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顧黨的歷程，會發現我黨是有史以來人類最成功的組織，因為我黨的宗旨是毛主席提出的為人民服務，抓住了人類最根本的需求！這是因為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戰勝自然、冠絕全球、推進文明的關鍵就是互相幫助、彼此協作、服務他人。所以人心本善，公有制代表了人類發展正確方向，而這一點從我黨一大時就確立了！簡述：大會確定了黨的名稱，規定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大會確定了黨成立后的基本任務。一大宣告了黨的正式成立。不過坦率說，這其實只是一次非正式的集會，如果不是后來黨的成功、這次聚會將湮滅在歷史中——那個年代的先驅們尋求救國之路，成立的各種組織成百上千。廣州辛亥革命紀念館有一面墻深深震撼了我，那是當時中國人嘗試的各種主義的一部分，可見探索之復雜、勝利之不易——我黨一大的倉促簡單可以從開會細節看出——開會日期是后來才考證清楚的，最后一天是被迫在嘉興南湖上進行的，會議代表和當時的黨員則是大浪淘沙，只有一部分人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了下來。所以當我們回顧一大，就更能看到我黨偉大而艱辛的發展歷程！1921年7月23日晚，我黨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住宅，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出席者有各地代表13人，代表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包括上海小組的李漢俊、李達，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小組的毛主席、何叔衡，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的陳公博、包惠僧，還有旅日小組的周佛海。此外還有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荷蘭人馬林和俄國人尼克爾斯基。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陳獨秀任臨時書記，成員有李漢俊、李達等。這是中國第一個地方共產黨組織。作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它在建立全國統一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當年12月陳獨秀離滬去穗，先后由李漢俊、李達代理書記。1920年10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干。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推選包惠僧為書記。1920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主義小組，施存統為負責人。1920年秋冬之際，毛主席、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干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后，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后任書記。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主義小組，張申府為負責人。上海小組14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澤民、楊明齋、俞秀松、李啟漢、李中北京小組16人：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李梅羹、張太雷、朱務善、江浩、宋介、吳雨銘、陳德榮武漢小組8人：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包惠僧、鄭凱卿、張國恩、趙子鍵、趙子俊長沙小組6人：毛澤東、何叔衡、陳子博、賀民范、彭璜、易禮容旅法小組5人：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陳公培作為黨的最早發起人的陳獨秀、李大釗沒有參加一大，僅僅由張國燾、包惠僧作為代表，十分遺憾。陳獨秀當時在廣州，原因是孫中山正在廣州建立國民政府，發帖邀請陳獨秀前往就任教育部長，陳獨秀前去任職、兼任廣東大學預科校長。一大召開時，陳獨秀正在為解決政府開銷和籌備學校經費而四處奔波，無暇分身。安排包惠僧出席會議。李大釗當時在北京，一大召開時正忙于籌備出席在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李大釗是此學會發起人之一）；此外當時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老師的工資，李大釗幫助老師們討薪。所以也沒時間。一大的簡陋和南陳北李的表現就能看出一二。最后兩位派了代表代為出席。陳獨秀安排的是包惠僧，李大釗則曲折得多，最后是張國燾劉仁靜作為代表。當時李大釗準備派兩人參加，之一張國燾，他是李大釗的學生兼助手、而且正在上海，所以很快定下來；之二是鄧中夏、他也是李大釗的得意門生，但鄧中夏堅持要跟李大釗去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所以李大釗又找到了學生羅章龍，然而羅章龍正在籌備一次大規模的工人罷工運動，實在是離不開……最后找來找去，接受這個任務的是小字輩劉仁靜。總之大家都很忙，19歲的劉仁靜反而成了這件大事的代表——當然那時認為這是大事的人估計不多，要知道那時候的中國每天都有幾十個黨派成立、但隨即又消失的無影無蹤。當時全部黨員滿打滿算才58人。大熱天的從北京到上海出差開一個可有可無的會，我估計愿意的人不多。建國后有人問劉仁靜參加一大時的感受，他老老實實說“誰會想到那個會議到了今天會變得這么重要的！”其實沒想到的恐怕不止劉仁靜，1938年在延安開展紀念建黨17周年的活動，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毛主席、董必武竟然不記得當年會議的確切日期，所以就使用了7月1日的說法。