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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前，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我軍未能實行軍銜制度。但是，當時我軍部分人員曾有過軍銜，有些高級干部還佩戴過綴有金星的中將、少將領章。而且，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戰爭年代我軍還曾兩次醞釀在全軍范圍內實行軍銜制度，只是受當時戰爭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這一愿望未能實現。

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主席為徐向前頒發授予元帥軍銜命令狀

1，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革命軍里許多中共黨員都有軍銜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建立起獨立的武裝，許多后來的我軍將帥當時都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職，并且都有軍銜(當時叫軍階或階級)。譬如朱德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從近期發現的朱德親筆撰寫的一副對聯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將的時間是在1922年春之前。1922年春，時任云南警察廳秘書長的楊廷材要回云南老家為母親祝壽。他的好友——即將赴歐洲留學的朱德知道后，揮筆寫下對聯一副，上聯：片瓦傳千古，下聯：懿型式一鄉，橫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勛五位三等文虎章陸軍中將朱德恭撰”。楊廷材回鄉后，很快請人將此聯用行書書寫并鐫刻在一塊大石碑上。

后來，朱德從歐洲留學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授任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國民革命軍中將加上將銜的規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銜制度。陸軍中將符合晉升上將條件者，因受員額所限可先加上將銜，佩戴上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待上將空出缺額后，再從中將加上將銜者中擇優正式晉升上將。

在國民革命軍中，授過將官軍銜的中共黨員至少有20人。他們是：

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劉伯承，1926年12月31日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五軍軍長(未就職。1927年4月撤)；賀龍，1927年6月15日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1927年8月2日撤)。

中將有10余人：郭沫若，1926年9月25日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7年7月任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1926年1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1926年9月8日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1925年8月26日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葉劍英，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編第二師師長、第四軍參謀長；葉挺，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李之龍，1926年3月任國民政府海軍局黨代表兼代理局長；劉伯堅，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周逸群，1927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第三師師長；等等。

少將則有孫炳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季方(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十二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蕭勁光(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劉志丹(國民革命軍平涼甘軍新編第十三師十一旅旅長)、蔣先云(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七團團長，追授陸軍少將)等10余人。

他們的軍銜，都是在南昌起義前獲得的，即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武裝之前。1927年南昌起義后，許多國民革命軍軍官放棄了軍銜和高官厚祿，脫下了將校呢軍服，換上了粗布軍裝，投身革命陣營。被稱為“紅軍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對聯，生動描述了紅軍將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軍中，將校尉薪餉各有不同；紅軍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2， 抗戰初期，八路軍、新四軍部分人員曾有過軍銜

抗日戰爭初期，大敵當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部隊編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等，基本都與國民黨軍隊相同。

從1938年3月八路軍一二○師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的關于營以上干部履歷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的高、中級干部均有軍銜：師長、副師長為中將；師參謀長、旅長、副旅長一般為少將；師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政治部主任、團長、支隊長一般為上校。如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均為中將；一二○師參謀長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三八五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等均為少將；一二○師參謀處處長彭紹輝、三五九旅參謀長郭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七○團團長張才千、一二○師雁北游擊支隊支隊長宋時輪等均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給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于少校以上干部戰績的報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楊勇等均為上校。

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后，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于是毛澤東斥之：“什么少將芝麻醬！”這就是所謂的“少將旅長名片事件”。可以看出，當時至少旅級干部的軍銜是公開的。

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的軍銜，主要見于履歷表、報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實行，而且只是在抗戰初期有過記載，以后就逐漸不再提軍銜而只提干部的職務了。我軍在這一時期佩戴過軍銜的只是少數指揮員，如北伐名將葉挺等。在日寇鐵蹄蹂躪中華大地、神州四處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勢下，葉挺臨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并被授予中將軍銜。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一文中寫道：“改編為新四軍后，游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

由于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參加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他們也曾有過軍銜。如周恩來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周恩來那時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抗戰爆發后的1937年9月，蔣介石為表示與各黨派的團結和籠絡人心，特邀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按國民政府的規定，中將的月薪為160塊大洋，而周恩來卻被特準享受每月240塊大洋的上將待遇。但周恩來律己甚嚴，每月領到這筆“巨款”后，都一文不留地作為黨費上繳，自己也和長江局其他同志一樣，過著與延安一樣的供給制生活。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對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

