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八路軍是如何改造日軍戰俘的?
點擊： 作者： 來源：解放軍生活雜志 發布時間:2015-03-23 22:28:46
“當時我真頑固”
1937年8月，我為“圣戰”的美名所驅使，胸中裝著帝國軍人的榮譽，佩帶著“正義之劍”勇敢地奔向中國華北戰場。
8月6日我在戰斗中負重傷被俘。當時我真頑固，認準了只有封建的武士道精神才是帝國軍人的靈魂。然而，由于周圍同志熱情的國際主義援助，我這個頑固分子也不再墨守陳規了。他們幫助我樹立了新的人生觀，使我沿著中國同志指出的真理道路前進。
——吉田太郎，《武士道精神垮了》
“我的第二誕生地”
我在28歲以前，還沒有“階級意識”。1937年春，我大學畢業后進入東京同愛紀念醫院內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發了日中戰爭，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隊西渡中國。7月末，在壽張縣的戰斗中我的頭部負傷，成為八路軍的俘虜。當時我鐵了心，豁出去被殺頭，想設法逃跑。
一天，我突然感覺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傷寒病，最后失去知覺躺在床上，后來聽說我3天3夜沒有醒過來。待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火炕上，一個女護士在炕邊兒護理著我。她一會兒換水枕，一會兒燒火炕，忙個不停。我才意識到自己得了場大病，不過當時身不由己，只覺心里爽快，頭腦清醒多了。后來，劉伯承司令員特意從涉縣軍區司令部趕來看我，還送我一桶醬菜，這種東西在當時是十分昂貴的。在這種關懷和照顧的環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為傷員治病，不過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軍同一立場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時間里，我讀《貧乏物語》和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書。晚上把油燈撥亮，記筆記，往往精讀到深夜。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視為我的第二誕生地。那里有我煩惱生活的記憶，也有脫胎換骨后難以忘懷的與親愛的同志們共同度過的苦與樂，還有那許多令人思慕的回憶。
——山田一郎，《太行山——我的第二個誕生地》
“我在這種‘國際援助’的環境中成長”
常有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那些在日軍中受教育的人，為什么竟在敵人那里反起日本了呢？”
我們過去在軍隊里曾作為“天皇陛下的赤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長官的命令當作天皇陛下的命令，接受嚴格的訓練。無論在學校，還是在現實社會中受到的教育都是把死看作比鴻毛還輕，把名譽看得很重。
我當俘虜是在1941年4月末。八路軍的干部戰士和老鄉們，為了踏實地執行保護“國際友人”的指示，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們為執行黨的俘虜政策，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不惜一切，耐心地教育俘虜，啟發俘虜的階級覺悟，使我們能夠覺醒過來并參加反戰活動。他們的行動，不僅在冀中、在晉察冀、在太行、在冀魯豫以及在冀南、山東、延安都獲得了成功。我在這種“國際援助”的環境中成長，下決心積極參加反戰活動。
責任編輯：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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