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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扣東：把握戰略思維的基本特性至關重要

點擊：作者：樸扣東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3-24 08: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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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學而不思則罔”。任何探討也好，研究也罷，都離不開思考，尤其是戰略研究，更是離不開戰略思考、戰略判斷和戰略抉擇。而所有這一切，又都首先決定于戰略思維方式的選擇與運用。西方四大名將之一的腓特烈大帝曾經說過：“一匹在尤金親王帳下服務的騾，雖曾歷經21次戰役，但仍不能變成優秀的戰略家。”這句話的實質是說，實踐固然重要，但思維更為重要。戰略判斷、戰略籌謀、戰略抉擇、戰略行動，如果離開了戰略思維，再完美的戰略實踐也不過有如“騾”一般，僅僅是戰地上走一遭而已。簡而言之，戰略研究之所以為戰略研究，戰略判斷之所以為戰略判斷，戰略籌謀之所以為戰略籌謀，戰略抉擇之所以為戰略抉擇，戰略行動之所以為戰略行動，就是因為有特殊的戰略思維這個大前提，并能借以回答和解決一般人所無法回答和解決的上述所有問題。

從一定意義上說，戰略研究能否真正達到戰略境界，戰略思維是重中之重。諸葛亮“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無疑是源于他有比較縝密的戰略思維，正如杜甫所評價的“萬古云霄一羽毛，指揮若定失蕭曹”。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之所以能夠戰勝一切內外反動派，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總是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抓住戰略樞紐指揮戰役，抓住戰役樞紐指揮戰斗”。許多外國人總是想不通，為什么毛澤東領導的軍隊總是能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從思維角度講，就是因為毛主席是偉大的戰略家，他老人家的思維特點就是一個“大”字。所以，戰略研究，尤其需要戰略思維，尤其需要氣勢如虹的戰略思維。唯其如此，我們的戰略研究才能立足于戰略高度出大主意，出好主意。

對于戰略思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對此，著名軍事戰略思想家李際均中將在其《軍事戰略思維》一書中有專門論述。他認為，戰略思維是思維科學的重要分支，是軍事藝術的最高殿堂，是決定戰略的主體頭腦中的觀念運動，是戰略指導者和研究者在頭腦中進行的思維比較、思維判斷、思維選擇、思維決策、思維實施、思維反饋、思維修正、思維總結與升華的全過程。他把戰略思維的質量，歸結為戰略實踐經驗、戰略學術素養、科學的戰略認識論與方法論三大要素，并概括了戰略思維的政治性、目的性、傳統性、整體性、系統性、超前性、對應性、創造性、確定性等九大特性。

筆者認為，戰略思維的基本特性是整體性、前瞻性、對抗性和底線性，把握這四個基本特性至關重要。本文就此談一點個人的粗淺見解。

戰略思維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大基本特性。戰略思維必須是整體性、前瞻性、對抗性和底線性的統一，這四大特性缺一不可。

第一，戰略思維必須是整體性思維。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早就提出：“說戰略勝利取決于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于全局和各階段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于他所指揮的全局說來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實際上早就強調，戰略思維絕不能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思考，不能僅僅局限于軍事領域進行，而必須延伸到政治、經濟、外交、金融、科技、輿論等各個領域，今天我們還必須把太空、網絡空間、智能技術等等充分地考慮進來。同時，毛主席的關于戰略思維的整體性還最早堅定地否定了所謂的“細節決定成敗”的說法的。戰略方向正確，細節決定不了成敗。方向錯了，停止就是進步，倒退是更大的進步。方向錯了，戰略錯了，搞得越細，敗得越慘。另外，戰略思維的整體性，就是重心，就是樞紐，就是關鍵環節，關鍵環節必須緊緊抓住不放。

戰略思維的整體性，體現在必須立足整體利益、全局利益來思考問題和運籌謀劃。比如，在國際斗爭中，如果偏離國家利益這個出發點和歸宿，則不成其為戰略思維。鄧小平曾經說過，“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的戰略思維，而偏離這個最高準則，特別是若以人家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或者以自己個人的、某個階層、某個集團的局部利益為最高準則，你就談不上是什么戰略思維。

