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鐵流,歷史學者,微博ID:鐵流本尊,如下圖所示,敬請關注。

為張秋菊切除巨大腫瘤的這個病例,在文革期間曾轟動一時。切除的這個腫瘤重達45公斤以上(不同的資料上,最大的數字記載為98斤即49公斤),這個病例即使放到今天,也是極為罕見的,在當年的確堪稱醫學上的奇跡。而創造這個奇跡的醫療單位,僅僅是一個三十多人的部隊師級醫院,設備和人員的技術實力,甚至還不如當時一個普通的縣醫院。張秋菊是河北滿城縣郭村公社朗村大隊的一名普通婦女,生于1928年,出身貧農。她的丈夫崔炳午,是一名鐵路工人。1964年,張秋菊開始感覺腹痛,發現左下腹生有一個小包塊。這個腫瘤生長很快,一年后就長到碗口大小,使張秋菊逐漸喪失了勞動能力。1965年間,張秋菊輾轉去過保定、天津和北京的幾家大醫院就診。其中北京的一家醫院曾診斷張秋菊患的是婦科疾病卵巢囊腫,并她做過手術,但可能是因為術前檢查不準確,開腹后沒能找到腫瘤的準確位置,因而未能切除腫瘤,找來外科會診后,也只做了組織切片,病理檢驗診斷為低度惡性的腹膜后纖維瘤(有的記載為腹膜后肉瘤,英文retro-peritoneal sarcoma)。由于這個診斷,加之張秋菊的腫瘤生長很快,不久便成為了巨大腫瘤,使得后續的若干醫院也都不敢再為她進行手術。最終張秋菊只能帶著“還有四個月生命”的診斷回到家中。此后,崔炳午還寫信詢問過衛生部,但衛生部的回復,仍然認為這是“不治之癥”,并說:“中國沒有辦法,世界也沒有辦法。”然而四年過去了,張秋菊還活著,但腫瘤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了。1967年,解放軍38軍(當時對外代號4800部隊)調防保定。38軍113師(當時對外代號4733部隊)的衛生科(當時對外代號66069部隊),遵循當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精神,從1968年初開始,對保定周邊的多個縣以下的公社、大隊、生產隊派出醫療隊,進行巡回醫療。在巡回醫療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了張秋菊這個特殊病例。張秋菊這個病例的發現,記載有兩種說法,一說是醫療隊在巡診時到她家中,才看到她帶著巨大腫瘤跪在炕上的樣子;一說是她丈夫用毛驢車拉著她到醫療隊駐地求醫,當時她就只能跪在毛驢車上。這時的張秋菊很瘦弱,但體重卻高達214斤(腫瘤占據了她的一半體重),腹圍達154公分,雙手不能在腹前互握。由于巨大腫瘤壓迫胸腔,造成她呼吸困難,無法坐臥,只能日夜采取跪姿才能呼吸,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月,她的雙膝已經結出很厚的繭子,人也日益虛弱。可以說,這時張秋菊的病情,已經接近“生命垂危”的程度了。據記載,發現張秋菊這個病例的時間(也就是記載稱張秋菊的丈夫用毛驢車將她拉到醫療隊駐地求醫的時間),是1968年2月21日。到了醫療隊駐地后,張秋菊的丈夫崔炳午向醫務人員說的話,很有那個時代的特色:“我知道你們這里不是大醫院,也沒有什么專家。但是,你們是解放軍,忠于毛主席,講階級感情。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想辦法的,你們是我們最后的希望。”——這時的崔炳午,對治好妻子的病,其實也沒抱什么希望,畢竟誰都看得出來,張秋菊的病情已經極為嚴重,治愈的可能性幾乎沒有,甚至減緩病情發展的可能,都十分渺茫。但崔炳午就是抱著一個簡單而誠摯的信念:相信解放軍!看到張秋菊的嚴重病情,衛生科也無法立即作出決定,因為他們只是一個普通步兵師的衛生科,編制三十多人,只有十幾個醫生,二十幾個護士和護理員,論技術實力,還不如一個縣醫院。如果接診,不僅要承擔病人生命安全,而且一旦失敗,必然影響部隊的形象,要負政治責任的。