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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學一樣，中國經濟學的繁榮發展也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導，在多樣中求共識，在超越中引潮流。遺憾的是，在當前中國的經濟學界，開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謂的標準化和國際接軌似乎成了一種時髦。拋開經濟學所具有的時代性、實踐性和階級性不談，所謂的標準化和接軌說也存在著明顯誤區。且不說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流行的理論是不一樣的，即使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家，例如當今的美國，經常也是學派林立，觀點各異，此起彼伏，此消彼長。如果說要標準化和與國際接軌，那么，的確存在一個用哪個“軌”，怎么“接”的難題。事實上，當前許多人所主張的標準化指的只是美國化，更具體地說，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經濟學絕不是完美無缺可以通用的理論，而是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是：重邏輯，輕歷史，重形式，輕內容，否認不同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人們行為的差異，排除了技術、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種復雜因素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謂經濟人當做考慮所有問題的出發點，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當做人類永恒不變的經濟形式，把抽象的數理邏輯當做判斷經濟學是否科學的主要標準，等等。對這種理論，我們只能有條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鑒，不能把它作為國際接軌的唯一標準。

　　這里，需要對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般來說，所謂的主流的經濟學，就是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認可和贊同的經濟學說。以此標準來看，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日益增大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拋開主流經濟學的嚴重弊端不談，單從思想和學術發展的途徑來講，過分崇拜主流經濟學而貶斥非主流經濟學也是有害的。因為，所謂的主流與非主流是一個相對的歷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某一種經濟學理論由于符合當時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價值觀而成為了一定時期主流理論和政策主張，而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這種理論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論所代替。某種處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論在適當的條件下也可能會變成主流的理論。例如，16世紀英國和法國流行的是重商主義，17世紀至19世紀流行的是古典經濟學，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經濟學，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后凱恩斯主義則成為了主流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和社會矛盾的發展，凱恩斯主義有所失勢，主張自由市場的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開始成為了主流。主流與非主流的這種變化當然以后也不會停止。此外，在同一時期的不同的國家中，主流經濟學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從19世紀，英國流行的是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而在德國歷史學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20世紀以來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價值觀的局限，主流經濟學并不見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經濟學更科學，更有道理。

　　發展中國的經濟學，構建中國的經濟學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必須克服這種片面的標準化、國際化的教條主義思想，走開放融通、兼容并包、廣泛學習的道路。

　　——向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學習，既要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和理論，也要學習借鑒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和理論。

　　——向歷史和傳統學習，既要學習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歷史，也要學習國內外經濟理論和思想發展的歷史，繼承先人們創造的思想遺產，尊重歷史形成的文化傳統。

　　——向所有的科學學習，既要學習一切自然科學的成果，也要學習包括哲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在內的各門人文社會科學的成果。

　　——向各門各派學，既要學習包括新古典經濟、新凱恩斯經濟學等在內的主流經濟學，也要學習包括后凱恩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激進經濟學等在內的非主流經濟學。

　　——向實踐和群眾學習，既要學習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創造的新鮮經驗，也要學習指導和推動實踐發展的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有關決策部門、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的調研報告和政策咨詢等。

　　把握一般與特殊的辯證法

　　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特點是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個別性，喜好從本本和教條出發而不是從現實出發思考問題，用抽象教科書的原理硬套豐富多彩的現實，試圖用一種統一的模式強加給多樣化的無比復雜的現實。以這樣的思維邏輯看待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的必然結果，就是把中國改革開放在實踐中摸索出的成功經驗，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曲解為“市場扭曲”，中國經驗至多是“轉型經濟學”，即向資本主義完美市場的過渡階段，沒有經濟學的普遍意義。

　　我們知道，共性是以個性為基礎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這對所有的理論適用。現代西方的經濟學，從它具有的體現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從另一方面看，它又具有個別性或特殊性。且不說西方經濟學學派林立，觀點各異，能夠被人們普遍認可的一般理論很少。即使是一些人們普遍認為比較正確的理論也是以一定的時空結構為前提的。社會經濟系統之間既存在時間的區別，又存在空間的不同，這就是所謂的“歷史與地理特性問題”。總的來說，現代西方經濟學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產生發展起來的，對于非市場經濟體系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計劃經濟并不適用。即使是對于市場經濟，由于存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其適用性也是需要仔細斟酌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又是目前為止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因而，人們很容易以它為樣板，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當做普遍規律或“國際慣例”。但實際的情況可能并不是這樣。從資源配置的一般形式看，市場機制的運行過程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如稀缺、理性、供求、價格、競爭、貨幣、成本、收益等等，存在某種共同的規則，如價值規律、供求平衡、收益最大化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這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規則具有不同的制度含義。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中國的實踐經驗中概括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特殊的東西，更不是一種個案或例外。也就是說，不能把中國特色與一般性或普遍性對立起來，割裂開來，這樣的做法不符合辯證法。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中必然包含著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義的東西。有一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眾所周知，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都存在很大的狹隘性、片面性，認為市場經濟僅僅適合資本主義，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這種認識，嚴重阻礙了人們的眼界。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理論和歷史勇氣，突破了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既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又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實現了效率和公平、計劃和市場、自主和開放、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結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經濟的長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貢獻，也為當今世界試圖擺脫貧困、實現國家發展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選擇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

　　邏輯與歷史相統一

　　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首先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該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熊彼特也曾說過：“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總結中國的改革經驗，發展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必須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從歷史中汲取營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展史，改革開放30多年探索史，這些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脫離了中國的歷史，脫離了中國的文化，脫離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脫離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是難以正確認識中國的。中國的經濟學是從中國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豐厚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只有深深扎根歷史的豐厚土壤，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才能根深葉茂，生生不息。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后30多年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改革開放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為基礎的，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看不到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之間的這種緊密的聯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國經濟改革的內在邏輯。在分析中國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原因時，國內外的學者們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與改革開始時具備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條件有很大關系。世界銀行在對中國經濟的考察報告《90年代的改革和計劃的作用》一書中，曾經把中國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條件，歸結為改革前物質投資的滯后收益，比如：農業在人民公社時期已具備了適當的物質、銷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礎設施，但它缺乏激勵因素，因而一旦個人激勵措施得以引入，國家的作用得以改革，產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為奇了。又如，在工業領域，1949年以后工業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業和大中型國有企業得到了很大擴展，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國已有一個進行建設的相當規模的工業基礎；另一方面意味著一旦投資政策下放后就會有許多輕工業投資機會。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說是比比皆是。

　　認識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僅不能脫離幾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也不能脫離幾千年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根深蒂固的傳統，博大精深的文化，為社會的轉軌提供了豐富而深重的歷史遺產。歷史宛如看不見的手引導著時代變革的方向。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關系，人們眾說紛紜，認識莫衷一是。但是，對于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恐怕是很難加以否認的。比如，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中國的社會保障特別是農村的社會保障是以傳統的大家庭為基礎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政府和企業的社會保障費用，促進了居民儲蓄率的提高，這在那個時期對于推動經濟增長是有利的。

　　理論是實踐的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要求并伴隨理論的繁榮興盛。增強中國經濟學的理論自信，發展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制度和實踐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的經濟學理論和學術話語體系，是中國的理論繁榮興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新的理論和話語體系有待于我們的探索、開拓和創新，但其方向應當是明確無疑的，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學習吸收國外優秀成果，立足中國、面向世界，扎根歷史、服務現實，開放融通、兼容并包，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