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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東孫潔民：新冠病毒、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點擊：作者：朱安東孫潔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8-27 1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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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自由主義導致的抗疫不力、政治腐敗、經濟金融脆弱和意識形態極化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尖銳、亟須變革而無計可施的窘境。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擴張，本質上是壟斷資本與政治國家結成同盟，不斷解除資本增殖束縛的過程，是資本主義從舊的系統性危機走向新的系統性危機的過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大規模干預，不是終結新自由主義，而是在挽救新自由主義和尾大不掉的金融寡頭。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未來，取決于壟斷資本與無產階級和政治上層建筑之間的博弈。在新自由主義系統性危機中醞釀的極端意識形態，很有可能成為比新冠病毒更具殺傷力的“病毒”。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系統性制度性危機的加深，近年來各種出人意料的“黑天鵝”事件不斷發生，許多人已經對此產生了“審美疲勞”，見怪不怪了。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種種表現還是讓人大跌眼鏡。當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尚在中國時，西方國家大部分政客和媒體甚至一些中國學者都認為，西方國家擁有先進的醫療技術、醫療體系、公共衛生系統和國家治理水平，應該可以在充分保障“自由”的前提下從容控制疫情; 相反，中國的舉國抗疫是社會治理水平低下和公共衛生系統落后的表現。然而，當中國在各種不利條件的疊加影響之下仍舊通過不懈努力迅速控制住疫情時，疫情卻在西方國家大規模暴發了。這時人們才發現，這些國家無視中國提供的相關病毒信息和成功經驗，白白浪費了中國人民以巨大犧牲為代價為全球抗疫贏得的寶貴時間，以致完全錯過遏制疫情擴散的最佳時機。歐洲第二大醫療器械出口國意大利疫情迅速失控，醫療系統很快被擊穿; 英國推出的所謂“群體免疫”政策令世界嘩然; 美國政府把金融市場維穩和兩黨斗爭置于生命和科學之上，導致確診和死亡人數高居世界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本是偶然事件，但截留別國物資、股市多次熔斷、負油價、經濟衰退以及種族矛盾沖突等一幕幕鬧劇和悲劇接連上演，表明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性矛盾正進一步加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系統性危機正進入新階段。

一、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打破新自由主義神話

雖然在過去40多年的時間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通過各種手段制造了關于新自由主義的種種神話，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打破了其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神話，而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再次打破了其在經濟金融領域的神話，而且打破了其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領域的神話。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暴露無遺，呈現出一種系統性失敗。

(一) 醫療衛生系統退化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打破了關于西方國家醫療衛生系統的神話。此前，在人們的印象中，西方國家擁有先進的醫療技術、豐富的醫療資源和發達的公共衛生體系，能夠更好地應對各種傳染病。

2019年10月，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聯合核威脅倡議組織和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一份頗具影響的報告《全球衛生安全指數》在指出全球多數國家在對傳染病暴發的預防、發現和響應方面都存在能力欠缺的同時，將西方國家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普遍排在195個國家和地區的前列，美國更是高居榜首。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使居于前列的美國、英國、瑞典等西方國家醫療衛生系統的形象迅速崩塌。有的國家醫療體系被迅速擊穿，醫療物資和人員短缺，確診病人無法收治; 有的國家為了避免醫療體系被擊穿，刻意提高檢測門檻、減少測試數量，只收治重癥病人; 有的國家甚至推出所謂“群體免疫”政策。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新自由主義難辭其咎。新自由主義把醫療服務當成商品，把病人當成客戶，認為政府壟斷會帶來效率和服務質量低下等問題，主張醫療衛生體系的市場化和私有化，讓市場甚至資本邏輯起主導作用。但商品化醫療的“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談判地位不平等，再加上其他種種因素，致使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國家醫療技術水平無法高效地轉化為社會福利，醫療衛生體系占用的社會資源越來越多，但應對傳染病的能力卻不斷下降。醫療藥品和設備的研發生產被市場和資本主導。私人醫院比重增加，號稱非盈利的醫院事實上也在按照市場規則運轉，大量醫院被視為市場主體，追求“效率”和效益，“冗余”的床位等醫療設備和物資被視為浪費，一旦醫院“經營不善”自然也要被淘汰。于是我們看到，絕大部分國家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在過去40年里都上升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升的幅度更大，從平均5%左右上升至10%左右，美國更是從1980年的8.2%上升至2018年的16.9%。但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的醫院數量卻減少了，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的33個國家中，有23個國家的醫院數量減少了，有的國家減少的幅度超過一半。相應的，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醫院床位數也顯著減少，不少國家減少幅度在三分之一甚至以上。美國的醫院床位數從1980年的136.5萬張減少到了2016年的89.5萬張，每千人床位數在這個時期從6.01下降到了2.77。雖然我們不知道在現有醫療技術和組織水平下“最優”的床位數應該是多少，但此次疫情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醫療體系的脆弱性。這個脆弱性是導致西方國家放棄“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這種控制源頭、切斷傳播途徑的傳染病防控治本之策的重要原因。