抗戰初期，為了與國民黨軍打交道方便，在國統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有過軍銜。如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戰期間，還有一位外國女性獲得了軍銜。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哲學博士。年輕時，她積極參加反對德國法西斯的斗爭，不畏強暴，曾兩次被捕入獄。后來，她和一個在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結了婚，并雙雙來到中國，參加中國的抗戰斗爭。1939年4月，周恩來親自任命王安娜為八路軍少校，負責從重慶到貴陽這條八路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藥品和補給物資的“紅色交通線”。王安娜在抗日斗爭中機智勇敢，為中國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是我軍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軍銜的外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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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北抗日聯軍和新疆民族軍中曾有過蘇聯軍銜

1940年初，東北的抗日斗爭到了最艱苦的時期，日寇對東北抗日聯軍發動了多次猛烈的進攻，東北抗聯傷亡慘重。為保存我黨在東北唯一的抗日武裝，東北抗聯奉命進行了戰略轉移，除留下少數部隊在東北堅持戰斗外，其余大部分部隊陸續撤退到蘇聯遠東境內。至1942年前后，在海參崴以北26公里處與伯力東北方向70公里處，分別建立了東北抗聯的南、北野營兩個訓練基地。

1942年7月16日，蘇聯方面代表通知東北抗聯領導人，蘇方同意將在蘇聯境內的東北抗聯南、北野營以及在中國東北活動的抗聯部隊統編為一個旅。7月22日，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司令阿巴納申科大將在伯力接見了抗聯領導人周保中(東北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李兆麟(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金日成(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第一支隊司令)，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將留在蘇聯遠東境內的東北抗聯部隊加以擴充整編，統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委任周保中為旅長，李兆麟為政治委員(后改任政治副旅長)。教導旅另授番號為“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獨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稱“中國旅”)，對外代號為“8461步兵特別旅”，全旅1500人。因為該旅由中國、朝鮮和遠東蘇聯籍華人組成，所以又稱“國際旅”。該旅名義上歸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代管，裝備由蘇聯方面供給，服裝按蘇軍陸軍服裝配發，干部戰士被授予蘇軍軍銜，凡正排長以上者按蘇軍軍官標準發薪金，但在內部保持抗聯的獨立性和中共的單獨組織系統，執行抗聯獨立的戰斗任務。

1942年8月1日，由東北抗聯部隊改編的中國教導旅正式組建完成。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副旅長兼參謀長薩馬爾欽科(后為什林斯基)、巴達林，副旅長兼后勤部部長德勒，政治部主任西遼金，副參謀長崔庸健。第一營營長金日成、政治副營長安吉；第二營營長王效明、政治副營長姜健；第三營營長許亨植(因犧牲未到職，后由王明貴繼任)、政治副營長金策；第四營營長柴世榮、政委季青。

既然抗聯教導旅納入了蘇軍編制，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蘇軍的規定給各級官兵授予了軍銜。于是，抗聯的干部們的肩上便有了被東北人稱為“大軍杠”的軍銜標志。當然，他們戴的是蘇軍肩章。雖然周保中、李兆麟等人當初都是當過軍長、總指揮的人，但蘇聯人可不管你這些，他們看的是你現在手上掌握著多少人馬。這樣，身為旅長的周保中和旅政委的李兆麟只得到個少校軍銜(一年后周保中晉升為中校)，副參謀長崔庸健和金日成等各營營長、政治副營長被授予大尉軍銜，各連連長等被授予中尉軍銜。周保中等人對此并不計較，重要的是保存下來了。

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遠東紅軍迅即出兵中國東北。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聯紅軍參加了對日本關東軍的作戰。抗戰勝利后，教導旅編入東北民主聯軍，各級官兵的軍銜也隨之取消。

