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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談談黨史學習中的幾個問題

點擊：  作者：胡繩    來源：無弦琴上有希聲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3-18 10:50:09

 

【無弦琴主按】為配合黨史學習教育的開展，本號近期圍繞黨史學習和研究刊發了幾類文章：一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論述和講話，二是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關于黨史學習的有關論述和文章，三是鄧小平、陳云同志等關于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有關論述，三是近期理論界學術界的有關研究和宣傳文章。這些文章發出后，受到了讀者們的關注。為推動學習、深化研究，今天，本號繼續推出著名黨史大家胡繩同志生前公開發表的一篇講話，供參閱。

 

這篇講話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深入淺出地闡述和回答了三個問題：舊中國為什么會發生革命而且必須走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黨的領導地位是怎樣形成的，與統一戰線是什么關系？如何歷史地看待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其中經歷的曲折和失誤？重溫這篇文章，對于我們樹立正確黨史觀，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把黨史學習教育扎實開展好，是有積極意義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要求。歷史是講過去的事情。我們研究黨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們不是為了過去而研究歷史。我們研究過去常常是要針對現實的。我們是根據現實需要研究過去。當然不可以為了現實的需要改造歷史，歷史是不能改造的。過去的事已經發生了，是怎樣就怎樣。但過去發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著重研究，這就要有選擇。選擇就要聯系現實需要。

 

現實中的許多問題與過去的歷史有聯系，需要從歷史的角度來把握。歷史經驗可以有助于我們找到現實問題的答案。現實生活不斷發展，提出許多新問題、新經驗，使我們對過去發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點，需要重新認識或從更高的水平上去認識。有些過去感覺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來卻比較重要的問題需要再加以研究。黨史研究要注意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包括實際問題、思想問題和理論問題。當前我們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要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這是今天現實生活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不是與黨史無關的。黨史研究如果只是看過去，無目的地考據某些歷史事實，而不注意當前的問題，黨史研究就不會有生命力，寫出來的書也不會使讀者感興趣。

 

黨史研究也要注意社會效果。如果對某些歷史細節的研究，在黨史中沒有根本性的意義，而在這些枝節上進行爭論，只會對現實生活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按中央領導同志所說的，宜粗不宜細，不要在這些問題上糾纏不休。黨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將每一件小事、每一個細節都搞得清清楚楚，那我們就會陷入無窮無盡的材料里，拔不出來。我們應選擇那些在歷史上本來就重要，對現實生活有意義，對振奮人們精神，提高人們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處的問題，抓緊進行研究。

 

下面講三個問題。

 

一、在舊中國為什么要革命？為什么要有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這是個老問題。但老問題并不是不值得重新說清楚。過去我們講黨史，著重講黨內的路線斗爭。黨內路線斗爭雖然也涉及要不要革命的問題，但主要是講如何進行革命。必須革命是個不成問題的前提，所以討論的問題集中在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上。但現在思想界和年輕人中有人提出，近代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問題，而要近代化（或現代化）就是要發展工業，振興商業，發展教育，等等。有人甚至說，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要使新的生產關系發展，就需要有能使經濟發展起來的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局面。農民戰爭造成混亂、動蕩，使社會經濟遭到破壞，因而不利于社會發展。提出這種看法，似乎忘記了封建的剝削制度迫使農民群眾活不下去，因而才發生農民戰爭。按這個說法往下推論，就是說革命只起破壞作用，妨礙了社會發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不需要改變舊的社會制度，只要發展工商業，發展教育，舊中國就能變成新中國。

 

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制下，不可能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工商業、教育發展不起來，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怎么辦？只有推翻舊的社會制度，然后才談得上真正的社會進步與發展，才有可能使落后的中國近代化、現代化。歷史已經回答了這一問題。但現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如上的看法，那就需要我們深入進行研究，舉出大量材料從各方面加以說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從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出發，證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因此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同時又指出，有些人對中國貧窮落后的現實不滿，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他們的心雖然是好的，但是他們看不到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他們的主張是根本行不通的。同這種主張的論戰進行了很長時期。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作了一個結論：“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于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為了中國富強。但是，富強的第一步是通過革命改變舊的社會制度。

 

