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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義的爆發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創建了我黨第一支工農軍隊，設計制作并率先起了我黨的第一面旗幟，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詩詞中所說的：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標志著我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最后，毛澤東同志帶領秋收起義部隊轉兵井岡山，開辟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從此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由于毛澤東同志在秋收起義中的特殊貢獻，以及其后來的特殊地位，正確把握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身份問題，對研究秋收起義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許多歷史文獻資料中，有的認為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同志作為中央特派員，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有的認為湖南省委任命毛澤東同志為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派毛澤東同志前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年譜》中介紹1927年8月30日毛澤東的活動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會議，討論湖南秋收暴動的最后計劃。會議確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舉行暴動；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由各軍事負責人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暴動領導機關。并指定毛澤東到湘贛邊界統率工農武裝，組織前敵委員會，領導秋收起義。”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彭公達回到長沙， “派毛澤東和彭公達召集舊省委及各負責人，宣傳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組省委。公達十一日回湖南，澤東十二日在漢動身……”。（1）從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中可知，當時毛澤東、彭公達回到湖南概括為承任三項任務：改組省委、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組織湖南秋收暴動。在中央與湖南省委的來信等原始資料中沒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的記錄，所以第一種說法不準確。

《毛澤東年譜》比較準確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當時的身份，如毛澤東同志是當時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糾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敵委員會書記”前省掉 “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誤，但《年譜》中提到的派往湘贛邊界之說同樣不準確。從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來信中，中央開始建議毛澤東往湘南領導暴動， “湘南特委以毛澤東、任卓宣、郭亮及當地工農同志若干人組織之，澤東為書記，受湘省委指揮。但這里必要明白湘南計劃只是全省暴動計劃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動之下，湘南計劃才能實現，才有意義，萬不可本末倒置。”（2）而從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決定只舉行湘中暴動，“……（二）我們是以向長沙暴動為起點，并不是放棄湘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所以我們決定不以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但是湘南各縣的暴動計劃及暴動準備均已令有組織的各縣切實執行，長沙暴動開始，各縣隨之同時發動。”（3）彭公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證實了這一計劃改變的過程，“四、湖南暴動計劃。（一）暴動的區域：……以后經過幾次討論，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于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附注：縮小范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禮容、明翰等均贊同其說。其時僅公達一人主張湖南全省暴動，并要澤東即去湘南，當時因想在長沙即刻舉行一個暴動，于是沒有堅持下去。”（4）

從以上中央與湖南省委的往來信件中以及彭公達給中央的報告可知，毛澤東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領導秋收起義，當時擬派毛澤東同志往湘南，后經湖南省委堅持，縮小暴動范圍，“澤東持之最堅”（5），以湘南暴動為重點的湖南全省暴動變為“湘中暴動”，毛澤東為湘中暴動的負責人， “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6）安源是計劃暴動縣之一，所以毛澤東接到當時屬湖南省委管轄的安源（7）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達安源，召開了安源會議，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會議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會議精神，當從潘心源的匯報中得知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以下簡稱“警衛團”）和屬湖南管轄的平瀏農軍滯留在江西境內的修銅時，對于主張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軍事”（8）的毛澤東來說，聽到這個消息大喜過望，改變了 “我并帶有中央介紹信，要賀、聶[葉]軍隊中調兩團人來做暴動的武力”（9）之初衷，從當時屬湖南管轄的安源向屬江西管轄的修銅發指示（這實屬非常時期之非常之舉），發完指示后，毛澤東又急急經銅鼓趕往江西境內師部駐地的修水。銅鼓9月7號接到了毛澤東的指令，修水8號接到了先俊轉來了安源的通知，毛澤東10日到達了銅鼓，因師部已于前一天舉行起義，所以毛澤東只到達銅鼓，沒有到達位于修水的師部。同時盧德銘9月9日帶著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衛團。從此，毛澤東由湘中暴動的領導人變成了湘贛邊秋收暴動的領導人。由此可見，毛澤東同志成為湘贛邊秋暴的核心領導者，并非當時組織的安排，是隨著形勢的變化，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注釋：

（1）（4）（5）（6）（8）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漢）；

（2）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對于湘省工作的決議（1927年8月9日）；

（3）中共湖南省委來信（1927年8月30日）；

（7）《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李維漢，中共安源地方委員會，書記劉昌炎；P63五大后，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夏曦，中共安源地委，書記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員會，書記任卓宣（后彭公達等），中共安源地委，書記寧迪卿；

（9）秋收暴動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報告。

來源：中國江西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