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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信口開河！“軍史作家”劉統對西路軍的錯誤認知
點擊：  作者：鐵流    來源：“紅色文化網”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1-01-11 09: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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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雕塑】

戰史報告文學作家劉統，最近有一則關于紅軍西路軍的聊天記錄，其中的許多結論非常輕率，缺乏必要的史實依據，甚至跡近傳言。而劉統本人則以這些輕率的結論甚至傳言為出發點，對紅軍西路軍這段歷史做出了許多錯誤的、違背歷史真實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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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劉統說：
“我們開學術會的時候外國學者問我們，你們長征為了什么呀？我說，為了北上抗日。外國人問，寧夏有日本人嗎，你們干嗎去啊？我一下答不出來了。”

劉統所說的所謂“外國學者”的詢問，很明顯是在用詭辯邏輯進行挑釁，把并不是長征組成部分的寧夏戰役，與長征捆綁在一起，言下之意是指紅軍長征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位子虛烏有。如果依照這個詭辯邏輯，那么紅軍長征到陜北后一切行為，都可以用這個詭辯來加以否定了。

眾所周知，中央紅軍長征的初期階段，是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圍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確還沒有提出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那是甚至還沒有“長征”這個詞匯，而是用“西征”的名義。但長征的戰略目標隨著長征的進程不斷在進行修訂和完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共中央就多次用全國通電和宣言的方式，表達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戰略目標。長征開始前，中共中央還先后派出了兩支北上抗日先遣隊（紅6軍團、紅7軍團和后來紅10軍團）先期北上。就在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實現會師前夕，上海臨時中央局還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與蔣介石賣國宣言》[1]，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戰略目標。從上述歷史事實可知，用紅軍因受到國民黨軍的圍堵而未能直接到達抗日的最前線這一點，來非難紅軍長征沒有抗日的政治戰略目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這個宣言的起草者為時任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王養三[2]，長征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曉。但這個通電與他們的意圖是吻合的——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常委會議，會議主要研究了“目前時局問題”。在會上，博古報告了從北平無線電收聽到的消息說明，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向北平發動進攻，向北平永定門打了5炮，但不能斷定日本帝國主義是否像過去侵占東北一樣攻占北平，但遲早是要企圖占領北平。所以應當加強反對日本帝國主叉的宣傳工作，特別是在紅軍中間。[[3]]毛澤東發言指出：日軍進攻北平，明顯地要侵占華北。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沖突在中國表現為軍閥間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應發表文件。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這最能動員群眾。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或通電，寫文章，準備向國民黨軍派工作人員。[4]

中央紅軍剛完成長征后的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在為會議起草的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上明確提出：“一九三六年主力紅軍作戰的主要目標還應該是漢奸賣國賊的軍隊，但在日本占領區域及自治區，應盡量組織、擴大及聯合一切的抗日武裝力量──抗日義勇軍，抗日游擊隊等，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同時還應估計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軍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斗（晉綏察方面）。”[5]

至于劉統說的“外國人問，寧夏有日本人嗎，你們干嗎去啊？”，那是個很笑話的問題，紅軍從中國南部、西南部乃至西北部去抗日斗爭的熱點和焦點地區，不“以迂為直”繞著彎兒去，難不成能飛過去么？別說他們有沒有這個條件，就算有，蔣介石能讓他們去么？中共中央在圖取寧夏之前不是有過著名的東征戰役么？那不正是落實瓦窯堡會議通過的軍事戰略方針，朝抗日斗爭的方向而去的么？蔣介石和閻錫山難道沒攔住他們去路么？

東征之后，中共中央選擇圖取寧夏，除了為改善生環境，創造抗日斗爭的前進根據地，也是為了接近和走向“抗日斗爭第一線”！那會兒寧夏的確沒得日本軍隊，可綏遠有！寧夏離綏遠有幾步路？綏遠是不是抗日斗爭的焦點和熱點地區？

