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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要籍薈萃

點擊：  作者：    來源：  發布時間:2015-03-31 22:23:20

 

　　

 

　　1、《尚書》

　　“尚”即“上”，《尚書》即是上古之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上古歷史文件的匯編。戰國時期總稱《書》，漢代改稱《尚 書》，即“上古之書”。因是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其內容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現存版本中真偽參半。一般認為《今文尚書》 中《周書》的《牧誓》到《呂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實史料，《文侯之命》、《費誓》和《秦誓》為春秋史料，所述內容較早的《堯典》、《皋陶謨》、《禹貢》反而 是戰國編寫的古史資料。今本《古文尚書》總體認為是晉代梅賾偽造，但也存在爭議。 “尚”即“上”，《尚書》意即上古之書。相傳由孔丘編選而成，傳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補充進去的，如《堯典》、《皋陶謨》、《禹貢》等。西漢初存二十八篇， 用當時通行文字書寫，即《今文尚書》。另有相傳漢武帝時在孔丘住屋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已佚。東晉梅賾(一作梅頤、枚頤)又偽造《古文尚書》。后來 《十三經》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書》與梅氏偽書的合編，宋人開始懷疑梅氏偽書，至清漸成定論。今文各篇內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盤庚》反映 商代奴隸社會的情況、《禹貢》記述戰國時黃河、長江兩流域的地理等。

　　《尚書》的目錄如下

　　●虞書·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夏書·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書·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盤庚上·盤庚中·盤庚下·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泰誓上周書·牧誓·武成·洪范·旅獒周書·金滕·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周書·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2、《逸周書》

　　班固認為是周代的史書，劉向則認為是周代的“誥誓號令”文獻集。但自唐以來，學者多懷疑《逸周書》非古人原本，成書時間約在戰國、秦漢間。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體例當屬西周初，其中所載社會情形與習尚，亦多與甲骨卜辭和古金文所載相合，當屬周初。

　　《逸周書》中的篇題，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時增加的，如書中的第一篇“度訓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晉代的孔晁作注時加上去的，這是我們在閱讀時要注意的。

　　3、《春秋》

　　是周末魯國的編年史，記載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0）間242年的歷史。因相傳經過孔子的刪定整理。所以成為儒家的“五經”之一。

　　《春秋》是我國史書中編年體之祖。后世如荀悅的《漢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劉恕《通鑒外紀》、畢沅《續資治通鑒》、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十多種史書等皆仿此體例。它與后來司馬遷《史記》的紀傳體成為中國歷史著作兩種最基本的體裁。

　　4、《左傳》

　　由于當時物質條件的限制，《春秋》紀事相當簡質，如果沒有詳細的說明或補充敘述，很難對書中記錄的人物或時間有個具體的了解。于是后人開始做這項工作，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左丘明的《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戰國時齊人公羊高的《春秋公羊傳》和戰國時魯人穀梁赤《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皆是儒家經 典，十三經之一。其中影響最大、文學和史學成就最高的是《左傳》。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左丘明是春秋末年 魯國太史， 因目盲，后人稱為盲左。《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它以《春秋》為本，通過 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左傳》對后世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歷史學方面。它不僅發展了《春秋》的編年體，成為第一部完備的編年史。中國 史學的一些優良傳統，如“直書”筆法；注重研究總結歷史的得失成敗，為現實提供借鑒；重視人的行為的評價和社會效果，要求史家“博聞強識、疏通知遠”；講 求文字表述的藝術性等都與《左傳》的影響有關。梁啟超認為《左傳》的出現為“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秦漢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中國歷史研究法》）。 《左傳》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也很大，它是我國歷史散文的源頭之一，它在紀事中注重敘事的形象生動和人物描寫刻畫，形成了后來的史傳文學，對包括司馬遷《史 記》在內的優秀歷史著作產生巨大影響，也成為韓柳古文運動和宋代詩文革新運動師法的范本之一。中國古代散文的政治色彩和講究情致韻昧的傳統，都與《左傳》 有關。正如劉知己所云：“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以降，景慕者多”（《史通》）。另外由《左傳》形成的史傳文學在作品內容、結構和表現手法上，對魏晉 志人、志怪，唐宋傳奇、話本，明清文言、白話小說亦皆產生重大影響。

　　5、《國語》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匯集了西 周至春秋時代的周、魯、齊等各國史料，共21卷。其中周語3卷、魯語2卷、齊語1卷、晉語9卷、鄭語1卷、楚語2卷、吳語1卷、越語2卷。時間上起周穆王 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約前947年），下至智伯被滅（前453年）。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宴饗、諷諫、辯說、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

