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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問出身：揭秘共和國開國將帥學歷(圖)

點擊：  作者：    來源：解放軍生活雜志  發布時間:2015-03-23 22:32:31

 

       在解放軍1955年授予的1614名開國將帥中，只有66人受過正規教育，其中相當一部分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盡管他們出身不同，愛好各異，但在刻苦學習上卻有著驚人的共通之處，而這正是他們成為解放軍杰出高級將領不可或缺的因素。

 

 

 朱德：“學習好比人身上的血要流動一樣，不能停息。”

　　

       朱德元帥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也是學習的一生。

　　1922年，朱德到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德國學習。組織上規定每周要學習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等著作。當時，朱德已經36歲，語言困難可想而知。但他堅持練發音，背單詞，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有時甚至連飯都忘了吃，覺也忘了睡。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房東老太太：“這個中國人啊！簡直是在拼命！”就這樣，朱德很快就能用德語會話和閱讀，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

　　抗日烽火中，朱德十分注重總結人民軍隊的經驗和教訓。1938年，他寫出了近10萬字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書，并在《前線》雜志上以連載的形式發表。戰斗間隙，他還抓緊時間讀完了《反杜林論》等許多政治理論讀物。他身邊工作人員說，翻開他讀過的書，最顯眼的是用鉛筆畫的紅藍道道。因為當時朱德已年過半百，眼睛有些花，晚上在油燈下看書，書中字體小，容易串行，為了避免看錯，他只好拿鉛筆在書上畫道道。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學完了中央規定高級干部必讀的馬列著作。其中，單是《毛澤東選集》他就通讀了9遍。有一天，朱德帶病坐在辦公桌前看《列寧選集》。護士小郭看到他讀了很長時間不休息，便說：“首長，您身體不好，還發著低燒呢，該休息一會兒啦！”朱德搖搖頭說：“學習好比人身上的血要流動一樣，不能停息。正因為我年歲大了，更要抓緊時間學，才能革命到底不掉隊啊！”小郭感動地說：“您年紀大了，眼力不好，讓我念給您聽吧！”說完，她拿起《列寧選集》一句句地讀著，朱德專心地聽了起來。

 劉伯承：“人家學一遍，我就學十遍；人家學十遍，我就學百遍，總是可以學會的。”

　　

       早在少年時代，劉伯承讀書時就養成了背書的習慣。在學校，他每天總是第一個走進課堂，第一個發出背書聲，許多課文都能背出來。參加護國軍后，劉伯承依然沒有丟掉讀書背書習慣，一有空就坐下來學習。一天休息，他又捧起了《資治通鑒》。一些同事見他整天苦讀，覺得不可思議，就拉他出去散散心。劉伯承回絕道：“我覺得干那些事沒意思，不如看書，能學點東西。”這期間，他讀了《二十四史》、《三國演義》等史書和古典名著，《孫子兵法》更不知讀了多少遍，直到晚年大部分章節仍能背誦。

　　1927年冬，年滿35歲的劉伯承被派到莫斯科紅軍高級步兵學校學習，此前他連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認識。劉伯承沒有畏懼，他說：“我的基礎不如別人，但是，人家學一遍，我就學十遍；人家學十遍，我就學百遍，總是可以學會的。”憑借非凡的毅力，他順利通過了俄文關，能直接閱讀俄文教材，能直接聽教官講授，并逐漸成為有很高造詣的俄文軍事著作翻譯家。留學期間，劉伯承系統地學習了蘇聯軍隊建設理論，廣泛涉獵了拿破侖、蘇沃洛夫、漢尼拔等軍事家的著作，軍事素養不斷提升。

　　1930年劉伯承學成歸國。在以后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不論環境多么艱苦，戰事多么頻繁，身體多么不好，他始終勤學不怠，放大鏡、棉油燈和幾箱子書伴隨他度過了漫漫的戎馬征程。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多次負傷，劉伯承身體一直不好，但他的學習興致絲毫未減。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天，劉伯承在北戴河療養，聶榮臻去寓所看他。劉伯承一見面就講：“糟糕呀，昨天晚上去偷點東西吃，叫人家抓住了，到現在還沒有結案呢？”聽到此話，聶榮臻吃了一驚。這時，劉伯承夫人汪榮華忙出來解釋：醫生正對劉伯承采用饑餓療法，食量控制得很嚴。昨天晚上劉伯承讀書至深夜，餓得不行了，他便脫掉鞋子摸進廚房里找吃的。因為沒有開燈，視力又不好，饅頭摸到了，卻把一只盤子弄掉地上打碎了，被聞訊趕來的工作人員當場給“捉”住。然而，這種好學精神使他贏得了“論兵新孫吳”的美譽。

