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海華涂國棟：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考察

點擊：作者：游海華涂國棟來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眾號發(fā)布時間:2025-03-23 10:02:21

【摘要】遵義會議是史學界的熱門議題之一，毛澤東地位的變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1945年尤其是1949年以來，官方對此的歷史書寫，不僅呈現(xiàn)出“層累構成”和明顯“求同”的特點，而且極大規(guī)范了學界的歷史書寫。與此相適應，學界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求真”新成果，則不斷地被官方的歷史書寫所吸納。因此，第三個歷史決議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細和完整的歷史書寫。見一葉而知秋，在中共黨史黨建已被設置為一級學科的當下，進一步貫徹學術研究無禁區(qū)的理念，將學術研究和大眾宣傳區(qū)分開來，同時中共黨史學者加強自身的學術自律，是中共黨史研究上升為科學的不二途徑。

層累與求真：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考察

游海華涂國棟

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論著豐碩，僅以遵義會議為主題的論文就不下數(shù)千篇，涵蓋遵義會議精神、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中共領導人與遵義會議，會議召開背景、過程、會址、內(nèi)容、作用、意義、經(jīng)驗和啟示，以及會議與黨的建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等。

如果說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zhuǎn)折點，那么毛澤東地位的變化則是這個生死攸關轉(zhuǎn)折點的關鍵。正因為如此，長期以來，毛澤東領導地位是否確立一直是遵義會議中最為聚焦和最具爭議性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有學者10多年前就學界研究狀況作過專文綜述，也有學者簡要條列了黨的文獻的論述和遵義會議親歷者的敘說。與上述兩文不同但密切相關，本文擬從學術史和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梳理1949年以來大陸學界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變遷，并探析官方和學界表述的異同及其折射的信息，以推進關于遵義會議和相關學術研究的思考。

一、官方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變遷

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的地位，中國共產(chǎn)黨有自己的歷史書寫，本文稱之為官方書寫，主要包括黨的文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中央宣傳部門和黨史部門及其負責人的論著等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

其中，黨的文獻是指黨的三個歷史決議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第一個歷史決議是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表述為：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第二個歷史決議是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表述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第三個歷史決議是2021年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jīng)驗的決議》，其表述為：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講話是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歷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1965年，鄧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還未成長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他在這年同亞洲一位共產(chǎn)黨領導人談話時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1996年，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2006年，胡錦濤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2016年，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中央宣傳部門和黨史部門及其負責人的論著等，主要是指廖蓋隆、胡喬木、胡繩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的黨史著作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

1950年代以論著形式闡述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主要是廖蓋隆和胡喬木。最早的是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的廖蓋隆，他在1950年出版的《新中國是怎樣誕生的?》一書中記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該書到1952年12月印刷了第13次，發(fā)行了7.5萬冊，并于1955年改寫、增寫內(nèi)容后，改名為《新中國是怎樣誕生和成長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4.2萬冊，影響巨大；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1955年版完全承襲下來。稍后的是195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該書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為中共中央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30年所撰寫的，雖只有5.2萬字，卻是“新中國第一部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簡明黨史著作”。初稿完成后，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數(shù)次修改。書中記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1980年代初，“為了適應全黨和全國人民了解遵義會議內(nèi)容的需要”,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和中央檔案館編輯了《遵義會議文獻》，并于1985年出版。在前言和關于遵義會議的相關調(diào)查、考證中，該書編者記述：遵義會議及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改變了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nèi)和軍內(nèi)的領導地位”，“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此后，為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70周年，經(jīng)過幾年時間數(shù)易其稿，199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卷。該書上起1919年，下迄1949年，共56.4萬字，是第一部關于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以來30年歷史的比較詳細的權威黨史著作。該書記述：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從此，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此前一年，同樣為了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70周年，在胡繩主持下，約請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有關人員，聯(lián)合中央黨史研究室人員共同編寫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并于1991年出版。該書是“一部中等篇幅的內(nèi)容比較完善而完整的黨史”，書中記述：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2011年，在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次出版了1921-1978年完整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該書分為兩卷。其中，第1卷（1921-1949）上冊記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此，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201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出版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九十年》，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三冊。其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分冊記述：“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202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百年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簡史》出版。該書記述：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對比黨的文獻、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宣傳部門和黨史部門及其負責人的論著等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不難發(fā)現(xiàn)：