紅軍東征之后，就連密切關注著中國政情的日本情報機關，已經很在意且注意到了這支出現在中國北方的紅軍主力：
共產軍之主力，現雖返還陜北（引者注：指紅軍東征西渡黃河）, 然有襲入察綏向滿洲聯蘇抗日之危虞，此帝國不可忽視者也。此種紅軍，實力雄厚，戰斗力偉大，其苦干精神，為近代軍隊所難能，其思想極能浸徹民心。以中國無大資本階級，僅有小的農工階級，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繞華南華中華西趨華北，轉戰數萬里倍歷艱辛，物質上感受非常壓迫，精神反極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獲得相當之物質，實力又行加強。彼等善能利用時勢，抓著華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將來實力，不容忽視。

……

以共產軍之實質言，實為皇軍之大敵。世界各國軍旅，無不須要大批薪餉、大批物質之分配與補充，換言之，無錢則有動搖之虞，無物質更有不堪設想之危。共產軍則不然，彼等能以簡單的生活，窳敗的武器，不充足之彈藥，用共產政策、游擊戰術、窮乏手段、適切的宣傳、機敏的組織、思想的訓練，獲得被壓迫者的同情，實施大團結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厲的努力，較在滿的紅軍尤為精銳。此等軍隊，適應窮乏地方及時零時整之耐久游擊、耐久戰術行軍，則其適于將來不能連戰速決、物質缺乏之大戰，極為顯著。故皇軍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應嚴防其思想之宣傳，及不時游擊與出沒無定、擾攘后方之行軍。[6]

5月8日～9日，在延長縣交口鎮大相寺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概括道：
現在形勢是抗日與賣國的兩極分化，“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地提到了群眾的面前。現在群眾事實上并不怕共產黨的帽子，就是張學良也被逼得快表態了。現在有的報紙一面表示反對“中日聯合剿共”，但另一方面還是鼓吹要“剿共”。事實上如果要“剿共”就只有與日本聯合，故根據現在形勢的分析，中間周旋的余地越來越小了，這是目前形勢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現在群眾根據切身的經驗知道共產黨是抗日的，反革命說“抗日就是共產”，實際上這是敵人代我們宣傳。有的群眾已經看到：“共產黨得勢之時，即中華民族獨立之日。”[7]

設想一下，要沒有“北出陜甘”，還能把這些問題“尖銳地提到了群眾的面前”么？

劉統作為知名的戰史報告文學作家，對如此拙劣的詭辯挑釁，居然會“答不出來了”，這未免就太失之于市井之談的幼稚淺薄了。

二

劉統說：
“寧夏戰役當時就是打開一條從寧夏經內蒙去外蒙、去蘇聯的通道。實在不行，咱們帶著隊伍去蘇聯。”

劉統的這個說法毫無根據。

早在1936年1月間，毛澤東在于張聞天的通信中就對打通外蒙、蘇聯的設想提出過重要意見，按照毛澤東的構思，打通蘇聯的方式應該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8]。這一方式與劉統所說的“實在不行，咱們帶著隊伍去蘇聯。”毫無相通之處。

1936年5月間，中共中央在陜西延川縣大相寺召開紅軍團以上干部會議，總結東征戰役，部署西征戰役，對紅一方面軍和陜北蘇區提出三大戰略任務：
1.向西面進攻，造成廣大的陜甘寧根據地，向北面打通外蒙、蘇聯，向南面打通與紅二、四方面軍的聯系；2.在東面堅持游擊戰爭；3.在南面爭取東北軍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國民黨軍隊走向抗日。

“打通蘇聯”不是“到蘇聯去”，這個區別，很難弄清楚么？

在西征戰役取得勝利的同時，中共中央也開始籌劃奪取寧夏，進而打通外蒙、蘇聯的行動。在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最高領導人與彭德懷等軍事領導人以及共產國際方面的多份電報中，都表明當時中共中央對奪取寧夏的行動做了非常充分的戰略思考，其中也設想了寧夏戰役不成功時的對策：“轉而向南發展。”

寧夏戰役的目標，恰恰是為了實現“北上抗日”乃至瓦窯堡會議的軍事戰略方針！

——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同日本軍隊進行直接的有力的游擊戰爭”。

史料已經證明，劉統的那個說法完全是一種帶有極大主觀偏見的誤解誤判。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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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統說：“毛澤東跟紅四方面軍說，你們別來陜北，陜北根本養活不了你們這六萬多人，哪兒有那么多糧食，你們還是在甘肅那兒開辟根據地吧。”