(二) 經濟金融體系脆弱

此次疫情也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經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20世紀以來，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快速發展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發生巨變: 生產組織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呈現出模塊化、網絡化、扁平化的特點; 世界各國在產業之間以及產品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存在緊密聯系，形成全球生產網絡。在這個網絡中，為了加速資本周轉、減少庫存，甚至發展出所謂“零庫存”管理模式。這種生產組織方式確實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同時對整個生產網絡體系及其支撐系統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也意味著系統性風險上升，一旦網絡中某些重要節點出現問題，就可能對整個網絡形成沖擊。疫情暴發之后，各國紛紛停工停產，國際航運受到嚴格管制，經濟遭受重大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4月份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已經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從1月份的3.3%調整為－3%，成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也意味著大量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國際勞工組織在2020年5月底估計，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2020年第二季度的勞動小時數將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10.7%，相當于3.05億個全職工作崗位。

上述這種生產組織方式要求工人根據非常“靈活的”“即時的”生產需要，形成大量靈活就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這使得非正式就業在西方發達國家和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此外，國際勞工組織2020年5月發布的一份簡報估計，全球還有約16億非正規就業工人遭受封鎖措施的嚴重影響。這些人往往既沒有儲蓄也缺少其他收入來源，不工作就意味著無法生存。“‘死于饑餓或死于病毒’是非正規經濟中許多工人所面臨的極為現實的困境。”如果政府不采取恰當的措施，這必將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疫情的沖擊還直接引發股災，全球股市在2020年2月開始迅速崩盤，這本身就表明金融市場的脆弱性。進入新自由主義時期以來，金融自由化不斷發展，金融投機、金融欺詐盛行，家庭、企業、政府債務膨脹，股市泡沫嚴重，金融市場積累了愈演愈烈的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頻發。但在每次危機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并沒有改弦易轍，針對導致危機的根源采取措施緩解矛盾，而是用新自由主義挽救新自由主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人以為情況會有所變化，但各國政府繼續沿用原有思路，一方面把一些傳統政策用到極致，如把基準利率降到0，另一方面采取非傳統的經濟政策，如多輪貨幣寬松和負利率。這些舉措雖然確實挽救了金融市場，但很快又導致嚴重的金融泡沫，以致許多人預測，即使在沒有疫情等外部沖擊的情況下，2020年前后也會出現新一輪金融危機。

這種局面使得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陷入兩難: 如果要控制疫情，就需要大面積停工停產，但這會給就業、經濟、金融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 如果要恢復經濟，就必須盡快復工復產，但在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可能導致疫情的惡化，給醫療體系和社會經濟帶來更大的壓力和沖擊。因此面對疫情暴發，一些國家不愿采取措施斷然停工停產，甚至提出所謂的“群體免疫”論。一些歐美國家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復工復產。為了盡快重啟經濟，美國多個州甚至操縱疫情數據。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復工復產之路必定充滿坎坷。一邊是疫情大暴發的風險，另一邊是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風險，新自由主義的抗疫邏輯可能使這兩難成為現實。

(三) 政治上層建筑衰敗

抗擊疫情不僅需要公共衛生系統全力應對，更需要政府動員和組織全社會的力量。然而，自疫情暴發以來，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的西方政府的種種“迷之操作”再次打破了西方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的“神話”。

