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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最早提出生產力概念的是法國醫生魁奈（1694—1774），接著，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89）、大衛·李嘉圖（1772—1823）和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1767—1832）、西斯蒙第（1773—1842）做了繼承性的研究，最后，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又對生產力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這之后，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登上生產力研究的歷史舞臺。

　　馬克思、恩格斯一出手就結束了單純研究生產力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不僅糾正了前人研究生產力的不足，而且，還把生產力的研究提高到了今天的水平。需著重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把生產力作為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因，從而，建立了經濟基礎的概念，接著，再把經濟基礎作為決定上層建筑的原因，從而，揭示了社會問題的最根本規律。

　　1、馬克思之前的生產力概念演化

　　在馬克思之前，第一個提出“生產力”概念的是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魁奈，魁奈說：“……大人口和大財富則可以使生產力得到發揮。” [1]魁奈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具有生產性，他所說的生產力實際上是指土地生產力。繼之，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又做了發揮。李嘉圖繼承了魁奈的土地生產力觀點和斯密的“勞動生產力”概念，并在其上進一步提出勞動生產力的概念，但他沒有對生產力的內涵作較深入細致的分析。幾乎同時，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受到前人生產力概念的啟發，提出了自己的資本生產力理論。與此同時，法國的另一位經濟學家西斯蒙繼承了斯密的觀點，也從不同側面對生產力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合理思想。19世紀初期，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否定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勞動價值理論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獨立的生產力理論，其中著重探討了一個國家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及如何發展國家的綜合生產力等問題，應該說有些觀點是有價值的。

　　李斯特與后來的馬克思不同，他的生產力概念是不涉及生產關系的，也就是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的生產力。由此可見，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生產力概念尚處于萌芽階段，他們只是孤立地考察生產力的個別因素，還不能揭示生產力與其它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還停留在對生產力的直觀認識上，形不成科學概念。

　　2、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演化

　　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產力思想的演進，可以劃分為孕育、幼年、轉型和成熟等四個階段。以其27歲寫《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之前為孕育期；以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期間為幼年期；以寫完《德意志意識形態》至《給安年科夫的信》這一階段為轉型期；自著《哲學的貧困》開始，尤其到寫作《資本論》進入成熟期。下面分別對這四個時期加以簡述：

　　1844年，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影響，馬克思在撰文時大量使用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誠如他自己所說：“我們是從國民經濟學的各個前提出發的。我們采用了它的語言和它的規律。” [2]在1845年的《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文中，馬克思還沒有形成清晰的不再與生產關系渾然一體的生產力概念。

　　在1845—1846年間，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生產力概念的變動性較大，既有與魁奈、薩伊等一致的生產力概念，又有獨立于生產關系的生產力概念，還有科學的生產力概念的萌芽：

　　比如，馬克思、恩格斯說：“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3]還說：“……組織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4]顯然，這里所用的生產力概念與魁奈、薩伊是一致的。

　　又比如，馬克思說：“這些不同的形式同時也是勞動組織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個時期都發生與現存的生產力相結合的現象，因為需求使這種結合成為必要的。”[5]顯然，這里的生產力是獨立與生產關系的。在此，我們順便對比一下常被現行觀點作為能力或力量依據加以引用的原話：“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6]“共同活動”確實可以產生現實的“社會力量”，但這種“生產力”包含生產關系。

　　再比如，馬克思說：“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7]這里的“物質結果”已經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定論的“歷史結果”很接近了，可以說是“歷史結果”說的萌芽。

　　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的生產力思想發生轉折，雖然這里仍留有前者的痕跡，可是，畢竟開始了轉折。在《給安年科夫的信》中，馬克思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8]又說：“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9]在這里，前一段話既肯定生產力是以往活動的產物，又說它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但最終還是把生產力確定為“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后一段話無非說文明的果實——生產力不能丟，原生產關系可以丟，也就是說，肯定生產力中不包含生產關系——與李斯特以前的生產力概念絕交。

