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埃及、巴比倫、希臘等相互交流溝通，不得不依賴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不得不穿越萬里戈壁荒漠，或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艱難的遠程交往。這也是中華文明在東亞自成較獨立地理單元和自古以來按照自身邏輯演進、發展的客觀背景之一。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棲息在幅員遼闊的東亞大陸。由于東南臨太平洋，北邊是大漠及西伯利亞，西面為帕米爾高原，西南橫亙著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馬拉雅山脈，崇山峻嶺、荒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圍隔，致使中國的國土疆域相沿構成與大多數亞洲、歐洲、非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離甚遠和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就內部而言，因地理環境復雜和經濟生存條件差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中華民族大體步入種植族群和游牧族群長期并存的時期，且大多呈現地域上的分離。
長城內外農耕民與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華文明與生俱來的特色之一。與地中海周邊的諸文明相比較，中國距離其他古代文明幾乎都是萬里之遙。中華文明在對外交往，特別是接受域外文明的先進營養方面，并不十分“幸運”。中國與印度、埃及、巴比倫、希臘等相互交流溝通，不得不依賴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不得不穿越萬里戈壁荒漠，或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艱難的遠程交往。這也是中華文明在東亞自成較獨立地理單元和自古以來按照自身邏輯演進、發展的客觀背景之一。我們在高度崇敬借絲綢之路進行遠程艱難交往的先民的同時，更需珍視中西開放交通，更需珍視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一系列域外文明的精華。
鳥瞰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共時性”存在若干個地域子文明板塊，主要含黃河中下游文明地帶、長江中下游文明地帶、大漠草原文明地帶、東北文明地帶、新疆等西北文明地帶、吐蕃等西南文明地帶。早在西漢，司馬遷就曾把帝國疆域劃分為關中、巴蜀、三河、燕趙、齊魯、梁宋、楚越等八九個經濟文化區。若以文明屬性劃分，可分為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兩大板塊。即使在農耕文明內部也存在東部與西部、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等板塊分野。縱觀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歷時性”地發生過黃帝、炎帝等先民整合，夏朝創建與湯滅桀建商，武王克商與西周“封建”，秦嬴政統一六國，漢武帝討伐匈奴及漢地、漠北、西域的整合，魏晉隋唐南北地域第一次整合，宋元明清南北進一步整合，民國“五族”子文明整合等8次較大規模的地域子文明融匯整合。其中也包含近兩千年的北方民族兩三次牧馬中原甚至統一中國。1934年，傅斯年撰《夷夏東西說》，首次闡發了夏商周三代“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東西二系“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此文堪稱廓清上古東、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論著，出色地解決了先秦東、西子文明相互關系等基本問題。筆者認為，隨著秦漢“大一統”，黃河中下游東、西子文明的整合基本完成。經歷近300年的南北朝分裂和經濟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南北地域差異博弈整合上升為主要趨勢。隋唐兩王朝立國基本實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又在統一國度內實施了“南朝”體制與“北朝”體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畢，國家整體上向“南朝化”過渡。北制誠為隋唐立國之本或入口，南制則是其演化趨勢或出口。元朝統一后迎來元明新一輪的南、北制因素的重要整合。因蒙古草原制度與金朝后期漢法制度混合體的“北制”始終充當元帝國的制度本位，發揮著支配作用，元統一后整合的結果，總體上北制因素占上風。朱元璋曾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旗號，力圖較多地擺脫元代舊俗。然明朝“配戶當差”戶役法，軍戶和匠籍等世襲，等等，卻未曾脫離元制或北制的窠臼。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再次以北制占優勢。明中葉以后，南、北制因素開始新的整合。主要表現在：募兵逐步占主導，“一條鞭法”取代“配戶當差”，民營納稅淘汰匠役，隆慶海禁開放，等等。尤其是“一條鞭法”意味著“納糧當差”衍變為“完納錢糧”，應是南制因素壓倒北制的里程碑。總之，五千年來社會歷史發展主要依賴東亞大陸自身的內在動力及機制。東西南北等六七個社會經濟發展、民族文化等頗有差異的地域子文明板塊的并存融匯整合，遂構成了經濟、民族二主線借其為載體來施展表現的情勢或機制。它們不平衡發展的累積性影響和連續的相互作用，導致了中國社會幾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變化，也相沿造就了中華文明自成獨特體系或發展邏輯。這種自成獨特體系或發展邏輯所締造的文明成果舉世矚目，也讓人嘆為觀止。至少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和唐宋，以諸子百家、“四大發明”及文官科舉制為代表的璀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較長時間領先于世界諸國。與地中海周邊的埃及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巴比倫文明及印度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受到其他古文明影響相對較少，幾乎沒有遭遇“希臘化”“十字軍東征”之類的域外文明沖擊。僅有的一次佛教自印度較大規模的東傳，對儒學、道教帶來的影響頗大，但最終還是以佛教中國化、儒釋道三教融匯等為基本歸宿，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儒學的主導地位。倒是近兩千年的北方民族兩三次牧馬中原甚至統一中國，影響深重，但依然是自古東亞大陸本身農耕、游牧二生產方式長期并存博弈的“老問題”，最終也統統會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或邏輯中得到消化解決。其結局就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始終沒有中斷，也沒有異化為其他文明或者被外來異質文明所取代。這既是中華文明的獨有優勢，客觀上又帶來新因素、新動力不足及發展前景的某種局限。后者在秦漢以降通常呈現的帝制王朝周期性崩壞及重建與土地周期性兼并，恰又與馬克思“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等理論，存在較多契合或類同。這或許就是人們對照歐洲五種社會形態遞次演進而常常詬病的“緩慢停滯”吧！今人常常對明清的“閉關鎖國”深惡痛絕，認為該政策是中華文明近五六百年落伍滯后的罪魁禍首，這無疑是正確的。然而，我們仍應清醒地看到，明清“閉關鎖國”并非全是偶然，確切地說，乃是相對于隋唐宋元貿易文化開放的另一種政策選擇，同樣有其賴以生存或頑強表現的深厚社會基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及官府強力管制等慣性。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旅程似乎十分艱難，可謂任重而道遠。而后，從“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終將在兼收并蓄中“涅槃重生”。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來源：“歷史中國研究院”微信公號，原載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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