第一，在所有官方的表述中，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都是一致的。盡管其表達方式有所不同，其隱含或延伸的意義不盡一致。

第二，第一個歷史決議是最早、最權威的關于毛澤東地位表述的官方文獻。從核心角度看，“以毛澤東同志為首”雖有核心之意，但這時還沒有提出這一概念；從是否確立領導地位看，用了“開始了”這樣一個動態(tài)描述詞，即某事的開端，沒有明確說“確立了”但隱含了此意；從領導范圍看，只明確毛澤東是新的中央領導，不涉及具體領導范圍。

第三，1950年代初，廖蓋隆和胡喬木豐富了第一次歷史決議的表述。在是否確立上，廖蓋隆首次使用“確立了”，隨后胡喬木也使用了這一詞匯，且他們都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表述為“黨內(nèi)”和“全黨”，即有了具體領導范圍。之后，除1985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采用廖和胡的說法（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外，其后的黨史權威著作都是采用第二個歷史決議“確立了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等大意相同的說法。

第四，1965年鄧小平首次提出的“核心”概念，被胡繩主編的1991年版《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所承襲，并在第三個歷史決議發(fā)展為“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表述。

第五，第三個歷史決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表述，最早應該來自于廖蓋隆“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之后被1985年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所繼承，基本定型于1991年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卷，此后被黨史權威著作和胡錦濤、習近平采用。

第六，第三個歷史決議關于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完整表述，最早形成于2006年胡錦濤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此后被2016年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2021年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簡史》完整沿用。

第七，僅就三個歷史決議而言，一是越來越明確毛澤東在紅軍和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地位，例如都僅強調(diào)毛澤東，而沒有提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其不言自明之意即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實即中央領導的核心、紅軍領導的核心；二是增加了毛澤東思想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表述，即領導范圍和內(nèi)容、領導核心地位、事實上確立了等表述越來越明確。

第八，僅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表述而言，鄧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央領導“核心”這一概念；江澤民的表述最為簡略平實，刪除了“紅軍和黨中央”這一范疇詞；胡錦濤新增“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這一表述；習近平在胡錦濤的基礎上增加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限定詞，突出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同時明確毛澤東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若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表述與三個歷史決議對比，則可發(fā)現(xiàn)，盡管表述不盡相同，鄧小平、江澤民基本沿用了第一個和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表述，而胡錦濤和習近平在沿用前兩個歷史決議表述的同時，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的表述，第三個歷史決議則幾乎照搬了2016年習近平的表述。

二、學界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變遷

學界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歷史書寫，最早的可能是胡華、何干之等編寫的教材中的表述。1950年初，胡華將其原在華北大學的講義《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簡化修改后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出版發(fā)行，作為高級中學和高級師范的教材，以及學習政治和歷史的一般參考讀物。該書記述：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同年，何干之受高等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委托，為了解決高等學校中國革命史課程教材缺乏問題，約請北京一些高校的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的提綱和講義為藍本，集體編寫并于1954年出版了《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講義（初稿）》。該書記述：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新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和中央的領導地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中央的領導的開始，是我們黨極端重要的一個轉(zhuǎn)變。從此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杰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從勝利走向勝利”。1953年和1954年，胡華主編了《中國革命史講義》。從1954年開始，該書“分編分冊陸續(xù)印出，作為校內(nèi)講義”，1959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1979年修訂后再版，目的是“用作高等學校的黨史課和現(xiàn)代史課的一種教材”。該書記述：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路線”，“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稍后，李新等人在1959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后，召集許多高等院校專家集體編寫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1-4卷），1962年出版。編寫時“仍用革命史名稱，但全書的體例、結(jié)構和內(nèi)容都是現(xiàn)代史性質(zhì)，成為現(xiàn)代史主要教材”。因此，該書成為高校中國現(xiàn)代史的編寫范本。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的地位，該書第2卷記述：會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新的領導”；“特別值得慶幸的是，黨經(jīng)過十四年英勇的曲折復雜的斗爭之后，終于找到了毛澤東這位杰出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十四年來，毛澤東正確地和生動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jié)合起來，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十四年來，毛澤東不斷地對黨外的各種反動思潮及黨內(nèi)的各種機會主義，進行了不可調(diào)和的和有成效的斗爭，在這些斗爭中，證明了毛澤東是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典范，是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科學精神相結(jié)合的典范”。