當疫情在中國暴發之時，西方國家只顧著對中國的抗疫舉措冷嘲熱諷，對本國應對疫情的能力盲目自信，甚至有政客認為發達的西方國家不會出現中國那樣的疫情暴發問題，白白浪費了中國人民為全球抗疫贏得的寶貴時間。在此期間，這些國家既沒有做好人力、物資準備，也沒有做好應急預案，最終導致疫情在西方的全面暴發。以美國為例，2020年1月，美國政府拒絕使用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檢測套件，而本國疾控中心研發的檢測套件卻存在缺陷，直到2月中旬，全美日檢測量僅約100份。當病毒在全美大規模傳播時，有序的管制和隔離措施姍姍來遲、組織不善又執行不力，醫療機構及其他部門的防護設備嚴重缺乏，食品生產企業得不到足夠防護，導致疫情嚴重沖擊食品供應鏈，白宮施壓疾控中心修改統計方法、操縱疫情數據……美國坐擁世界最強大的科研系統、最發達的醫療技術、最頂尖的傳染病學家，卻在確診人數上迅速成為世界第一。如果說這些現象反映的是西方政治體系的衰敗和失能的話，那么另外一些現象恐怕就是其腐敗甚至腐朽的表現了。比如，美國兩黨部分議員一邊隱瞞疫情一邊拋售股票; 2020年3月31日，紐約市長白思豪宣布了預算高達2080萬美元的方艙醫院改造計劃，并在沒有競標的情況下將合同交給承包商 SLS公司，僅僅兩周后，沒有接診任何患者的方艙醫院又被拆除; 在抗疫關鍵時期，美國總統指定毫無公共衛生管理經驗的親屬負責醫療物資統籌，其領導班子不僅任人唯親、缺乏經驗、工作不力，還涉嫌向私營企業輸送利益。而這些行為即便被媒體揭露后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和處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被金融壟斷資本(包括金融化了的產業資本)所“捕獲”，西方政府的議程也明顯受到影響，金融市場、經濟運行的優先級明顯高于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比如當股市崩盤時這些國家為救市采取措施的速度和力度，都遠遠高于為抗擊疫情做出的努力。

(四) 社會矛盾尖銳

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泛濫，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中產階層規模縮小、貧富分化加劇、貧困人口增加等現象。以美國為例，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一項調查表明，即便是在經歷了10年的經濟增長之后，2019年年底仍有16%的成年人無法正常支付各種賬單，37%的成年人難以應對400美元的緊急支出(2013年為50%)。而低學歷者和少數族裔的處境更為艱難，擁有本科及以上學位的白人、非洲裔美國人和拉美裔難以支付當月賬單的比例分別為6%、15%和12%，而擁有高中及以下文憑的人群中對應的數據分別是19%、35%和29%。該調查還發現，2019年有18%的成年人未能支付自己或者家人的全部醫療賬單，有25%的成年人因為無法支付而取消了某種形式的醫療服務(2013年為32%)。大量底層民眾生活困難，許多成年人由于吸毒、抑郁、自殺等原因過早死亡，這導致美國在和平時期并且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連續3年下降，從2014年的78.9歲降至2017年的78.6歲。面對疫情沖擊，即便是在政府增加了各種緊急轉移支付的情況下，底層民眾的生活也沒有太大改善。相反，疫情沖擊使得這些國家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大量民眾生計困難，甚至感染了新冠病毒也難以得到檢測和救治;另一方面，隨著政府救市措施的出臺，股市迅速反彈，在累計申領失業救濟金的人口達到4260萬人的情況下，美國億萬富翁們的財富從2020年3月18日至6月4日增加了5650億美元，增幅高達19% 。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因新自由主義加劇的“結構性種族主義”: 少數族裔由于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平均受教育水平更低、更多從事低技能服務業且更依賴公共交通，因而感染風險更高; 慢性病患病率更高，因而感染新冠病毒并引發并發癥的風險更高; 沒有健康保險或無力支付檢測、治療費用，因而得不到及時的檢測和治療。據統計，此次疫情中，非洲裔美國人的新冠肺炎總體死亡率是白人的2.4倍，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是白人的8倍; 黑人和土著居民畸高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與他們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嚴重不相稱。雖然在新冠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美國的疫情卻使人分出三六九等。之所以會出現美國明尼蘇達州非洲裔男子因警察暴力執法而死亡，之所以這個事件迅速在全美引發大規模抗議和騷亂，其背后凸顯的正是美國的“結構性種族主義”以及其他社會矛盾在疫情中的進一步激化。