　　關于國語的作者，司馬遷最早提到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認為是左丘明所著。但是晉朝以后，學者一般都否認是左丘明，因為《左傳》和《國語》 不像出自一人之手。當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歷史的人，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經過整理加工匯編而成。成書時間應比《左傳》略早一些。

　　《國 語》記錄了春秋時期的經濟、財政、軍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種內容，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非常重要。其內容上與《左傳》互為表里，所以古人 稱《左傳》為“春秋內傳”，《國語》為“春秋外傳”。所記內容，大都是編者認為值得肯定的言論和行為。全書強調和推重的基本觀點是“重民”、“忠恕”、強 調“天命”，重視占卜等。重視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國語》特別可貴之處。后世對國語評價不一，柳宗元曾作《非國語》，專門批判其中錯誤觀點。但宋 人劉章、元人戴仔等又作《非<非國語>》，為《國語》辯護。

《國語》在體例上不同于《左傳》的編年方式，而是按一定順序分國排 列，偏重于記述歷史人物的言論，這是國語體例上最大的特點。它雖以記言為主，記事為輔，但全書所記述的240多個大小故事，很少是單純的議論。有些故事在 敘述技巧和情節構思上比前人有不少創新。有的人物描寫形象較為突出，性格頗為鮮明，為后代以記人為主的傳記文學提供了可貴的經驗。

　　6、《戰國策》

　　又名《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是一部記述戰國時期的縱橫家的政治主張和策略的資料集，其中分為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策，較為全面地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

　　《戰 國策》的作者歷代學者多有推測，皆未得到多數學者的信從。可能非一人一時之作，成書時間應在《呂氏春秋》和《韓非子》之前，個別篇章在秦國統一六國之后。 由西漢末年劉向編定，為三十三篇，定名為《戰國策》。北宋時，《戰國策》散佚頗多，經曾鞏校補，是為今本《戰國策》。1973年，在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 土了一批帛書，其中一部類似于今本《戰國策》，整理后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該書共27篇，其中11篇內容和文字與今本《戰國策》和《史記》大體相同。

　　《戰 國策》的體例與《國語》相近，基本上以記言為主、記事為輔。所涉史事，上自三家分智氏，下到秦滅六國，凡240年歷史。但全書并無貫穿始終的完整線索，多 數年代模糊，人物事跡往往前后抵牾，少數篇章殘缺不全，屬于資料匯編性質。從思想體系看，《戰國策》基本上屬于縱橫家，而其道德哲　　學多取自道家。社會政治 觀接近法家，獨與儒家相合少而相悖多，因而為后世儒者所詬病。其實，《戰國策》中許多觀點俱富有進步意義，如反映了民眾反對戰亂、渴望和平的愿望，對不畏 強暴英雄的謳歌，揭露殘民以逞的暴君，對民眾的重視和“貴士”的傾向等。

　　《戰國策》文辭優美，語言生動，富于雄辯與運籌的機智，描寫人物繪聲繪色，常用寓言闡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畫蛇添足”“亡羊補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在我國古典文學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7、《周禮》

　　原名《周官》是部專載古代設官分職的政典。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并更名為《周禮》。其書作者分歧較大，褒之者說為周公所作，貶之者斥為西漢末年劉歆偽造。南宋洪邁清初學者毛奇齡認為是戰國時人所撰，時間當在《呂氏春秋》之前，較近事實。

　　《周 禮》原書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由于“冬官”篇已亡佚，漢儒取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補其缺。《周禮》所涉及之內容極為豐富，天 文歷象、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制作乃至溝洫道路，草木蟲，。各種名物、典章、制度，　　無所不包，堪稱上古文化 史之寶庫。《周禮》它和《儀禮》、《禮記》，通稱“三禮”，為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鄭玄的崇高學術聲 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對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

　　8、《儀禮》

　　簡稱《禮》，亦稱《禮經》、《士禮》，是記載中國封建社會初期關于冠、婚、喪、祭、朝、聘、射、鄉諸種典禮儀節的書，與《周禮》、《禮記》合稱“三禮”。 《儀禮》中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只剩了十七篇（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 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 禮第十六、有司第十七），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漢宣帝時，以戴　　　德、戴圣、慶普三家所傳習的《禮 經》立于學官。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漢末鄭玄用劉向接尊卑吉兇次序編排之本作注，并記明今古文之 異同。今只有此本傳下。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詳定血統親疏的《喪服》諸篇，出現了不少有關著作。。

　　《儀禮》文字艱澀，內容枯燥，治史者對它望而生畏。但本書是“三禮”中成書較早的一部，尤其是“喪服”篇，是封建社會宗法制度所從出，從中可以看出二千年間通過家族組織形式來鞏固君權的根底。清儒胡培翚《儀禮正義》最為詳博，可參考。