 陳毅：苦學精神震敵人

　　

      陳毅元帥淵博的學識和瀟灑的談吐以及文學天賦，給很多接觸過他的中外人士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且不論朋友還是對手，這是大家都熟知的。

　　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長征后，陳毅受命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在敵人重重圍困、處境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他也沒有放松過讀書學習。有一次，由于叛徒的出賣，敵人突然包圍了游擊隊駐地。陳毅立即命令部隊鉆進密林中，同敵人周旋。敵人搜來搜去，終于在陳毅隱蔽過的地方拾到一個包袱，除了一件破舊襯衣外，還有幾本破書。敵軍官驚訝地說：“‘赤匪’苦成這樣子了，還讀書呀！”在這次與敵人周旋的20多天中，陳毅寫下了“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豪邁詩句。

　　在轉戰大江南北的戰火硝煙中，陳毅總是人到哪里，就把書箱帶到哪里。他的行李中總是有書，有他經常閱讀的《聯共黨史》、《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古樂府》、《李白詩選》、《杜甫詩選》等。若有時間，他也看《桃花扇》、《搜神記》、《牡丹亭》等一類可以從中了解歷史和風俗人情的書籍。因此，他的辦公桌上、柜子上總是擺滿了各種書籍，每天臨睡前，他總要堅持看幾頁書，寫寫日記。

　　新中國成立后，陳毅先后擔任上海市長、國務院副總理和外交部長等職。繁忙工作之余，他讀起書來仍達到忘我的境地。有一次，陳毅到一個親戚家做客。進門后立即被一本書吸引住了，就埋頭讀了起來。到吃飯時，親戚見陳毅還不出屋，就把蒸熟的糍粑給他送過去，讓他趁熱吃了再看。陳毅隨便答應了一聲，就邊看邊吃。可是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書上，結果把本應蘸糖吃的糍粑誤蘸向墨汁，弄得滿嘴黑糊糊的都沒有覺察出來。過了一會兒，親戚進來看見這一幕，忍不住笑出聲來。陳毅這才發現自己鬧出了笑話，于是解嘲地說：“喝點墨水沒有關系，我正覺得肚子里墨水太少哩！”

賀龍：學習比吃飯、睡覺重要

　　與劉伯承和陳毅不同的是，賀龍元帥的求學道路十分獨特。他出身貧苦，從小務農，后來趕騾子販鹽。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他“兩把菜刀鬧革命”，靠著作戰勇敢被提升為護國軍的團長、旅長。然而，由于不識字，作戰時，他只能在副官的手掌上寫上“賀龍”二字，口授命令，然后讓副官到部隊去，將手掌張開讓大家看，再高聲宣布命令。這種由人代言的方式，一直維持到1927年。

　　南昌起義后，宋慶齡發表了宣言。起義的第二天，派駐賀龍部隊的黨代表周逸群將宋慶齡發表的宣言念給賀龍聽，賀龍聽后要周逸群再念三遍，周逸群又連續念了三遍，賀龍說：“這篇文章真好。你周逸群是知識分子，念了四遍。我不識字，聽了四遍。現在我們兩人比比看，看哪個背得出來。”結果，賀龍一口氣將宣言背誦出來，一字不差，周逸群反倒背不完全。賀龍哈哈大笑起來，說：“知識分子不如大老粗啊！”

　　周逸群看到賀龍流利背宣言很是驚喜，于是他誠摯地說：“你的聰明我五體投地地佩服，但是光聽人家念文章，自己不能親自讀，那是不好的，倘若別人將重要的地方有意念錯，你也不知道，那豈不壞了大事？”賀龍沉吟了一下，豪爽地說：“你真是說出了肺腑之言。我誠心地接受你的忠告，從現在起，我要抓緊學習，請你做我的老師。我決心每天學會認字20個。我說這話是算數的！……”

　　果然，賀龍開始像小學生一樣勤奮學習。不管工作多忙，也不管酷暑寒冬，他每天堅持學習，不是讀就是寫，不會就問別人，從不間斷。有一回，他指揮部隊打仗，緊張的戰斗持續了兩天兩夜。雖然48小時未合眼，但他仍抓緊戰斗空隙爭分奪秒地學習。身邊工作人員見狀，稱贊說：“賀老總真是把學習看成比吃飯、睡覺還重要。”由于賀龍的閱歷豐富，見多識廣，記憶力好，再加上勤奮，很快在學習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到紅軍長征時，他已能熟練地閱讀馬列著作和中央的文電，掌握了各種文體的寫作，并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徐海東：決不做“半個中國人”