從實際出發，是我們學習、研究黨史時要注意的一個基本方法。昨天的實際決定了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實際決定了今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實際是從昨天的實際變化而來的，但不能把二者混淆起來。經過在舊社會制度下長期的革命斗爭，我國人民現在才有了安定團結的、獨立自主的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局面。我們已經按照歷史自身的邏輯走了一條正確的、但又是艱難的道路。回顧歷史，我們更珍惜得來不易的今天的局面，要繼承前人的革命精神，完成歷史賦予這一代人的事業。

 

現在還有一種說法，說是要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作出新的評價。有人認為，我們很少從人類文明的角度去理解馬克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看法。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說過：“英國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說，英國的侵略給印度帶來了空前的災難，舊的宗法制度的社會組織由此而崩潰、瓦解。印度失掉了它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它所遭到的災難特別悲慘。馬克思預言，亞洲一定要有一個“根本的革命”，而英國不自覺地充當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如果說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懂得帝國主義侵略所起的這種作用，是不符合事實的。大家熟悉的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就有這樣的論述：“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還指出：“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同馬克思所說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尊重歷史事實的人都不因此而歌頌帝跟主義侵略的“進步”意義。人們不能不看到，在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實行侵略擴張，奴役、洗劫以至消滅許多落后的部落、民族的事實；不能不看到，帝國主義在殖民地附屬國內一方面摧毀其原有的宗法社會組織，一方面又為了便于實行統治而利用和維護前資本主義的種種社會關系；不能不看到，許多亞洲、非洲的民族和國家，雖然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沾染上資本主義的文明，但這種文明并不能造福于廣大人民，而且只是在少數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地區中才可以看到這種文明，整個民族處于極端貧窮落后的狀況。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世界中的確不自覺地充當了促成革命的工具，但它同時又是自覺地扼殺殖民地解放斗爭的劊子手。

 

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過程中，中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起來，但侵略者又和中國封建勢力緊密結合，成為后者的支持者。這種侵略固然對摧毀中國固有的封建社會秩序起了作用，但是并不能為中國建立一個新世界，而只是使中國陷入貧窮落后的深淵。中國的新世界只能由中國人民通過革命斗爭來建立。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如果認為，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起了某種“進步”的作用，而且侵略得越多越好，甚至中國要不是變成半殖民地，而變成殖民地，中國就能更早更多地擺脫封建舊制度的羈絆，那是完全違反歷史事實的假想。僅就經濟來說，大家知道，帝國主義的侵略是起了促進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在舊中國，自然經濟并沒有完全解體，商品經濟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所以，到現在我們還要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舊中國的商品經濟沒有能充分發展起來呢？這并不是因為帝國主義略侵得還不夠，而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近代史上有許多知名愛國人士，在看到殖民地的狀況時觸目驚心，不能不對中國的現狀和前途憂心忡忡。

 

梁啟超在1898年曾游歷夏威夷群島。他說，1788年英國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種勢力逐漸擴張，近三十年來，法權、教權、財權盡歸于美國之手，握其國之實權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時，當地土民有20余萬人，但到1890年成了34436人，到梁啟超去的前兩年1896年成了31019人。他從統計表中看到，大約每六年又減去十分之一，因此驚嘆道“依此比例，則百年以后，全島中將無復一土人矣”。梁啟超感慨地說，“自古之亡國，只國亡而已，今也不然，國亡而種即隨之。殷鑒不遠，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驕子。我東方國民豈不儆懼耶。他也說道，這個島上近幾年來商務日盛，謀生容易，當地人自以為得意，但豈不知絕種的危險即在眼前。梁啟超并不是主張革命的人，但他在當時絕不是個守舊派。他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紹到中國來，但他不能不為中國有淪為殖民地的危險而大聲疾呼。

 

到1934年，又有一個愛國者鄒韜奮也經過夏威夷。他說，現在共有人口38萬余人，但“這群島原來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卻占極少數，只有22230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1896年的31000余人，又減到２萬余人。韜奮根據兩個美國人的著作說，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這種病是宣揚“文明”的西方人帶去的。韜奮說“土人不勝梅毒和殘酷榨取的蹂躪”，所以在殖民統治的一百多年間幾近于滅絕。這不能不使他無限感慨。這些愛國的先驅者為中國的命運而發出的警告，難道是多余的嗎？也許有人說，把幾萬萬中國人“滅種”，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大可能。但帝國主義像日本侵略時那樣統治中國，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成為從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隸，哪里還談得到什么文明和進步！