真不知道劉統言之鑿鑿的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

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之后，一直希望張國燾能改正錯誤，同時也一直在爭取四方面軍能夠北上。當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聯合北上之后，中共中央不但賦予了他們極大的自主權，并且不斷提出各種方案供他們選擇。而在這些方案中，中共中央一直將“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作為第一選擇，這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為證。

中共中央在1936年5月間最初策劃寧夏戰役時，原準備是由紅一方面軍單獨完成寧夏戰役的，因為當時紅二、四方面軍還沒有確定北上的日程。當紅二、四方面軍開始北上之后，中共中央在進一步策劃寧夏戰役時，就很明確地考慮了紅二、四方面軍在戰役中可能擔負的任務，戰役的發起都準備放在三軍會師之后了。這哪里有什么“別來陜北”的意思？真要有這個意思，任憑張國燾們呆在西康豈不是更省事兒——張國燾不是也要在此前“建立根據地”么？中央又何必三天兩頭一個電報規勸他們北上呢？

1936年9月4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確向紅二、四方面軍通報了陜甘根據地情況：
陜甘寧蘇區版圖頗大，東西長約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現有鹽池、定邊、靖邊、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環縣、豫旺九城在我手中。行政區現分陜北、陜甘寧兩省委，陜甘特區及中央直屬保安。各縣論地形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運動，人口總數只有四十余萬，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小麥、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蘇區群眾斗爭情緒較好，只因地區貧困，經濟上不能有大負擔，故至今蘇維埃除鹽稅以外，尚未收任何稅。蘇區西部為寧夏回地，籌糧擴紅都較困難。現我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向該方向行動，一部由神府轉向陜西東北角之神木、府谷、葭縣、榆林四縣交界處，東西二百余里，南北約三百余里。現時該處敵情不緊急，游擊戰爭頗發展。[9]

中共中央道出陜甘蘇區的困難情況，根本沒有半點“陜北根本養活不了你們這六萬多人，哪兒有那么多糧食，你們還是在甘肅那兒開辟根據地吧”的意思，中央中央提出并說明這個情況，恰恰是在論證正在準備中的寧夏戰役之必要性和迫切性！——這個準備中的計劃原來的確包括“甘肅西部”，但一個星期后因共產國際批復中明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在占領寧夏區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10]，所以最后修訂為三軍會師，共圖寧夏。

三軍會師是在哪兒？不是陜甘蘇區？力主“三軍會師”的中共中央，有“你們別來”的意思么？

反而是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前往陜北心懷叵測，一再制造事端。西北局在岷縣會議作出迅速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的決定后，張國燾連夜跑到漳縣，鼓動沒參加岷縣會議的紅四方面軍軍事領導人推翻西北局決定，調動部隊要西渡黃河去青海、新疆，——若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希望紅四方面軍來陜甘會師，那么張國燾的所作所為不正合中共中央之意么？

張國燾制造“甘南風波”去奔河西之時，中共中央是怎么對他進行規勸的？看看吧：
中央認為：我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一、四方面軍合力北進，則二方面軍可在外翼制敵；一、四兩方面軍分開，二方面軍北上，則外翼無力，將使三個方面軍均處于以偏狹地區。敵憑黃河封鎖，將來發展困難，且胡敵因西蘭路斷怕我攻擊，又怕東北軍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靜寧，擬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軍西渡，彼將以毛軍先行，胡軍隨后，先堵擊青、蘭線，次堵擊涼、蘭線，爾后敵處中心，我處偏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11]

合力還是分兵，是靠近還是遠離，中共中央和張國燾，分點歧何在？是誰不想會合，是誰要想遠離？

但是，中央多次去電報勸說阻止紅四方面軍西進，反復陳說北上和西進的利害區別，但張國燾卻置若罔聞，直至前方偵察報告，黃河對岸大雪封山，部隊無法渡河。即便如此，張國燾還竟然還在洮縣會議上提出繞道草地西進青海的荒唐意見！只是由于嚴酷的客觀環境，使得原本支持張國燾西進主張的徐向前等軍事領導人也改變了主張，張國燾在洮縣會議上徹底成了孤家寡人，這才不得不同意紅四方面軍掉頭北上。