除以上代表性著作外，改革開放以前，為數(shù)不多的文章論述了遵義會議毛澤東的地位。較早的是楊盛清，他在1965年發(fā)表的《遵義會議的偉大歷史意義》一文中引用了第一個歷史決議關于毛澤東地位的表述，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75年，貴州大學哲學系黨史組在《遵義會議永放光芒》一文中論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重新承認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路線的正確性”。前一篇文章是作者為紀念遵義會議30周年而作，后一篇文章是紀念遵義會議40周年而作，紀念性和宣傳性意味濃厚。

綜合上述1949年至1978年學界的論述，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都認同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表述上，將第一個歷史決議“開始了”這一描述性詞匯，大致發(fā)展為統(tǒng)一的“確定了”這一定性詞匯表述。

第二，豐富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的表述，確定了其領導范圍是全黨全軍。何干之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講義（初稿）》首次將第一個歷史決議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表述為“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和中央的領導地位”。胡華1950年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承襲了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表述，用詞上稍微作了一些修改，但在之后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中首次表述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即明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紅軍）的領導地位。

第三，注重對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貢獻的歷史書寫。從《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講義（初稿）》的“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路線”,到《中國革命史講義》的“肯定了毛澤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路線”;從《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講義（初稿）》強調(diào)的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2卷強調(diào)的毛澤東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以來，正確地和生動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jié)合起來，解決了中國革命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是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典范。盡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命題早已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在建國后的17年時還不是熱詞，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貢獻已得到明確闡述。

一方面，胡華、何干之、李新等是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他們主編的著作不僅長期被眾多高校作為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xiàn)代史各式教材的藍本，其編著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也被學界所承襲，乃至迄今仍成為一種主流表述。1980年代的李安葆、黃元起、劉仲良、王維禮、張憲文、曹欽溫、鄭德榮、田克勤、林風、王檜林和1990年代的劉品榮、李捷、宋仲福、孔凡嶺、王榮先、劉中剛、張華騰、王開明等，以及新世紀以來的程中原、石仲泉、李良明、李方祥、蔣建農(nóng)、陳揚勇、徐靜等都秉持這一主流敘事。盡管他們具體表述不盡相同，因論文主題不同側(cè)重點也不盡相同。例如，有的強調(diào)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有的強調(diào)黨中央，有的強調(diào)全軍，有的強調(diào)全黨全軍，有的強調(diào)領導集體，有的強調(diào)應區(qū)分領導地位和最高領導地位，還有的說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尤其是研究環(huán)境的寬松等，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學界出現(xiàn)了新提法、新觀點。其中，最重要的提法或觀點是，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傳統(tǒng)的表述不甚確切，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有一個歷史發(fā)展過程。這種提法或觀點分為下列七種情形：

一是認為遵義會議并未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只是毛澤東進入黨中央掌管重要權力的開始，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的一名重要成員。1987年，元江明確提出“習慣的提法，即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這一表述不甚確切”。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開始進入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但是當時并未確定他擔負中央工作的總責；會后，毛澤東的地位還不穩(wěn)固，有些領導同志對他頗有煩言，甚至有人提出要求撤換領導。因此，遵義會議只是毛澤東進入黨中央掌管重要權力的開始，而不是確立。1994年，董世明直指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既沒有擔任全黨的主要領導職務，在實踐中也沒有起主要領導人的作用，因而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與此相關的觀點是，遵義會議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但未成為核心。

二是認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遵義會議只是開始，到1935年3月10日茍壩會議后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立才實際確立。較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白玉武，他認為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在雞鳴三省的村子里，常委分工，毛澤東和周恩來負責軍事；茍壩會議后決定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表明毛澤東新的中央領導地位在全黨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白玉武的觀點實際上來自于1984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撰寫的《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diào)查報告》。此后，馮建輝、趙蓓、杜學斌等提出類似觀點。