 

因為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統一的大國，人民富有反抗外來侵略的傳統，不斷地同帝國主義進行斗爭，所以中國才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在十九世紀末年，帝國主義列強曾打算“瓜分”中國，但沒有能實現。近代中國沒有能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國被瓜分為一塊塊由帝國主義列強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斗爭會比我們實際上經歷過的要艱難百倍，這是顯而易見的。

 

帝國主義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覺地充當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為它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它使許多落后民族在瀕于滅亡的恐懼之下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在這些民族和國家造成了少數人的天堂和多數人的地獄的強烈對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產生各種形式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并且產生反抗帝國主義的新的社會力量。當然，能不能有效地進行反抗斗爭，并且達到勝利，還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奮斗。

 

有些實際上是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西方學者，竭力申述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起了“進步”的作用，但他們無法否認，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后是源于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也無法證明，中國不需要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爭得獨立自由，才能有進步與發展。在經歷過舊社會的人看來，中國不能不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這是不言自明的事。這的確是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問題。現在看來，還必須用大量的材料來說明，才能幫助許多不了解舊中國情況的年輕人認識清楚。

 

黨的歷史的發展是與一定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相聯系的。不能孤立地講黨史，必須與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聯系起來講。為什么要革命的問題，本身就是社會經濟、政治問題。至于怎樣進行革命，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來領導，是主要靠武裝斗爭還是靠合法斗爭形式，是先從農村還是先從城市開始，這也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決定的。黨史如果脫離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就沒有基礎，就得不到科學的解釋。 

 

二、黨的領導與統一戰線

 

我們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黨史應該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決定的，而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把黨的領導說成是天生的，好像黨一產生就立刻得到人民的擁護。黨的領導的形成，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

 

黨之所以在新民主主義時期能起到領導作用，首先是由于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是正確的，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是，中國各階層人民在各個時期又是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贊成反帝反封建的。黨的主張真正為群眾所接受，把群眾的水平逐步提高，是經過艱苦努力的。比如，１９２５年的五卅運動是黨領導進行的，的確把全國廣大的群眾卷了進來，但也要看到，那時參加愛國運動的人有不同的水平，有些認識甚至相差很遠。所以不能把黨的領導的形成說得那樣簡單，以為黨一發出什么號召，立刻舉國上下一致響應，全國人民都擁護。１９２７年我們失敗得很慘，能說那時全國都擁護共產黨嗎？不是這樣。國民黨還很有欺騙性，全國還有很多地方革命影響沒有觸及到，許多群眾對革命恐懼、談漠，中產階級更是疑慮重重。八一南昌起義也不可能是全國很多人都了解，都贊成。

 

三十年代，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使黨與群眾建立起最廣泛、最深入的聯系。最近，在紀念“七七”抗戰五十周年的時候，國外有人議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承認一二九學生運動和那時的救亡運動是他們領導的，但似乎有些夸大了自己的領導作用。我認為，那時的學生運動、救亡運動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必然產生的，并不是只是因為有共產黨發動才發生。共產黨最堅決地主張團結抗戰，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當時運動中的骨干分子都是共產黨員或接近共產黨的先進分子，所以的確是黨起了領導作用。而且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運動不可能那樣地發展壯大，堅持進行，并且斗爭水平逐步提高。但我們也從不認為，參加學生運動、救亡運動的所有人都明確承認黨的領導，所有主張都同黨一樣的水平。如果那樣來描述當時的情況，當然是不正確的。在中國這樣復雜的社會條件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中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有平均主義、無政府主義、狹隘的報復主義、排外主義、民族自卑觀念，以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等等，對共產黨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黨提出符合各階級人民的要求的主張，可以把群眾發動起來，但要真正形成領導，使斗爭堅持到底，必須做大量艱苦的工作。如果說所有的人都能一下接受共產黨的一切主張，那共產黨還要做什么工作？整個抗日戰爭中，黨不斷做工作，克服群眾中的許多思想障礙，提高群眾的思想水平、斗爭水平，直到取得抗戰勝利。

 