　　以1847年1月時間點，標志馬克思的生產力思想走向成熟。在《哲學的貧困》中，生產力字樣出現的頻次只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七分之一，但是，思想清晰可辨。馬克思說：“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并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10]在批評普魯東時馬克思還說：“這個人‘注意到，把生產分為不同的部分并讓單個的工人來從事其中的每一部分’，這樣就可以擴大生產力。”[11]這兩段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不再留有尾巴——生產力是“既得的能力”；第二，進一步肯定生產力是文明的果實；第三，自己決不像普魯東之流那樣——生產力里還有生產關系。

　　1847年12月以后，馬克思的生產力思想穩中有進，為了表達現實生產能力，提出了“勞動的生產力” [12]的概念，1864年規范為“勞動生產力” [13]。到了晚年，馬克思毅然肯定“歷史結果”這一結論，并嚴格區分了“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能力”這兩個概念，以及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這兩個概念。在《資本論》中，不再有與“結果”相含混的“能力”。馬克思說：“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個既定的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 [14]

　　在馬克思生產力概念演化進程中，有一個與李斯特及其以前的一切政治經濟學家的重大不同：馬克思的初衷在于尋求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因——生產力；李斯特及其以前的政治經濟學家的目的在于確定發展國民經濟核心問題——生產力。這兩個“生產力”不是一回事，不懂得這一點，就不具備談論唯物史觀的資格。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在不同文章中對生產力的表述常常是不同的，有時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表述也不同，那么，究竟哪個概念是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概念呢？或者說，哪個生產力概念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生產力概念呢？

　　消滅私有制，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追求，因此，與此方向相悖的概念絕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概念；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的根本貢獻，與此相悖的生產力概念也絕不是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概念。本文將以此為依據辨析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概念。

　　在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著述中，有關生產力的提法可謂是極其豐富的，有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力、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現代生產力、主觀生產力、客觀生產力、活勞動生產力、死勞動生產力、自然生產力、一般生產力、直接生產力、聯合生產力、個人生產力、資本的生產力、物化生產力、實際生產力、潛在生產力、物質生產力（物質生產力的說法有兩個，意思根本不同）和精神生產力等等，但是，究其根本，無外乎定義作能力或定義作結果兩大類。在“能力說”中又分為現實能力和潛在能力兩大類。下面將分門別類地對這些概念進行辨識。

　　1、現實能力說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本意

　　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難發現，諸如主觀生產力、潛在生產力、活勞動生產力和死勞動生產力等不過是形象說法而已，并沒有嚴格定義，因此，本文不予討論。

　　除了把生產力作為其它有定語的生產力的簡明提法外，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是同義語，勞動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等也是一類同義語。為了區別生產力這一概念，馬克思專門定義了勞動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等概念，這些概念的內涵都是現實能力。勞動生產力概念首先出現在1847年的《雇傭勞動和資本》中；其次，以較高頻次出現在1865年的《工資、價格和利潤》中；最后，以最多的次數出現在《資本論》中。在《資本論》中，第一次出現“勞動生產力”五個字時，馬克思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15]馬克思還說：“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于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16]可見，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勞動生產力概念是現實的，也是區別于一般的生產力概念的。

　　當然，也有人依據“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就說生產力就是勞動生產力。我們不否認有時為了簡明起見，馬克思把這兩個詞匯通用，但從根本上說兩者不是一回事。這可以從《資本論》中的另一段論述說清楚，馬克思說：“只有生產力的提高（前面已經提到，它總是和現有資本的貶值同時并進的），通過利潤率的提高使年產品中再轉化為資本的價值部分增加時，它才能直接增加資本的價值量。如果我們考察的是勞動生產力，那么，只有相對剩余價值由此提高，或不變資本的價值由此減少，就是說，只有加入勞動力再生產或不變資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由此變得便宜，這種情況才能發生（因為這個生產力同現有資本的價值沒有直接關系）。”[17]這里，一個“如果我們考查的是”把什么都說清楚了。其實，不僅生產力，或社會生產力與勞動生產力不同，就連勞動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也不可以輕易通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不同的產業部門極不相等，不僅程度上不相等，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所以得出的結論是，平均利潤（＝剩余價值）的量必然會大大低于按最進步的產業部門中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來推算的水平。不同產業部門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比例極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這不僅僅是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特性產生的。勞動生產率也是和自然條件聯系在一起的，這些自然條件的豐饒度往往隨著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地減低。”[18]“生產力”不是“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確系現實能力，但它不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概念。