全國解放后徐向前曾經回顧過“掉頭北上”之后他的認識：
臨洮回來后，我就認識更清楚了，張國燾怕會合。因為會合后，他（認為）他的總政委呀，什么的都沒有啦！只有反黨頭子、張國燾路線嘛，那還不是要撤職。他一次曾給我講：“這次去呢？軍隊我不能搞啦，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從此可以看到，張國燾是不愿會合的。他是想把軍隊抓在手里作工具，與中央對抗。[12]

然而這個認識并沒有持續下去且得以鞏固，在三軍會師后的渡河西進問題上，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在“合力還是分兵，是靠近還是遠離”的問題再次上與中共中央的方針背道而馳。中共中央又不得不再次發出了同樣的呼吁：
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13]

張國燾制造的這次風波，不僅令紅四方面軍的北上耽誤了兩周時間，更對紅四方面軍的士氣造成了不小的打擊。西進途中，紅四方面軍部隊居然出現了整連建制不愿西進、擅自脫離大部隊的極端例子。

可嘆的是，多年后，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又自己推翻自己在建國后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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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劉統說：
“這個時候中央就下了一個命令，說你們組織西路軍，打通國際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遠方，而且還說蘇聯在新疆準備了機槍、武器等著你們去拿，你們執行西路軍的任務。”

這又是一個大有“信口開河”之嫌的說法。

中共中央打通國際線路去接受蘇聯援助的武器和物資，與蘇聯方面協商并由共產國際9月11日確認的路線，是經寧夏、內蒙，蘇聯方面的物資從外蒙方向送入，這也是中共中央要組織寧夏戰役的重要目的。而新疆、甘肅方向，一直僅是在打通國際路線的遠期規劃中，作為一條備用路線而存在。所以，在寧夏戰役的籌劃和準備期間，中共中央從來就沒有對甘肅、新疆這條備用路線做出過任何的具體規劃和部署，也根本不可能在寧夏戰役尚未發起的時候，就先分散有限的紅軍力量，去讓紅四方面軍去打通甘肅新疆這條備用線路。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從沒有給紅四方面軍下達過組織西路軍的命令。中共中央對寧夏戰役的部署中，紅四方面軍的任務是以主力阻止和打擊從南面進攻紅軍的胡宗南部，一個軍相機渡河（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中央同意增加一個軍過河），渡河后北上寧夏，配合紅一方面軍向北渡河進攻寧夏。而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不愿北上寧夏，擅自以三個軍和總指揮部過河。過河后又以北上道路困難（要走四天沙漠）、紅一方面軍為對抗南敵暫時難以馬上向北渡河及他們在“現地難以久留”等等理由，直接向中央提出西進甘北、建立根據地和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與此同時，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對中共中央的寧夏戰部署一再表示不同意，并對西進給出了非常樂觀的估計和預測，并向中央索要“獨立行動”的名義[[14]]，在紅四方面軍渡河部隊已經形成這種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才同意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西進主張及西路軍的名義及組成（注意！是“同意”，不是“命令”）。

這都是有檔案文獻為證的歷史事實，要想推翻是不是也沒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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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劉統說：
“當年紅四方面軍一聽到這個任務（指組成西路軍西進甘、新）以后興高采烈，好啊，我們到了新疆，接收了蘇聯武器，我們又是紅軍老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紅四非常快地執行這一任務，”

這又是以自己的主觀偏見在演繹歷史了。

事實上，蘇聯方面根本就不同意紅軍主力靠近新疆——既或是在11月3日改變寧夏援助路線而改從新疆援助后也是如此，這有歷史文獻電報為證。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等人受張國燾的影響，不顧寧夏戰役而決定西進（不是中共中央的決定）時，蘇聯方面還沒有通知中共中央準備改變從外蒙方向運輸物資和在定遠營交貨的路線。這就充分證明，紅四方面軍徐陳指揮下的河西部隊，去新疆接受武器裝備只是一個間接目的，其直接目的則正是依照張國燾的意見，不去配合河東的紅軍主力進行寧夏戰役，而企圖在河西走廊“獨立開創一個新局面”[15]。