從醫學的角度上,衛生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不接診這個病例。但看到張秋菊的痛苦狀態和崔炳午對解放軍的信任,衛生科的同志們從革命人道主義角度出發,也實在做不出拒絕接診的決定。百姓們那么信任解放軍,人民子弟兵又怎么能忍心讓一個階級姐妹跪在炕上等死而放手不管呢?為此,衛生科將此事上報113師黨委。師長朱月華和政委孫玉山得知此事后,兩人代表師黨委來到衛生科召開會議,經過討論后,師黨委鼓勵醫務人員大膽實踐,“為階級姐妹治療”。在師黨委的支持鼓勵下,衛生科黨支部統一了思想,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即便最后救治失敗,也要勇于承擔起這個艱巨的責任!1968年2月28日(另一說是2月25日),衛生科派出救護車,將張秋菊接到師醫院。因為張秋菊的嚴重病情,早已是村中的注意焦點。消息傳開,村民們奔走相告:“解放軍來接張秋菊啦!”當救護車進村時,村民們都從家里出來,圍住了救護車,連聲稱贊:“還是解放軍好!”將張秋菊接到師醫院,這才只是剛剛邁出第一步,治療和手術都還面臨著許多巨大的難題。雖然在當年的報道中,有大量渲染衛生科人員學習毛主席語錄、用階級感情激發斗志的內容,這是那個時代的鮮明特征。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有形式主義之嫌。113師衛生科,在接診張秋菊之后,他們對這個重大難題的思考和分析,的確是遵循著毛澤東思想所闡明的辯證唯物論的思維原則。而實際上他們當時對這個病例的治療態度,是非常嚴謹和科學的,而且在思路上,也的確符合毛主席所提倡的辯證唯物主義。毛主席曾說:“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么?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衛生科的醫務人員們,把毛主席的這句話作為座右銘。從張秋菊一入院,衛生科就成立了兩個組,對病人的病情先進行詳細的調查分析。一個組負責對張秋菊進行各種檢驗和病情觀察、護理,另一個組負責走訪張秋菊曾經去就診過的各個醫院,詳細調查了解各個醫院的診斷過程。在走訪過程中,他們了解到一個過去不知道的情況:各個大醫院對張秋菊的各次診斷,有許多細節都很不一樣。綜合所有了解到的診斷情況,結合張秋菊被診斷為還有四個月生命后又存活了四年、身體消瘦過程并不明顯等情況,衛生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預測:張秋菊的腫瘤很可能是良性的!有了預測當然還不夠,衛生科畢竟設備差、人員少,從來也沒有接觸過這樣嚴重的病例。為了獲得多方面的意見,衛生科又請來了與軍隊有歷史淵源的河北省外科專家米毅會診。米毅又專門介紹張秋菊到他任職的醫院做檢查。而米毅其實也并不是現在人們認為的通常意義上的專家。他1937年畢業于綏遠公立醫科學校。1938年8月參加抗日戰爭,歷任晉冀軍區四分區后方醫院醫務科長,司令部衛生所所長,第四縱隊野戰醫院和華北軍區第三后方醫院總院醫務主任、副院長等職。1950年轉業到河北省第一人民醫院(今河北大學附屬醫院),任院長。他的學歷,在某些人看來只是中專水平,畢業后長期在革命軍隊中的醫務部門任職,不屬于醫學界的“學術權威”。但他在張秋菊的治療過程中,和部隊的醫務人員一起,盡心盡責,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米毅當時身體不好,但他堅持跪著為張秋菊做了必要的檢查,并熱心介紹衛生科帶張秋菊到他所任職的大醫院,去做更為復雜的檢查。在張秋菊的檢查過程中,醫務人員也遇到了不少困難。1968年3月8日,衛生科的醫生們,將張秋菊帶到河北省第一人民醫院(米毅當時任該院院長),做了血管造影檢查(因為衛生科沒有這個設備和技術),弄清了這個腫瘤的血管分布情況。