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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陳來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偉大思想家朱熹的一句詩，生動地描述了源與流的關系。將之用來比喻當下的文化建設或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十分貼切的。一個時期的核心價值的提煉和建設，如果不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源頭活水基礎上，那么這種價值觀多半會成為空中樓閣而難以獲得凝聚人心、教化民眾的社會效果。

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的建設艱巨而困難，這是基于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當代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的自然繼承者，但要正確面對、接受甚至融合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更需要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所以，如何處理中國文化和外來文明之間的關系，如何對待傳統和現代的斷裂和延續，是構建現階段中國社會核心價值的關鍵。

但是在這些復雜的問題面前，了解認識、創造轉化固有的文化傳統是最為基礎性的工作。文化發展和價值凝聚不可能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進行，必然是在已有的文化基礎之上的接受、轉化并創造。習近平同志提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要根據時代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做到這兩點，其前提是要對中華文明有深刻的體察。

作為當代中華文明和中國思想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陳來教授的新作《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一書，收錄了近幾年來他在美國、韓國和國內各地所作的以傳統價值為主題的演講記錄，讀完之后，最深刻的感受是，這本著作是現實性和理論性兼具的力作，充分體現了作者對傳統價值與中國社會現實關系的深入而富有創造性的思考。

在這本書中，陳來教授通過對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連續等核心問題的思考來展開他的強大論說邏輯。他通過對中國人關于宇宙和世界的獨特認識，來理解中華文明價值觀的哲學基礎，他指出價值觀和宇宙觀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在古代思想中可以明顯看到，一定的宇宙觀傾向于一定的價值觀，或者一定的宇宙觀基于一定的價值觀，二者往往是相互聯系的。關聯性的宇宙觀和關聯性的價值觀正是這樣的關系。”（32頁）在此基礎上，陳來教授既旁征博引又高屋建瓴地從六個方面來概括中華文明的基本思維方式：（1）關聯宇宙。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做是關聯性的存在；（2）一氣充塞。將事物的生成和發展看做是氣的聚散，所以與西方的原子論不同，中國人強調的是物質的連續性；（3）陰陽互補。陰陽之間的相互聯結、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彼此為對方提供存在的條件，這與非此即彼的觀念不同；（4）變化生生。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不斷有新的東西形成，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5）自然天理。中國的世界觀不承認造物主，而是自生和自然的，這也意味著看重人的價值；（6）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天道的一致，使天地萬物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儒家強調親親仁民愛物，即由對周邊的人的愛擴充至天地萬物。

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特殊性通過一個文明體的價值偏好得到呈現。在中國，這種偏好在軸心時代就已經形成。拿“世俗”和“超越”這個世界文明的基本問題來看，與那些重視來生和神界，視人世與人生為幻境，追求超自然的滿足的取向不同的，中國文化更傾向于“積極的、社會性的、熱忱而人道的價值取向”（38頁）。在這樣的取向下，崇仁和尊禮成為軸心時期的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在軸心時期，中國的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社會道德價值觀，而相比之下，儒家的道德價值更具有包容性和擴展性，特別是在孟子等儒家學者的總結下，逐漸形成了以“四德五常”為核心的道德德目系統。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德目，不僅是個人道德品性（比如仁是溫厚慈愛、義是堅持道義、禮是守禮敬讓，智是明智能辨、信是信用和堅持），也是社會價值的指針（仁是仁政惠民、義是正義的原則、禮是文化秩序、智是實踐智慧）。

總括地說，價值偏好是一種文明比較視角下的總結，這就要求論者不僅了解中華文明自身的特征，也要對世界文明的格局特別是西方價值觀有所體認。在這方面陳來教授體現出他的宏闊的知識積累。首先，他肯定了世界文明的豐富成果及其對人類生活的正面影響。“毫無疑問，我們應當堅持和守護人權宣言中的所有要求，并努力使之實現。”（58頁）但他又辯證地指出，對于這些價值的承認，也不意味著我們將這些價值看做是唯一的、最高的價值，更不意味著所有的倫理道德只是要為個人人權提供支持。陳來教授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十分精彩。他認為權利話語和權利思維是有局限的，權利思維往往把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強調個人權利必須優先于集體目標，這樣做的后果是，個人的義務、責任和美德維度難以建立。陳來教授還指出，在西方文化的主流理解中，人權是個人面對國家或者說政府提出的道德要求，因此，個人的權利指向的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故人權觀念只涉及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卻無法界定個人對社會、家庭、他人的義務和責任”（59頁）。其后果就是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要求，忽視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強調個人對自己權利的保護，而忽視個人也要尊重他人的權利和責任。

與一百多年來國人在文化問題上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維偏見不同的是，陳來教授采用的是一種價值排序的思考，他說：“現代亞洲的價值與現代西方的價值的不同，不是所有的價值要素都不同，而是價值的結構、序列的不同，價值的重心不同。”（60頁）因此，陳來認為中華文化的價值要為當今的世界的價值體系提供獨特的資源，來阻遏個人主義的泛濫。“仁愛原則、禮教精神、責任意識、社群本位都是與個人主義相反的價值立場。由此發展的協同社群、禮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是當今世界的需要。”（61頁）要用社群協調來對治個人主義；用禮教精神來區別律法主義；用合作的政治區別沖突的政治；并用共存共生的天下主義來糾正強力霸權主義。

在價值排序的視野下，陳來教授提出了他對中西價值觀的定位：第一，相比于近代西方人重視個人自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強調個人對他人和社群，甚至對自然的責任。因為中國文化的理解中，個人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關聯性存在的一方。第二，相比于強調權利優先性的西方近代價值，中國文化在人和人的關系中，主張義務，以對方為重。第三，在個人與整體何者為本的比較中，中國文化認為個人的價值不能高于社群價值，社群包括家庭國家等等多重面相。第四，因為注重整體和互相以對方為重，所以，對待沖突，儒家看重協調與和解，主張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

陳來教授的這些認識是建立在他的理論思考上的，他在長期的思考中形成了他對于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的新的理解，即“多元普遍性”理論。這種認識具有突破性的意味，校正了西方中心主義或建基于西方中心主義上的東方主義的自我輕賤的文化觀。我們現在之所以陷于普遍性/特殊性、全球性/地方性這樣的兩極化觀念不能自拔，主要是在理論上不能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魔咒，從而難以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在陳來看來，東西方文化都有其內在的普遍性因素，只是因為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西方文化的內在普遍性得到比較充分的體現，而其他地區的文化則還沒有充分展開，“但在今天，只有建立全球化中的多元普遍性觀念，才能使全球所有文化形態都相對化，并使它們平等化”（63頁）。

中國現階段的核心價值建設，必須要建立在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基礎上，而要通過文化自覺而達成文化自信，必須要讓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成為其源頭活水。不僅如此，我們還需要有一種建立在全球文明整體把握的認識高度。陳來教授的這本書，在這些方面都有獨到的認識。此書的出版不僅為落實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了文明的源頭活水，該書的理論深度標識了世界文明對話的中國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