(五) 文化危機加劇

隨著新自由主義泛濫所帶來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性系統性危機不斷加深，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陷入了無法解釋現實、更無法解決矛盾的困境，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文化危機。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右翼民粹主義乘勢興起，甚至在美國等國登堂入室、執掌政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之下，西方主流文化的危機更加暴露無遺。西方國家政客既無力有效控制疫情，又不愿意承認失敗，只能操縱民粹主義，把責任歸咎于其他國家或者少數族裔。在疫情沖擊下，荒誕的意識形態圖景展露于世。在政界，右翼民粹主義政客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熱衷于散播陰謀論和煽動性言論; 意大利國會議員主張以反人類罪將比爾·蓋茨送上國際法庭。在民間，科學家飽受鄙夷; “5G傳播新冠病毒”“比爾·蓋茨制造病毒”等荒謬言論充斥輿論，甚至出現民眾燒毀5G基站的鬧劇。值得警惕的是，隨著文化危機的加深，包括特朗普在內的西方政客不僅帶頭操弄甚至鼓勵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而且打破二戰以來的傳統，對新法西斯主義勢力表現出縱容態度，同時對反法西斯主義力量進行打壓。

二、新冠肺炎疫情亂象的新自由主義根源

新自由主義一貫將自由市場作為最理想、最有效率、最能實現人權和自由的制度安排，政府只是“守夜人”，唯有“最弱意義國家”才是“功能最多的國家”，“任何比這功能更多的國家都要侵犯人們的權利”。這種神話不僅延續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誤區，將國家與市場、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形而上學地二分，而且無非是在說，新自由主義國家是服務壟斷資本“功能最多的國家”，而公共衛生系統、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性以及工人、窮人和少數族裔的利益則是實現這些功能的代價。新冠肺炎疫情不過是把以往由種種新自由主義神話遮蔽的矛盾和危機暴露在陽光下。

(一) 資本、階級與國家：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理論”，其核心和理論支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保羅·沃爾克于1979年擔任美聯儲主席并大舉改變貨幣政策為肇始，以撒切爾當選英國首相和里根當選美國總統為標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工程開始推行。借助美國的霸權地位和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工程得以確立。隨著新自由主義體制下西方國家走出“滯脹”危機以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新自由主義邁向巔峰，甚至自信地宣告“歷史的終結”，并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作為全球治理模式和國家治理模式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在 20世紀70年代后期形成氣候，并非因為它兌現了某種“善”的哲學或建構了邏輯嚴密的經濟學政治學體系，而是因為它滿足了壟斷資本的利益，滿足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和中心國家霸權的需要。

二戰后，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確立了無可爭議的霸權地位，并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霸權地位。自此，資本主義世界經歷了20多年的“黃金時代”; 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斗爭，使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工會力量增強。但凱恩斯主義沒有也不可能解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深層次矛盾，“黃金時代”也不可持續，美國的政治經濟擴張使資本和技術向歐洲和日本轉移，形成實力日益強勁的跨國資本。跨國資本的運動雖然符合美國扶持、控制歐洲和日本的需要，但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反過來削弱了美國和美國商品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加劇，削弱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壟斷資本增殖能力的削弱，使得其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緩和勞資危機的能力降低;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資本競爭，也使壟斷資本日益拒斥“黃金時代”的改良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外圍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外部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特別是越南戰爭和兩次石油危機沉重打擊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系列內外矛盾導致的利潤率下降和“滯脹”危機，使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重新尖銳; 壟斷資本尋求改變以恢復利潤率和競爭力，無產階級則希望保住斗爭成果。由于左翼力量特別是社會主義力量在理論和組織上還不成熟，壟斷資本憑借新自由主義獲得了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強勢地位，打碎了二戰后建立起來的“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對其進行了系統性改造。