　　作為歷史結果的生產力定義可以是潛在能力，而作為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生產力定義則是現實能力。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概念絕不可能是現實能力：

　　第一，作為現實能力的生產力定義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為依據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不僅分工是生產力的決定因素之一，而且，土地、自來水也是生產力，這無疑都是魁奈、薩伊等人的生產力。不僅如此，這些也都是當時或者后來被馬克思批判的。馬克思說：“總之：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于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19]也就是說，生產力決定分工，分工屬于生產關系，不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之一；在后來的《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挖苦普魯東時說到：“他給我們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譜’。(1)他假設一個人，這個人‘注意到，把生產分為不同的部分并讓單個的工人來從事其中的每一部分’，這樣就可以擴大生產力。”[20]可見，作為現實能力的生產力定義是魁奈、薩伊和李斯特的，不是馬克思的，是被馬克思批判的。馬克思在晚年對這些模糊的說法一律予以明晰，凡是表達生產能力的地方都改用“生產能力”或“勞動生產力”：在區別于魁奈的“土地生產力”方面，馬克思用“土地生產能力”，如“因為支付給他的，并不是自古以來為使土地具有現在這樣的生產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資本或勞動。” [21]在區別于李斯特的“國民生產力”方面，恩格斯注解馬克思用“國的生產能力”，如“那種使每個工業國家同其他工業國家，特別是同英國隔絕的保護關稅政策，又人為地提高了本國的生產能力。” [22]可見，“現實能力說”的生產力定義屬于李斯特解釋國民經濟體系一派的；“歷史結果說”的生產力定義才屬于馬克思解釋生產關系變化原因一派的。

　　第二，如果我們肯定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概念是包含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現實能力，那么，這個生產力就得在包括勞動者和生產工具之外，還包括生產關系，否則，不管生產力再怎么增加包括勞動對象在內的內容，它都不可能構成現實能力，因為脫離人與人之間的組合關系的現實能力是不可想象的。這種理解并非杜撰，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組織編寫，并長期使用的全國高校哲學專業教材中就明確指出：“分工和協作及其相互關系的狀況是其（即生產力的性質）主要內容；”[23]可見，這樣的生產力是包括生產關系的，不僅如此，還得包括勞動對象。事實上，如果生產力包括了生產關系，那么，再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就犯了邏輯錯誤。再者，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本來就不包括生產關系，這可以從下面一段話中得以證明，馬克思說：“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生產關系”[24]可見，馬克思意義的生產力概念不包括生產關系，也絕不可能是現實能力。包含生產關系的是社會勞動生產力，馬克思在晚年明確地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促進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促進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25]因此，諸如教科書中的“生產力是人們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或者“生產力是人們利用和改造自然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能力”，再或者“人類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獲得物質資料的能力”等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第三，馬克思雖然說過：“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26]然而，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力量是潛在的力量，潛在的力量不是現實的力量，又何況這種依據本來就是斷章取義的依據。馬克思在此的原話是：“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27]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力量不僅是潛在的力量，而且，還強調生產力是“產物”，是“結果”。之所以說馬克思所說的力量是潛在的力量，這可以在馬克思接下來的論說中得到證實。馬克思說：“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并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28]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形式”指的是生產關系，可見，馬克思在前一段話中所說的作為“產物”和“結果”的“力量”是一種舍棄生產關系的力量，這種沒有生產關系的生產力只能是潛在的力量或能力，它絕不可能是李斯特意義的生產力。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生產力時還說：“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9]也就是說，離開作為生產關系的“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生產力就不是現實的“真實的力量”。