西路軍的西進，目的地也不是新疆，而是甘北的安西。蘇聯從新疆方向運輸物資的原計劃是送到哈密。而哈密到安西之間，是一片廣袤的大戈壁，在當時的客觀地理條件下，西路軍根本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到哈密。所以中共中央才不得不與蘇聯方面交涉，明確表示紅軍不可能到達哈密去接收物資，蘇聯方面必須將物資至少送到安西，西路軍才可能收到。事實上，雖然中共中央也提醒過西路軍領導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16]，但西路軍領導人一直對此不加以重視，而西路軍到達高臺之后就走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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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劉統說：
“這個時候中央一個命令，停止前進，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既不許前進也不許后退。”

劉統仍然是在用結論先行的邏輯，曲讀曲解歷史事實了。

西路軍在永昌一線建立根據地的主張，也是西路軍領導人最先提出，中共中央才給予同意的。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后的11月5日，張國燾在破壞河東紅軍“海打戰役計劃”后，不顧彭德懷正在籌措的“海原戰役”，電示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首長：“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根，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17]；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首長隨即提出“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要“進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一帶地區，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提出的口號是“占領甘北廣大地區，創造鞏固的抗日新局面”[18]，隨即又向中共中央索要“獨立行動”的名義[19]；中共中央領導人在根據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首長要求授予了西路軍名義時，又再三詢問：“⑴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⑶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20]。可西路軍首長拍胸脯打包票的回答是：“二馬主力約全數三分之二已受我打擊”，“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單獨行動，完成任務”，“現決在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州”[21]。

河西走廊的客觀環境和當時的氣候條件，使得西路軍在西進沿途取得補給非常困難，而蘇聯方面的物資送達安西，最早也要在1937年的3月左右。那么如果西路軍不在永昌一線建立根據地，又如何能夠度過河西走廊的冬季嚴寒？須知西路軍失敗之前，到達西進最遠端的地方是高臺，這時還是1937年1月初。高臺到安西，沿途人煙稀少無房無糧，兩萬余人的西路軍如何能在那里度過冬季嚴寒堅持到3月？中共中央也提醒過西路軍，“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荒僻，將來只能去一部”[22]。但是，西路軍領導人對中央的這些提醒，卻從來沒有重視過。然而客觀現實都說明，那種認為西路軍可以一路小跑到安西，“把幾個口子守起來”（徐向前事后的辯解），于是就可以安心等待援助到來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實際上，西路軍領導人對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也還是有一定認識的。但是，他們在整體戰略上，受張國燾路線的影響，存在著嚴重的避戰情緒，這就造成他們看不清建立根據地與迅速西進之間的辯證關系。當得悉中央軍毛炳文部渡河追擊時，西路軍領導人就放棄建立根據地的打算，片面地企圖迅速西進避戰。而河東紅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毛炳文部回調河東，給予了西路軍巨大的支持。但西路軍領導人卻沒能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反而由于消極避戰，使西路軍步步陷于被動之中。

如果說是中央令西路軍建立根據地，而使西路軍在永昌一線停留了數十天。那么，西路軍在此期間有過什么建立根據地的舉措么？基本沒有！只是在敵人的不斷進攻下被動地應戰。不但是在這一期間如此，西路軍從西進直至梨園口失敗的全過程中，主動尋找機會調動敵軍、打擊敵軍的行動少之又少，絕大多數時間都只是被動地應戰，被迫與敵不斷地拼消耗。如此這般，無論是建立根據地還是完成西進，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了。陳昌浩在后來的總結和檢討中，也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不能擊滅當前之敵，是不能希圖完成其某種戰略任務，何況西路軍當前任務之如此巨大，不擊滅二馬至少給予嚴重與基本打擊，迫其一時停戰是不能完成‘接通遠方之任務’的”。[23]

七

劉統說：
“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打開一塊地盤，建立一塊根據地，就是留一條后路，如果陜甘寧待不住了，可能中央還要去投奔徐、陳。這是中央和毛澤東預留的一塊活棋。”

不知道劉統的這個認知從何而來。不過也可以恭喜劉統，他所說的這個觀點，與當時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及其政治路線是一致的：張國燾和張國燾路線！

如果劉統的這個說法能夠成立，那么恰恰就從反面證實了后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路軍失敗原因的認識是準確的：沒有克服國燾路線的影響！

張國燾路線與西路軍失敗的關系，要點在于：張國燾路線的本質是什么？現在大家一說起來張國燾路線，就是鬧分裂，但若是去認真讀一讀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燾路線的定性就會發現，張國燾路線遠遠不是一個鬧分裂就可以概括的。中共中央對張國燾路線的核心定性是：右傾逃跑主義。

