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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韓延明

在毛澤東的學習人生中，在毛澤東青少年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有三段非凡而關鍵的圖書館經歷、聚力和沖力，使他由家鄉看到全國、由中國了解世界、由激進民主主義者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他儲能致遠、助跑起跳的非凡的人生“動力站”。

一、悅讀于東山高等小學堂“藏書樓”：接觸西學，熟讀“新民說”，練就“康梁體”，確立“以救國為己任”的人生觀，使剛剛走出封閉韶山沖的毛澤東看到了由封建向民主緩行的中國社會。

1910年秋，少年毛澤東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留下一首“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的詩，懷揣建功立業的遠大抱負，肩背行囊走出窮鄉僻壤，邁出了對他整個人生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第一步，到離家50余里、“校風純肅、譽滿遐邇”的“洋學堂”——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這是他走出鄉關的第一站，“夢想從茲始”。他開始接受西學和民主教育，踏上救國救民的探索之路。

當時，毛澤東進入這所小學堂還頗費周折，因為他到校時入學考試業已結束。再三請求下，維新派人士李元甫堂長破例以《言志》為作文題對他單獨考試。閱完試卷，他深深被毛澤東那“慷慨而論天下事”的高遠立意、深邃思考、典雅詞章和工整楷書所震撼，連稱“國才”。然而，因毛澤東乃湘潭人氏而非湘鄉子弟，錄取時還是遭到了部分校董的反對，最后還是李元甫果決拍板，才被“破縣界而錄取”。在這里，毛澤東兼習中西學科，包括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算術、物理、英語、音樂、自然、圖畫、體操、書法等各門課程。這是他第一次接觸西學和自然科學，眼界和思路大開。他曾于1936年7月在延安對斯諾說：“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16歲。在這所新學堂里，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新學科。”（[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湖南省湘鄉東山學校，少年毛澤東讀書時的座位。

特別令毛澤東感到驚喜的是，學校有一座“藏書樓”，其中收藏了大量中外書籍和新潮報刊。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圖書館藏，視若珍寶。從此，一到課余時間，他就“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如饑似渴地大量讀書、摘錄、寫札記，興味盎然，收獲頗豐。在這里，他閱讀了梁啟超1902年在橫濱創辦并主編、1907年?？摹缎旅駞矆蟆泛嫌啽?。這是一個來自閉塞山村的少年第一次看到康梁變法論文，深感振聾發聵，啟發他從全新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社會、思考人生發展?？盗?span lang="EN-US">“欲維新我國，當維新我民”的“新民說”，對毛澤東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啟蒙，由此在他心中播下了兩粒種子：一是解救貧民；二是打倒列強。后來，他和蔡和森在長沙還發起成立了“新民學會”。他回憶說：第一次看到《新民叢報》，從內容到文體，頗感新鮮，因而“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西行漫記》第100頁）

《新民叢報》上的《新民說》，是梁啟超陸續發表于《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至第72號（1906年1月6日）上20篇論文的合稱?，F在韶山紀念館里，還保存了一本當年毛澤東讀過的《新民叢報》第4號，以及他在該號《論國家思想》一文的“旁批”：“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據考證，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政論文字。

梁啟超，字任甫，號任公，毛澤東也為自己取了一個“子任”的筆名，以表明其師法梁啟超、以救國為己任的宏愿和決心。他刻意師法半文半白、激情四溢、氣勢恢宏的“康梁體”進行寫作，一度癡迷。有一次，國文教員譚詠春布置了《宋襄公論》的作文題，毛澤東用“康梁體”寫作，立意高遠，氣勢非凡，見解深刻，譚詠春閱后拍案叫絕，破例給了105分，并批上“傳觀”二字，貼在“揭示欄”內，供同學們觀摩、學習，被譽為“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的“文章魁首”。1938年5月，毛澤東在寫《論持久戰》一文時，還再次提到了宋襄公指揮的“宋楚之戰”。

在“藏書樓”，毛澤東細讀了賀南綱老師贈送給他的《了凡綱鑒》。《了凡綱鑒》全名為《歷史大方資治綱鑒補》，共39卷，是由明代袁黃（號了凡）所編撰的一部通史，由此使他了解并認知了堯舜禹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治國安邦的帝王人物。他說：“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事跡使我向往，我讀了許多關于他們的書。”（《西行漫記》第100~101頁）