檢查時也遇到不少難題,比如瘤子太大,X光機可能難以透射;比如張秋菊的病體很虛弱,可能承受不了造影的痛楚等等,但這些困難在醫務人員的百般努力之下,都一一克服了。通過32項全面檢查,衛生科的醫生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經過辯證分析和反復討論后,他們對張秋菊的病情,做出了“腹膜后巨大神經纖維瘤”的診斷,否定了此前醫院所做出的“低度惡性腹膜后纖維瘤”的診斷。與此同時,另一個組對張秋菊的病情觀察和護理,也遇到了難題。張秋菊本人在長期的病痛折磨下,精神狀態和心理情緒都很不好,對自己的疾病能否治愈完全失去信心,“絕望”等死的情緒很嚴重。對醫護人員的態度比較冷漠,不能積極配合治療。而在當時的軍隊編制下,師醫院沒有女性護士,只能安排年輕的男護理員李維超24小時陪護。剛開始的時候,生活不能自理的張秋菊,對年輕男性護理員照顧她很不習慣,進而出現害羞、抵觸甚至表示討厭的情緒。李維超也提出應換女護士來擔負這項工作。師醫院也做了努力,但短時間內難以調來女護士,師醫院唯一的一名女醫生年紀較大,無力承擔全天的護理,最后還是不得不由李維超承擔這項任務。在其他同志們的鼓勵下,李維超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護理張秋菊的工作,在護理的間隙,他不斷和藹地與張秋菊聊天談話,真摯自然地與她進行多方面的交流,很快就扭轉了張秋菊消極的心態,令她增強了治愈疾病的信心,并與李維超建立起了深厚的姐弟之情。李維超護理和心理調節工作的成功,是張秋菊能夠配合治療的關鍵因素,在這個病例的治療全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李維超在護理張秋菊的過程中,因勞累過度,患上了急性腎炎,但他仍然堅持著帶病工作,完成了對張秋菊護理的全過程。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腎炎后來轉為了慢性,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極大損害。雖然經過詳細的檢查,對張秋菊的病情做出了新的診斷,但如何進行手術,仍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因為這個腫瘤的體積太大了,且腫瘤的底部,連接著兩根重要的大血管,所以手術的風險非常大。資料分析表明,病情發展到了這個程度進行手術,病人99%的可能會死在手術臺上,剩下的1%,還有可能死于術后的并發癥。討論中,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尖銳的質疑:“我們是不是革命熱情有余,科學性不足?”、“人家不能治,我們非要治,這不是徒勞無益嗎?”……在討論中,衛生科的醫生們,用毛主席的話激勵大家:“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經過討論,大家認為,不應該盲從過去對張秋菊的病歷結論,應該通過自己的實踐,得出自己新的結論。在醫學發展的某一個階段,有一種疾病無法被治愈,這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是不治之癥,而只是當時的知識落后于現實。作為醫務工作者,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境界出發,就是有百分之百的風險也要勇于承擔。經過多次反復的討論,衛生科再一次統一了認識:“對于治好張秋菊同志這病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只有爭取的義務,決沒有放棄的權利。”對于百分之一的希望,只有爭取的義務,絕沒有放棄的權利!——醫者的仁心,醫者的勇氣!根據這個最后統一的認識,衛生科全體人員群策群力,大膽實踐,全力投入了手術方案的制定。