　　第四，馬克思主義在走向成熟之后是嚴格區分“現實能力”和“潛在能力”的。馬克思在表達“現實能力”時用“生產能力”或“勞動生產力”，不僅如此，馬克思也決不把生產能力和勞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牽涉到一起；在表達“潛在能力”時用“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有時也用“物質生產力”，不僅如此，馬克思還一定要講它們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通讀《資本論》后會發現，馬克思是嚴格區分“生產能力”和“生產力”的。“能力說”的生產力定義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有人說列寧主張“能力說”，理由是列寧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說：“物質力量即生產力”其實不然，列寧的原話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受物質力量即生產力的發展制約的。”[30]緊接著，列寧又說：“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人們在生產人類必需的產品時彼此所發生的關系。用這種關系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人的意向、觀念和法律。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關系，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生產力的發展又奪走了大多數人的財產，將它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生產力的發展正在消滅私有制，即現代社會制度的基礎，這種發展本身就是朝著社會主義者所抱定的那個目標前進的。”也就是說，列寧在這里強調的是“物質力量”是“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生產力”。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通過生產方式進行，生產方式可以表現為“物質力量”，所以，“生產力的發展”構成物質力量。當然，這句話也可以不用“物質力量”四個字，這時，只要把“生產力的發展”換作“生產力的水平”就行了。

　　最后要說的是，如果說前邊是擺事實講道理的話，那么，現在講結論——見諸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與李斯特一致的生產力定義是被馬克思親自否定的。馬克思在1859年1月明確指出：“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注：即《德意志意識形態》)……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31]而1846年底《給安年科夫》的信是馬克思生產力思想發生轉折的標志，可見，馬克思不同意《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舊觀點，《哲學的貧困》中闡述的才是馬克思肯定的科學的觀點。

　　2、斯大林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大多是反映馬克思本意的

　　斯大林說：“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32]斯大林還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這里包括：（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33]

　　也就是說，在生產力構成要素問題上，斯大林的觀點是兩要素說——生產工具和勞動者，不包括勞動對象，也不把生產力定義為人們征服（或利用）和改造自然、獲取物質財富的能力；在生產關系的構成上，斯大林強調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階級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以及產品分配方式。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反映了馬克思的本意。如果說還有差異的話，那就是沒有及時把馬克思早年的“生產工具”說改為晚年的“勞動資料”說。勞動資料除了可以包括生產工具外，還包括發動工具的能源系統、運輸和貯藏的輔助系統以及勞動資料體系的信息和控制系統。

　　之所以說生產力不包括勞動對象，是因為：第一，自然勞動對象不參與斯大林意義的生產關系的決定；第二，自然勞動對象不構成人們全部歷史的基礎；第三，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的能力說造成的混亂。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

　　第一，馬克思說：“動物遺骸的結構對于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34]在這里，馬克思表達了經濟形態由用什么樣的勞動資料和怎樣生產決定，那么，什么是勞動資料呢？馬克思說：“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35]可見，這里沒有勞動對象。

　　第二，馬克思說：“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36]自然勞動對象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以往活動的產物。因此，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全部歷史的基礎的組成部分。雖然人為勞動對象也是勞動對象，比如核燃料或者袁隆平培育的水稻種，但它作為一代強于一代的勞動對象和必然要繼承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前一代生產工具、科學技術和勞動甚至還有資金的物化結果，而不是由于它是自然勞動對象。這里需加以說明的是，即使是鋼鐵公司繼承了前一代人貯存的鐵礦石，甚至是繼承一個發現但尚未開采的鐵礦，都不因為它們是煉鋼勞動的勞動對象，而因為礦石是前一代人開采和物流勞動的物化，同理，繼承尚未開采的鐵礦是因為它是前一代人勘探勞動的物化及探礦技術的凝結。不要說袁隆平培育出的優良稻種，即使是極普通的稻種的繼承，也因為它是前一代人勞動的物化和農業科技的凝結。如果僅僅是因為后一代人需要勞動對象，那么，他們完全可以去采集野生水稻。既然后一代人作為全部歷史的基礎也繼承了前人留下的勞動對象，但是，卻不是把他當作勞動對象，而是當作前一代人勞動的物化和技術或資金的凝結加以繼承，那么，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就不包括勞動對象。

