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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師出高徒”這句俗語，一定是古人從無數的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講得很有道理。其實，何止是師徒，就是父子、師生乃至機關上下級干部，都是同一個道理。嚴父就會教出走正道的子女，嚴師就會教出勤奮好學的學生，嚴格的領導人，就會帶出德才兼備的優秀的干部隊伍。

首先說說嚴父對我的教育吧：我出身在舊社會的農村，小時候最沒出息，初小畢業考入高小后，因要到離家十五六里遠的學校去“讀寄宿”，日夜都要住在學校，只能星期六放學后才能回家，星期日又要趕到學校去。我離不開疼我的奶奶和媽媽，總是“身在學校心在家”，整天就是想家，一點讀書的念頭都沒有。

有一個星期天，我回到家后就不想再去學校了。奶奶搖動她那雙小腳，親自把我送到學校。但是，當她轉身回家時，我便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離她既不遠也不近，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這樣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當她發現自己身后的“跟屁蟲”竟然是“寶貝孫子”時，太陽都快要落山，已不可能再把我送到學校去了。無可奈何的她，只好把我帶回家里，藏在樓上，以免讓嚴厲的爸爸發現。

然而，“紙包不住火”呀，我逃學的事終于被嚴父知道了。因為我小時候體質很差，爸爸覺得我當農民不行，會搞不到飯吃，所以想讓我去讀書“跳出農門”。而我卻不愿讀書，這讓他傷透了心。他鄭重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你的身體這么差，干農活是吃不消的。送你去讀書你不愿意，那就去跟‘呆皮古’（一位鄉村裁縫的別名）學裁縫去？”鄉村的裁縫，也要離家到別的村子里去做事，同離開家去學校讀書差不多，我不樂意學裁縫，但不敢在嚴父面前說“不”。爸爸見我不作答，知道是不同意，便又問：“要不，跟剃腦師傅學剃腦去？”農村人理發叫“剃腦”，農村剃腦師傅也是要離家到各地去剃的，我還是不愿意，仍沒吭聲。爸爸發現我這也不愿意，那也不答應，生氣了，嚴肅地指責我說：“叫你學這也不愿意，學那也不愿意，你難道要當二流子嗎？不行！你這沒用的東西！我告訴你，你要老老實實給我上學去，要是再逃學的話，我就打斷你的腿，看你還怎么逃！”

對嚴厲的爸爸，我們幾兄弟都跟“老鼠見到貓”一樣，很怕的。再加上他那句“沒用的東西”，對我刺激很大，我只得老老實實去讀書了，所以才有了我的今天。我妹妹曾對我說：“二哥，你這個正處級干部、作家、地區文聯主席、省文聯委員，是爸爸逼你讀書讀出來的。你說是不是呀？”何嘗不是呢？如果不是爸爸“逼”我讀書，我就一定是另外一個“我”了。我萬分感激對我嚴教的爸爸。我市慶祝建國70周年舉辦“我與我的祖國”文學作品征文中獲得二等獎的散文《“沒用的東西”成長記》，我在深情贊頌了祖國的同時，也深情贊頌了爸爸對我的嚴教。

講完家教，就講講學校教育吧。我在中學讀書時，遇到過兩位完全不同的老師。一位是解放前（1948年下期至1949年下期）教我們公民課的教導主任，那是一位典型的“好好先生”，很受學生好評。1949年學校的高年級學生鬧了一次學潮，要抓訓育主任（據說是國民黨特務，干了許多壞事）“算賬”，沒人敢出面“解圍”，只有這位“好好先生”站了出來，對學生說：“我們都是同縣人，有什么事，大家坐下來好好談談，好不好？”結果，讓爬到學校辦公室門前的一株大柏樹上的訓育主任躲過了這一劫。

學生為何對這位“好好先生”印象好呢？我只說一件事，大家就明白了。他教我班的公民課，每到考試前的十天半個月，就會向我們指定復習范圍。他打算出5個試題的話，就會指定七八段復習內容。而且還會具體告訴學生從哪一頁哪一行起，到哪一頁哪一行止。更搞笑的是，他會要我們拿筆在指定的內容下邊劃上線條，每布置一項復習內容，都會問我們一句“劃好了嗎？”他要聽到大家回答“劃好了”后，才布置下一項。只要你把他指定的內容看一兩遍，考試時考個七八十分沒有一點問題；如果誰能把這些內容背熟，那就保證能得滿分。當時我們這些尚未成年的學生，幾乎個個貪玩，能遇到這樣不要費勁學習卻能得到好成績的老師，誰能不喜歡呢？然而，長大后知道了，這位“好好先生”，其實是很不好的。作為教師，他是不負責任、不稱職的，是誤人子弟的“惰師”。好在他教我們的是公民課（即國民黨的政治課），若是教我們的語文或數理化，那就害苦我們了，我們只能學到點點皮毛呀！

