才的具體標準是：首先要有德，而不是那種言行不一、不分是非的鄉愿。他說：“世寧無德，不可有假德，無德猶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則世不復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惡鄉愿也。”（[清]顏元：《顏元集·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不為》，中華書局，1987，第686頁。）其次要有真才實學，而不能是那種袖手無用之徒。他說：“人于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斯為儒者之真。”（[清]顏元：《顏元集·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學須》，中華書局，1987，第670頁。）最后，要有一個健康的體魄，他說：“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一事不能做……千古儒道之禍，生民之禍，未有甚于此者也。”（[清]顏元：《顏元集·朱子語類評》，中華書局，1987，第272頁。）

我們在談傳統文化的時候，還要注意到自己的立場，不要忘記傳統文化是有一定的階級性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人民當家作主的今天，我們還能搞這一套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堅持黨的立場，堅持人民群眾的立場，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這是我們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根本前提。

三、在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上下工夫

記者：從您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論斷，是貫穿于認識、把握、應用中華傳統文化全過程的根本原則和指導方針。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對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呢？

劉潤為：實踐，還是實踐。要根據實踐需要，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來實現這種轉化和發展。在這里，主觀能動性就是人的活躍的思維能力。

從客觀上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對于某些文化產品所含歷史內容的關注度，往往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宋之問的《渡漢江》：“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宋之問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詭行趨附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為時人所不齒。武則天死后，宋之問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嶺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陽。這首詩就是寫他作為逃犯，在接近洛陽時生怕被人告發又擔憂家人或遭不測的復雜心情。設若時人，大概會對它嗤之以鼻，至少不會說這是一首好詩。然而數百上千年過后，人們已經不大關注其中的個人化情感，而僅僅留意字面傳達的一般性情感內容，因此這首詩也就成了抒寫游子歸鄉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學等傳統文化至于今日更為遠矣，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已經變得相當稀薄，這就為我們抽取它的一般意義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主觀上說，人的大腦完全可以對認識對象進行抽象性的處理。但是，當我們從傳統文化的某種東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義以后，切不可讓它停留在抽象層面。如果是那樣，儒學的東西就會成為另一種“普世價值”，成為超越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的永恒真理。而這，正是那些叫嚷“回歸孔孟道統”的人所欲所求的結果。這里應當強調說明的是，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超階級、超時代的文化，越是聲稱“普世”的東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評費爾巴哈時所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他的一切前驅者一樣的。它是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0頁。)

比如孔子的“泛愛眾”，曾被儒家泛化為普遍的倫理原則，然而在事實上，毋庸說他人和其他時代，就是對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貫適用的。冉求背離孔子的政治立場，轉而支持新興封建勢力進行農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動員弟子們“鳴鼓而攻之”。這分明是有所愛有所不愛，哪里有什么“泛愛”呢？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絕不進行虛偽的“普世”說教，在從儒家思想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義以后，必須為其注入社會主義時代的內容，勞動者階級的內容，在社會主義時代勞動者階級可以實踐的內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為例，如果將它原有的“其為東周”之“道”改換成馬克思主義之“道”，就可以成為理論工作者的座右銘：我們的責任是讓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而不是讓馬克思主義來光大自己。對于忠、仁、愛、義、禮、孝、節、智、信、恥等儒家的許多概念和命題，都可以進行這樣的創造性轉化。

我們黨曾經做過許多這方面的功課，例如，毛主席和黨中央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強調：“一個真正的孝子慈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職的人。這里唯一的標準，是忠于大多數與孝于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于少數與孝于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于仁義也是一樣，有益于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為謂之仁，處理關系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得當謂之義。漢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叛逆，就是因為他們只顧少數人的私利，拋棄了全民族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58-59頁。)這就叫“古為今用”，這就叫“推陳出新”！

再比如說我們“小康社會”的提法，也是個古代思想概念活用在今天的例子。小康最早見于《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真夠勞累困苦的，什么時候才能安居樂業呢？與小康相對的是大康，出自《詩經·唐風·蟋蟀》。作者是一位官員。他見蟋蟀入堂，天氣轉寒，歲月匆匆，忽然心有所感，于是反復告誡自己：“毋己大康，職思其居”；“毋己大康，職思其外”；“毋己大康，職思其憂”。翻譯過來就是：過度安樂不可取，份內之事要做好；過度安樂不可取，份外之事也要做；過度安樂不可取，要與國家同憂患。可見在先民那里，大康是指少數統治者的腐敗生活，小康是絕大多數勞動者祈盼的保障基本需要的生活。《禮記·禮運》則從政治的角度詮釋小康的概念，認為小康是在私有制產生、戰亂興起以后能夠穩定社會秩序、照顧各方利益、保障百姓生活的比較理想的社會形態。近三千年來，中國勞苦大眾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總是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49年人民當家作主以后，這種企盼才成為可能。1979年，鄧小平順應中國人民的歷史感情和現實要求，提出建設“小康之家”，后來他解釋說：“所謂小康，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是年人均達到八百美元”(《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4頁。)，“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9頁)。1986年，鄧小平又指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來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15~216頁。)其后，經過不斷豐富和發展，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日臻完善和成熟，從而在由溫飽到現代化之間劃分出一個中間階段。

記者：習近平同志不但為我們確定了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方針，而且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表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有著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

劉潤為：你說得很對。在習近平同志的文章、講話中，這方面的實例不勝枚舉。比如，習近平同志從《大方廣佛華嚴經》和老子《道德經》中吸取營養，把“如菩薩初心，不與后心俱”和“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熔鑄在一起，進而提煉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警言，以告誡全黨毋忘自我黨成立之日起就確立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又比如，在2016年，習近平同志在二十國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一個著名論斷：“‘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這是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應有之義。”“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出自《國語·晉語)是作者左丘明對于晉文公政績的一個重要總結。意思是晉文公重耳復國以后，革除積弊，減輕關稅、簡化手續，整修道路、打擊路匪，便利商貿、減負勸農，使晉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很明顯，這些政策措施貫穿著一個“通”字。輕關易道也好，通商寬農也好，都是要讓經濟暢通起來、流通起來，這“窮則變，變則通”的傳統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動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提出這一重要論斷，既是對尚易求通的傳統思維和治國經驗的借鑒，又是“一帶一路”這一和平開放發展戰略的對外宣示和倡導。

近100年來，古老的中國智慧就是這樣源源不斷地滲入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沃土，滋養出一枝又一枝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燦爛花朵。

在未來的實踐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將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下繼續豐富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必將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轉化中繼續煥發出發蓬勃的生機。由于有了中國共產黨，由于有了馬克思主義，由于有了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展望未來，中國必將成為文化軟實力的大國和強國，中國必將憑借自己的文化軟實力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和諧世界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對此，我們有充分的自信！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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