　　

       被稱為“中國的夏伯陽”的徐海東大將，從小只讀過兩年半書，卻有著極強的求知欲。1938年9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議休息時，大家走出會場，三三兩兩在院子里散步。徐海東看見毛澤東和賀龍走到一起說笑，便湊了過去。他們正講讀書的事，徐海東自稱是個“老粗”，怕自己插不上嘴，轉身要走，只聽毛澤東叫他：“海東，一塊走走嘛！”

　　路上，毛澤東說：“中國有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不算中國人！”這時，毛澤東瞅了瞅徐海東，問道：“海東，你看過這三部小說沒有？”

　　徐海東是窯匠出身，從小只聽說書人說過劉關張“桃園三結義”，諸葛亮火燒曹營和梁山泊好漢的故事。至于《紅樓夢》他根本就不知道。于是只好回答：“沒有看過《紅樓夢》，不知說的什么。”

　　“那，你只算半個中國人嘍！”毛澤東一句幽默的話，說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來。

　　故事并未結束。在抗日戰場，徐海東常常想起毛澤東的話。他總想找本《紅樓夢》看看，可是戰火彌漫，每天四處奔波，哪里找得到這樣的“閑書”？1940年，出任華中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的徐海東因為積勞成疾，又因8次負傷，病得不能起床，只好躺在擔架上打游擊。他多次病危，因不能指揮作戰而心急如焚。1941年5月，毛澤東給他發來電報：“靜心養病，天塌不管。”既然作戰的事無法過問，他只好安心養病。在病床上只要想起毛澤東的話，徐海東就喃喃自語：“只要我不死，就要讀完《紅樓夢》，決不做‘半個中國人’！”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好不容易找到《紅樓夢》，徐海東每天就耐著性子一字一句往下讀，終于把這部曠世佳作讀完了，硬是在病床上把“半個中國人”的帽子摘掉了。

 

　　盤點解放軍中留過洋的開國將帥

 

        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初稱“中國工農革命軍”,1928年朱毛會師后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抗日戰爭開始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1948年11月1日,正式統一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又習稱工農子弟兵,因為它與工農的關系如此密切,所以人們很少將其與“洋”字掛鉤,也很少有人統計過解放軍中到底有多少出洋留過學的人員。根據解密后的外交檔案記載,上世紀50年代,解放軍曾選派過幾百名現役干部到蘇聯軍事院校學習深造,學成回國后擔當了各方面的重任。此外,解放軍中還有一些高級將領在建國前乃至建軍前曾出國留過學。二者中獲得開國將帥銜者初步統計有56名,約占開國將帥的3.5%。現將他們作一簡介(以出國先后為序,其中于1955年榮獲軍銜且以后沒有晉升者不再注明授銜時間)。

　　 

 

陳毅赴法勤工儉學前在上海的留影

 

       1920年，陳毅（后排右一）在法國與同學合影。前排右一為其胞兄陳孟熙。同年底，陳毅參加了由李富春、李維漢、顏昌頤等發起組成的工學世界社。該社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社會革命”為宗旨。

　　陳毅：1919年至1921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因參加留法學生掀起的“拒款運動”,被當局扣上“煽動‘赤化’,‘參加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罪名,于1921年10月間被驅逐回國。回國后于1923年在北京中法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離校參加李大釗領導下的工會和學生運動工作。1926年,攜李大釗的介紹信到武漢會見四川軍閥楊森,經楊介紹認識了朱德。1927年,在南昌起義部隊任政治指導員。1928年,隨朱德參與領導了湘南起義。歷任師黨代表、師長,紅四軍軍委書記、政治部主任,軍政委、軍長,江西軍區總指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新四軍支隊司令員,江南、蘇北指揮部指揮,新四軍代軍長,新四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華東軍區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長,國防委員會、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1924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部分成員在巴黎合影。前排左一為聶榮臻，左四為周恩來，左六為李富春；后排右三為鄧小平。

　　聶榮臻：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赴蘇聯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2月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軍事。回國后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后到中共廣東、湖北省軍委工作。1927年任中共前敵軍委書記,南昌起義軍第十一軍黨代表,后參與領導廣州起義。歷任廣東省軍委書記,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一軍團政委,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隊政委,八路軍一一五師副師長、政委,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華北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平津衛戍區司令員,北京市市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1923年，在德國哥廷根留學時的朱德