三是認為從遵義會議召開到8月19日，經(jīng)過8個月的過渡階段，毛澤東才成為中央軍事上的主要負責人。1996年，力平從組織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指出遵義會議確定周恩來是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這時從組織上說毛澤東在軍事上成為主要領導人。陳國權、秦昊揚也持近似觀點。

四是認為直至1935年11月3日，毛澤東才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人。2016年，楊奎松指出，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通過三人團這一組織形式，在事實上取得了中央紅軍作戰(zhàn)指揮的相當權力，但并不意味著他成為黨內(nèi)軍事工作的最高負責人。真正顯示毛澤東已經(jīng)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人的標志性事件是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以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宣告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明令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自此，毛澤東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都已經(jīng)成為中共最高軍事領導人。

五是認為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完成于1943年的中央政治局會議。1994年，董世明認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始于遵義會議，中間經(jīng)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完成于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之后，陳松友重復了董世明的研究，佟靜、李敦送持相同觀點。

六是認為從遵義會議到中共七大，毛澤東領導或領袖地位才真正確立、完全確立。1992年，顧關林提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真正確立，是通過遵義會議開始到黨的七大的成功召開這樣一個發(fā)展過程才得以完全實現(xiàn)的。1995年，齊衛(wèi)平提出，“領導”和“領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領袖的范圍比領導更大；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領袖地位最終是在中共七大確立的。秦生、謝俊春、曾景忠、鄭福志、石仲泉等持大致相同觀點。

七是認為遵義會議只是開始，或提供了可能，毛澤東在黨中央的地位尚未穩(wěn)固。該觀點重在說明遵義會議時毛澤東領導地位尚未穩(wěn)固，或會后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有多種致因。該觀點的持有者有劉金詳、李曙新、楊鳳、黃道炫、王紀鵬等。其根據(jù)主要有：從組織上看，雖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開始進入黨中央，但實際上并沒有確定他擔負黨中央和軍隊工作的總的領導，不是核心領導者；從政治上看，遵義會議并沒有糾正過去黨中央政治上的錯誤路線，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毛澤東領導權的實現(xiàn)受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因此，在遵義會議后直至很長一段時間，毛澤東在黨中央的地位尚未穩(wěn)固地建立起來；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以遵義會議為核心的系列會議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與共產(chǎn)國際的支持也是分不開的。

結(jié) 語

總體看來，1945年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不僅官方的表述不盡相同，學界的表述更是有異，或者說官方和學界的表述不盡相同，有同有異。這些表述呈現(xiàn)出以下特點：

第一，官方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歷史書寫，頗有“層累構成”的意味，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即表述越來越豐富、詳細、準確，呈現(xiàn)出明顯“求同”的特點。從第一個歷史決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簡明扼要地表述，到第三個歷史決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最為詳細和完整的表述，這一結(jié)果是眾多黨內(nèi)領導和學界學者相互促進、相互學習、相互吸納的結(jié)果。

第二，官方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歷史書寫，極大地規(guī)范了學界對此的表述，即1949年以來，關于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的表述，一直是學界的主流歷史書寫。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出現(xiàn)了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新觀點，認為傳統(tǒng)的表述不甚確切，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有一個歷史發(fā)展過程，存在毛澤東是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重要一員說、茍壩會議后確立說、1935年8月19日確立說、1935年11月3日確立說、194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確立說、1945年中共七大確立說、遵義會議開始說等說法。顯然，上述說法并非完全否認傳統(tǒng)說法，而是對傳統(tǒng)說法的補充和完善。這說明，官方表述雖極大地規(guī)范了學界的表述，但并沒有完全代替學界觀點。改革開放以來，學界秉持了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在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研究中實踐了“學術研究無禁區(qū)”的原則和理念，其具體原則和理念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

第四，官方的歷史書寫極大地吸納了學界的“求真”研究成果。例如，胡華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首次關于“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以及何干之、胡華和李新等主編的高校教材對毛澤東正確軍事路線、毛澤東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路線、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貢獻的歷史書寫，都被第二個歷史決議和第三個歷史決議所吸納。另外，第二個歷史決議初稿“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應鄧小平的要求刪去的“實際上”三個字，在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又加上了，變?yōu)?ldquo;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一增加應該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討論的回應、吸納和完善。