在抗戰末期，后來受中共領導的一支部隊也曾實行過蘇軍的軍銜，這就是新疆民族軍。

1944年9月，新疆北部尼勒克縣烏拉斯臺地區的人民為反抗國民黨頑固派，爭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舉行了武裝暴動。不久，這場暴動發展到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亦稱“三區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寧以暴動隊伍組成的游擊隊指揮部為基礎，成立了新疆民族軍。帕里諾夫任總指揮，祖農·太也夫任副總指揮，瑪加諾夫任參謀長，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8個團又4個營共1.5萬余人。7月，民族軍主力向塔城、阿爾泰地區進軍，爾后挺進準噶爾腹地。9月下旬，進抵瑪納斯河西岸，與國民黨軍隔河對峙，威脅迪化(今烏魯木齊)。此時，民族軍發展到13個團共3萬余人。1946年6月，民族軍按照“三區”臨時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簽訂的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沖突之條款(即“十一項和平條款”)進行整編，部隊減為6個團共1.3萬余人。

1947年，國民黨政府撕毀協議，武裝進攻阿爾泰和瑪納斯地區，民族軍奮起抗擊，保衛了“三區”。從1948年起，民族軍參照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原則教育部隊，官兵關系和軍民關系得到改善。1949年10月，民族軍為接應人民解放軍入疆，自瑪納斯河以西分別進至東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達迪化，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會師。根據中央軍委命令，1950年1月10日，民族軍在伊寧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法鐵伊·伊凡諾維奇·列斯肯任軍長，頓星云任政治委員，伊斯哈科夫·馬爾果夫任副軍長兼參謀長，曹達諾夫·扎伊爾任副政治委員，努利耶夫任政治部主任。所轄第十三師，由買買提·伊敏諾夫任師長，馬洪山任政治委員；第十四師，由阿里木堅諾夫·烏拉拜音任師長，胡正任政治委員，另直轄兩個騎兵團，共1.3萬余人，歸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建制。為了加強對這支民族軍的領導，第一野戰軍領導決定，從第一兵團抽調一批優秀的政工干部到第五軍工作，在該軍迅速建立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使這支民族軍成為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一支人民軍隊。

新疆民族軍實行軍銜制度，上自司令，下至列兵，均佩戴軍銜標志。值得注意的是，其軍銜等級設置與國民黨軍隊不同，而是采取了蘇軍的軍銜等級。其軍銜等級為：

將官：大將、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準尉；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

新疆民族軍中實際最高軍銜為中將，民族軍總指揮帕里諾夫和繼任者木奴諾夫曾被授予中將軍銜。

4，抗戰勝利后，參加“軍調部”工作的中共代表均有軍銜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剛剛結束，駐我國東北的蘇聯紅軍要求我黨派負責干部去沈陽，協調蘇軍與我方的行動。黨中央派彭真、陳云、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莫春和6位同志擔此重任。考慮到蘇軍有軍銜，我黨也給這6位同志授了軍銜：彭真、陳云、葉季壯為中將，伍修權為少將，段子俊、莫春和為上校，并用中、俄兩種文字寫下了任命書。前些年，有些書刊摘轉文章認為“這6位同志是最早獲得我軍軍銜的人”，此說顯然是不確切的。這6位同志中的伍修權，早在抗戰之初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時就被授予過上校軍銜。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0月底，面對中國全面內戰即將爆發的嚴峻局勢，美國總統杜魯門調整對華政策，派已經退休的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五星上將為總統特使，來華進行軍事調停，并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即美國代表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為避免軍事沖突，在軍事三人小組的領導下，10月底在北平著手籌備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軍調部設委員三人，由共產黨、國民黨和美國各派一人組成，由美方委員擔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須三委員一致通過，三委員均有否決權。軍調部中，共產黨委員是葉劍英，參謀長是羅瑞卿；國民黨委員是鄭介民，參謀長是蔡文治；美方委員是羅伯遜，參謀長是海斯。12月初，軍調部正式成立，地點設在協和醫院，下設38個執行小組。這些小組的任務是分赴各地執行停止內戰的任務，禁止雙方軍隊的戰斗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

由于張治中的軍銜是二級上將，為體現對等原則，軍事三人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也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1945年12月任)。前幾年出版的《周恩來傳》中，有一張周恩來于1946年5月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正挽起褲腿立于河邊的水中，上身穿的是國民黨將校呢軍服，戴上將領章。

按規定，軍事三人小組各方可各帶一名將軍和一名翻譯，各自組成三人代表團。中共方面參加的將軍是中央軍委一局局長童陸生，這是他第二次佩帶少將領章。早在1940年時，他就在第十八集團軍軍事高參室任少將高參。