為了應對20世紀70年代的系統性危機，以美國壟斷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包等手段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生產，不僅實現要素“最優配置”、實現勞工套利，還能規避監管、規避國內的勞資矛盾并間接削弱工會力量。與壟斷資本全球布局相呼應的是國內的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政策。英美等國政府壓制工會運動、放松管制、為富人和企業減稅，并將醫療和公共衛生系統等領域納入市場化進程中。

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壟斷資本的再次崛起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甚至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最顯著的特征是生產、交換和社會再生產的金融化”。19世紀末20世紀初，“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日益融合”并發展為“金融寡頭的統治”。金融寡頭在大蕭條中遭受重大打擊，之后則受到來自政治上層建筑的管制，但食利資本沒有如凱恩斯所設想的那樣“無痛苦死亡”，反而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重獲自由”: 通過自由化削弱甚至解除了對于金融資本的種種管制措施; 通過公共債務和利率的市場化，金融寡頭在全世界建立起以金融為基礎、以食利和投機為特征的積累體制。

包括金融化的產業資本在內的金融壟斷資本逐步控制了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并逐步建立起維護和支持其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國內外的文化霸權，從而按照其要求改造了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政治工程和意識形態霸權工程的配合下，世界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甚至改造，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和經歷劇變后的大部分蘇東國家。

(二) 資本增殖與新自由主義的脆弱性

新自由主義形成、發展和蔓延的過程，本質上是壟斷資本掙脫各種束縛以實現更自由的最大化增殖過程。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分析依然在場。與古典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相似，新自由主義既然保障了資本的自由增殖，也就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概言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不過是資本主義從舊的系統性危機走向新的系統性危機的過程。

金融自由化政策塑造了監管缺位、信息不透明、欺詐盛行且泡沫嚴重的金融市場; 企業層面的股東價值導向在使企業絕大多數雇員實際收入停滯或減少的同時，反而使企業高管的收入急劇膨脹，越來越多的利潤轉化為利息和紅利，并以金融資本的形式空轉。金融壟斷的日益增強、金融界與政府之間的“旋轉門”以及金融資本對于學術界的滲透和影響，使金融資本的話語權和政治影響力空前強化。西方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務實”地服務于自己真正的“票倉”即壟斷資本，甚至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資本主義制度在自由與生命之間，總會本能地選擇前者; 只不過前者不是人的自由，而是資本的自由。金融部門的主導地位決定了中央銀行的行為邏輯不得不適應金融資本的需要，這不僅使歐美國家的利率政策被金融資本綁架，而且導致歐美國家在疫情期間肆意“大水漫灌”，對超常規貨幣政策形成過度依賴。

通過國際產業轉移、打壓工會力量、削弱政府管制、減少企業和富人稅收等政治工程，以及借助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和對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的破壞，壟斷資本的利潤率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同時導致失業率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停滯、貧富分化加劇和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美國家庭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投入更多勞動時間，并淪為消費金融的附庸。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生產網絡的演化不僅使國際貿易依存度空前加強，世界經濟的系統性風險空前提高，而且強化了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力以及“使用”勞動力的靈活性，導致勞動力市場的非正式化，大量制造業工人因產業轉移和離岸外包而失業，不得不轉向低技能服務業，甚至成為非正式就業工人。不穩定就業和隨之而來的不穩定收入使大量脆弱的家庭經受不起因疫情采取的停工停產、“封城封路”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甚至無力支付核酸檢測費用。在生存壓力之下，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和種族主義就有了土壤，在政客們的操弄之下甚至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階級矛盾。

混亂的意識形態圖景也與中心國家作為食利國的地位有關。列寧指出，作為食利國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會分化出特權階層，產生機會主義，甚至導致部分工人運動在一段時間內的腐化。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世界體系中，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心國家憑借金融霸權而居于食利國地位。金融寡頭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本增殖，一方面使中心國家少數高技能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工人享受高收入，從而在意識形態上“資產階級化”; 另一方面使中心國家的低技能工人不得不和外圍國家的工人競爭，導致國際無產階級內部的分裂，從而使這部分工人更容易被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和種族主義裹挾。

