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全面理性看待糧價的合理上漲，目前糧價總體還是偏低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城鎮居民平均收入增長了100多倍，糧價漲了不到10倍。”——《新京報》2020年9月24日北京大學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明確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越大的經濟體，國內市場規模就越大，生產出來的產品，國內的消化能力越強，國內生產總值就會更多地依靠國內循環。這種說法令人耳目一新。2000年我國貨物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35.4%，2019年則下降為17.4%，按照這位經濟學家的說法，2019年82.6%的國民經濟是在國內實現循環。參與全球產業分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之一，也是中國不惜一切代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動力。參與國際分工，可以發現自己比較優勢，也可以發現自己的比較劣勢。參與國際分工可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市場，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許多企業在海外尋找到合作伙伴，生產規模擴大，經濟效益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對國內市場的發展關注不足。國內流通的成本甚至高于國際市場流通成本。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參與國際分工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價格體系不合理的現象，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國內市場存在的問題。要想實現經濟發展，加速內循環，就必須首先解決中國國內市場流通中存在的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理順價格體制機制，那么，要想充分發揮國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當前我國國內市場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基礎領域價格不合理。我國電力、石油、天然氣、通訊、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幾乎都處于虧損狀態，電力行業的整體虧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高速鐵路的虧損則顯而易見，高速公路虧損是一個老問題，石油天然氣行業的虧損，則是國際石油天然氣價格波動所帶來的不利因素。解決我國國內流通存在的問題，必須改革中國的價格體系，從根本上解決資源布局不合理的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我國國內市場暢通，國內市場流通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首先，中央應當充分意識到，當前我國國內基礎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近些年來，地方政府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投資規模越來越大，城市經營成本越來越高。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改變這種狀況，那么，要想實現我國國內市場快速發展，將會面臨非常大的困難。下大力氣降低我國石油天然氣價格，削減我國工業和生活用電成本，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解決高速公路長期虧損的問題，依靠戰略資本重組，實現高速鐵路的扭虧為盈，是我國國內市場流通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如果我國電力價格能夠降低三分之一，那么，生活用電和生產用電將會大幅度增加，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和生產用電需求將會刺激經濟快速增長。山東一家民營企業自己建設火力發電廠，用來解決電解鋁和紡織企業用電問題。事實證明，民營企業的火力發電廠電力價格遠遠低于國有電力企業的電力價格。當然，由于火力發電廠建在電解鋁和紡織廠的周邊，因此，輸變電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我國雖然下大力氣，通過技術改造，建設世界上超高壓輸變電路，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我國電力行業粗放式經營，電力價格極不合理。如果不采取斷然措施，大幅度降低我國生活和工業用電，那么，我國國內循環可能會變成災難。高速鐵路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實現扭虧為盈。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資本重組，減少我國高速鐵路運營管理費用和經營成本，爭取在短時間內實現高速鐵路的扭虧為盈。其次，傳統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逐漸消失，可是，新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已經出現。工業規模化經營，導致中國工業制成品價格不斷降低，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則導致農產品的價格上漲壓力越來越大。雖然國家采取一切措施，確保農民種糧積極性不會因為收入不高而遭遇挫折，但是，從長期來看，我國農產品競爭優勢越來越小。與東南亞等農業國家相比，中國農產品價格下跌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穩定我國農產品價格，那么，我國農產品價格上漲有可能會導致居民的實際收入大幅度減少，消費水平大幅度下降。一些農業專家認為，與我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相比，我國農產品價格上漲幅度不明顯，解決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問題是當務之急，如果農產品價格快速上漲，那么，農民種糧積極性就會大幅度提高，中國糧食安全就有保障。這種邏輯思維方式是正確的。但必須指出的是，農產品價格上漲關系到一個國家居民日常生活消費水平，關系到一個國家整體發展問題。如果農產品價格上漲速度過快，那么，很可能會出現大量的城市貧民。印度是一個農業國家，印度每年出口大量糧食作物，可是，印度國內卻經常出現饑荒現象。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片面強調農產品的競爭力，忽視了國內的需求，大量農產品出口國外，導致國內需求得不到滿足，許多中低收入階層居民因為沒有能力購買糧食而食不果腹。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產業政策、完善價格體系必須優先考慮人民的需求問題，如果不能滿足居民的糧食需要，那么，一切發展都變得毫無意義。中國必須一方面穩定農產品價格，防止農產品價格上漲出現饑荒，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切實保護農民的積極性，確保中國糧食產量穩定增長。政府實施財政補貼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農產品增長問題，但是，如果過度依賴財政補貼，那么，我國農產品價格倒掛現象可能會越來越嚴重。解決的方案是，農業農村主管部門應當下大力氣發展設施農業，盡快實現農業工業化。通過修建現代化的種植大棚，實現農業的高產穩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單位面積上生產更多的糧食，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第三，國內循環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國內循環絕對不是閉關自守，而是要充分利用一切機會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實現效益最大化。過去中國的國內循環依靠的是生產力不平衡，沿海地區生產要素逐漸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帶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如果繼續沿用這種發展模式，那么，中國國內要素流動可能還會繼續，但是，邊際效益會越來越小。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是，要求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要素稟賦，發展特色產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的國內市場變成一個又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獨立自主發展的市場，各個市場之間的相互競爭，才能實現國內市場大循環。過去強調全國一盤棋，防止出現重復建設，盲目投資，互相攀比，惡性競爭。現在更要強調全國一盤棋，但是，各地應當根據本地生產力發展情況，結合本地的實際培育特色產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國內大循環中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中國各個省的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超過許多國家。如果不考慮各個省的自然稟賦狀況，鼓勵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發揮比較優勢，那么，我國國內循環有可能會變成死水一潭。鼓勵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產業發展政策，立足國內市場，相互分工合作，通過競爭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應該成為我國制定第十四“五年規劃”出發點和著眼點。全國人大已經修改《立法法》，賦予了設區的城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按照我國憲法所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自治條例。所有這些都為我國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發展規劃，促進經濟的多樣化發展打下堅實的法律基礎。全國人大應當鼓勵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靈活制定地方性法規，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我國應當徹底改變一刀切的狀況。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應當建立在數字經濟基礎之上，通過提供權威性的數據，引導各地根據本地的發展規劃，制定具體的投資消費政策。只有充分發揮各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我國國內循環大市場才能形成。如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思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資源的調配，那么，國內大市場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模擬市場，或者說是一個相對靜態的僵化市場，不可能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
從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現狀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充滿活力的產業是通過整體規劃產生的。中央應當鼓勵科技創新，鼓勵因地制宜，鼓勵各地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產業發展規劃。中央政府統一指導，供給信息，鼓勵地方政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違背價值規律，損害當地居民的利益，中央可以采用組織管理或者干部調配等手段，及時解決問題。只有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我國國內循環才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央反復強調堅持以人為本，目的就是要充分尊重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依靠人民群眾克服困難，實現經濟的發展。如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缺乏群眾觀念，沒有充分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那么，要想實現國內大循環是不可能的。只有消除我國國內市場流通中的腸梗阻，大幅度降低我國基礎產業領域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鼓勵地方政府充分發揮本地的優勢，培育特色產業，中國國內大循環才能有效發揮作用。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喬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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