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讓人看清楚,最大的弱勢群體是:老人。
在香港,截至8月22日,77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其中71人是70歲以上的老人。
而且這些老人絕大多數都是在過去兩個月內去世的(上圖)。也就是說,在過去兩個月,平均每個月有35名老人因感染新冠肺炎離世。
這些死亡數字沒有引起任何社會風波。
為了殺人犯不被引渡、而參與示威抗議游行長達半年之久的那些香港人,主張對內地封關卻對疫情更為嚴重的歐美國家敞開大門、并為此不惜罷工的那些香港醫護人員,沒有一個出來為這些死于疫情的老人游行示威罷工,高喊“老人的命也是命”。
相反,一些醫護組織頭目卻頻頻公開露面叫囂,要阻止內地醫護人員支援香港抗疫。
他們的思想與美國高度同步,在美國,老人感染新冠肺炎孤獨離世,老人的呼吸機被奪給年輕人使用,大家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二
當然,在香港,什么都要套用西方的“政治正確”語言,所以不能說“老人”,要說“長者”。
中國古話說:聽其言,觀其行。
這是唯物辯證法,對認識世界非常實用。
西方社會很注重用詞“政治正確”,但做起來卻是另一套,并沒有想方設法讓社會運作和發展,也能達到同樣高的“政治正確”標準。
在美國,你要是說了“黑人(Negro)”這個詞,沒用拗口的政治正確詞:“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就會被群起而攻之,說你侮辱黑人,搞種族歧視。但警暴中死了多少無辜或者有辜但罪不至死的黑人同胞,大家又見多不怪、習以為常了。
自詡為“人權燈塔”的美國,其政客動輒指責別國不夠尊重人權,但自己國家因為疫情死了18萬人,名列全球第一,從政府到民間基本上相安無事。
或許,在他們心里,死了的都該死。這個時候,他們的內心大概沒有什么“人權第一”的社會文明,有的只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界叢林法則。
所以,聽其言,觀其行,美國的“政治正確”都只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口頭上,并沒有付諸行動,沒有真正融入社會制度中、鑲嵌于文化改造中。他們實際上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典型。
三
然而,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卻扛起了西方文化大旗,他們“虔誠”地認為,西方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就是比東方“民主、自由”,西方社會和西方人種更尊重“人權”。
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西方”就是特指美國和英國。也難怪他們會在修例風波中公然高舉英美國旗。
為何說他們“虔誠”,因為他們對這種認知,已經到了信仰膜拜的地步,而忘記了“平等”二字,忘記了把他們自己及自己的人種擺到與西方人種“平等”的地位上。
其中有些暴徒,可以一言不合就毆打東方面孔的人,但面對那些與他們意見不同的西方人面孔,就打不下手。所以這場風波中,受傷流血的都是東方人,哪怕是愛香港愛中國的西方人也很安全。
對于宗教來說,信徒當然越“虔誠”越好;而對于希望誠實地認識世界進而改善世界的人來說,“思辨”就是比“虔誠”更為正面的品質。
香港人,無論是愛國愛港的陣營,還是反中亂港的陣營,都罵文ge。
愛國愛港陣營,認為反中亂港陣營是復制打砸搶的紅衛兵運動;反中亂港陣營,認為文ge是中gong“做孽”,也是中國人劣根性的體現,所以要反中,所以他們不要做中國人。
但這兩派都誤讀了文ge。
文ge的大方向是教育民眾不要盲從任何權威(包括政治權威、思想權威、知識權威),要用自己的頭腦分析問題,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發揮自己的潛力去建設和發展社會。
至于打砸搶、武斗、迫害異己之類,都是支流,都是運動中暴露出的問題。不僅不能代表運動本身,反而是這場運動發現并著手解決的問題。
一些追隨反中亂港分子的香港人,如果經過文化geming的洗禮,認識問題能力和思想覺悟就會得到提高,也許就能避免出現這種小資式的集體狂熱,盲從地參與到這場自殘式的騷亂和破壞中。
四
只要能拋開對西方文化的“虔誠”膜拜,盡可能客觀地看待世界,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在尊重和保護人權、尊重和保護弱勢群體方面,比西方的社會制度和文化更優越。
在這場新冠疫情中,中國政府身體力行的宗旨,是不惜一切代價挽救人命,包括挽救老人的性命。
武漢2500多名80歲以上的高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成功率接近70%,其中包括7位百歲老人,最高齡者108歲。
考慮到當時是疫情之初,既沒有特效藥物,治療方案也在摸索中,這個數字十分了不起。
環顧之后的各國抗疫實踐,顯然,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對老人這個弱勢群體的權益的維護,完勝西方國家。
而且,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包括高達百萬元的重癥治療費,都是由各級財政支付。治愈出院患者不必背負高昂的醫療救治費用。
不像這位美國女子珍妮特(上圖右),她在新冠肺炎治愈出院之后,陸續收到的醫院賬單高達近4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73萬元。除去醫療保險支付的部分,她仍然需要支付7.5萬多美元、約合人民幣52萬元。而且這還沒完,賬單還將陸續有來,像救護車費用、急救費用以及放射科、心臟科等等這些都是分開計費的,預計她還要為此支付6000至16000美元。
在對抗新冠疫情方面,中國的制度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中力量辦大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軍隊第一時間將緊缺物資運抵疫情重災區、軍醫和各省市醫療隊的高效快速組建、支援疫情重災區,這些行動在其他國家很難復制。
中國的防疫制度還給世界人民帶來了一大貢獻:及時發現新冠病毒,并快速摸索出一套預防疫情擴散和治療的方法。
如果不是中國的防疫制度有效,不是中國醫務人員的認真和敬業,這場疫情在全球范圍或許會蔓延得更廣、奪去的人命更多。
看看韓國、新加坡、新西蘭,就知道,認真學習中國防疫經驗的國家和人民,顯然受災較輕;看看美國、巴西、印度,就知道,忽視中國防疫經驗的國家和人民受災最為嚴重。
中國民間文化也是抗疫的正能量。“萬眾一心”、“舍小家為大家”、“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人人自我約束,為抗疫貢獻一份力量”,就是因為這些觀念深入人心,才能匯集起強大的社會正能量,與政府抗疫努力相輔相成,在最短的時間里控制住疫情,并贏得世衛組織專家發自內心的感謝:武漢人民,世界欠你們的!
如果人人都高喊:我有不戴口罩的“權利”、我有外出的“自由”、聚會的“自由”、甚至“不自由毋寧死”,結果,不僅真的為小小的放縱而送了命,還送了很多他人的命:連累不少老弱病殘弱勢人群也送了命。
美國得克薩斯州一名30歲男子,參加派對后感染新冠病毒,臨死前留下后悔莫及的遺言:我錯了,我以為是惡作劇,但這不是。
中國文化,先講責任,再講權利;危急時刻先保住最多數人,然后再維護個人權益;這些都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個人、集體與國家權益的辯證統一,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護個人利益,而極端自私自利的理念,反而最終會損害個人利益。
相信后疫情時代,中國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程度將進一步上升。
希望這些自信,也能夠輻射到祖國的邊陲:香港社會。
(來源:“峰銳觀察”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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