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長期擴張帶來的公共服務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嚴重削弱公共衛生系統的規模和預算，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緊縮政策進一步惡化了公共衛生系統的狀況，積累的一系列惡果在疫情中總爆發。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去工業化、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等問題也促使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尋求私人投資的參與。諷刺的是，在此次疫情中，一些如州長和國會參議員這樣的政界人士對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的神話并不買賬，他們指出，私人分銷商管理醫療物資分配意味著大量物資不會被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事實也的確如此。

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標志著資本主義的系統性轉變，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權力和意識形態霸權空前加強。然而資本邏輯越赤裸裸、越無拘無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會愈發尖銳，資本主義社會就越趨向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就越激化。新自由主義的積累體制無異于飲鴆止渴。盡管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霸權在相當程度上迷惑了無產階級，并通過與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和種族主義“聯姻”來轉移矛盾，然而，在危機沒有來臨時，新自由主義尚可維系光鮮的外表，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各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 要控制疫情就必須限制商業活動; 要防止經濟衰退并且在疫情之后盡快恢復經濟，就必須注入足夠的刺激。同時實現這兩重目標不僅需要科學的政策制定，還需仰賴經濟社會足夠的韌性。新自由主義恰恰使整個社會處于矛盾尖銳的脆弱狀態。

三、疫情陰影下的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新冠肺炎疫情激起了西方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普遍反思和批判。《金融時報》編輯部撰文指出: “需要通過徹底的改革顛覆過去40年的主流政策方向。政府須在經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他們必須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非負債，并想方設法降低勞動力市場的不安全性。” 這里所謂“過去40年的主流政策方向”指的就是新自由主義。

(一)旨在挽救新自由主義的大規模干預

面對疫情，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也將大規模干預提上議事日程。例如2020年3月17日，英國財政大臣里希·蘇納克宣布了 3500億英鎊的一攬子貸款和贈款;3月20日，蘇納克宣布，對于因疫情無法工作的工人，只要公司保留工資，政府將支付多達80%的補助金，每人每月最高2500英鎊。這是二戰以來英國對私營企業最大規模的一次干預，而且是由保守黨政府推出的。美國等國也采取了大幅度救市措施，并實施了前所未有的臨時轉移支付政策。在疫情壓力下，甚至連右翼媒體都轉而肯定“科爾賓經濟學”和“國有化”的優點，以至于在世界輿論場中出現了以下樂觀看法: 新自由主義即將因疫情而壽終正寢，國有化、國家干預甚至社會主義將取而代之。然而新自由主義未必行將就木。盡管遭遇意識形態話語權危機，但由于其經濟基礎特別是階級基礎并未被實質性撼動，新自由主義有可能在不改變其核心邏輯的前提下，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稱: “像‘華盛頓共識’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已經死亡。”這在當時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但新自由主義是否會終結，不取決于其理念或政策是否科學或“合理”，而是取決于統治階級賴以維系統治的經濟基礎是否發生質變。

號稱反對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其實高度依賴國家。正如葛蘭西所說，“由于市民社會和國家同為一物，必須搞清laisse－faire(自由主義、放任)也是國家‘干預’的一種形式，通過法律措施和強制手段引進和維持”。這也是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工程而存在的原因。國際金融危機時政府對金融部門的大規模紓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聯儲的救市行動都不是在終結新自由主義或轉向國家干預主義，而是試圖盡快恢復新自由主義秩序。對于新自由主義者來說，大規模干預只是應對外部沖擊的可逆響應。

