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1931.11.11～2019.11.23）】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圍內(nèi)爆發(fā)及持續(xù)蔓延，注定讓2020年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美國從2018年起向中國發(fā)動的貿(mào)易戰(zhàn)，在2020年盛夏這個不同尋常的時節(jié)，也因美國就疫情問題不斷向中國“甩鍋”而達到白熱化狀態(tài)。與此同時，正當著名作家方方，因《武漢日記》陷入輿論漩渦之中時，另一位叫流沙河的著名詩人，也在網(wǎng)絡(luò)上被反復熱炒。其實，流沙河先生已于2019年11月23日去逝，他在2020年中美激烈對峙時忽然“走俏”，是因為他在10多年前的一篇演講稿：《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在美國為了保持霸權(quán)優(yōu)勢而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將中國一家叫華為的科技公司從地球上趕盡殺絕的時候，竟然還有人不遺余力地販賣“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這種明顯與國人認知相悖的觀點，實在是匪夷所思，令人大跌眼鏡，這樣的事情可能連流沙河先生本人也沒有料想到。
流沙河先生的一篇舊文被人不斷在網(wǎng)上炒作，應(yīng)該說與他本人并無直接的關(guān)系，但他老先生是始作俑者，因而對此也很難完全脫開干系。我本人若干年前也曾在網(wǎng)上讀到過他這篇“大作”，當時只是一笑了之，暗想這老先生“不懂政治”，也就不再理會了。但十多年以來，這篇文章時不時被人拿來在網(wǎng)上炒作，并于2020年中美貿(mào)易戰(zhàn)難解難分之際達到高潮，為此還在一些論壇上引起網(wǎng)友的激烈論戰(zhàn)。贊同者認為流沙河先生“視角獨特”“敢說真話”，以親身經(jīng)歷證明了“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反對者則認為他選擇性地使用史料，美化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筆者瀏覽網(wǎng)友們針鋒相對的觀點，感覺大多數(shù)發(fā)言感性多于理性，以指責甚至謾罵代替客觀的分析，未能把本該厘清的事實和道理講清楚。而弄清事實、說明道理十分重要，不僅有利于我們清醒地認識中美關(guān)系，同時也有利于對流沙河先生作出公正的評價。對流沙河先生的創(chuàng)作以及學術(shù)成就作出全面的評價，不是我本人以及這篇小文能擔當?shù)闷鸬闹厝危蚨抑荒芤砸粋€讀過他好多作品的讀者身份，談一點粗淺的看法。最早知道流沙河先生的大名，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我剛上大學，算是校園里的文學青年，課余常琢磨著如何寫詩，于是把《星星》詩刊當成寫作教科書。流沙河先生當時在《星星》詩刊做編輯，在我眼里這樣的工作自然很神奇，又由于他年輕時曾被錯劃為“右派”，因而使我對他的作品以及人生經(jīng)歷便格外關(guān)注。此后若干年里，我陸續(xù)讀了他好多部著作，如《鋸齒嚙痕錄》《臺灣詩人十二家》《流沙河詩話》《莊子現(xiàn)代版》《Y先生語錄》，等等。總體感覺是，他創(chuàng)作于1950年代的詩作，風格質(zhì)樸明快，散發(fā)著田園般的清新氣息，詩中充滿著對生活的摯愛，洋溢著理想主義精神；1979年復出后的詩作，內(nèi)容多是回顧、感嘆自己不幸的人生經(jīng)歷，風格轉(zhuǎn)為沉郁頓挫，給人以沉重的思考與深深的惋惜。不過就我個人閱讀和欣賞趣味而言，感覺他的詩在語言表達上偏于直白，感情過于外露，缺乏詩歌應(yīng)有的意蘊和韻味，因而并沒有對我產(chǎn)生多么深刻的影響。而讓我饒有興味的，是他在《星星》詩刊上連續(xù)介紹、評論臺灣詩人的專欄，讓我從中認識了余光中、鄭愁予等著名詩人及其詩作，真切而異樣地領(lǐng)略到臺灣與大陸完全不同的風格。除此之外，他還久久地徜徉在中國古典詩歌的寶庫里，通過在成都圖書館以及在騰訊視頻網(wǎng)站上開設(shè)講座等方式，向普通讀者講解《詩經(jīng)》《古詩十九首》等中國古代詩詞，從他旁征博引、條分縷析和妙趣橫生的鑒賞中，以及他對詩歌所做的具有系統(tǒng)性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他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從他由詩人轉(zhuǎn)變?yōu)樵姼梃b賞家這個重大變化來看，他或許算不上當代中國一流的詩人，但可以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詩歌評論家或理論家，他對詩歌這種文學體裁獨到的體悟和闡發(fā)，是許多當代著名詩人難以企及的。更讓我拍案叫絕的，還是他那些取材廣泛、才情橫溢、機智幽默的文化隨筆，其中既體現(xiàn)出扎實的古文功底和國學底蘊，又充滿著對人生的透徹理解和深刻感悟，應(yīng)該說是具有相當可讀性的文章。不僅如此，他還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漢字，晚年出版了說文解字三部曲，系統(tǒng)詮釋漢字造字的奧秘，同時對簡化字的失誤作出批評，這些工作也不是一般人能夠完成的。總之，從他醉心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及達到的成就來看，他完全稱得上是一位淵博睿智的學者，所產(chǎn)生的影響讓很多讀者一時忘記他曾經(jīng)是一位詩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在文學、文化研究方面十分出色的流沙河先生，一但談起歷史或政治話題，則出人意料地荒腔走板，完全找不著調(diào)了。