       1922年9月上旬，朱德和部分留德人員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賀治華、鄭太樸、張申府；后排右起：孫炳文、高語罕等。

　　

       朱德：1922年9月赴德國留學。1924年3月入德國哥廷根蓋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哲學系學習,7月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數月后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軍事訓練班學習軍事。1922年在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7月回到上海,接受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分配的工作任務——到四川軍閥楊森部任職,以阻止楊森投靠盤踞在湖北的北洋軍閥吳佩孚。8月朱德抵四川萬縣完成任務,9月蔣介石委任楊森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督辦,朱德任第二十軍黨代表兼任代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朱德遵照黨的安排,在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任團長。后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南昌起義后,任第九軍軍長。朱毛會師后,歷任紅四軍軍長,紅軍第一軍團總指揮,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總指揮、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解放戰爭中,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建國后繼續任解放軍總司令,并任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曾任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委員長等職。

1927年11月，劉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從上海來到蘇聯，該照片為劉伯承與蘇聯青年的合影，前排戴眼鏡者為劉伯承。

　　

       劉伯承：1927年赴蘇聯先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1928年,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11年在萬縣參加響應辛亥革命的學生軍。1912年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學習。1913年參加四川討袁(世凱)軍。在護國、護法戰爭中,歷任連長、旅參謀長、團長。1923年,在討伐吳佩孚的戰爭中,任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被譽為“川中名將”。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與楊闇公、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起義,任起義軍總指揮。12月31日,被國民革命軍委任為新編第十五軍軍長。1927年參與領導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赴蘇聯學習回國后任蘇維埃區域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江局軍委書記。1930年12月到上海,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10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長征中兼中央縱隊司令員。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曾兼任中央紅軍北上先遣隊司令員。抗戰爆發后,任一二九師師長。解放戰爭期間,歷任晉冀魯豫軍區、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建國后,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二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八至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

葉劍英元帥戎裝照

　　葉劍英：1928年至1930年,赴蘇聯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17年夏,入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畢業后加入粵軍。1921年任江防艦隊陸戰隊營長,曾率部參加護衛孫中山、反擊叛軍陳炯明部的作戰。1924年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參與籌辦黃埔軍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新編第二師代師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通電反蔣,從吉安赴武漢,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獲中將軍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兼任第四軍教導團團長,率部南下廣州,12月參與領導廣州起義,任起義軍軍事總指揮部副總指揮。1930年從蘇聯留學回國后不久,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軍委總參謀部部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紅軍學校校長、福建軍區司令員等職。長征中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一、四方面軍匯合后,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到達陜北后,任西北軍委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1936年底,任中革軍委副總參謀長。1937年8月,任八路軍參謀長。1941年2月,任中央軍委參謀長。1947年2月,由北平軍調部回延安后,歷任解放軍總部參謀長,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委,北平市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廣東省主席兼廣州市長,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訓練總監部代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國防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第八、九屆政治局委員,第十至十二屆政治局常委,第十、十一屆中央副主席。

肖勁光大將

　　蕭勁光：1921年至1924年、1927年至1930年,兩度赴蘇聯學習,1930年從列寧格勒軍政學院結業。1920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為共產黨員。1924年從蘇聯學習回國后到安源路礦從事工運工作。1925年冬,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六師黨代表,獲陸軍中將軍銜,參加了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后再度赴蘇學習,回國后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12月起,先后任紅五軍團政委、閩贛軍區司令員兼紅七軍團政委。1934年,被誣為“羅明路線”在軍內的代表,受到撤職、開除黨籍、判處5年監禁的錯誤處理。后解除監禁,到紅軍大學任教員、科長。遵義會議后糾正了對他的錯誤處理,被任命為紅三軍團參謀長。長征到陜北后,任陜甘寧省委軍事部部長兼紅二十九軍軍長。1937年春,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留守兵團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并先后兼南滿軍區司令員、第一兵團司令員。1949年任第十二兵團司令員兼政委。1950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曾任國防部副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陳賡大將照片

　　陳賡：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赴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入黃埔軍校學習,畢業后留校任連長、副隊長。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和討伐陳炯明的東征。從蘇聯學習回國后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三師六團一營營長,參加了南昌起義。在中共中央機關做過情報工作,后在工農紅軍中歷任團長、師長、步兵學校校長,八路軍旅長,縱隊司令員,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志愿軍副司令員,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兼政委,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職。(中國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