張國燾認為，當前革命處于低潮，所以中共和紅軍，應該找一個背靠蘇聯的安全地方，去被動地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打日本不是簡單的。我們現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見得一定能打贏它。我們只能將西方變為蘇維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紅軍的后備軍。”[24]

但當時中共中央的觀點，與張國燾有根本的分歧，中共中央認為：中央應該到能領導全國革命的地方去，紅軍應該到抗日的第一線去！——這個根本分歧，早在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即將會師、張國燾尚未與中央其他領導人見面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在兩河口會議上，兩條路線就有了正面的交鋒。從那以后，張國燾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各種手段，企圖用他的路線去左右中共中央決策和紅軍的軍事戰略，要把紅軍主力拉向偏僻的西康和青海，為此甚至直接與中共中央對抗，直至分裂紅軍。

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聯合北上之后，張國燾仍不肯放棄他的西進戰略，徐向前在他的影響下，也在北上途中提出過紅四方面軍西進青海的主張。而張國燾不但制造了否定西北局岷縣會議決議、鼓動紅四方面軍軍事領導人擅自調動部隊西進的“甘南風波”，更在三軍會師之后，繼續用他的西進戰略影響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以至于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違背中共中央在寧夏戰役中令紅四方面軍“阻止和打擊南敵”的部署，而采取撤退掩護的部署，并在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立即發出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預令，開始了西進的第一步。這時張國燾又再次欺瞞中央，以紅軍總部的名義發出同意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的指示。即便是中央來電阻止紅四方面軍全軍渡河后，張國燾仍舊給已經過河的徐陳發電，鼓勵他們西進，“獨立開創一個新局面”[25]。

西路軍西進后，徐陳等西路軍領導人，也曾在電報中向中共中央明確表示過，他們的西進“事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大計”，并希望中共中央率河東紅軍主力也渡河西進，“主力速來”。[26]

看看這些歷史事實，中共中央在分析關于西路軍失敗原因時，將其定性為“沒能克服國燾路線的影響”，何其之準確！

當然，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在此明確回答一下：1.盡管沒有實施，但中共中央是否曾真地考慮過，把西路軍的方向視為“留一條后路”？2.張國燾西進甘北、新疆的那個“后備軍”戰略設想，真地毫無一點可行性么？

問題1：中共中央從來沒有把西路軍的方向視為“一條后路”！對于甘北、新疆方向，中共中央從一開始（1935年6月間開始考慮這個方向）直至西路軍失敗，都是把這個方向視為戰略支隊的方向，從來也沒有將其視為主要的前進方向。在寧夏戰役籌劃期間，中共中央已經考慮了寧夏戰役若是不成功，“則轉而向南發展”，不考慮向甘北方向。[27]

當徐陳率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張國燾的破壞使海打戰役計劃流產后，河東紅軍主力下一步向何處去的問題，再次提到了中共中央的日程上。但是，中共中央這時提出在軍委主席團成員內醞釀討論的“新計劃”中（不少人歪曲歷史，說這個文獻表明西路軍是中共中央組織的），除了已經在河西的徐陳所部按照他們自己所提議的向涼州方向前進外，中共中央與河東紅軍主力的基本發展方向還是向南（爾后向東），甚至為此做出了被后人稱為“小長征”的遠征河南的計劃，可就是沒有劉統所說的那個“留一條后路”的方案！當徐陳致電中央，按照他們認為的那個“根本大計”，請求“主力速來”[[28]]時，中央的回答非常堅決和明確：在抗擊胡敵保衛蘇區的前提下，主力暫不西進！[29]——這么多史實面前，還能認為中央把西路軍當成了“一條后路”么？

問題2：張國燾的那個“后備軍”戰略，有可行性么？答案非常簡單：根本沒有！理由很簡單，中共和紅軍如果真如張國燾所設想的那樣，向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退卻，結果不但不能等待新的革命高潮，反而會在歷史的進程中被徹底地邊緣化。因為革命高潮的到來，是革命者主動促進的結果，而不可能是被動等待的結果。南下川康，最好的結局就是一個“紅色劉文輝”；西進河西，最好的結局就是一個“紅色馬步芳”！斷無抗日戰爭來臨之時一步跨過黃河，從此“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前景！