　　9、《禮記》

　　《禮 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數篇 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該書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西漢前期《禮記》共有一百三十一篇， 戴德從中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后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 《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舍，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后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 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為士子必讀之書。

　　《禮記》其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儀，解釋 《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以及修身作人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 藝、日常生活、歷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但由多人撰寫，采自多種古籍 遺說，內容極為龐雜，編排也較零亂，后人采用歸類方法進行研究。東漢鄭玄將49篇分為通論、制度、祭祀、喪服、吉事等八類。近代梁啟超則分為五類：一為通 論禮儀和學術，有《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等篇。二為解釋《儀禮》17篇， 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篇。三為記孔子言行或孔門弟子及時人雜事，有《孔子閑居》、《孔子燕 居》、《檀弓》、《曾子問》等。四為記古代制度禮節，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禮》、《玉藻》、《明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 統》、《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等篇。五為《曲禮》、《少儀》、《儒行》等 篇的格言、名句。

　　《禮記》全書用記敘文形式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 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劃，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對中國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人都從 中尋找思想資源。

　　10、《史記》

　　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又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 志》合“前四史”。《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 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包括十二 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后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 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

　　《史記》對后世史學和 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 美，不隱惡”，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雙壁”。 同時，《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史記》作者是司馬遷（公元前 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漢代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南芝川鎮）人。西漢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早在20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 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愿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 完成其夙愿。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38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官藏的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 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司馬遷懷抱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壯志開始撰寫《史記》。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關入監獄，并處以宮刑(當時叫腐刑）。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以古人中為完成大業而隱忍茍 活的事例激勵自己，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記寫作。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得以完成。

　　據《漢書·藝文志》，司馬遷除《史記》外，還有《司馬遷賦》八篇，以及著名散文《報任安書》。

　　11、《漢書》

　　又稱《前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是繼《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后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 史”。 《漢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 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漢書》在史學史上有重要的價值和地位。它開創了我國斷代紀傳表志體史書，奠定了 修正史的編例。自《漢書》以后，歷代官方都仿照它的體例來纂修紀傳體的斷代史。《漢書》尤以史料豐富、聞見博洽著稱，“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要非后世 史官所能及”。歷來史班或班馬并稱，“史之良，首推遷、固”，兩書各有所長，同為中華史學名著，為治文史者必讀之史籍。《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 偶、古字古詞，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其獨特地位。

　　《漢書》作者班固 （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陜西咸陽）。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后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其父乃東漢歷史 學家班彪。由于《史記》止于武帝太初年間，太初以后便闕而不錄。當時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皆為《史記》做過續補。班彪對這些續篇很不滿意，遂 “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史記后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僅22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巨著。不料，工作開始幾 年，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被捕入獄，書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說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并無毀謗朝廷 之意。后來無罪開釋，并召為蘭臺令史，奉詔去完成其父所著。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率兵伐匈奴，班固隨其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大破匈 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銘文，即出自班固手筆。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班固受牽連而被免官職，后被逮捕死在獄中。班固寫作《漢書》前后歷時近四十年，仍 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漢和帝命其妹班昭續寫班固遺作，然尚未完畢，班昭又卒。同郡的馬續是班昭的門生，博覽古今，漢和帝召其補成七“表”及“天 文志”。故《漢書》前后歷經四人之手方完成。《漢書》的注疏以清朝的王先謙的《漢書補注》120卷最為完備。

　　班固除《漢書》外，還著有《白虎通德論》六卷。班固也是東漢時期最著名的辭賦家之一，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

　　12、《后漢書》

　　《后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為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王莽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歷史。作者是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

　　《后 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寫的重要史籍。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又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 有所創新，有所變動。如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增加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七個類傳。 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 人士。加之結構嚴謹，編排有序，文筆優美，善于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復，所以在眾多《后漢書》中突穎而出。在范曄撰寫《后漢書》以前，已有東漢劉珍等奉命 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后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后漢書》、謝沈的《后漢書》、袁山松的《后漢書》，還有薛瑩的《后漢 記》，張瑩的《后漢南記》、張璠的《后漢記》、袁宏的《后漢記》等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現大多為歷史淘汰不存。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 子李賢成為《后漢書》作注。此外，清惠棟的《后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這兩家注，也頗受人們重視。

　　《后漢書》的作者范曄 （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劉宋朝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他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祖父范寧著有《春秋榖梁傳集解》十 二卷，其父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 “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 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范曄一生狂狷不羈，頗不滿于朝 廷，晚年加入了彭城王謀反陣營。謀反失敗。不久，范曄等被處死，連坐從誅的還有其弟廣淵、其子范藹等。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 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 “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