他在《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演講中說：“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lián)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后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為了增加說服力，流沙河先生講了美國人幫助中國辦學的一個經(jīng)典事例：他們拿庚子賠款在山西創(chuàng)辦了“銘賢學院”，每年還要給20萬美元辦學費用，后來這個學校變成了“山西農(nóng)學院”和“山西工學院”。“中共奪取政權(quán)后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后，美國方面派人到中國接上關(guān)系，“從此以后每年20萬美元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nóng)學院，10萬給工學院”。流沙河先生十分動情地說：“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掌聲）。”而我讀到此處時，感受和看法完全與流沙河先生不一樣，不僅無法認可“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反而是疑竇叢生，不得不追究美國人這樣做究竟是為什么。首先，八國聯(lián)軍是什么性質(zhì)的軍隊，他們到中國來究竟都干了哪些勾當，隨便翻開一本近代史著作都有案可查，不用我在此多說什么，反正他們絕對不是為了友誼，或者為了幫助中國人才來的。而所謂“庚子賠款”，是這些帝國主義強迫腐朽無能的清政府賠付的戰(zhàn)爭費用，等于是他們侵略中國還要清政府來買單，這些錢歸根結(jié)底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本身并不屬于帝國主義所有，因而作為八國聯(lián)軍之一的美國，將一部分錢用來資助中國人留學、辦學，用不著讓中國人對此感激涕零。這就如同一伙強盜打上門來，殺害了我們的親人，搶奪了我們的財產(chǎn)，臨走時有一個強盜扔下一部分錢，說看你們太可憐了，給你們留些錢買點吃的吧。這樣的強盜終究是強盜，而不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濟困救貧的大善人，不能因為他退回來一部分錢，我們就將他認作救命恩人。其次，美國人為什么要拿這筆錢補貼中國留學生，幫助中國人來辦學？凡是頭腦正常的中國人，肯定都會問一個為什么，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世界上并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難道是美國人忽然良心發(fā)現(xiàn)，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流沙河先生只被美國人這一“善舉”感動得稀里嘩啦，卻并沒有告訴我們這背后究竟隱藏著什么秘密。其實，只要他能查一下有關(guān)些資料就會明白其中的奧妙，然而他卻沒有這樣做，就只顧一廂情愿地宣布“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了。我無法接受這樣一個缺乏充分根據(jù)的觀點，于是便翻閱了一下有關(guān)資料，沒費多大事就明白了美國“庚子退款”的幕后原因：原來是由于早在1882年5月，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個充滿種族主義觀念的《排華法案》，緊接著在1898年4月，美國人又強行奪取了粵漢鐵路的借款權(quán)和承筑權(quán)，這些行徑加上之后美國對中國赤裸裸的軍事侵略，引起了中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憤怒，于是爆發(fā)了大范圍抵制美貨的愛國運動，一時間美國對華出口銳減，嚴重影響了美國在華市場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以伊利諾斯大學校長埃德蒙·詹姆斯為代表的“有識之士”，游說美國政府和國會改變對華強硬的侵略策略，以教育為突破口，在中國培養(yǎng)親美的代理人，促使美國政府最終在1908年承諾將庚子賠款中的近半數(shù)，作為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之用，同時在中國開辦美國式的學校，用埃德蒙·詹姆斯的話來說便是：“道義精神上的主宰比軍旗更必然地為商貿(mào)開辟道路。”（轉(zhuǎn)引自翟玉忠著《中國商道》一書）這就是美國實施“庚子退款”的真相，這樣的史料也可以從美國人自己所寫的相關(guān)著作中看到，幾乎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然而流沙河先生演講時，只顧兜售“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這樣的私貨，卻沒有告訴聽眾美國人這樣做究竟是為什么。事實上，進行“庚子退款”的，也并非像老先生所說的那樣，“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而是法國、英國、日本以及繼承了沙俄的蘇聯(lián)，他們都擔心自己的在華利益受損，因而也都仿效美國做了類似的事情。而且，這里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所退的款項也并非流沙河先生認為的那樣，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由此可見老先生對待如此重大的歷史和政治問題，完全是撇開事實而信口開河，其態(tài)度的輕率與認知的低下，與哪個滿腹經(jīng)綸討論文學、文化的老者，實在是判若兩人。