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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在濟南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市場派經濟學家周其仁出席會議并發言，引發猜想和解讀。二十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這場座談會，分量很重，主題很明確，就是改革。周其仁重回高層座談會，輿論猜測：是否意味著私有化、市場化的主張重回高層視野？

周其仁的主要觀點來自他的老師科斯，本質是用經濟學知識推動政治改革。2008年，即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科斯發表對中國的十條忠告，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觀點，比如去除國有企業特權、鼓勵自由競爭；打造自由土地市場；中國教育和稅收加劇不平等；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邊緣革命”；政治權力要服從于法治等等。而周其仁此次座談會的發言，也圍繞“降低制度成本”展開，比如他認為“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就是制度成本是否下降”“不要講誰對誰錯，要達成平衡點”“要用市場化的手段滿足年輕群體訴求”等等。簡單講，可以理解為，現在經濟面臨的問題，大學生就業難，是我們制度成本太高。要全面的市場化，國企不要搞特殊，政府不要干預市場，否則會增加制度成本，降低人民的獲得感。

對于周其仁的發言，高層表態很簡單，就是“守正創新”。守正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談任何改革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下，要敢于創新。這個表態，實際上給改革定了方向。

科斯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交易成本理論提出者，他曾有個觀點，“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周其仁也是著名的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他們身上都有經濟學權威的光環。但是，對于這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觀點，我有幾個疑問。

第一，如果說中國經濟弊端多、亂象叢生，為什么放眼全球經濟，“風景這邊獨好”？

第二，西方如此眾多的經濟學家，如此眾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何解決不了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為何解決不了歐洲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

第三，實踐出真知。新中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是否應該總結形成偉大經驗，并提升為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而指導深化改革的實踐探索？

第四，中國的所謂經濟學家，是否非要照搬西方經濟學家代表學派，才會得到認可和重用？弗里德曼學派、哈耶克學派，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是否應該培育和重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

第五，絕對自由的市場化能否存在？如果政府不干預，那么資本是否會干預市場？比如資本可以壟斷媒體制造市場預期；可以囤積居奇截斷供給抬高物價。如果資本掌握了市場的定價權，那么市場學派所謂的交易，還有什么公平和自由可言？

第六，如果按照市場化的理論，中國是否就應該滿足于生產襪子、毛巾，而不能生產汽車、飛機？中國強大的制造業產能，是否會對全球市場造成沖擊？面對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美國是否不應該打貿易戰、科技戰，而應該開放其市場？

我認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大的優勢。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求“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而不是徹底的市場化、自由化、資本化，不是唯生產力論，更要考慮生產關系；不僅發展經濟基礎，更要考慮上層建筑，考慮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各方面因素，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也就是說，改革再怎么改，不能改旗易幟；效率再怎么提高，也需要考慮公平。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前提。

我呼吁，中國應該培育和重用屬于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

他們不但熟悉西方經濟學代表性學派，更熟悉中國國情，熟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熟悉中國革命歷史、新中國建設歷史和改革開放歷史；對人民富有感情，其理論能夠激發人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能夠看到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的關系，很好的處理兩方面的邊際以達到最優平衡；能夠總結和運用中國經濟建設偉大實踐的理論，并為全世界經濟建設提供理論支撐；他們不再一味投入西方經濟學懷抱，僅依靠“資本至上”理論解決中國問題。

來源：毛粒子Maons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