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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治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40多年之后，新自由主義的極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出現一些嚴重的裂痕。幾十年來一直以犧牲底層利益為代價，將資金向上層傾斜的“涓滴效應”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國政府愿意花錢直接惠及廣大民眾和經濟的新意愿。長期以來，這種情況根本沒有發生過——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推行醫療照顧制度、醫療援助制度和“向貧困宣戰”的反貧困運動以來就從未發生。

新自由主義模式建立于羅納德·里根時代，并在東歐社會主義失敗后的幾十年中得到加強，新自由主義模式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恢復和發展的“類固醇”。任何形式的公共服務和財產都是私有化的目標。福利和社會援助會受到侵蝕，有時是迅速和劇烈的。為了釋放所謂的投資潛力，富人的稅收被大幅削減。為了激活資本市場，條例被取消，工會的作用被削弱。控制公共財政的權力也逐漸從國會或議會等民選的民主機構的手中奪走，交給未經選舉的央行行長。

這些政策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正面臨壓力，而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助計劃”被簽署成法律，是這種轉變的最新和最明顯的證明。

在經過上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2008-2009年大蕭條）之后，確實采取了一些重大的直接刺激措施，包括對納稅人和基礎設施支出的一些檢查。但即使是在貝拉克·奧巴馬總統的決策者圈子里的人，也不愿超支。對赤字的恐懼，以及中間派民主黨議員的破壞，都使政府的應對大打折扣。

解決資本主義崩潰的任務基本上交給了美聯儲，美聯儲多年來實施“量化寬松”政策，通過購買債券將流動性資金注入金融市場。同時通過中央銀行操縱利率。資金從美聯儲（Federal Reserve）流向銀行，他們的想法是向公司和企業（易受廉價利息誘惑的公司和企業）提供貸款。其邏輯是，這將刺激投資并創造就業機會。從根本上講，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涓滴”經濟學。

這樣做的結果是經濟復蘇，盡管復蘇將是緩慢且極不平等的。許多公司利用廉價信貸回購股票，而不是創造就業機會，這樣做只是向股東大量注資，對工人沒有任何好處。“奧巴馬醫改”為以前買不起醫療保險的民眾帶來了醫療保險，但保險公司從獲得數百萬新客戶中獲利。最終，在20世紀10年代后期，就業機會有所增加，但在那時，華爾街已經享受了近10年飛速的利益增長。（工作機會的增加和股市的繁榮都是特朗普試圖爭取的功勞，盡管他實際上在管理方面也沒什么功勞。）

雖然像GDP這樣的統計數字可能會呈現出增長現象，但現實是，對許多人而言，擺脫經濟衰退的影響還需要多年時間。不平等的程度飆升至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99%反抗1%”的口號在這段時間流行起來，這絕非巧合。對于數百萬人來說，當下一次經濟危機爆發時，他們甚至還沒有從上一次經濟危機中完全恢復過來。

為公眾提供公共資金

在當前由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危機中，關于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危機有不同的解決方向。可以肯定的是，共和黨人和中間派民主黨人仍然傾向于盡可能少的行動。但現在的情況與2009年不同。直接將錢花在人們的迫切需求上不再是禁忌。在拜登的經濟救助計劃通過之前，情況已經如此，但現在更為明顯。

當“美國救助計劃”中的資金真正開始流出時（并將其與過去一年所做的工作結合起來），大多數美國納稅人將收到4000美元的救濟支票，以幫助他們生存。許多失業者將從每周600美元或300美元的聯邦失業補助中受益。對于許多有幸保住工作的人來說，“薪酬保護計劃”將向小型公司進行貸款來支付員工數月的工資。

新的稅收抵免政策，使工薪家庭很快就為每個年幼的孩子每月多存300美元。面臨驅逐或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人將獲得租金援助。苦苦掙扎的小企業有望獲得補助金，使員工能夠繼續工作。多虧了美國統一綜合預算協調法案（COBRA）的幫助，許多失業人員將得以繼續投保。