　　13、《三國志》《三國志注》

　　《三 國志》是西晉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歷 史。《三國志》是同類史書中最有價值者。在《三國志》之前，已有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 等。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亦準備寫作《魏書》，在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書更是推崇備至，將其與《史記》、 《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

　　《三國志》全書一共六十五卷。 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和韋昭的《吳書》 等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采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 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顯得內容不夠充實。《三國志》中沒有“志”類，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晉 書》中的“志”。 另外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 傳》，均只有傳，沒有紀。后世學者多以此譏諷陳壽，其實，這是中國史書中臣工們編寫前朝史書的通例，不足為怪。

　　陳壽的《三國志》最值得稱贊 之處是：在當時極為錯綜復雜的政治環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三國志》對漢 魏關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3）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里不用 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 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 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 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

　　《三國志》另一個顯著特點是 敘事簡略，文辭簡約，取材精審，對于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的選擇取材之源。據裴松之《三國志注》，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 詔有20篇之多，但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 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因此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 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可見,《三國志》在當時就受到人們的好評。

　　《三國志》不 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制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如《先主傳》 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周 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 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稱贊說：“魏代三 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 遷、（班）固，非妄譽也”。

　　《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于史學事 業，對于《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 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除《三國志》外，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后來都亡佚。

　　因為《三國志》文辭過于簡 約，與史實多于疏略，其中《蜀書》更為簡略，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命裴松之為之作注。裴一反解釋文辭的傳統注法，而把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 裴松之不僅開創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對研究三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僅使《三國志注》成為《三國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成為我國古代重要的史學著 作。所以書成獻上后，宋文帝嘆為“不朽”！但從唐代開始，學者們對裴注的價值產生極大分歧，批評者主要針對其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代表人物有劉知幾 《史通·補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葉適《文獻通考》等。肯定者則強調其史料價值和注釋體例的開創，如錢大昕認為：“裴氏注摭羅缺佚，尤為功臣。” （《三國志辨疑·序》），李慈銘也認為“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越縵堂日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 有褒有貶，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獻之功，又批評了裴注體例不純：“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 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

　　《三國志注》作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漢族，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后移居江南。東晉史學家。與裴骃、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14、《晉書》

　　《晉 書》是一部記述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為止的西晉和東晉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編者共 二十一人。其中監修三人為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 題“御撰”。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646）開始，二十二年（648）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 為監修。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晉書》采用世家之體而取載記之名，用高于列傳的規格完 整記述了各族政權在中原割據興滅的始末，給各割據政權以適當的歷史地位，較好解決了中原皇朝與各族政權并載一史的難題，這一作法大得歷代史家贊賞。載記中 對十六國政權只稱“僭偽”，不辨華夷，也體現了唐朝統治者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大一統思想。這種創新，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于真實表現多民 族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晉書》問世后，“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說明它在當時和后世都 受到人們的重視。

　　二是作者的眾多。《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家晉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 是晉代的社會矛盾尖銳復雜，有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有胡、漢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釋的矛盾，抗戰派與清談派的矛盾等等。《晉書》中，提供了很多這些矛盾斗 爭的情況及文獻材料。如孫恩、盧循、張昌、王如等傳，反映了當時的農民起義情況；《江統傳》、《溫嶠傳》提供了胡漢斗爭的材料；《郭璞傳》載《刑獄疏》， 《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制》，《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提供了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裴頠傳》載《崇有論》，《阮瞻傳》載《無鬼 論》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獻；《束皙傳》記載《汲冢書》的發現經過，《裴秀傳》記載《禹貢地域圖》的制圖六法，《衛恒傳》記載論書法源流的《書勢》一篇，都 是極珍貴的史料。

　　四是體例比較完備，使它能容納較多的歷史內容，而無繁雜紛亂之感。敘事往往能做到簡明扼要，有時還有生動、精彩之筆。書中的“載記”寫得疏密相間，首尾照應，頗有些章法。

　　《晉 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這突出地表現在它繼承了前代晉史著作的缺點，記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和小說材料，如《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之談。這是我們在 閱讀《晉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其二是史料取舍不夠嚴謹。清人張熷在《讀史舉正》舉出《晉書》謬誤達450多條。錢大昕批評《晉書》“涉筆便誤”。

　　監修者房玄齡（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喬，字玄齡，以字行。唐代齊州臨淄（今山東濟南）人，房彥謙之子。18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房玄 齡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為秦王參謀劃策，典管書記，是秦王得力的謀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參與玄武門之變，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 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年）二月為尚書左仆射；貞觀十一年（656年）封梁國公；貞觀十六年（642 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綜理朝政。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

　　房玄齡為人善謀但有些優柔寡斷，而杜如晦處事果斷不善謀略，因此人稱“房謀杜斷”。后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范，合稱“房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