我在同一學校遇到的另一位老師，是解放后的1950年上期至1951年上期教我們語文的班主任黃存文老師。他和前面講到的那位“好好先生”完全不同，在學習上，要求學生非常嚴格，一點都不馬虎。比如說，課文中的古文和詩詞，他要求所有學生都能背誦，誰也不能例外。他會經常在課堂上點名，叫學生站起來背課文。如果背不出，他會毫不客氣地進行嚴厲批評。學生年齡雖還小，但也有自尊心呀。在眾目睽睽下出丑，是會害羞臉紅的！所以，在他這位嚴師的要求下，我們這些學生的語文課，都學得很不錯。拿我自己來說吧，那時學的一些古文和詩詞，直到現在已有80來年了，都還能背得一些段落出來，如《醉翁亭記》《木蘭辭》等，我還能背誦較長的段落。

黃老師還根據我作文寫得不錯的特點，指導我愛上了革命文學。他還把我的作文選為范文，刊登在班上辦的“墻刊”上，這使我萌生了當作家的夢想。后來我“半路出家”走進了文藝界，與他對我嚴格教育和幫助，關系極大。

最后說說領導對干部的教育吧。在毛澤東時代，對干部是非常關愛又特別嚴格要求的。任何人，無論職務高低，都只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能以權謀私，不說貪污受賄，就是搞點特殊化、多吃多占，都決不允許。那時的干部，絕大多數做到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占國家集體半點便宜”，博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干群關系魚水一般，稱“同志加兄弟”，都不算吹牛。

你知道這樣優秀的干部隊伍是怎么培養出來的嗎？同樣是“嚴教”教出來的。講個真實故事吧：解放初期，上海市決定實行食油計劃供應，市直屬機關一位處級干部聽到這個內部消息后，便叫老婆孩子去搶購，用大大小小的瓶子，甚至是痰盂也裝滿了食油。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市長陳毅同志得知這一情況后，非常生氣，在大禮堂召開的干部大會上點名批評了那位搶購食油的干部。還毫不客氣地叫他當眾站起身來，然后一拍講臺，聲色俱厲地說：一個共產黨員連這一點都經不起考驗，還叫什么共產黨員！現在我以市委書記的名義開除你的黨籍，以市長的名義撤銷你的處長職務，你給我滾出去！陳老總的話震撼了整個會場，全場的氣氛很是凝重、肅靜。在眾目睽睽之下，那個處級干部垂著頭灰溜溜地走出了會場。（《報刊文摘》1994.4.28）

至于毛主席殺掉腐敗分子劉青山、張子善的事，已是眾所周知，我就不在這里炒冷飯了。

莫要認為陳老總和毛主席不講情面，“沒有人情味”。其實，就是因為那時的各級領導能堅持黨性、堅持原則，既從嚴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下級，才“嚴師出高徒”，培育、造就出了一大批“兩袖清風、一身正氣”的優秀干部。

可惜時過境遷，一段時間以來，有些領導干部“學乖了”，他們為人處世不講黨性、不講原則了，當起了“好好先生”。他們對不正之風，乃至腐敗現家，抱著“多栽花、少栽刺”的態度，對一些搞歪門邪道的人，甚至對腐敗分子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有些下級從犯小錯變成了犯大錯，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既禍害了國家，也損害了人民利益，同時還害苦了自己及其家人。這樣的悲劇難道還少嗎？教訓沉痛呀！

由此可見，無論是家長對孩子，還是老師對學生，抑或是領導對下屬，要求嚴格一些，這才是真正的愛，才是愛子女，愛學生，愛下屬，“看似無情卻有情”，是好家長、好老師、好領導。而那些表面上看是“很有人情味”，“愛護”子女、學生、下屬的“好好先生”，結果是在“愛”的幌子下，往往害了子女、學生和下屬。

（作者：歐植竹，又名歐陽植竹，湖南省作協會員，省文聯第四、五屆委員，省文藝理論研究理事會理事，省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郴州市文聯原主席；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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