◆少年毛澤東在東山學校期間所讀的部分書籍。

在“藏書樓”，毛澤東還閱讀了《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等外國作品，打開了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大門。特別是他讀了從同學蕭三那里借來的《世界英雄豪杰傳》之后，更是心海難平。他在記述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侖、俄國葉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美國總統華盛頓、英國首相格萊斯頓、法國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盧梭、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美國總統林肯等人生平事跡的篇章里，畫了許多紅道道、圓圈圈，還在書的空白處和行距間寫了不少批注和評語。少年毛澤東先前被精忠岳飛、水滸英雄、西游大圣、三國豪杰激勵起來的建功立業理想，被這本書鼓動得更加飽滿和堅定。他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顧炎武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東山高等小學堂，沒有忘記他經常光顧的“藏書樓”。因為正是在這個開放、進步、寬松、多學科的西式學習環境中，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確立了志向。1958年9月10日，毛澤東親筆為母校題寫了“東山學校”校名。2013年12月，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毛澤東與東山學校陳列館”對外開放。

二、沉潛于湖南省立圖書館：廢寢忘食地廣泛閱讀中國的經、史、子、集和西方國家的歷史、地理、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著作，使酷愛中國古典文獻的毛澤東打開了認識和理解西方世界近代思想文化的一扇“天窗”。

1912年春，毛澤東投筆從戎，半年后退出“新軍”，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1914年更名為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現為長沙市第一中學）讀書。這是他走出鄉關的第二站，是其人生發展一個更大的轉折點，使他更清晰地認知了現實的中國和偌大的世界。他回憶說：“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這個時候，我也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西行漫記》第101~102頁）他還慷慨陳詞地寫了一篇題為《打倒清王朝》的政論文，張貼在學校大門口的墻壁上。

1912年6月，毛澤東的《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以流暢、剛健、縱橫捭闔的文風力克群英，在全校作文競賽中一舉奪冠。該文立論鮮明、意境高遠、分析透徹、文筆流暢、書寫遒勁，確實非同凡響。據考證，這篇作文，是迄今為止發現并保存下來的毛澤東一生中最早的楷書文稿，今天讀來，依然發人深省。從原始檔案中可以看到，國文教員柳潛6月28日批閱了該文，打了100分，寫了“傳觀”二字。評語多處：“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文末總評曰：“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于社會文字。”（《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192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毛澤東作文正文僅465個字，但柳潛的批語竟達141個字(尾批65字、眉批5處76字)，可見評價之高。2012年11月17日，彌足珍貴的《商鞅徙木立信論》手稿石刻揭幕儀式在長沙市第一中學隆重舉行，轟動全國。

◆毛澤東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

正在毛澤東豪氣如虹、引領文風之時，有一件事卻出乎意料地突然改變了他的求學軌跡。曾“授內閣中書”的胡汝霖，是毛澤東尊崇的碩學鴻儒和歷史教員。一次，他在與閱讀史籍的毛澤東就一歷史事件深入交談之后，破例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史書《御批通鑒輯覽》借給毛澤東閱讀。該書系《資治通鑒》的刪節本，因匯集了乾隆皇帝閱讀《資治通鑒》時朱筆寫下的800多條批語，故定名為《御批通鑒輯覽》。全書共116卷。

毛澤東從胡汝霖手中接過這部長篇史集，如獲至寶，用心研讀，歷時三月，收獲巨大，由此培養了他對中國歷史學習與研究的濃厚興趣和對《資治通鑒》的終身癡迷。然而，他在讀完該書之后，卻產生了一個借書人絕然沒有料到的結果，他竟因此感覺“上學不如自學”，并不顧眾人勸阻采取了一個大膽行動：從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退學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他回憶說：“我讀了《御批通鑒輯覽》以后，得出結論，還不如自學更好。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定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恒。”（《西行漫記》第106頁）

從1912年秋到1913年春，退學后暫居于湘鄉會館的毛澤東，每天步行三里路，到瀏陽門外的“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自修。定王臺是西漢時期長沙定王為懷念他去世的母親所修筑的一座高臺，清末在此蓋起了一座二層樓房。1904年，經湖南巡撫趙爾巽批準，將此修繕改作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樓上是藏書房，樓下是閱覽室。這是全國第一家以“圖書館”命名的省級公共圖書館，1912年更名為“湖南省立圖書館”。

在湖南省立圖書館，毛澤東除細致閱讀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外，還如饑似渴地閱讀了美、英、法、俄等國的歷史、地理及十八、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名學》、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系統地接觸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對其人生發展影響深遠。1949年6月30日，他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而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都看。……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頁）