在很有限的技術條件下,怎樣進行如此困難的手術?衛生科采取的辦法,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發動群眾!醫療組反復討論,歸納出了21項“怎么辦?”,然后動員了整個師醫院,人人出主意想辦法,不僅所有的醫務人員參與討論,就連炊事員、清潔工、植樹工人和住院的病人,也全都參加了討論,衛生科提出口號也完全是軍隊的風格:“提出一條建議,就是抓住了一個敵人!”……最后,衛生科集合了無數條的建議,經過反復研究,不放過一點點漏洞,針對21個“怎么辦?”,制定了10大類120條手術保障措施。按照一般標準,這樣大的腫瘤,能安全切除,保證病人的生命,就算是成功了。但衛生科的醫生們還主動提高了手術的難度標準,不僅要切除腫瘤,保證病人生命安全,還要充分考慮到病人愈后身體健康和勞動能力的恢復。摘取這樣大的瘤子,用什么樣的“切口”,才能既完整地拿出瘤子,又少損傷其他組織,使病人很快地恢復健康呢?他們用一個大葫蘆做成張秋菊巨大腹部的模型,反復研究討論、設計最佳的手術切口方案。衛生員馮學明,用了三天三夜,畫出了8張手術切口設計圖,修改了三十多遍。在全科人員共同努力下,最后終于確定了一個比較理想的切口方案。衛生科在討論手術方案,用大葫蘆做模型,設計手術切口。手術方案制定后,衛生科根據需要組成了8個“戰斗組”:手術組、麻醉組、輸血組、采血組、供應組、巡回組、物資保障組、急救組,還組織全體人員進行了完整的一次術前演習。衛生科原本沒有專職的麻醉醫生。只有醫生高家政在其他醫院里學習過三個月的麻醉技術。現在以他為主組成了三人麻醉小組。他們反復思考手術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了多種應對措施,終于制定出了一個比較完善的麻醉方案。為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麻醉組裝了三套不同類型的麻醉裝置,但他們仍不完全滿意。在即將開始手術之前,在高家政主持下,麻醉組又臨時組裝了第四套裝置——一個“土麻醉罐”。他們說:“寧可準備一萬套措施用不上,也不要由于有一個問題沒想到,耽誤階級姐妹的生命。”在幾套麻醉裝置中,這個“土麻醉罐”的效果最好,甚至成為了決定手術成敗的重大關鍵。除了衛生科之外,113師后勤部的其他單位,也對這次手術給予了大力支持。營房科根據衛生科的要求,專門制作了一個非常規的、適合張秋菊特殊手術體位的半圓形桌子,與手術臺結合在一起使用;軍需科也為手術專門趕制了一批特殊的手術單和大量特制紗布袋;113師還特地準備了兩臺柴油發電機,隨時準備為手術室供電;師首長也向其他醫療單位借調來一批衛生科原本沒有的手術器械……總之,衛生科需要什么,立刻就會得到各方面的熱情支援。就這樣,一個比較完善的手術方案,比較充分的物質準備,都勝利地完成了。為了保證手術供血,衛生科在113師全師動員了200名與張秋菊血型相同的戰士,組成獻血隊。這種獻血方式,在當年沒有血庫的部隊基層醫療單位,是很常見的手術保障方法。1968年3月23日上午7時30分,張秋菊被推進了手術室,這時的她,已經完全克服了心理問題,自信而輕松地躺在手術臺上。她對丈夫說:“如果我下不了手術臺,就讓解放軍的同志繼續手術把我身體里那個瘤子取出來,這樣他們再給其他人治這種病就有經驗了。但我覺得我能度過這一關。”張秋菊在手術臺上,畫面中能看到營房科制作的、與手術臺配合的半圓形小桌。手術開始前,113師師長朱月華和師政委孫玉山親臨手術室動員,告訴醫務人員,大膽的下刀子,萬一手術失敗,由師領導承擔一切責任。他們的動員,有效地減輕了醫務人員的思想壓力。8時整,手術開始了!衛生科科長徐道義主刀,5位醫生參加手術,專家米毅在場全程指導,師黨委副書記等人組成的各個“戰斗組”有條不紊地投入各項工作。手術室外,上至師首長,下至炊事員,所有人都在緊張地關注著手術的進程。手術還沒開始,就遇到了意外的情況。根據原來的手術方案,醫生要把張秋菊的兩側大隱靜脈切開,輸血輸液,同時要暴露一條動脈準備急救。