到目前為止，這些只是美國政府應對大流行病的措施中的幾個主要項目，甚至沒有提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資金的使用、冠狀病毒即時應對、個人防護用品（PPE）配備等問題。

從以下方面進行改變

許多分析人士都注意到了這種范式的變化。喬治敦大學商學院教授保羅.麥考利（Paul McCulley）本周早些時候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說，“讓穩定經濟的政策更多地通過財政渠道發揮作用，更少地通過貨幣渠道發揮作用，這是一種深刻的、支持民主的政策組合。”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說：最好由選舉產生的代表而不是未經選舉的銀行家來決定如何使用公共資金。

一些媒體評論員看到了這種轉變，但他們忽略了這種轉變發生的真正原因。例如，《泰晤士報》的評論作家尼爾·歐文（Neil Irwin）就把這場斗爭描述為“尖端技術官僚”與立法者之間的斗爭，或者如本周早些時候他的文章標題所言，“讓開，書呆子。現在是政客經濟。”

歐文和其他資產階級新聞界的評論員沒有能夠從對形勢進行的階級分析中得出深刻的見解，繼續只通過關注社會最上層人士之間的差異來解釋社會變革。然而，事實是，現在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施加的壓力是下層階級斗爭的結果。

自上一次經濟衰退以來，工人階級的行動一直在穩步推進并不斷增強。金融危機爆發后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最先引發了火花。在伯尼·桑德斯兩度競選總統期間，以及伊麗莎白·沃倫競選總統時，他們在公眾談話中都曾明確提出“全民醫療保險”等社會民主要求。

工會運動已經開始扭轉其數十年來的頹勢，像亞馬遜亞拉巴馬州的工人運動這樣的新的組織努力表明，越來越多的工人希望通過集體行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

“黑人的命也是命”全國運動，要求解決治安和軍事化問題，并將資金用于人類的需要，它將消除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的斗爭融合在一起。

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已經持續數年，同時也顯示出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組織和美國共產黨等左翼組織出現了爆炸性發展。

2018年和2020年的選舉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因為進步立法者組成的核心小組不斷壯大。大膽的有色人種女性領導者愿意成為人民的代表。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阿安娜·普萊斯利、伊爾汗·奧馬爾和普拉米拉·賈亞帕爾現在在華盛頓領導從綠色新政到爭取15美元時薪等一切事務。

在過去的一年中，由新冠病毒造成的大規模死亡和破壞只會加速人們質疑現狀、尋找替代品的趨勢。

工人和被壓迫人民現有的物質條件推動了工人階級的有組織活動和政治發展，這一切都在國家一級的政策和辯論中產生了影響。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會影響大眾意識，從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即當代的法律、政治和哲學思想。

新自由資本主義這樣的舊意識形態受到來自階級斗爭的新思想的壓力。不過，這些新思想還沒有完全形成，推動它們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不足以在任何時候都維護自己的權力。新思想仍然與舊思想相沖突，結果是不確定的。盟友（如政客）有時會動搖。勝利將會實現，但并不順利。失敗并非不可避免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所說，“歷史總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使自己最終的結果總是源于沖突……有無數的交叉力量。”

因此，雖然我們沒有從“美國的救助計劃”中得到什么，但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人民一直要求改變我們的經濟運行方式和受益對象。人民群眾的組織和團結正在使之成為現實，2020年的選舉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極端的市場自由主義的力量不會輕易屈服；未來還有一場漫長的斗爭。超級資本主義的思想仍然支配著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一大部分人。工人階級中的主要部分仍然被特朗普主義所吸引，被種族主義思想禁錮；仍然需要對他們進行爭取和動員。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主要通過財政赤字而不是增加對超級富豪的稅收來支付所有這些新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支出。

新自由主義不會輕易消失，但它感覺到了壓力。這是值得慶祝的。

與《人民世界》發表的所有評論文章一樣，本文反映了作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