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結在美資產。極端情形下可能凍結外匯儲備、黃金儲備、持有美債等。凍結資產是美國最慣用的手段。2003年3月，小布什政府曾宣布沒收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中央銀行存放在美金融機構中的19億美元，歸美財政部所有。

切斷利用美元通道。可能利用SWIFT及CHIPS系統切斷美元貸款、貿易結算與支付渠道，禁止外匯交易。此外，美還可能通過限制“代理賬戶”和實施第三方制裁，使效力進一步擴大。

實施資產管制和投融資禁令。將重點行業、目標企業或機構列入實體制裁名單，實施資產管制；發布中長期融資禁令，禁止進入美國資本市場融資、商業融資或在美境內投資及開展相關業務等。

一是美聯儲成為最后信用擔保人，市場風險偏好提升，投資者追逐風險資產可能催生新一輪資產價格泡沫。

二是在今年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通縮壓力大于通脹，但未來可能給資源進口國帶來輸入性通脹風險。在全球經濟貿易不振的環境下，有可能引發競爭性貨幣貶值，扭曲全球貿易和供應鏈體系。

三是加大美元海外融資風險。鑒于全球出現“美元荒”，離岸美元債市場經歷拋售潮。盡管近期情況緩和，但一級市場發行仍受影響，且今年中國離岸公司美元債將迎來償債高峰。隨著境外美元融資成本飆升，債務違約風險上升。

四是警惕美聯儲實施負利率政策帶來的全球溢出風險。目前，美國疫情仍在惡化，市場隱含的美債收益率水平約為-1%。在現有貨幣政策空間用盡的極端情況下，美聯儲選擇負利率并非絕無可能。若美債收益率轉負，各國中央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本已下降的美元資產配置將更加困難，要么持有負收益的美債，要么轉換為黃金、其他貨幣資產甚至風險資產，資產保值增值的壓力將明顯增大。

一是必要情況下可凍結美國在華企業的資產，進行深度國家安全審查。

二是禁止美國企業在華從事威脅國家安全的相關商業活動，禁止企業和個人采購被制裁美國企業的服務、產品和技術等。

三是審查和制裁美國在華金融機構相關不正當行為。可借鑒美國、英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構建中國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別是設置被制裁實體清單及標準。

一是加快構建貫通外交、安全、司法、金融、財政、貿易等領域的預警機制，把境外資產保全作為重要考慮因素，加快制定境外資產分散投資、安全轉移的應急預案。

二是抓緊設立金融制裁或反制裁主管部門，制定金融制裁與反制裁措施，授予其根據需要凍結境外組織或個人在我國境內資產的權力，并形成多部門聯動機制。

應重申《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維護中央銀行“自營賬戶”主權豁免權利。

可仿效歐盟阻斷法案，盡快制定我國反制裁阻斷法律，以立法形式宣告美延伸到其境外的金融制裁制度無效，明文禁止中國政府部門、企業、機構和個人遵守這些“長臂管轄”法律，并向遭受金融制裁的中國政府部門、企業、機構和個人賦予足夠的追償權等。

一是抓緊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建設，加快推動CIPS與歐洲的貿易往來支持工具（INSTEX）、俄羅斯的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合作，建立國際支付結算的替代通道。

二是加緊開發基于區塊鏈的法定數字貨幣。

三是完善熊貓債市場建設，推動境外和多邊金融機構在華發行人民幣債券，加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四是重新確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全球“超級聯系人”的地位。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據，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支付的全球占比保持在70%以上。香港還是內地公司向香港國際投資者募集資金的重要市場。進一步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先行先試，進一步做大做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落實好規模性政策，守住“六保”底線，防止企業過度舉債和宏觀杠桿率過快攀升。

進一步完善微觀主體資本或凈資產的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約束機制，根據宏觀調控需要和宏觀審慎評估的結果，對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跨境融資進行逆周期調節，使跨境融資水平與宏觀經濟狀況、整體償債能力和國際收支狀況相適應，控制杠桿率和貨幣錯配風險，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區間內雙向波動，綜合考慮各種供求因素，保證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通過保持一定的利差水平維護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和配置價值，加快深化人民幣的計價結算、投融資、儲備等國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