但是,一切開血管,血管里的血不往外出,把針頭插進去,血也不往里進。見此情況,醫生們一下子都緊張了起來。這時,在場負責政治指揮的師大內副書記,立即提醒大家不要緊張,一定先冷靜下來,認真查找原因。在他鼓勵下,醫生們很快找到了血不出不進的原因,大膽采用另一種辦法,解決了輸血輸液問題。接著開始麻醉,但麻醉不到五分鐘,就出現了新的險情!張秋菊呼吸困難,血壓下降,心跳增快,臉冒虛汗,面色發青發紫,有要停止呼吸的征兆!在這關鍵時刻,黨委副書記再次冷靜地穩定大家的情緒,敦促醫生們鎮靜下來,仔細檢查找出原因。麻醉醫生高家政果斷地換上了自制的“土麻醉罐”,終于解決了問題。手術還沒開始,病人就可能出現生命危險,這是多么嚴重的局面!事實證明,這個土麻醉罐在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它拯救了張秋菊的生命,避免了手術還沒開始就失敗的惡果,所有人不由得長出了一口氣!可是,當腹腔打開后困難又來了。醫生們發現,瘤子表面上蒙著一層膜,這層膜是瘤子上的膜,還是腹膜?由于腫瘤太大,刀口延長了10公分,看不到膜的邊緣;刀口再延長10公分,還是看不到膜的邊緣。怎么辦?如果是腹膜,就不能弄破,否則會使內臟感染,即便手術成功,也會對張秋菊的長遠健康有嚴重影響。到底在腹膜內,還是堅持在腹膜外進行手術?按照以往的一般標準,只要能把瘤子拿出來,病人手術時不死,就算成功了。但醫生們簡短地商議了一下,一致認為要堅持在腹膜外手術,最大可能地保證了病人在術后的健康。他們細心地一點點延長刀口,仔細觀察每一個細節,終于在刀口延長到95公分時,找到了腹膜的邊緣,使手術能夠在腹膜外順利地進行。在剝離瘤體的過程中,如果不把瘤體四周先剝離掉,腫瘤的基底部就暴露不出來。當手術進行到了一定程度時,為了進一步剝離瘤體,就需要改變張秋菊原來的體位,由側臥改成仰臥,這又是一個又難又險的問題,因張秋菊的腫瘤太大,內臟受壓迫移位,翻身時有可能會引起心臟擺動,導致生命危險。5位手術醫生商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技術措施,然后,幾個人同心協力幫助張秋菊順利地翻過了身。醫生何思義,從手術一開始就負責一動不動地托著那個巨大的腫瘤,在幫助張秋菊翻身的過程中,他還是一直堅持著那個吃力的姿勢,直至手術結束。醫生們開始剝離腫瘤時,發現這個腫瘤上的的血管密如蛛網。為了不致損傷其他的臟器,他們不能使用任何手術器械,只用鉗子夾著棉花球,慢慢地一點點地剝離,剝離一點,結扎一點,盡力避免大出血。盡管是這樣小心剝離,由于瘤體面積太大,血管太多,流血還是相當多。手術過程中,張秋菊幾次血壓下降,心跳不正常。原來準備的五千毫升的血都不夠用了。200名戰士組成的獻血隊,有38名戰士實際獻血,平均每人獻血約200毫升。整個手術過程中,為張秋菊輸血達7520毫升,輸血量是她本人體內血量的5倍,等于38名戰士的獻血,把張秋菊體內的血量換了三遍。手術進行到近十個小時左右,腫瘤的底部已經完全露了出來,有兩根重要大血管附著在腫瘤上。手術進入了最后的關鍵時刻:剝離大血管!大約兩個小時后,主刀的徐道義醫生給出了最為激動人心的指令:“好了,抬!”隨著這聲醫生指令,兩個醫務人員一起用力,重達90多斤的巨大腫瘤,終于離開了張秋菊的身體——手術成功了!到了晚間7點30分,這個堪稱奇跡的手術,歷經12個小時,全部結束。在手術室外等待消息的干部戰士們,都激動地使勁歡呼、鼓掌!手術室外,輸血隊的戰士們圍著抬出手術室的腫瘤,在慶賀手術成功。術后,經過李維超和其他人的精心照顧護理,張秋菊沒有出現并發癥。術后第6天,她的刀口拆線,第8天,她就能夠下床活動了!在此期間,張秋菊激動地寫下了“毛主席救了我”的手書。張秋菊出院后,到了當年的9月間,她已經恢復普通人的勞動能力!1968年7月16號,北京軍區發布命令,給113師衛生科記集體一等功,同年8月1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授予113師衛生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衛生科”稱號。