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即將收獲的小麥，提前收割粉碎，用作動物飼料。這種事發生在有著幾千年饑餓歷史記憶的中國，有些不可思議。小麥可是中國重要的主糧，僅次于水稻。尤其是發生在俄烏沖突爆發，國際糧食供應緊缺，糧食價格高企的特殊階段，這事情就更加透著那么幾分詭異。是什么資本在這時候以高價誘導農民這么做？前有齊紈魯縞的歷史典故：春秋時期齊國丞相管仲，派人去魯國以高價收購魯國特產“魯縞”，讓魯國老百姓因更高收益而紛紛放棄糧食種植，毀掉禾苗，種桑養蠶。同時齊國向魯國低價供應糧食，讓魯國上下滿足于高收益的魯縞生產，沒有多少人辛苦種糧了。等時機成熟，齊國停止收購魯縞，禁止向魯國出口糧食。魯國馬上陷入魯縞無人收購，糧食短缺的絕境。齊國輕松地不戰而勝，這是中國古人搞經濟戰的經典案例。后有基辛格那句名言在耳邊回響：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美國一直通過糧食補貼的方式，對其他國家低價傾銷糧食，意在摧毀其他國家的糧食種植業，創造發動糧食戰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條件。難怪聽到這個毀麥青貯的消息，很多人一下子就想起糧食戰爭了。在這個現行世界秩序進入“末法時代”，美西方正在準備掀桌子與中國決戰這么一個特殊關口，確實要警惕是不是有資本在用高價收購青貯的方式，配合境外國家，對中國部署糧食戰爭。到底是什么人在以高價收購青貯？這個事情一定要調查清楚。但可能讓更多人更沒有想到的是，這個事情還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很多人認為高價青貯，一個愿買，一個愿賣，農民有權利以這種方式獲取更高的收益，國家不應該干預。這些人，不用多想，也知道跟反俄挺烏、反對清零支持躺平的那幫人有很大的重合度。關于割麥青貯的爭論，和有關防疫政策的爭論一樣，有人又開始帶節奏了。看過本號最近關于輿論戰文章的人，對一些人為什么非要跟國家的防疫政策對立，會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割麥青貯事關中國的糧食安全和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所以也沒有例外于他們的輿論戰關注范圍。當然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因為認識問題，被帶了節奏，確實有不少人被西方經濟學那套市場調節實現自動均衡的烏托邦理論給洗腦了。民以食為天。糧食即便是商品，也不是普通的商品。糧食安全出了問題，那是要天下大亂的。中國的糧食供需出了問題，通過市場經濟的方式能解決嗎？其他商品，可以用抬高價格的方式抑制需求。中國的糧食生產自主供給不足，通過高價收購就能在國際市場上買到足夠的糧食嗎？想都不要想。用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分析中國的糧食問題，人真的會蠢成這樣嗎？這跟十年前茅于軾的天則研究所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金支持下，搞出了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中國實行十八億畝耕地政策沒有必要，理由是可以通過市場調節的方式，糧食短缺可以到國際市場上購買，有什么區別？把這些人餓三天，再讓他們反思一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是分析適合糧食安全問題。對這種毀麥青貯的事情，國家必須干預，不能任由資本力量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形成威脅。
何況，社會主義國家即使處于初級階段，可以利用資本發展生產力，也不能任由資本無序發展。資本的負面因素，如果不能得到限制，是會引發社會大問題的，資本在一定階段內的積極作用也會被淹沒掉。這件事就充分說明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如果在中國全面實行，資本可以無拘無束的任意發展，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之前，我們已經通過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領教過資本泛濫的危害性。失去約束的資本，會如水銀瀉地一樣，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把所有領域納入到資本的游戲規則，把獲取更高利潤當成社會運行的最高信條。這樣的結果就是個體利益和局部利益大于整體利益，眼前利益重于長遠利益，經濟利益高于安全利益。從個體和局部看，可能會產生一時的高效率，但這個效率是以犧牲全局和長遠利益為代價的，最后整體上還是低效率。資本當然喜歡越自由越好，新自由主義為什么能夠大行其道，因為符合資本的利益，所以資本的力量在背后推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傳播。超出了一定的度之后，資本越自由，人民就越不自由，社會越不安全。一些經濟學家，在為資本爭取更多的自由時，喜歡把資本說成是個人私域現象，用作排斥公權力調節市場的主要理由。但事實上呢，馬克思早就說過，資本也是一種社會權力。小資本都可以影響內部員工等相關方的利益安排，大資本更不用說了，可以調節社會范圍內的利益分配。最典型的是韓國三星。有句話說韓國人一生離不開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就是指三星資本對韓國社會各領域的滲透力，讓韓國人從生到死都離不開三星。這次毀麥青貯事件，也再次給我們提了一個醒。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領域，私有資本對利潤的唯一關注，如果不能被有效地節制，是會跟社會整體利益發生內在沖突的。需要國家調控，才能比較好地克服資本個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內在沖突。孫中山都知道要節制資本，主張"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的企業收歸國家經營，對私人資本采取既保護、鼓勵又加以限制的政策，防止其操縱國計民生。孫中山認為資本"有善果，也有惡果"，實行節制資本，就可以取其"善果"，避其"惡果"，在事關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問題上，就是需要對越過安全紅線的資本說不。國家可以通過增加補貼的方式，保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哪怕是把出口退稅補貼的錢，多用在糧食補貼上，也是值得的。當然，如果繼續深入分析，這種方式可能還是停留在治標的層面上。這個事情回到經濟層面分析，終究是凸顯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糧食安全與家庭農業模式的沖突。參與市場經濟的個體，關心的就是錢多錢少的問題，這是共性。如何解決才能標本兼治呢？我認為，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不升級，農民對種地的積極性會越來越低，這是一個大趨勢。農業用地的拋荒現象早就出現了。對大多數人來說，在自己分得的那一點土地上從事糧食種植，再努力，也不如進工廠打工獲取的收益多。年輕人不愿意留在農村種地，說到底也是個經濟收益太低的問題。所以糧食種植由公有制單位負責為主，會成為一個具有可行性的選擇。具體操作上，如果馬上實行各個農業經濟經濟組織負責組織糧食種植生產有難度和阻力，是否可以先以供銷合作社系統為主體，聯合國家糧食國有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從事糧食生產和供應，保證糧食種植環節的安全。公有制單位那就不能以追求經濟利益為根本使命，而是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要重視社會利益大于經濟利益。否則，個體或家庭經營為主的糧食生產方式，在強勢的資本面前，很難要求農民靠覺悟就能抵制更高收益的誘惑，很難防止類似的事情重復出現。（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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