在湖南省立圖書館，毛澤東把自己封閉在知識的殿堂里廢寢忘食、刻苦攻讀，早去晚歸、風雨無阻。對此，蕭三描述道：“每天一開門，就有一個青年人，個子高高的，穿著樸樸素素的，不急不緩地走進館里來。他取到了書，就伏在閱覽室的桌前用心地看，簡直就不休息，一直到要關門的時候才出去——天天如此，風雨無間。這就是毛澤東同志。他在這里非常專心地用功讀書，整天內就只在中午時候出去買幾個包子或餅子充饑，就也算是他休息的時間。”（蕭三著《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頁）1974年5月，毛澤東曾對周世釗說，當時“我忘記了疲勞，忘記了饑餓和寒冷，貪婪地讀，拼命地讀，真像牛闖進了人家的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樣。”（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

毛澤東這段自由自在的“像一位餓漢子撲在面包上一樣”的圖書館讀書生活，收獲豐厚，可以說集中接受了一次較為系統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洗禮，是他對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的了解、認知和研究，為其日后揚棄、改造、融合西方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成為他后來雖未出國留學卻能夠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因之一。

◆1904年定王臺修繕改建為湖南圖書館。

更有趣、更難忘的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坤輿大地圖》。據周世釗在《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幾個故事》一文中回憶：1951年7月，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毛澤東與幾位在北京學習的湖南老同學相聚時，興味盎然地談起了在湖南圖書館看地圖的這段經歷。他說：“說來也是笑話，我讀過小學、中學，也當過兵，卻不曾看見過世界地圖，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圖書館的墻壁上，掛有一張世界大地圖，我每天經過那里，總是站著看一看。過去我認為湘潭縣大，湖南省更大，中國自古稱為天下，當然大的了不得。但從這個地圖上看來，中國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縣在地圖上沒有看見，韶山當然就更沒有影子了。世界原來有這么大！……從這時候起，我就決心要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新苗》1958年第9期）可見，毛澤東那時已萌發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覺悟和宏愿。

這段讀書自修的經歷，使毛澤東與湖南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三次派人到湖南圖書館借閱圖書：1954年4月，借閱《湖南掌故備考》和《湖南考古錄》；1958年春，借閱有關科舉方面的書籍；1971年9月，借閱有關《國際歌》作者的資料?？梢?，毛澤東對湖南圖書館的藏書了如指掌。

三、就職于北京大學圖書館：認識李大釗、陳獨秀，參加進步社團活動，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接受俄國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堅定了馬列主義信仰，成了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為其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石。

1949年3月25日，當毛澤東從西柏坡抵達北平時，他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上а剑呀洖楦锩I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柯延主編《毛澤東生平全紀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三十年后重返北平，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李大釗，可見他在毛澤東心中的崇高位置。尤其“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這句話，語重心長,情溢言表，凸顯了毛澤東對李大釗那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緬懷、感恩與敬仰。

毛澤東與李大釗相識于北京大學圖書館。1918年8月15日，在楊昌濟籌劃下，毛澤東等24名湖南青年為赴法勤工儉學一同北上，8月19日到達北京。居京期間，毛澤東沒有進補習法語的預備班，也沒有去報考北大預科，而是想留在北大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他請求楊昌濟老師幫忙為他找份工作，想不到楊老師去找了北大校長蔡元培。蔡校長便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寫了一張信箋：“守常先生大鑒：毛澤東欲在本校謀一半工半讀工作，請設法在圖書館安置一個書記的職位，負責整理圖書和清掃房間，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汪兆騫著《民國清流——那些遠去的大師們》，現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頁）這樣，李大釗就安排毛澤東當了閱覽室“書記”，即《西行漫記》中所說的“圖書館助理員”。

◆毛澤東（左四）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期間與鄧中夏等人的合影。

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有五個閱覽室：第一閱覽室置中文雜志；第二閱覽室置中外報紙；第三閱覽室置外文雜志；第四、第五閱覽室置中外書籍。毛澤東的工作職責，是每天在剛剛竣工的“紅樓”一樓第二報刊閱覽室登記與管理新到的報刊，登記閱覽者的姓名，并負責打掃衛生。他管理著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睹駠請蟆?《神州日報》、北京《國民公報》 《唯一日報》 《順天時報》 《甲寅日刊》 《華文日報》、杭州《之江日報》、沈陽《盛京時報》、北京《導報》（英文） 《支那新報》（日文）兩種、大阪《朝日新聞》等15種中外文報紙，月薪八塊大洋。這就解決了毛澤東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呼號和進入北大旁聽學習的基本生存條件，且方便了他在書山報海中探索真知及與走在時代前列的李大釗求教和交流。