在這篇演講中，除嚴重違背歷史事實之外，流沙河先生還采取對比的手法，一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國人猥瑣、卑鄙的行為，一面不厭其煩地稱頌美國人善良、單純的品德：比如“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賬目，赫德管理的賬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他回憶自己13歲時去修機場，當時機場住的是美國援華抗日飛行隊，“我們那么多中國人，去偷機場里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我相信流沙河先生所講的“親眼看見的事情”，也不否認美國人中肯定不乏善良之輩，他們當中的確有人做過不少對中國人友善的事。比如，著名的美國記者斯諾先生抗戰(zhàn)時訪問延安，向全世界公正報道和客觀評價中共及其領(lǐng)導的革命；再如著名的美國友人陽早、寒春夫婦，年輕時受斯諾《西行漫記》一書影響來到中國，從此一輩子都在中國致力于農(nóng)牧業(yè)技術(shù)研究工作。而美國政府在不同歷史時期，確實也做過一些有利于中國的事，比如抗戰(zhàn)勝利后杜魯門總統(tǒng)派馬歇爾將軍來華調(diào)停國共內(nèi)戰(zhàn)，1972年尼克松總統(tǒng)改善對華關(guān)系以及1979年卡特總統(tǒng)與中國建交等等，應(yīng)該都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友善的舉動。但我在這里要說的是，討論和分析問題需要一碼歸一碼，不能簡單拿好的一面來否定壞的一面，也不能拿壞的一面來否定好的一面。具體到中美關(guān)系問題上，我們既需要從總體上來看待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政策，也需要把美國人當中的好人與壞人區(qū)分開來，這樣才能對中美關(guān)系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麥斯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西式名言早已成為衡量國家間關(guān)系的準則，正是帕麥斯頓發(fā)動了對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尼克松、卡特政府之所以改善對華關(guān)系，是因為有拉中國對抗蘇聯(lián)的需要，而蘇聯(lián)解體讓美國失去了最大的戰(zhàn)略壓力，中美之間的“蜜月”關(guān)系也就隨即戛然而止，這就是中美兩國關(guān)系的真相和實質(zhì)所在。縱觀近代以來美國對華關(guān)系的基本面，大多數(shù)時候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是霸凌和敵視的政策，所犯下的罪行可謂是罄竹難書、令人發(fā)指。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美國人的行為就不再說了，只說從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駐華美軍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島5座城市產(chǎn)生的暴行，至少就有3800起，受害乃至死傷的中國人達3300人以上（參見張同新、何仲山著《從南京到臺北》一書）。而1946年12月發(fā)生在北平的兩名美軍強奸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案，更是引起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的學生紛紛罷課，參加斗爭的學生達50萬人。這件事經(jīng)媒體報道、引起全國人民憤怒聲討后，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也不得不高度關(guān)注，一時使沈崇案進入司法程序，只是最終由于美軍的庇護而未能使罪犯得到懲處。發(fā)生在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本來是新中國無論如何都不想打的一場戰(zhàn)爭，但由于美國人將戰(zhàn)火燒到了中國家門口，并且派遣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國內(nèi)政，才逼得中國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犧牲來應(yīng)戰(zhàn)。此后美國帶領(lǐng)西方盟友對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經(jīng)濟和技術(shù)封鎖，即使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仍然不放過對中國的圍堵。最典型的幾個事件至今讓中國人有切膚之痛：1993年7月，美國無端指控中國向伊朗運輸制造化學武器的原料，公然在公海上扣留“銀河號”貨輪達33天之久。1999年5月7日，美國B-2轟炸機發(fā)射三枚精確制導炸彈，擊中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三名中國記者當場犧牲，數(shù)十人受傷。2001年4月1日，美國海軍EP-3偵察機在南海上空偵查，與中方軍機發(fā)生相撞事故，致使中方飛機墜毀，飛行員王偉失蹤。