在此，很有必要重溫一下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那句斬釘截鐵的話：“中央不能到打箭爐（康定）去，要到能夠領導全國革命的地方去！”[30]

八

劉統說：
“西安事變使陜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軍坑了。西路軍當時在張掖、武威這一帶，既不進也不退，待了將近三個月。”

劉統的這個說法，讓人很懷疑他是否真地了解西路軍這一歷史事件的全過程；也很讓人懷疑，他是否真地看過與西路軍相關的地理資料和地圖。

西安事變爆發之前，西路軍已到達永昌地區，即現在的武威一帶，根本還沒到劉統所說的張掖地區。

此時的西路軍，既沒有開展建立根據地的行動，也沒有集中兵力主動打擊敵人，只是一味被動地應付敵人的進攻。因為這時的西路軍領導人，正在為如何“度過嚴寒之三月”而猶豫，同時還企盼中共中央能按照他們所認為的“根本大計”，讓河東紅軍主力西進。

西安事變爆發后，因各方情況不明，敵軍為觀望形勢，暫時停止了對西路軍的進攻。此時中共中央根據總的態勢判斷，向西路軍領導人提出了東返的建議。從后來的西路軍歷程上看，這是西路軍擺脫困境的一次最佳時機。但是西路軍領導人出于不愿返回河東的心理，一面向中央表示西進已無大問題，一面對東返建議提出種種中央難以做到的要求作為東返的前提條件，如要求中央與張學良商討，要蘭州東北軍于學忠部派飛機給西路軍空投彈藥物資，派六到八個團的部隊接應、配合西路軍的東返行動。即便在中央已經明確態度告知西路軍以東返為有利時，西路軍領導人還要中央考慮他們提出的這些條件，為此磨蹭了三天不肯最后做出東返的決心。

因西路軍提出的東返條件中央無法做到，又根據西路軍所說西進有利情況，中央遂告知西路軍，同意他們西進，并賦予了他們西進的自主權。為東返磨蹭三天不肯下決心的西路軍，在接到中央同意他們西進并賦予自主權的電報后，當天就拔營而起！

實際上，“西安事變”的發生，恰恰給西路軍提供了一個“知難而退”的最好時機，可以說是最好的一個機會——有東北軍出于自身利害的配合，有紅軍主力的策應，有河東中央軍部隊徘徊觀望的游疑，西路軍主力完全可以在保留基本力量的前提下“接通蘭州”。

西路軍幸存者之一，原紅九軍參謀長李聚奎也認為：
接通蘭州是否有可能呢？我可肯定的答復有絕對把握。為什么呢？第一、那時西路軍的基本力量存在；第二、正當西安事變，部隊中士氣高漲；第三、當時敵人雖然迫得很緊，但還是有點害怕我們；第四、永昌到蘭州不要十天，幾個夜行軍，即可達到。當然開始的四五天時間內，敵人是會猛追的，但到五六天以后靠近了蘭州，他自然不會來了，就是在追擊中我們可以打他，甚至集中力量來打，還可以取得勝利。[31]

在西路軍“拔營而起”繼續西進一周后的1937年1月2日，西路軍前鋒紅5軍占領高臺，這里才是劉統所說的“張掖地區”。西路軍領導人當天給中共中央發去很樂觀的電報，表示要在高臺地區建立根據地，若敵軍來攻，則“部署肅州”打擊敵軍。[32]然而，就在兩天之后，西路軍領導人又給中央發去了態度完全相反的電報，表示西路軍在現地非常困難，高臺“以上甚荒涼”，西路軍也不能按照中央所建議的那樣“齊打齊進”，[33]，急盼有外力增援！僅僅兩天之后，西路軍領導人的態度就有了極大的改變，這是為什么呢？

在這兩天之內，西路軍一方面得知，高臺以上到安西的路途，正如中央早已經提醒過他們的，是“窮十八站”，大軍無法到安西立足；另一方面，西路軍主力在甘竣堡突圍中受到了損失，敵軍兵力集中氣焰囂張，圍堵、攻殲西路軍的決心十分明顯。而西路軍領導人面對這種局面，卻失去自信，他們一者不顧中央已經授予了他們西進的自主權，片面地推卸自身責任，一方面又盲目地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毫無根據的外部支援上，完全不顧客觀實際，提出要遠在千里之外的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前來增援！