就目前而言，如何有理有力有節地應對并反制美國及其幫兇們對中國的以經濟為主導、以科技為主軸、以軍事威懾為輔的世紀性戰略圍堵、戰略遏制和極限剿殺，就是中國的最大戰略問題，特別是面對美國整合歐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反華勢力，尤其是進一步做實美日澳印“印太版北約”、美日、美韓、美印同盟等嚴峻態勢，中國唯有適時擇機“兩翼牽制，中間突破”——懾住強敵，穩住周邊，以武促統，才是打破美國遲滯乃至遏止中國崛起步伐的最現實的選擇。這是當今中國尋求戰略主動地位的戰略重心、戰略樞紐和關鍵環節所在。

第二，戰略思維必須是前瞻性思維。

著名軍事戰略專家姚有志將軍曾經說過：“戰略需具備四大要素：全局全面覆蓋、前瞻長遠通視、對抗競爭運籌、重心重點明確”。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感悟到，戰略思維離不開前瞻性思維，否則，就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思維。

戰略思維的前瞻性，關系到一定階段乃至一定時期的戰略指導，必然包含戰略預見和戰略預置。恩格斯說，只要自然科學思維著，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戰略思維即戰略預見的前瞻性，是思維著的軍事科學的發展形式之一。前瞻性思維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或然性、概然性和不確定性，但它在戰略指導中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戰略指導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都源于戰略思維的能動性和前瞻性。前瞻性的戰略思維，是戰略預見中最難把握的，又是最需要的。孫中山先生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發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曾作過獨到而科學的預斷：“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的大戰是免不了的，……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毛主席關于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進攻”三個階段及對解放戰爭發展進程的科學準確預斷，并據以確立的戰略方針，更是創造了戰略指導和戰爭指導上的范例。

戰略預見如果缺乏前瞻性，就必然減弱其戰略指導價值，而在現今決策空間大為拓展，決策內容和決策環境更加復雜的情況下，尤為如此。這里有兩個問題必須辨別清楚，就是戰略預見也可以稱之為戰略預斷，它不完全等同于戰略判斷。戰略判斷是就當前戰略形勢所作出的現實結論，而戰略預見或者叫戰略預斷，則是對未來某個階段或某個時期推理認識的結論。戰略預見或戰略預斷的困惑在于難以準確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客觀發展過程中的變化，以及這些因素將在何時何地通過何種偶然方式出現。正如摩根所說，“對于那些試圖根據以往的經驗和目前的跡象來判斷未來的人來說，世界事務充滿了意想不到的東西”，“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問世的書籍，難道有任何一本能幫助人們預料本世紀第八個十年中，國際政治到底會怎樣？”也正是基于此，我始終堅持認為，在戰略思維的前瞻性問題上，我們不能對某種戰略預見或戰略預斷，過多地求全責備、吹毛求疵，須知不完善的創新，比完善的繼承更可貴。

第三，戰略思維必須是對抗性思維。

一提到對抗性思維，我們一些人總是不習慣、不適應，因為往往我們喜歡和諧，喜歡雙贏，不喜歡對抗。但是，戰略思維本身是一種謀取優勢、謀求主動的思維活動，因此，矛盾和對抗必須也必然貫穿于整個戰略思維過程。其實，我們今天的一切戰略思維活動，都是在力圖追求優勢地位，這就必然決定了其中的對抗是難以避免的，甚至你今天的所有的準備都是為關鍵時刻的實力對抗作準備的。我們今天堅定地堅持早日武統臺灣，一戰定乾坤，實現“中間戰略突破”，就是為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更為激烈的戰略博弈這一終歸到來的關鍵時刻的實力對抗提早作戰略預置和戰略造勢的。

在戰略思維過程中，始終要面對威脅評估，始終要籌劃力量的運用，始終要考量優劣的轉換，始終要在矛盾和對抗中謀求優勢并爭取主動，所以，戰略思維的對抗性無疑貫穿于整個戰略思維過程的始終。