(二)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系統性風險

即便大規模干預被普遍用以應對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由于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經濟社會脆弱性，短期內依然可能引發嚴重的連鎖反應。一方面，疫情仍在繼續，截至2020年6月9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超過710萬，死亡超過40萬。其中，美國以接近200萬的確診人數和超過11萬的死亡人數高居榜首。更為嚴重的是，全球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尚未出現下降趨勢，每天仍然高達10萬以上。其中，美國的每日新增人數雖然比最高峰時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2萬以上，近期由于過早復工復產以及各地爆發示威和騷亂等原因，更是出現了下降勢頭逆轉的跡象; 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每日新增人數近期出現了明顯上升的勢頭，巴西甚至超過了美國，一度高達3萬。另一方面，在疫情結束之前，經濟和金融的復蘇必然阻力重重。正如前文所說，模塊化、扁平化的全球生產網絡在實現資本主義高效生產的同時，也使供應鏈變得敏感而脆弱。盡管歐洲部分國家和美國都在不同程度上推進復工復產，但復工復產不僅取決于本國疫情和政府意志，還高度依賴供應鏈上下游的疫情發展，更要面對疫情出現反復的可能。由于疫情的暴發不是全球同步的，“震中”先后有數次轉移，這使得經濟停滯的周期被拉長; 由于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大量家庭依附于信貸，企業經營也高度依賴金融市場，因此本就不穩定的銀行部門和金融穩定性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大量企業貸款和家庭債務的拖欠有可能引發連鎖性的破產和信用危機，如果進一步影響到生產網絡中處于關鍵節點的企業，甚至可能引發更嚴重的連鎖反應。

(三) 新自由主義的命運與資本主義的未來

新冠肺炎疫情對新自由主義的沖擊既會引發“彈性形變”，也會引發“塑性形變”。這兩種形變如何發生，新自由主義乃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何去何從，歸根結底取決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以及壟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斗爭。

1.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風險加劇

金融資本主導的積累體制已呈尾大不掉之勢。為了防止股市崩盤并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美聯儲不惜推行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致使其資產負債表迅速膨脹; 同時，歐洲的債務水平也在飆升，再度為金融系統的壓力和脆弱性加碼，為下一次金融危機埋下種子，但應對未來危機的政策空間就要被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新自由主義擴張以及本次疫情期間的大規模干預消耗殆盡。美股近期的表現表明，對金融投機的依賴已使美國股市陷入怪圈: 哪怕經濟形勢再糟糕，但只要有好于預期的信息出現，就可以引發新一輪上漲。在疫情影響下，新自由主義的“泡沫—危機”循環將更加脆弱，金融危機的爆發極易發展為經濟危機，進而導致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不會終結全球化，但凸顯了全球化的風險。逆全球化因素雖然在增長，但推動全球化的核心力量特別是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并沒有被實質性削弱，此后世界經濟可能從高度追求效率的全球化向效率與風險的再平衡轉變: 重建國內生產、近岸外包、區域化、縮短或分散供應鏈可能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德國、法國等中心國家就已布局重振或升級制造業。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刺激中心國家重新評價經濟利益與公共安全、全球化與經濟主權之間的關系。2020年2月，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宣布將審查確定需要“經濟和戰略獨立”的行業。3月上旬，日本政府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決定重新布局全球供應鏈。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提出，過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雖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也加劇了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現象。當前的全球化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全球生產網絡是否會如美國、日本、法國等先進制造業國家謀劃的那樣發生變革，將主要取決于政治國家與跨國公司之間的博弈。

2. 生產組織向更靈活的形式轉變

全球生產網絡微觀基礎———跨國公司———的變化同樣值得注意。新冠肺炎疫情意外地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生產組織變化的力量: 借助互聯網，疫情推動企業布局更大規模的服務外包，Twitter 等高科技企業借疫情推行員工在家遠程辦公。服務外包的擴張以及遠程辦公的大規模推行，可以使企業實現更加靈活高效的要素配置(特別是勞動力的配置)。換言之，就是使資本擁有更靈活高效地剝削勞動的能力，特別是跨國資本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廉價服務勞動的能力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這種能力每增強一分，中心國家工人勞動的不穩定性就增加一分，階級和社會矛盾就可能被激化一分。