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的著名講演，他首次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周年紀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周年”。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的把“七一”作為黨的生日進行紀念的第一個文件。而一大時間后來考證清楚是1980年的事情了，這是在尋找一大產生的我黨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這兩份重要文件過程中的意外收獲。這兩份文件會后未能保留下來，直到1970年代末，研究者才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圖書館與共產國際歸還的檔案中發現兩個文獻的英文稿與俄文稿，這才確定了會議日期。這兩份文件的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甚至會議歷程的記憶也不精確——15名參會者中，陳公博、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沒有參加南湖會議，加之有人認為李漢俊、何叔衡也沒有去南湖，這樣參加南湖會議的為10人，他們的年齡最大的45歲、最小的19歲，30歲以下的9人。平均年齡28歲——這正是毛主席當時的年齡。歷史的巧合有時候讓我們不得不感嘆。1945年4月21日，黨的七大預備會議在延安舉行。毛主席在會上作報告時回憶了一大的情況“……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7月1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么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我們中國《莊子》上有句話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1945年6月17日，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毛主席發表演說，又一次引用了“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并解釋說“‘作始’就是開頭的時候，‘簡’就是很少，是簡略的，‘將畢’就是快結束的時候，‘巨’就是巨大、偉大。這可以用來說明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有生命力的國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眾，有生命力的政黨。”我講這些事情的重點并非描寫我黨一大的簡陋倉促，而是向讀者敘說我黨探索救國道路之難、起點之低、組織之亂，由此我們更為感嘆我黨學習能力之強、自省意愿之強、發展力度之強。參加一大的13位代表懷揣救國救民的理想抱負、走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起點。后來因種種原因各奔東西，書寫了跌宕起伏、命運迥異的人生。 一大代表走上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的僅毛主席、董必武兩位。毛主席是萬古偉人，而且過去的時間越久、我們越發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董必武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后來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代主席。1945年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歷史性的聯合國制憲大會，并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現在的南湖紅船就是根據他的回憶加以設計和復制的。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王盡美四位代表英勇奮斗一生，先后犧牲或病故。陳潭秋，參與建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后擔任過江西、滿洲、福建等省的省委書記。1935年去蘇聯，1939年回國途經新疆、留疆工作爭取盛世才。1942年他與毛澤民等一起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被殘忍地用麻繩勒死。1945年召開七大時，因不知其已經犧牲，還選他為中央委員。何叔衡，一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時年45歲。他曾任中央蘇區臨時法庭主席，中央紅軍長征后留在蘇區，1935年在長汀突圍時犧牲。鄧恩銘，在山東參與創建了共產黨早期組織，曾受到過列寧的接見，1928年底被捕，1931年就義。王盡美，創建了山東共產黨早期組織，1925年因病去世。李達、李漢俊，兩人因不滿陳獨秀家長制作風等原因退黨，但仍堅持馬克思主義信念。李達，負責一大的籌備、其妻王會悟也參與了籌備。1923年他因不滿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而脫黨，后來承認這是一生中“最大的錯誤”。1949年5月，經由毛主席、劉少奇、李維漢等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為介紹人，重新入黨。李漢俊，其胞兄提供了一大前期會議場地，他還負責起草了黨綱和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3年但因不同意陳獨秀主張的中央集權制而退黨，1927年因保護共產黨人被國民黨軍閥殺害，1952年被定為烈士，證書由毛主席簽署。包惠僧，1927年脫黨，后在國民黨軍校和政府任職。張國燾曾任黨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但在長征中另立中央，1938年投奔國民黨，成為叛徒。后凄慘死于加拿大。有一種說法是1924年被捕時就叛變、甚至出賣了李大釗。陳公博、周佛海二十年代就與黨離心離德，隨后脫黨，黨亦做出開除和準其脫黨的決定。兩人隨后加入國民黨，到抗戰期間淪為臭名昭彰的大漢奸。抗戰勝利后陳被正法、周判無期徒刑死于監獄。