　　第三，人為勞動對象和天然勞動對象都是勞動對象，即使稀缺的天然勞動對象也被繼承，也不能說它屬于生產力。馬克思還說：“……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37]也就是說，勞動對象屬于材料，即使屬于被繼承的對象，也不屬于生產力。

　　第四，作為全部歷史的基礎，人們偶爾也繼承自然條件，比如，兒子除繼承水碓設備外也要繼承沖碓的瀑布，然而，舂米作坊繼承瀑布并不因為它是自然條件，而因為他是舂米工具的組成部分。如果因此得出自然條件也屬于生產力的結論，那么，生產力可就不是三要素了。可見，如此邏輯不可取，即使人為勞動對象被繼承，并不能說明勞動對象屬于生產力。退一步說，即使繼承自然條件，自然條件也不在生產力的定義之中。馬克思說：“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38]在這里，“資金和環境”與“生產力”都是被繼承的對象，但是，自然條件屬于環境，而不屬于生產力。

　　第五，所謂生產力三要素說或者多要素說是以生產力是人們利用和改造自然、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的說法為依據的，其理由是勞動對象等因素參與利用和改造自然、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的決定。當然，若接受這樣的邏輯，生產關系也是生產力的要素之一，因為，相同的生產工具和勞動力與不同的生產關系結合，其利用和改造自然、獲取物質財富的能力也不同。馬克思說：“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39]可見，馬克思承認勞動對象構成社會生產能力，但社會生產能力不是社會生產力，馬克思的生產能力與生產力概念是有嚴格界限的。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40]斯大林把它具體概括為：（一）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三）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對比馬克思和斯大林的闡述，容易發現相差一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協作關系。斯大林的這種概括曾遭受別有用心者的攻擊。首先，斯大林把生產資料所有制放在第一位正是馬克思的本意，馬克思說：“……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41]再者， 經濟基礎的核心是：1、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2、經濟運行方式；3、產品分配方式。而人與人之間的生產協作關系則不隨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而轉變。既然，經濟基礎是生產關系的總和，那么，生產關系的核心就也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經濟運行方式和產品分配方式。

　　另一方面，人們也不可以由于斯大林的論述大多反映馬克思的本意就不分場合地加以引用，在這里，斯大林說的是政治經濟學中所要研究的生產關系，而不是一般生產關系。對于一般生產關系，當然要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生產協作關系。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生產關系，尤其是處于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生產關系，它要解決的是基本社會制度問題，尤其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和設計社會主義制度問題。而勞動中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不參與上層建筑的決定，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的不同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而不在于勞動中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

　　這里還要順便指出的是，支撐生產力三要素說的依據還有，勞動對象偶爾也決定生產關系，比如，用差的原材料替代好的原材料可能要增加工序，但是，這改變的只是勞動中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這種關系不參與上層建筑的決定。馬克思建立生產力的概念的目的在于揭示唯物史觀原理。

　　3、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是結果

　　我們說，只有把生產力定義作結果、成果或者果實等，即“結果說”才符合馬克思的本意，這是因為：

　　第一，馬克思有成熟而穩定的論述，如“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42]和“……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43]。

　　第二，馬克思的這一觀點貫穿著一生的始終。馬克思在其最后的著作《資本論》中說“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個既定的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44]。