圖書管理工作雖然瑣碎，但勤學善思的毛澤東卻可以在此廣泛閱讀諸多書籍報刊、旁聽相關課程、結識名流學者等。在李大釗領導下，北大圖書館由一個封閉式的藏書樓轉變成新型的現代圖書館，成為引進、傳播十月革命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心和教育基地。僅1918年，他就購置了2萬余冊中外文書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介紹社會主義思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書刊。他還專門組織外文水平較高的學生對部分書刊內容進行翻譯，成立學術社團，開展革命活動，使青年毛澤東眼界大開。

由于李大釗和毛澤東同在北大圖書館所在地——“紅樓”工作、學習、生活過，“北大紅樓”已于1961年3月4日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專門辟有紀念性的陳列館，由郭沫若分別書寫了“李大釗先生紀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室”的匾額。他還專門寫了一首《詠紅樓》的詩：“星火燎大原，濫觴成瀛海。紅樓弦歌處，毛李筆硯在。力量看方生，勛勤垂后代。壽與人民齊，春風永不改。”一首《燕園情》的詞中也寫道：“紅樓飛雪，一時英杰，先哲曾書寫，愛國民主進步科學。”

李大釗經常指導毛澤東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研究活動、結識文化名人，并特許他抽時間在北大旁聽自己感興趣的哲學、歷史、倫理學、文學、新聞學等課程。李大釗在北大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更是積極參加，與該會成員密切接觸、聆聽演講并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1918年12月22日，李大釗、陳獨秀在北大創辦了革命性刊物《每周評論》，毛澤東隨即成了它的熱心讀者。毛澤東“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思想越來越激進”，越來越“信奉馬克思主義”。他還參加了1919年1月25日由楊昌濟、梁漱溟、胡適等人發起組織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出席了2月19日召開的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聆聽了李大釗3月10日在北大理科教室關于俄國革命的演說。3月12日，因母親病重，毛澤東告別李大釗和北京的熟人，同第一批準備赴法的青年離京赴滬。歡送首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89人（其中湘籍43人）從上海啟程出國后，他回到湖南，并把母親接到長沙“親侍湯藥”。4月28日，他在給八舅文正瑩的信中寫道：“甥在京中北京大學擔任職員一席，聞家母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毛澤東致韶山親友書信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頁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的第二閱覽室。

應該說，正是在北大圖書館這段時間，使毛澤東逐步了解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李大釗為毛澤東早期思想的進步與發展，為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礎，使他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曾自豪地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西行漫記》第117頁）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在五四運動中有左翼、右翼，陳獨秀、李大釗是代表左翼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

毛澤東與陳獨秀的第一次晤面交談，也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由李大釗介紹相識的。據《陳獨秀傳》介紹：“1918年9月的一天，秋陽艷麗，金風送爽，正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的陳獨秀，來到北大圖書館，找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商討有關文科各門設閱覽室，為學生提供學習條件一事。他一走進李大釗辦公室，就看見一位身材偉岸、濃眉大眼、目光犀利的年輕人，站在李大釗一旁。”接著，李大釗便向陳獨秀介紹說：“仲甫，站在你面前的這位年輕人，就是‘二十八畫生’，湖南一師學生，名叫毛澤東，字潤之。”又轉身對毛澤東說，“潤之，這位就是發表你的《體育之研究》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教授，還是我們北大的文科學長。”（陳利明著《陳獨秀傳》，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頁）這就是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初次見面，是一次從師生關系開始的禮節性交往。

首次晤面所談非常短促，但卻讓毛澤東終身難忘，為其早期政治思想形成和革命活動開展注入了知識和力量。18年后，回想起和陳獨秀的第一次交談，毛澤東對斯諾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西行漫記》第115頁）毛澤東始終認為，他與北京大學的這段機緣，從根本上決定了他的革命道路選擇和后續人生發展，對其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東山高等小學堂“藏書樓”、湖南省立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這三個階段的學習與工作經歷，積能蓄勢，登高望遠，在其青少年時代的人生發展道路上起了關鍵的助推、引領和導向作用，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