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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君：筑起我們“心”的長城 ——抵御美帝和平演變戰略之策

點擊：作者：張國君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0-02 09:42:05

從喬治·凱南的“8000字長電”到“馬歇爾計劃”，從杜勒斯的“和平解放”到肯尼迪總統的“和平戰略”，從里根總統的“星球大戰計劃”到老布什、克林頓總統的“接觸”戰略，從奧巴馬的“戰略重心東移”到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東歐巨變了，蘇聯解體了，美國成了世界霸主，中國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仍在繼續，下一個目標是誰？恐怕地球人都知道。

一、“和平演變”戰略的由來及實施

所謂和平演變戰略，就是以戰爭以外的任何方式促使對手朝著自己設計的方向變化，從而實現不戰而勝的方略。

和平演變思想最早出自于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的8000字長電。雖然“長電”并沒有明確使用“和平演變”這一概念，但其內容就是以所謂“和平”的方式逐步搞垮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繼而瓦解蘇聯。由于該思想存在較多的遏制成分，因此，也叫“遏制戰略”。

1947年1月，喬治·凱南又以這份“長電”為藍本，撰寫了《蘇聯行動的根源》，對蘇聯的政治理論、意圖和政策，以及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明確指出：“蘇聯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斗爭。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俄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增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采取比他近年來所表現出來的遠為克制和謹慎的態度，并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于軟化”。在喬治·凱南看來，當蘇聯出現“軟化”趨勢后，便可以看到因其內部分裂而產生一個新的俄羅斯。

后來，艾奇遜提出：要通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搞“和平演變”的主張。侵朝戰爭失敗后，杜勒斯又拋出所謂的“和平解放”戰略，宣稱：要“全力以赴地執行這一旨在和平取勝的高尚戰略”。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美國國會的證詞中說：“我們必須時刻記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1957年6月，他又在舊金山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如果它(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可見，美國想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1958年10月24日，他在接受英國記者采訪時稱：“我不能肯定，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結構會逐漸消亡。…但是，我的確相信，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

從此，美國便打著“維護人權”的旗號，加快全球布局。并利用“胡蘿卜”加“大棒”政策，通過“拉出去、打進來”的方式，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大搞攻心戰術，全面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公開或隱秘地在演變對象內部培植代理人，伺機發動“顏色革命”。

蘇聯解體，著實讓美國嘗到了“和平演變”的甜頭。

二、兩種不同的應對戰略

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提出已有70多年了。70多年來，社會主義國家在應對這個戰略上先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戰略：即蘇聯的“爭霸戰略”和中國的“埋頭發展戰略”。蘇聯爭霸不成，便全盤西化，結果導致自身瞬間坍塌。中國的“埋頭發展戰略”，總結起來講，就是不當頭，實事求是，緊密結合國際國內的實際，謀求全面發展。這種戰略又分兩種模式：一種是毛澤東的“積極防御”模式；一種是鄧小平的“解放思想”模式。

第一，毛澤東的“積極防御”

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出籠后，毛澤東對此高度警覺。因為，他作為中國革命的開創者和指揮者，親眼目睹了無數先烈為這場革命犧牲生命。他要牢記革命的初衷，把新中國建設成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針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和艾奇遜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專門給新華社撰文指出：“照著中國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并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杜勒斯的“和平演變”言論，更加引起了毛澤東的憂慮。他說：“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所警惕。…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十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他還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看。”可見，毛澤東對杜勒斯是多么重視。

1959年1月28日，他在杜勒斯“證詞”上批注：“…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達不到的侵略目的。”接著又在杜勒斯的《法律在和平事業中的作用》上批注：“…美國要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他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實現他的侵略的目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會議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時，又在杜勒斯的《對遠東的政策》上批注：“杜勒斯在這篇演說中對東風壓倒西風，對世界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于帝國主義的形勢表示驚恐。但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從而想達到保存自己（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社會主義）的野心。”并要求將杜勒斯關于“和平演變”的三次講話連同“批注”全文印發給與會同志。并指出：“這個材料都是關于杜勒斯講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問題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個所謂蘇聯世界，并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希望）我們內部起變化。”

聯想起“波匈事件”和蘇聯的修正主義，以及國內的私有化言論，毛澤東更加坐臥不安。于是，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決定重提“階級斗爭”，并從“反修防修”的戰略出發，在全國開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上一口氣寫下了1300多字的批語。開頭便是：“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

全面系統的分析，當年毛澤東提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恐懼。但這種恐懼，也給我們內部造成了一些傷害。

第二，鄧小平的“解放思想”

新中國成立頭26年，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不僅建立了相對獨立的科學體系、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而且還成功完成了許多重大科研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比如“兩彈一星”工程、農田水利工程、人防工程、交通工程等等。

但是，在鄧小平看來，這還遠遠不夠，還需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更大的發展。因此，他在1975年1月5日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后，立即按照毛澤東提出的“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的要求，大力整頓派性、解放干部。明確指出：“安定，包括落實政策。沒有大的問題，就趕快作結論，該解放的解放，不要搞得一個問題在那里掛幾年。”并強調：“搞派性的軍隊非調走不行，所有鬧派性的人一律調走，一個兵都不留，一個干部都不留。凡是有軍籍的人，團長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軍區司令員，陷到派性里去的，不管有多少，統統調出來。”

在解放干部的同時，鄧小平又提出解放思想。他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進，他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并強調：要全面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各取所需，把毛澤東思想割裂了。“主席講我們不要吹什么中國第一，就是不要吹，社會主義不是靠吹能吹得出來的?，F在只講斗爭，不講團結，把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丟掉了。”