　　第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十五章中說：“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現為直接勞動者的財產，而是相反地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盡管首先表現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 [45]在這里，馬克思至少有兩層意思：其一，社會的生產能力不是社會生產力；其二，在資本家手中用于榨取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可以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但并不屬于社會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只是這種生產實踐的產生并要一代代地加以繼承的歷史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五十一章中講完歷史結果和產物后，又說：“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46]在這里，馬克思明確表示“生產力”和“生產能力”不是一回事。

　　第四，誠如馬克思所說——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因此，這個作為歷史結果的生產力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這些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原理完全一致。只有這樣的生產力定義才是唯物史觀原理的最佳生產力定義。

　　第五，馬克思在臨終前說：“這種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體，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47]在這里馬克思告知世人，他所說的生產力也可以定義為“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具體能力不能充當這種關系，因為其中已經包含了“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而歷史結果不同，它恰好構成了這種關系。

　　第六，把生產力定義作結果，既符合社會主義要求，又可以避免各種歧義和錯解，也是戳穿種種修正主義陰謀的銳利武器。

　　從表面上看，把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生產力定義作“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與“歷史結果”好像區別不大，都不過在說勞動者和生產工具構成生產力，并且，勞動對象屬不屬于生產力也都無大礙。事實上不然，它不僅造成唯物史觀原理在邏輯上的困難，更嚴重的是夸大科學技術在一般生產力中的作用，甚至認為生產工具比勞動者還重要，因為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斗爭中，人的能力是不及富含高科技的生產工具的，盡管工具是人創造的。這種誤解是導致理論上的混亂的根本原因。

　　第一，馬克思的生產力定義是為揭示唯物史觀原理服務的，準確地說，是尋求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因。

　　第二，馬克思的生產力定義講的是社會生產，不包括人類自身的生產。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要定義為：人們社會生產的實踐能力的歷史結果，包括勞動者和勞動資料兩大方面。在這兩大方面中，“勞動者……是生產力諸因素中最重要和最活躍的要素”[48]，也是“生產力要素中唯一能動因素”[49]，換成不嚴肅的術語說，即勞動者（也可以說革命階級）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工具（準確地說是勞動資料）是第二生產力。馬克思曾明確地說：“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50]當然，這里的“工具”二字是個形象的比方。

　　順便指出，既然生產力不是什么現實能力，科學技術又不在生產關系的決定中起所謂的“第一決定作用”，那么，科學技術就無所謂“第一生產力”，充其量是第一生產能力。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51]在這里，馬克思明確肯定科學技術表現為生產能力。總設計師所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生產力應該是勞動生產力的簡稱，不是決定生產關系并被生產關系反作用的那個生產力。

　　[1] 《魁奈經濟著作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7月第1版，第74頁。——譯者是吳斐丹、張草紉。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9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47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97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95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65頁。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72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09頁 。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09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33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42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354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6頁。

　　[14] 《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994頁。

　　[15]《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53頁。

　　[16]《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59-60頁。

　　[17]《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276頁

　　[18]《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28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15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42頁。

　　[21]《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394頁。

　　[22]《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496頁。

　　[23]《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肖  前等主編，人民出版社，1991年06月第2版，第108頁。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33頁。

　　[25]《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101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09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09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09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28頁。

　　[30]《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09月第2版，第68頁。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頁。

　　[32]《斯  大  林 選 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33]《斯大林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94頁。

　　[34]《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210頁。

　　[35]《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211頁。

　　[3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408-409頁。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68頁。

　　[3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172頁。

　　[39]《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01月第2版，第296頁。

　　[4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頁。

　　[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09月第3版，第2-3頁。

　　[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77頁。

　　[4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33頁 。

　　[44]《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994頁。

　　[45]《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296頁。

　　[46]《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1000頁。

　　[47]《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927頁。

　　[48]《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蕭前等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5頁。

　　[49]《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蕭前等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7頁。

　　[5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74頁。

　　[51]《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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