黨的領導的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并不是輕而易舉的，說清這個問題對現實也有意義。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為充分地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也還要作許多努力。所以鄧小平說，要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在我們黨沒有取得政權時，黨是靠做許多宣傳工作、組織工作，一步步說服群眾，還靠許多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才逐步在群眾中樹立起黨的威望，實現黨的領導。我們今天也還是要這樣，為了加強黨的領導，更要改善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與統一戰線是密切相關的。黨在民主革命中反對“左”傾教條主義是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在黨史中講反對“左”傾，往往主要講反對“城市中心論”。相對來說，比較少講到統一戰線。照毛澤東的說法，統一戰線中心就是同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者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這是第一條；第二條是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武裝斗爭。這兩條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又要武裝斗爭，又要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還同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

 

毛澤東說，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后來叫作三大法寶。這的確是貫串整個民主革命時期的問題。大革命時期，一開始就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是當時放松了武裝斗爭，沒有獨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裝，在統一戰線中犯了右的投降主義的錯誤，結果失敗了。土地革命時期，我們搞武裝斗爭，但是忽略了統一戰線問題，甚至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還沒有注意這個問題。遵義會議以后，解決了這個問題。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抓住了民族矛盾、民族斗爭居于首位的形勢，把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結合起來，可以說是最好地把二者結合了起來。這個經驗非常重要。

 

我認為，學術界對統一戰線研究得不夠。比如，近年來關于抗日戰爭領導權的問題，有很多議論，但恐怕不能說是很好地總結了經驗。《文匯報》７月１０日的一篇報導說，在這個問題上有四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種意見認為，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第三種意見認為，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分別領導，共同進行的；第四種意見認為，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愛國華僑廣泛參加的全民族抗戰。這個報導中說，第四種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好像這樣說就解決了領導權問題。

 

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過于簡單。總不能說共產黨領導了國民黨，領導了國民黨的反共政策，領導了湘桂大撤退，等等。國共共同領導的說法也站不住。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要消滅共產黨，它有一套方針；我們也有一套方針，與國民黨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沒有形成共同領導的局面。但如果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國統區和解放區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實。因此，分別領導的說法也沒有全面地說明事實。至于上述第四種說法，作為歷史現象的描述，當然是對的，但是并沒有說清其領導權問題。那么，到底怎樣來說明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問題？不妨概略地看一下事實。在開始時，要同打了十年仗的國民黨合作抗日，要承認它是全國政權，要改編我們的軍隊，黨內許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國民黨的反民主的本質沒有變，消滅共產黨的企圖沒有變，對抗日采取消極態度。既然這樣，是不是可以干脆分裂，各干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樣做，內戰就會不斷擴大，國民黨內部即使發生某些分裂，但國民黨所屬的巨大力量會轉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協投降，這當然會使抗戰的局面受到嚴重破壞。所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中，必須克服任何“左”的情緒。開始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時，黨內出現了另一種傾向，認為既然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共產黨和國民黨就沒有什么區別了；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獨立的綱領，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獨立的行動，以為那樣就會妨礙團結。這是一種右的傾向，按照這樣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從國民黨。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思想，是當時黨內右傾思想的集中表現。如果我們收集和研究從抗戰開始前到抗戰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論，就可以看到黨外有用這種思想來影響我們黨的，黨內也有表現這種偏差的言論。我們黨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經驗和十年內戰期間的經驗，從抗日的實際出發，克服了“左”和右這兩種錯誤傾向。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既不是只團結，不斗爭，也不是只斗爭，不團結，而是實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也就是在團結中有斗爭，在斗爭中求團結的方針。要把抗日戰爭進行到底，必須有全民族的團結，也就必須保持國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時，如果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原則，不進行必要的斗爭，共產黨就沒有立足之地，統一戰線就不能存在，抗日戰爭也不能進行下去。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共產國際１９３５年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的。那次代表大會克服了在這以前，即從１９２８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后出現的“左”的傾向（這種“左”的傾向也影響到中國）。但是，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后又滋生了右的傾向。中國抗日戰爭初期黨內發生的右的傾向與此有關。可以說，在共產國際七大以后，就各國國內問題來說，中國共產黨是執行統一戰線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這就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克服“左”的傾向的同時，堅決地克服右的傾向，堅持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

 