同時對外宣布：“毛主席制定的路線叫永遠不稱霸。我們在聯合國正式聲明過…如果有朝一日中國要稱霸，世界人民就有責任揭露我們，指責我們，并同中國人民一道來打倒稱霸的中國。”進一步明確，中國不是爭霸的中國，而是可以信賴和合作的中國。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隨后，中美建交，鄧小平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出訪美國和日本，主動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踢出了第一腳。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逐漸加大和中美兩國的深度交流，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開始滋生蔓延，并逐漸釀成全國性的動亂。對此，鄧小平認為，“這一場動亂完全是有計劃的陰謀活動，他們想把一個很有前途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使我們永遠沒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并明確指出，這次動亂，“美國卷入得很深，現在轉得也快。”因為，當時美國演變的主要目標是蘇聯，而不是中國。

同時，他還感到：“動亂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于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不但希望中國動亂，也希望蘇聯、東歐都亂。”“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這正是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會以后十年改革開放的深刻反思。

三、中國已成為美“和平演變”的主要目標

歷史和現實足以證明，美國不可能任由中國發展、任由中國趕超。不管您相信不相信，承認不承認，美國近期的戰略目標就是“擊垮中國”！至于用什么戰略戰術？能不能擊垮！這又涉及中國的應對戰略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中美博弈只能以和平的方式進行。采用戰爭的方式，不僅中美兩國難以承受，而且世界也難以承受。

第一，美國“和平演變”的新花樣。從近幾年美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戰略性文件和白宮政客的言行看，美國已顯得有些不耐煩，正在調整其“和平演變”戰略：即由“暗引”轉向“明壓”，以混合遏制手段，加速逼迫中國就犯，以便盡快實現其不戰而勝或小戰大勝的目標。

一是從“暗”到“明”。即從過去的“暗地里扶持代言人、伺機發動政變”，轉變為明確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全盤否定前幾任的“合作共贏”政策，極力尋求全面“脫鉤”；大肆污蔑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并提出啟動所謂的“楔子計劃”，全力將中美和中國與周邊國家及地區的矛盾臺面化。

二是從“單”到“混”。即從“單一領域、單一手段”轉變為“多領域、混合手段”，從所謂的“人權”挑唆轉變為集“人權、經濟、教育、科技、軍事、外交、意識形態、改變規則等多領域的綜合施壓”。企圖通過“內外挑唆、多方施壓”破壞中國的外部和內部環境，迫使使中國做出改變，從而達到打亂中國發展步伐直至從內外瓦解中國的目的。

三是從“慢”到“快”。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不僅沒有朝著美國預設的方向演變，而且綜合實力大幅增強，政權體制顯得更加穩固和優越，并透露出明顯的超越之勢，這讓美國人感到十分不爽和前所未有的恐慌。原本想把“和平演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結果讓演變對象越來越強。種種跡象表明，未來美國出手的頻率和力度將不斷加碼。

第二，做優自己，團結大多數，是抵御美國和平演變的良方。70多年的經驗教訓證明，對美國的“和平演變”，絕不能心存僥幸，也不能反應過度，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加強團結，做優自己，才是抵御一切外來侵犯的良方。

一是真正把國家教育體系做優做大做強。教育是強國之根本，也是應對“和平演變”的防火墻。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曾說：“就是因為窮困，所以要辦教育，我從未聽說過一個國家辦教育辦窮了，辦亡國了。”中國是全球人口大國，又是第二大經濟體。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需要源源不斷的高端人才，我們絕不能把人才培養的歷史使命寄托在他國身上。

經歷十年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曾多次表示：“十年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甚至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從最近香港和臺灣出現的問題看，根子也是出在教育上。

據美國最新公布的報告，目前中國在美留學生人數多達72萬余人，是在美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最近，雖然美國的新冠疫情逐漸加重，但美國大學仍是中國留學生的首選對象。

可見，進一步做優做大做強我國的教育體系，不僅是吸引和培養人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迫切需要，也是反“和平演變”的迫切需要。

二是集中優勢兵力開展科技創新。為盡快改變新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在新中國成立第8個年頭，黨中央便向全國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說：“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當聽到聶榮臻說，每年進口國外圖書要花四百美元時，他說太少了，可以花一千美元。并提出“給科學家的稿費可以高一點。”在談到利用激光搞反導彈武器時，他主張“搞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這個。沒有成績不要緊。”可見，毛澤東對基礎研究是多么重視。

近年來，雖然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在有些領域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面，但在高端制造業領域仍存在許多“卡脖子”技術。正是因為這些不足，才讓美國在貿易戰、科技戰中猖狂至極。因此，集中優勢兵力打一場科學技術攻堅戰，是當前和未來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是持續不斷地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從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實施情況看，起初演變的對像，主要是精英層，特別是領導層。因此，加強對精英層的教育和領導干部的選拔，是反“和平演變”的重中之重。正如毛澤東所說，要反“和平演變”，首先要搞好黨的自身建設，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開展反腐防變斗爭。

鄧小平也曾多次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并反復提醒：“搞改革有兩只手，不要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時這只手重些，有時另一只手重些。”在與新的領導集體談話時專門強調：“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

中華民族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歷經2000多年的封建統治和百年屈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匆焉”的歷史周期率時就指出：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把密切聯系群眾，反對官僚主義，提倡干部參加勞動，當成防止自身變質、反對“和平演變”的一項重要措施。

近百年的奮斗歷程證明，只要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植根于人民、服務于人民，與人民保持血肉聯系，就能得到全體中國人民乃至世界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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