第四，戰略思維必須是底線性思維。

敵對雙方構成戰略博弈和戰爭較量的整體。當今時代，戰略博弈和戰爭雙方的對抗不僅滲透于戰略博弈和戰爭行動過程中，即滲透于圍繞雙方諸如政治、經濟、科技、金融、外交、輿論、太空、網絡空間、智能技術尤其是軍事等各個領域的攻防較量的一切活動中，而且滲透于雙方的各種戰略謀劃和戰爭計劃中。戰略謀劃和戰爭計劃固然是己方意志的表現，但在這個意志中包含對敵方的估量，包含對進退取舍的選擇。故而，任何戰略謀劃和決策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風險性，如何有效控制風險則至關重要。一個科學的戰略思維，既要瞻前，又要顧后；既要有遠見，又要有卓識。那就要求在戰略籌謀過程中，能夠始終把握住關鍵性原則，堅持正確的方向，守住核心利益的底線，把風險控制在不翻船的范圍內。也就是最高領導所說“不能犯顛覆性錯誤”，這是一個致命性的重大原則。

對于一個國家尤其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國，在戰略思維、戰略預見、戰略判斷、戰略籌劃、戰略行動中要切實做到底線性思維，一般情況下要把握住兩點：

第一，界定好核心利益底線：一是國家主權；二是國家安全；三是領土完整；四是國家統一；五是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六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以上六點是2011年國務院《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展示出的。隨著中國國家利益不斷拓展的客觀形勢的發展，個人認為有必要在戰略思維與戰略謀劃中把“確保戰略通道暢通和獲取戰略資源”和“阻止敵對勢力控制戰略屏障區域”也列為國家核心利益即底線思維范疇。

而我國與美國打交道時，尤其在臺灣問題和香港、新疆、西藏等問題上，必須清晰明確地向美方闡明我國的原則和立場，必須讓美方明白無誤地知道我國的底線所在，必須毫不含糊地昭告美方不得觸碰。再比如對于朝鮮、巴基斯坦、緬甸、柬埔寨、老撾、泰國、蒙古等國，絕不可生戰生亂，更不能為敵對勢力所控制。

第二，把握住核心利益底線。一切戰略方針與措施都是針對敵方的對抗制定和部署的，己方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會引起敵人的反措施，戰略謀劃和戰爭計劃不單純是考慮己方怎樣做，而且要同時考慮敵方會怎樣做。如果不牢牢抓住己方的核心利益底線不動搖，并善于把握敵對雙方這兩個戰略環節和戰爭系統的基本要素及其矛盾關系，要想確保核心利益底線不被突破，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當今中國周邊軍事安全而言，個人拙見，立足于風險評估的底線戰略思考如下：

臺海方向：擬總的方略——懾住強敵，穩住周邊，以武促統。具體設想——設定時間表：爭取談，避免拖，準備打；下金馬，取澎湖，掃外圍，以戰逼和；隔懾并舉，立體登降，斬首瓦解，擒頑撫良。

東海釣魚島方向：宜未雨綢繆，審時度勢，有效戰略預置，有效封控掌控，力避勢態失控。擬可視勢態發展完善實施“六化方略”——即主權法律化，島嶼國有化，巡防常態化，軍演例行化，靶場固定化，戰備經常化。

南海方向：宜繼續取強軍備戰與島嶼建設并舉，自主開發與合作開發并重，威懾與反應適度，懲戒與分化并進，巡防與駐守并行的總方略。同時針對美日等反華勢力以靜制動，取“蘑菇戰術”、“零敲牛皮糖戰術”等，巧用“十年老山”之妙，同其打一場持久戰和消耗戰。

朝鮮半島方向：戰略上要有效預置，有效封控，有效震懾，有效反擊。當前尤其在策略上，要迫使韓國不得接受部署美國的中導系統，要讓韓國從上到下、從政府到國會、從官方到民間，都真正痛切地感受到：其部署中導系統和已經部署的“薩德”反導系統所要付出的安全與經濟上的沉重代價要遠遠比將要獲得的安全收益大得多。與此同時，還要正告韓國任何重啟半島戰爭的行為，都必然導致中國在戰略反擊前先行摧毀韓國的一切軍事設施包括中導系統和“薩德”反導系統。

中印邊境方向：著眼于地理環境特點和實際威脅程度以及美印聯盟情況，擬應確立“針鋒相對，寸土不讓，準備最壞，爭取最好，不懼沖突，不怕打大”的方針。

總之，只有立足于底線性思維的戰略思維和戰略籌劃，才會避免戰略上不犯顛覆性的錯誤。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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