為便于同國民黨軍協調工作，我軍參加軍調部工作和派駐各地的軍調部代表，也都被授予軍銜：

中將：葉劍英，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羅瑞卿，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饒漱石，軍調部沈陽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少將：李克農，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秘書長；張經武，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參謀長；宋時輪，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執行處長；李聚奎，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執行副處長、處長；耿飚，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交通處長，軍調部四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黃逸峰，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交通處長；許光達，軍調部本溪執行小組中共代表；韋國清，軍調部徐州執行小組中共代表；趙爾陸，軍調部張家口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另外，伍修權、方方、黃鎮、段蘇權、陶希晉、黃華等也被授予少將軍銜。

上校：駐淮陽代表韓念龍、駐德州代表符浩、駐朝陽代表李逸民等。

據當時駐朝陽代表李逸民后來回憶：“在熱河有承德、赤峰、朝陽三個小組。朝陽軍調小組是1946年3月建立的。……國民黨代表是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軍上校漢夫。3月的一天晚上，在北平翠明莊招待所，軍調執行部我方參謀長羅瑞卿對我說：‘準備讓你到朝陽第26小組任我方代表，軍銜是上校，今晚就打扮起來，明天去協和醫院同美國和國民黨代表開會就算到職了。’又讓我去找李克農同志談談。”

1946年7月以后，蔣介石公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向解放區發起了全面進攻，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軍事三人小組也隨之解散。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后，參加各地軍調部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相繼撤回，他們的軍銜也就自然取消了。

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主席為朱德頒發授予元帥軍銜命令狀

5， 我軍曾兩次準備實行軍銜制

在戰爭年代，我軍不僅部分人員有過軍銜，而且還曾兩次不失時機地準備在全軍范圍內實行軍銜制。

第一次是在抗日戰爭初期。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紅軍總政治部在《關于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的改編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采用官階制度等)。”所謂“官階制度”，就是當時軍銜制的別稱。1939年4月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書記處，詢問“干部之等級可否行施規定”，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制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干部之等級(三等九級制)，這可興奮干部，職責分明，于我軍傳統亦無損害”。同年5月30日，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傅鐘，以八路軍總司令部的名義頒發了《建立等級制度的訓令》。

《訓令》對我軍建立等級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點，評定標準、辦法和批準權限等均作了說明。同時，為配合等級評定，還制定并公布了八路軍編制表和各級職務的基準軍銜。《訓令》指出：“等級制度的作用，在于嚴明職責與賞罰，興奮部隊官兵的上進心，建立上下級的正確關系，以此增強部隊的紀律和戰斗力。”

《訓令》規定了三項評級標準，即：“歷史長而且革命意識堅強；能力強，工作熱情高；現任職務。”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革命忠誠，盡忠職守。

這次擬議的軍銜等級，是按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銜級設置的，為六等十六級：

將官：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準尉；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訓令》發布后，中央軍委于8月20日又發出《重新規定部隊等級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評級時，“不拘于一般軍隊的成規，不遷就國民黨的制度，按照我軍之特殊性質，以便于確立指揮關系和工作關系及增進團結為原則”；“戰斗員不宜分等級”等。基于以上要求，八路軍領導機關和部分正規部隊曾進行了評銜活動，東北抗日聯軍也做了實施軍銜制的準備工作。但是，正規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受當時的物質條件制約，與部隊的穩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艱苦而頻繁的作戰環境，使各部隊無法集中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評銜工作。因此，當時除了駐國統區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而授了軍銜之外，整個部隊由于“敵后斗爭日益艱難，游擊性日益增強”，評銜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942年2月3日，有的軍區在關于《精兵政策及等級制度的布置》指示中，還在做評級評銜的具體要求。

1941年和1942年的兩年間，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授銜工作不可能繼續進行。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當時軍事斗爭的形勢，聯名發出了《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指示，指出“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后斗爭日益艱難，游擊性日益增強”，已“超過現有物質基礎”，這時“過分強調正規化”，“無益反而有害”，而且“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宜統一，一地區自行規定亦為不妥”，所以“暫時概不劃分干部之等級軍銜”。

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經過談判和協商，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關于軍隊整編的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指出：“我黨軍事干部應該請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銜，以便將來在國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國家按級一律待遇。”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我軍各級干部即須實行將、校、尉的正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