前面講的關于抗日戰爭領導權的幾種說法，一句也沒有提到團結中的斗爭，不能使人看到在團結抗日中存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大資產階級要按照它的方針領導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實際上是消滅共產黨，斷送抗日戰爭。我們要用自己的方針來進行抗日戰爭。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我們不但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實行自己的一套方針，建立自己的軍隊和解放區，而且廣泛地影響國民黨地區內的人民群眾，廣泛地團結中間階級，包括國民黨內部的主張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實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孤立打擊頑固派。我們在抗戰中一貫旗幟鮮明地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固然，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領導權全部奪取過來，但是我們用適當方式進行必要的斗爭，就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集團不能按照它的反動方針把抗日戰爭引導到絕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戰到底。要概括說明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就不能不看到無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共產黨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過程。不研究這個過程，是說不清楚領導權問題的。

 

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

 

1981年黨中央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今已過去六年多了。六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取得了許多新經驗，使我們對建國以來的一些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新的論斷，就是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認識，給人以很多啟示。我們在１９５６年剛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宣布進入社會主義，但沒有認識到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才剛剛起步。當然，問題不在于有沒有“初級階段”這個概念。那時，毛澤東也常和別人說中國“一窮二白”，所以建設社會主義有特殊困難；但同時又往往有因為中國的這種狀況，建設社會主義或者會更容易些、更快一些這樣的想法。產生這種想法，看來是和錯誤地估計國家政權的作用，錯誤地運用革命戰爭時期群眾運動的經驗有關系。以為靠國家政權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眾運動，就什么事都能干。為什么會有這種錯誤的想法，這種錯誤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1957年以后的許多“左”的錯誤，都使我們看到，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真地研究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發，是極其有害的。1958年提出“全民大煉鋼鐵”，鋼產量要一年翻一番，從前一年的535萬噸變到“1070萬噸鋼”。這好像是注意發展生產力，但結果完全失敗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無疑能起解放生產力的作用，但它只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人們必須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規律辦事，準備各種條件，使可能性變為現實。而且生產的發展只能從社會原有的水平上逐步地前進。以為有了先進的社會制度，生產力就能一步登天，當然只是一種空想。再者，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它的發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現有生產力的限制。脫離實際，按抽象的標準或主觀愿望，一味追求“先進”，那就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只能適得其反。大辦人民公社，一切行業國有化，由國家經營，這些做法在當時認為很好。既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純越好，但實際經驗證明并不是這樣。為什么生產關系“很好”，生產力還發展不起來呢？于是又用這種抽象地追求“純粹”的標準去看上層建筑的問題，這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的本意來說，好像是為了建立一個純而又純的、最完美的社會主義，但結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亂了社會主義，給那些爭權奪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機會。這些經驗教訓當然值得研究，值得記取。

 

再來說說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爭的問題。有一種說法，說反右斗爭中被稱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見，他們實際上是“正確路線”的代表。這種說法同歷史決議完全不一樣。歷史決議講：當時“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究竟歷史決議說得對不對？這是值得收集當時的材料，認真地研究一下的。

 

據我的回憶，像歷史決議所說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論那時確是有的，但也確是極少數。那么，“嚴重地擴大化”是怎樣形成的呢？

 