當我們作為后人審視他們的一生時，幾多感慨，幾多唏噓，幾多警示，幾多啟發。當我們將視野放寬到一大時期全體黨員時，這種感覺越發強烈。一大時我黨黨員數量一直眾說紛紜，常見的有53人、56人、57人等多種說法，早期的文獻則籠統表述為一大代表“代表著50多名黨員”。經過長期細致的考證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6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采用了58人之說。學歷維度：留學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學畢業的17人，其他大學的8人，中師、中學畢業的13人，另外2人文化程度不高。職業維度：教授、教師17人，學生24人，報人（記者）、律師、職員等自由職業者10人，棄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籍貫維度：湖南20人，湖北11人，浙江7人，廣東5人，河北（含天津）4人，山東4人，江蘇2人，安徽、重慶、貴州、江西、山西各1人。他們基本上都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還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會員，很多是五四運動前后出國留學的知識分子，還有在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左翼青年學生。他們大多數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大部分人的職業是教師、記者或學生。換而言之他們投身革命、參與建黨，并不是迫于生計，也不是為了個人，更不是逼上梁山。他們是自覺自愿地肩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甚至毀家紓難、不懼犧牲，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和世界，從而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經過時代的大浪淘沙，這58人大部分堅持初心、堅守信仰，實現了偉大的人生價值！堅持到革命勝利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4人：毛主席、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犧牲、病逝的有23人：李漢俊、沈澤民、楊明齋、李啟漢、俞秀松、李大釗、高君宇、范鴻劼、何孟雄、繆伯英、張太雷、鄧中夏、李梅羹、江浩、何叔衡、彭璜、陳子博、陳潭秋、劉伯垂、趙子俊、王盡美、鄧恩銘、趙世炎。脫離黨組織后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有5人：李達、陳望道、沈雁冰、譚植棠、劉清揚。脫黨或與黨組織失去聯系新中國成立后病逝的有14人：劭力子、袁振英、李中、朱務善、易禮容、賀民范、包惠僧、鄭凱卿、趙子健、王翔千、李季、張申府、陳公培、施存統。被開除黨籍后沒叛變投敵的有4人：陳獨秀、劉仁靜、羅章龍、譚平山被開除黨籍或脫黨后叛變投敵的有8人：沈玄廬、張國燾、陳德榮、吳雨銘、宋介、張國恩、陳公博、周佛海。從這些情況看，這58個人雖然歷經大浪淘沙，但絕大多數還是經受了考驗，做到了矢志不渝。這些早期黨員是當時的精英、佼佼者，生活無憂、事業坦途，如果只為自己謀劃，根本沒必要背叛自己的階級、根本犯不著以幫助窮苦人為己任、根本不需要出錢出力甚至出人命，一輩子安安穩穩在中國當人上人、混個方方那樣的大別墅不成問題，再不濟留歐赴美當寓公，豈不快哉。 從這樣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條件下投身革命，決定了這個群體必然是先進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乃至解放全人類。2018年我在濟南講課，課后到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園瞻仰時，發現一位老人在幾座碑前特地鞠躬——走近一看原來是王盡美、鄧恩銘兩位一大代表長眠于此——這樣優秀的組織必然會得到持久的發展，黨員力量不斷壯大——這樣的數量放到國家人口排行榜的話大約是第15名，在這樣強大的力量下，我們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前提是加強黨的建設、保證黨的先進性！事實上我們是先進的，這不但是符合邏輯的結果、也是被無數事實證明的結果，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就是極其有力的證據。我們甚至可以從黨代會被全球矚目來證明黨的先進性——我黨光明磊落、嚴肅認真，說話算數，所以黨代會才被高度關注，因為會議結論會極大地影響中國未來幾年甚至更長時期的發展。你會關注別的第三世界政黨的大會嗎？不會！他們對這個世界影響甚小，甚至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會關注那些第二世界政黨的大會嗎？不會！無非是吵吵鬧鬧、喊喊打打、推推搡搡，互相做交易；你會關注第一世界（美國）政黨的大會嗎？不會！美國對外都是隨隨便便撕毀國際協議、摧毀商業規則，內部就更是鬧得不可開交了。世界唯獨會關注中國的黨代會，因為黨的領導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這是黨的先進性決定的。現在也會有大浪淘沙的現象，新陳代謝是一個組織永葆活力的保障。
當我們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充滿了自豪和憧憬，而且堅信這一切都能實現。（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方中云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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