至于特朗普政府明確將中國確定為“競爭對手”，從政治、軍事、外交、經(jīng)貿(mào)、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展開對中國的遏制，已經(jīng)成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現(xiàn)實情景，這里就不在細說了。筆者寫這篇小文時，適逢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新作《應(yīng)許之地》出版，書中赫然展示著當今美國政府的真實心思，已經(jīng)不在是和中國進行正常競爭了，而是想方設(shè)法在各方面對中國使壞。奧巴馬在書中表示，如果不是在2008年美國爆發(fā)了金融危機，嚴重拖住了美國的手腳，“我本可能在中國貿(mào)易問題上采取更強硬的做法”，甚至也想到過與中國“徹底脫鉤”。看看吧，這樣一位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tǒng)，心心念念的并非和平相處、合作共贏，而是處心積慮地想致中國于死地，這方面他與特朗普其實一脈相承。流沙河先生在宣稱“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時，以上美國加害中國的事件都已經(jīng)發(fā)生，但他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只說“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卻絕不相信《美帝百年侵華史》是真實發(fā)生過的事情。如果流沙河先生只是說，美國人是他本人的朋友，那完全是他個人的自由和權(quán)利，對此我實在是無話可說，也用不著寫這篇小文跟他理論了。但他偏偏卻說“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這就不得不讓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因為我作為中國人的一分子，無法接受把這樣的觀點強加于我，我如果相信他老先生的觀點，就很難理解美國傷害中國的那些事件又如何會發(fā)生。我在此只能大聲說，有些美國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有些美國人卻確實不是，不能說那些加害中國人的美國人，也是我們中國人的朋友。如果我們在美國對中國全方位進行圍剿的今天，還要自作多情、自我陶醉地說“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那我們就實在是沒心沒肺，就實在是自欺欺人，連起碼的是非標準都沒有了，我們將如何面對那些在中美沖突中受難的同胞？“文人論政”自古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tǒng)。文學難以脫離政治，也不應(yīng)該脫離政治，因而筆者并不贊成文人要遠離政治的主張，反而建議文人都應(yīng)該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不是稀里糊涂、缺乏是非觀念的白癡。但我也不贊成浪漫的、一味自說自話的、書呆子式的論政，而是主張無論由誰來論政，都必須堅持客觀、公正和理性的原則，都必須讓自己的觀點建立在事實和邏輯的基礎(chǔ)上，切不可以為自己是文人或詩人，就可以信馬由韁、臨空蹈虛地亂發(fā)議論，那樣只能博取不明就里的聽眾一時的掌聲，卻無法經(jīng)受得住時間的檢驗。除了“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這樣的斷語之外，流沙河先生還有另一條驚世駭俗的言論：“99%的壯丁是自愿去的，《抓壯丁》這個戲是誹謗舊社會”，不過此觀點被網(wǎng)友用包括蔣介石在內(nèi)的國民黨高官對壯丁問題所作的批示直接給“證偽”了，而流沙河先生之所以硬要不顧一切地這樣說，是因為他父親余營成就是當年在他老家金堂縣負責抓壯丁的兵役科長！流沙河先生在舊社會是衣食無憂的富家子弟，到了新社會父親因為相關(guān)罪行被政府鎮(zhèn)壓，而他自己又遭受了二十年的冤屈，因而心里一直憋著一股氣，于是便千方百計地為舊社會辯護。對他這樣的立場我們可以理解，也不能強求他非得為新社會唱贊歌，但他也不能因為家庭和個人命運的變故，就有意無意地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宣揚明顯有違事實也有違常理的觀點，這樣不僅會讓自己無法自圓其說，也讓人覺得他在政治上顯得非常不成熟。我本人在讀了他文學、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之后，對他的才氣和學問十分佩服，然而在看到他津津樂道那兩個荒謬的觀點后，頓時感覺自己像吞掉了兩只蒼蠅，原本很好的胃口一下子就被敗壞了。流沙河先生，我真為你感到十二分的惋惜！相信與我有同樣感受的人也不在少處，而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曾是你忠實的粉絲啊！他們當初因你闡釋文學、文化的魅力奔你而來，現(xiàn)在卻因無法接受你歷史或政治上的奇談怪論離你而去。你老先生談?wù)撐膶W、文化的水平真是不低也不俗，何必非要“語不驚人死不休”，鼓搗出那兩個明顯經(jīng)不住推敲的歪論，毀了你一世“英名”呢！
【作者簡介】張黎明，1985年畢業(yè)于西北師大中文系，先后做過教師、公務(wù)員以及企業(yè)中高層管理工作，現(xiàn)供職于新課程報社。從1985年起，先后在《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讀者》《文學自由談》《書屋》《博覽群書》《臺港文學選刊》《黨建文匯》《新民周刊》等國內(nèi)100多家報刊上，發(fā)表各類文章共600多篇。
（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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