3. 法西斯主義勢力興起風險加大

由于壟斷資本與政治國家之間數十年的“同盟”，西方無產階級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被壓制和分化。雖然新冠肺炎疫情使西方社會階級矛盾進一步深化，但當前西方工人階級遠比二戰后的工人階級階層更復雜且力量更弱: 擁有更強集體意識和組織紀律性的產業工人規模減小，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原子化的服務業工人; 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政黨往往黨員人數不多、組織動員能力弱、普遍脫離群眾，政黨活動高度圍繞選舉展開而出現短視、迎合輿論等弊端，難以提出科學的革命理論和有效的斗爭策略。相反，壟斷資本的力量依然強大。疫情沒有導致歐美發達國家階級力量格局出現重大變化，也尚未真正觸動壟斷資本的統治權，因此促使資本主義發生重大變革并使新自由主義消亡的動力仍不顯著; 除非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出現重大變故，否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急需的緩解各種矛盾的改革政策仍然難以被采納和實施，甚至難以出現在這些國家政府的議程之中。

在這種階級格局之下，由于無產階級無法進行嚴肅的反思，更無力提出真正解決矛盾的理念和政策，西方國家的統治集團將進一步轉移矛盾，操弄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上將更加極化和右傾，法西斯主義登堂入室乃至爆發戰爭的風險將進一步加大; 而大量生活在困苦和失望之中的民眾在缺乏科學的革命理論引領的情況下，反倒可能成為極端意識形態快速發展的土壤。對此，各國的有識之士不可不高度關注。

4. 美國帝國主義霸權危機加劇

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中，每個時代總會有一個霸權國家在體系中起主導作用，一方面利用其經濟、政治、文化、技術和軍事等方面的霸權維持有利于自己的秩序;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這種霸權地位攫取利益。要維持這種霸權地位和體系相對正常的運轉，這個國家不僅需要在經濟、政治、文化、技術和軍事等方面處于優勢地位，而且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以維系平衡并換取其他國家的支持和服從。但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美國的優勢相對削弱，越來越難以維持，美國霸權開始出現危機。特別是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不僅試圖繼續從這個體系中攫取各種利益，而且越來越不愿意承擔維持其霸權的各種成本，越來越不顧及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賴以維系霸權的意識形態話語，甚至不惜打破其主導建立的各種事實上有利于美國且已運轉多年的規則，甚至退出其主導建立的各種國際組織，這些都從事實上加劇了美國霸權的危機。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政府不僅應對疫情不力，導致美國疫情大暴發，而且毫不顧及盟友的利益和感受，截留抗疫物資，甚至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政府在疫情中的種種表現、種族主義引發的抗議和騷亂、赤裸裸地利用其霸權試圖對華為公司趕盡殺絕，等等，不僅是其各方面霸權衰落的表現，而且必將加速其霸權衰落的進程，必將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陷入更深重的混亂和危機之中。

四、結語

如果從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臺算起，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全球泛濫了40余年，在初期幫助西方國家走出“滯脹”危機后，雖然帶來了壟斷資本利潤率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經濟增長，但也進一步加深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各種矛盾，帶來了不斷爆發的各種危機。上一輪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用新自由主義挽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使這些矛盾進一步深化，世界資本主義早已陷入系統性制度性危機之中。本輪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在一定程度上既是這種危機的結果，又促進了危機的進一步加深。

西方國家抗疫不力、政治腐敗、經濟金融脆弱和意識形態極化反映出資本主義社會在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下亟須改革而不得的困局和危機; 美國霸權的衰落更給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除非資本主義如二戰前后那樣向改良主義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以暫時緩解矛盾，否則肆意滋長的極端意識形態很有可能成為比新冠病毒更具殺傷力的“病毒”。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之所以能夠將大蕭條化危為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以二戰為前提的———這正是資本主義的“野蠻”之所在。

遺憾的是，如19、20世紀那般轟轟烈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暫時還未出現在天際線。即便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日趨尖銳，然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需要國際政治經濟變化等條件外，還需要理論、組織和政治上的準備，這些準備在當前的西方尚不成熟。如果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想要改變現狀(不論是通過工會運動、議會斗爭或者是更徹底的方案)，必須要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把冷戰以來被壟斷資產階級持續妖魔化而顛倒的理論和歷史糾正回來，結合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現實撰寫出“后新冠版本”的《共產黨宣言》，以使無產階級擺脫目前的分裂狀態而重新“形成為階級”。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政黨都應有所作為。

（作者：朱安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孫潔民，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政治經濟學智庫”，原刊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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