１９５７年我們剛剛進入社會主義，人們不可能對社會主義就認識清楚了。既然發動大家討論，給黨提意見，當然就議論紛紛，出現各種各樣的說法。特別在知識分子中間，包括黨內知識分子，當時有“左”的，也有偏右一點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影響，在觀察形勢，討論問題，批評黨的缺點時表現出這種影響，這也是不奇怪的。他們一般并不是敵視黨、敵視社會主義，倒是關心國家前途，肯動腦子的人。認識上的偏差，本來應該通過討論、通過實踐來逐步解決，而不應該一棍子打下去，當成敵我矛盾。何況有些當時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錯誤。在社會主義制度剛開始建立時，不承認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個發展的過程，也是從純而又純的主觀要求出發，把在當時水平下認識的偏差說成是敵人，結果是狠狠地打擊了肯想問題、敢提意見的人。這樣的擴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訓。還有些人并沒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張，不過是對某個黨支部書記不滿意，對黨內某些不良現象不滿，提了些意見，這本來是很正常的。當時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從這種擴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許多教訓。總之，從汲取教訓著眼，對反右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對于“文化大革命”，應當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主義建設也有成就，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構成“文化大革命”這一時期歷史的一部分。我想，講“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當然要談到毛澤東的錯誤，要談到兩個反革命集團，但也必須說到黨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發展。既要談到周恩來怎樣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維護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保護了許多干部，盡力減少“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各種形式的斗爭，也要說到被誣為“二月逆流”的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所進行的斗爭，說到鄧小平１９７５年進行的整頓，等等；我們還要看到當時許多被“審查”、“監護”、“流放”的干部和黨內外許多知識分子，在身心備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對黨、對國家的信念，對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眾也有眾多的人，包括開始時被“左”的口號迷惑的人，逐漸通過實踐辨明是非，以各種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這些都應該是構成“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的一部分。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總的逆流中，這種健康力量能保持和發展，是值得研究的。這種健康力量的存在和發展，對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轉變為新的時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現在有一種意見，說我們過去幾十年搞的是“封建社會主義”。什么叫封建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過封建社會主義，那是反動的社會主義的一種。封建地主階級、貴族被資產階級打倒以后，心懷不滿，他們用社會主義的腔調攻擊資本主義制度，裝作不是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來聲討資產階級。所以封建社會主義，就是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封建主義。

 

我們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進入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封建主義的各種遺毒，“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中也包含著封建主義的遺毒，這都是事實。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更使人感到中國經歷過長期的封建時代的這個歷史特點。因此，黨的許多文件，包括歷史決議都特別提到，要注意肅清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說得更明確。他說：“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上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當然，這些都不是說，１９５６年以后不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倒是封建主義的復辟。

 

我們可以再看看鄧小平是怎么說的。他說，對于封建主義遺毒的表現，要進行具體的準確的如實的分析，“首先，要劃清社會主義同封建主義的界限，決不允許借反封建主義之名來反社會主義，也決不允許用‘四人幫’所宣揚的那套假社會主義來搞封建主義。其次，也要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還要劃清封建主義遺毒同我們工作中由于缺乏經驗而產生的某些不科學的辦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陣風，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說成是封建主義。”這就是說，不能把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一切失誤，不加分析地都說成是封建主義。當然，把正確的和錯誤的混在一起，都說成是封建主義，更是完全錯誤的。

 

提出所謂封建社會主義的說法，實際上是想說，我們只能反對封建主義，不能反對資本主義。因為現在還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進步，那當然要歡迎一切資本主義的東西。所以要“全盤西化”。有的同志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同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要求是根本對立的；要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就不能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要歡迎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在思想政治方面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同時，決不能絲毫放松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他又說：“我國經歷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主義思想有時也同資本主義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浸透結合在一起。”這都是切合實際的分析。所以，鄧小平說：“由于要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就認為可以去宣揚資本主義的思想，也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對于資本主義要有正確的認識，不能像過去那樣簡單地“興無滅資”。不能說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一切東西，都只適合于資本主義社會，一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會主義社會在否定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同時，必須繼承資本主義社會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力和其他各方面的文化。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階級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生產社會化程度高，商品經濟發達，科學技術先進；還有許多有效的生產組織方法、管理方法。所有這些固然帶有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烙印，但它們是適合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的。中國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從本身的舊社會不能繼承到社會化大生產和發達的商品經濟。我們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完成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成的經濟文化發展過程。我們敢于向資本主義學習，我們所學的是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但是，必須批判和排斥維護剝削和壓迫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思想，以及資本主義的一切腐朽丑惡的東西。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一切要進行分析，同樣，對于封建社會產生的一切也要進行分析。中國的封建社會特別長，兩千幾百年。我們要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對社會主義的不利影響。但如果把整個封建時代所產生的一切東西統統說成是封建主義的，都拋棄，那我們這個民族就無法生存和發展。我們這個民族能夠生存，幾千年連綿不斷地發展下來，總還是有一些好的東西。民族虛無主義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遺產中的民主精華同封建糟粕區別開來。從這點上說，“全盤西化”論也是錯誤的。

 

列寧說：“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一定要徹底肅清封建主義的遺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文化傳統中的一切優秀的成果，這也是在講反封建主義時必須注意到的。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1期；該文系胡繩同志1987年8月10日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講習班上的講話；按語為本琴主所加；轉自無弦琴上有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