衛生科科長徐道義,于1969年4月被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并被選為中共九大的主席團成員。有關這次手術的公開報道,于當年8月間開始見報。根據總政的指示,113師衛生科組織了張秋菊參加的事跡報告團,為13個省市、自治區和其他部隊作了多次巡回報告。衛生科的先進事跡和這次手術的照片、實物,還在北京民族宮展覽了一年多,產生了極大的國內外影響。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的的事跡展覽會上,張秋菊和北京軍區領導人在觀看腫瘤標本。張秋菊左側第二人是當時的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吳岱,第三人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對于這次堪稱奇跡的手術,該衛生科對手術的過程進行了歸納總結,形成了一份經驗報告,名為《無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勝利-113師衛生科為女社員張秋菊摘除巨大腫瘤的經驗報告》。1979年,113師衛生科開始向地方開放,現在使用的名稱是“保定駐軍51036醫院”,但當地民眾通常還是稱這所醫院為“先進衛生科”。當年從張秋菊腹內取出的極大腫瘤標本,以及當年進行手術的若干實物,如用于研究腹部切口的大葫蘆模型等,都還陳列在該醫院的榮譽室內。從1968年到今天,時間已經走過了五十多年。當年創造了這次奇跡的人們,大多已經離世。筆者目前只查到一些點滴的個人相關資料:衛生科科長徐道義,后任113師后勤部政委,約70年代后期轉業到南京市衛生局,后離休。榮立個人一等功的護理員李維超,在護理張秋菊時患急性腎炎,后轉為慢性,身體健康受到很大損害,推測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英年早逝。李維超去看望張秋菊。從軍裝樣式和張秋菊的體態變化上推測,該照片攝于70年代中期。為手術設計了切口的醫生馮學明,1969年退出現役,就讀于華西醫科大學醫療系(應為工農兵學員),結業后到重慶涪陵地區人民醫院任麻醉師。1975年調黔江區人民醫院,任麻醉師。1987年調入黔江區委宣傳部文明辦主任,按副處級退休。馮學明擅長書法、繪畫,退休后擔任了“中國藝術家交流協會”終身名譽主席。馮學明在衛生科榮譽室的巨大腫瘤標本旁,講述當年手術的情形。張秋菊自手術后,每年都要回到衛生科來看望挽救了她生命的親人解放軍。衛生科也每年要派人去探望張秋菊,為她檢查身體。雙方以飽含親情的相互探望,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目前筆者查到的記錄是,張秋菊2008年時還在世,推測她逝世于2010年之后,享年80多歲。晚年的張秋菊與丈夫崔炳午在家中。推測攝于2005年。現任的51036醫院院長,在為張秋菊講解用藥方法。2007年張秋菊到51036醫院探望解放軍醫務人員這次醫學奇跡,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了。但它會永遠記錄在中國醫學史上,向后人展示著,當年那些勇于探索和實踐的人們,曾經創造過的輝煌業績。至于當年的醫療制度和社會效果,比較今天人們還在不斷議論著的當前的醫療體制,各有哪些優劣,筆者不做任何評述,請讀者們自行分析比較。
(作者:鐵流,歷史學者,微博ID:鐵流本尊;來源:“淮左徐郎”微信公號【作者授權】;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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