對于西路軍領導人推卸自身責任的行為，中共中央嚴肅地指出：“中央級沒有變更你們的任務，也沒有要你們停滯不前。”[34]對于西路軍領導人不顧客觀實際的增援請求，中共中央也嚴肅地指出：“四軍、三十一軍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來援助你們。請勿做此想。”[35]、“全靠你們自己團結奮斗，取得勝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36]

雖經中央批評，但西路軍領導人并未改變其錯誤認識，繼而在非常不利的情況下，卻盲目地部署與敵“決戰”，又對敵軍主攻方向嚴重誤判，造成高臺失守，紅五軍全軍覆沒。在更嚴重的不利情況下，西路軍領導人方寸已亂，進退失據，對西進和東返猶豫不決，連龍首堡戰斗的勝利也無法利用，只能一再被動地與敵軍拼消耗，直至最后失敗。

從上述歷史事實中可以看出，西路軍根本不是如劉統所說，因西安事變而在“張掖、武威這一帶，既不進也不退，待了將近三個月。”而是西路軍領導人自己在總體認識上的錯誤，放棄了因西安事變而產生的最佳東返時機，執著于主觀盲目的西進，才造成西路軍最后在張掖地區進退失據，陷于絕境。

通過對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就充分證明，劉統關于西路軍的一系列說法，基本都是道聽途說、信口開河，既沒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也沒有合理的邏輯論證，與他“著名軍史報告文學作家”的身份實難相符。

注 釋：
[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與蔣介石賣國宣言（1935年6月1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9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 王養三，即浦化人（1887年農歷7月25日～1974年11月15日），江蘇省無錫縣石塘人。他在起草這個宣言一個月后被捕，次年經馮玉祥出面營救獲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奉調去延安，任中共中央英文翻譯，新華通訊社翻譯、社長。建國后，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監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委員。曾被推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3]《博古文選·年譜》第29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4] 田逢祿 殷子賢：《〈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作者考證》，《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2期第54～第55頁；《毛澤東年譜（1993～1949）》（修訂本）第46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5]《中共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過）》，《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7～第88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一九三六年日軍北平特務機關長秘密報告》，《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4期第17頁。
[7]《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320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等問題（1935年12月1日24時）》，《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4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陜甘各蘇區情況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9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70～第67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共產國際書記處關于同意占領寧夏區域和甘肅西部計劃致中央電（1936年9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行動討論結果致朱德等電（1936年9月27日1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54～第11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 徐向前：《紅四方面軍歷史概述（節錄）》，轉引自《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軍事科學院1961年11月18日）》第3、第7、第35、第46頁。
[13]《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關于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爭取勝利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年10月28日12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12～第81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4]《徐向前、陳昌浩等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致中央并軍委電（1936年1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5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8日1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8～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5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6～第8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徐向前、陳昌浩等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委及軍委西北分會致中央并軍委電（1936年1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中央軍委詢問西路軍情況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7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徐向前、陳昌浩關于西路軍情況致中央軍委、總部電（1936年1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2]《中央關于西路軍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18日1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8～第8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3]《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4] 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5]《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5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6]《徐向前、陳昌浩等對目前主力行動的意見致中央電（1936年12月6日15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5～第9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7]《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關于作戰新計劃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電（1936年11月8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0～第8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8]《徐向前、陳昌浩等對目前主力行動的意見致中央電（1936年12月6日15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5～第9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9]《中央軍委關于占領甘州肅州部署及部隊集訓問題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2月6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0]《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50～第1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5期第20頁。
[31] 李聚奎《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轉引自青海民族學院政治系中共黨史教研組《紅西路軍在青海有關情況調查材料匯編㈣》第580～第589頁，1980年3月印發。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有翻印本。
[32]《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占領撫彝高臺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1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3]《徐向前、陳昌浩、李特關于西路軍行動情形致軍委及總政電（1937年1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0～第9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4]《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行動方針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5]《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集中殲敵團結一致緊縮編制人自為戰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7年1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6]《軍委主席團關于西路軍暫勿再西進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7年1月5日20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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