于此可見，官方與學界的相互促進、相互學習、相互吸納是有益無害的，是有積極價值和正面意義的。這不僅使得“真理越辯越明”，歷史事實得以梳理清楚，而且使得第三個歷史決議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的表述越來越科學。近年來，關于中共黨史研究，學界似乎有一個隱然的共識，即對于黨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等的探討，以不超過黨的歷史決議為限界、以黨的歷史決議為準繩。顯然，如果秉持這樣一種觀念，則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以來對遵義會議是否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討論，也不可能得出關于遵義會議前后長征途中的許多新知。實際上，正如論者20多年前所指出，改革開放20年來“中共黨史學術化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這些深入的史實研究來推動的”；1991年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盡管“仍存在著宣傳的價值取向，不完全是為了學術研究，但不堅持‘定于一尊’，不人為地設定一個禁止前進的界限”，“從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發(fā)展角度，這不能不是一個值得提及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關于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的變化，正是中共黨史研究學術化發(fā)展的一個典型腳注。

見一葉而知秋。遵義會議毛澤東地位歷史書寫變化的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對官方來說，要有足夠的自信，踐行“學術研究無禁區(qū)”的理念，給學界足夠的開放度和自由度，要將研究與宣傳區(qū)分開來，不能將黨史研究僅僅當作是資政育人的宣傳。黨史研究工作雖然“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重要作用”，但前提“應是科學的研究，不是簡單化的宣傳”。如果將黨史研究和宣傳等同起來，那么黨史研究就只能是闡釋，不可能有創(chuàng)新，黨史學科最終必將等同于思想政治學科，從而消解了自己。對學界尤其是中共黨史學界來說，“學術研究無禁區(qū)”不僅是一個理念問題，更是一個學術實踐問題；要勇于探索、實事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固步自封、畫地為牢，不然難以發(fā)現(xiàn)新問題、開拓新領域、推進新認識。在中共黨史黨建已被設置為一級學科的當下，更要從學術的角度大力推進中共黨史黨建研究，把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學科。

另外，中共黨史學者迫切需要加強自身的學術自律。如果做不到這點，中共黨史研究不僅難以上升為科學，而且易被其他學界所詬病。從學界關于毛澤東地位的表述歷史看，中共黨史學者的學術自律起碼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要加強學術成果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不要炒現(xiàn)飯，搞重復研究。例如，2002年發(fā)表的《毛澤東領袖地位確立時間新論》一文，名為新論，可是內(nèi)容、觀點幾乎完全重復了1994年董世明的研究。這種沒有創(chuàng)新的重復研究，在中共黨史學界是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在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完備且檢索十分方便的今天，這種現(xiàn)象應該杜絕。文章如果沒有新意，不能創(chuàng)新，就應該放棄，不能為了發(fā)文章而做文抄公，從而失去了學術研究的初心。二是要有良好的學風，杜絕文章重復發(fā)表現(xiàn)象。例如，有的文章已經(jīng)發(fā)表，相隔多年又拿出再次發(fā)表，但兩文在材料上、觀點上、內(nèi)容上幾乎完全一致。有的文章，前后相隔不久，在不同期刊上發(fā)表。后者可能不完全是作者的問題，但應盡量避免、杜絕。三是要秉持求真務實的學術原則展開研究，尤其要將學術和宣傳區(qū)分開來。例如，195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學界對毛澤東領導地位和貢獻的表述，開始出現(xiàn)了眾多的修飾詞和褒義詞。如從《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講義（初稿）》的“杰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從勝利走向勝利”，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2卷的“杰出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以及14年來一貫正確的表述。雖然這種表述是特定時代影響所致，但學者還是應該堅守學術研究的理性和界限。盡管學術研究與大眾宣傳有一定的關聯(lián)，但兩者的任務不同、理念不同、受眾對象不同，應有所區(qū)別。

（作者：游海華，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教授，博導；涂國棟，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0級碩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wǎng)，轉(zhuǎn)編自“湘大毛研中心”，原刊于《蘇區(qū)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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