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建農 張國柱｜毛澤民校勘《毛澤東自傳》
點擊： 作者：蔣建農 張國柱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3-08-30 17: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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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同胞兄弟，他們的交集不只是在家庭生活和在革命隊伍中的交往，還包括毛澤民對毛澤東生平的回憶和記錄。
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民1937年在上海期間，曾經兩次校勘、修改斯諾根據與毛澤東的談話撰寫的《毛澤東自傳》的第一個中譯本，即黎明書局1937年11月1日初版和20日再版的《毛澤東自傳》，在先期連載于《文摘》和《文摘戰時旬刊》的原稿24000多字中，有2000多字的修改和增寫。這些改動，既有修辭用語方面的，如將“貧窮的農人”改為“貧農”，將“前線委員會”改為“前敵委員會”；又有史實的校訂，如將毛澤東1912年入師范學校讀書改為1913年，把楊開慧父親名字的音譯“楊誠志”改為“楊懷中”；還有內容的增添，如關于毛澤東分配土地給農民的方案被陳獨秀否決未能提交黨的五大討論的情況，關于二打長沙時毛澤東反對城市中心論的觀點，關于“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的戰略戰術，關于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政府已經對日宣戰的介紹等等。
?《毛澤東自傳》是唯一依據毛澤東本人口述所創作的毛澤東生平，毛澤民對這個中譯本的兩次校訂豐富了其內容，并大大增加了它的權威性和準確性。
1936年斯諾與毛澤東在保安。
斯諾整理記錄的《毛澤東自傳》是唯一由毛澤東本人口述的生平，是所有關于毛澤東的口述史料中最權威的經典。
誠如斯諾所言，毛澤東只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役、戰術、措施等等，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在斯諾的一再堅持下，毛澤東向他簡要地敘述了自己1936年以前的生平。
在保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完全是憑個人的記憶，沒有借助任何檔案文件，許多經歷是旁聽者賀子珍也聞所未聞。因此，錯漏在所難免。同時又因為斯諾和翻譯不了解當年的背景，不能理解因毛澤東的自謙而語焉不詳的未盡之意，這就使得談話記錄和譯稿有很多的缺憾。
而歷史的因緣附會，卻使毛澤民這位最了解毛澤東的人有機會參與校勘這部書稿，這不僅彌補了許多缺陷，而且增添了不少毛澤東沒有言及的內容。
這是一段已經塵封80多年的歷史。
一、能夠校勘的歷史背景：毛澤民與毛澤東直接的交集
毛澤民1896年出生于韶山，比毛澤東小3歲。關于二人幼年和少年時期居家讀書、勞動、生活的情況，以及自毛澤東1910年離家外出求學起，毛澤民在家幫助父母耕耘經營家務的情況，這里略而不記。
毛澤民從1921年2月隨毛澤東舉家離開韶山投身革命開始，先是在毛澤東任主事（相當于校長）的湖南第一師范附小任庶務，負責該校教學行政之外的后勤食宿事務。
期間，毛澤民一方面在附小夜校補習文化，同時在毛澤東主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類似現在黨校）補習學校學習，并于同年12月經陳子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毛澤民是這個時期毛澤東在湖南領導建黨建團等工作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參加中共一大回到長沙后，毛澤東作為中共湖南支部（湘區委員會）書記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領導開展工人運動是他在領導建黨建團之外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毛澤民1922年10月任長沙筆業工會秘書，同年底，他繼李立三、劉少奇等之后，被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員會派到安源路礦，擔任路礦工人俱樂部經濟股長，并在翌年2月籌辦了中國工人階級最早的經濟事業組織，也是全國第一個工人入股集資建立的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不久后毛澤民擔任合作社的總經理。
在安源，毛澤民見證了1923年4月，在京漢鐵路二七慘案后全國工人運動陷于低潮時刻，毛澤東帶領蔣先云再次去安源，提出“彎弓待發”的策略原則，要求當地黨組織提高警惕，加強防范，齊心奮斗，好好保護工人俱樂部。在二七大罷工被鎮壓到1925年9月兩年多的時間內，由于安源工人階級艱苦卓絕的斗爭，安源成為全國除廣東以外，唯一的革命堡壘。這中間也有毛澤民經營工人消費合作社提供經濟保障的作用。
1925年2月到6月，毛澤民隨回韶山養病的毛澤東與楊開慧一同到家鄉，陪同并幫助兄嫂進行農村調查，從辦農民夜校啟發農民覺悟，再到組織雪恥會、農民協會，進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發展中共黨員，協助毛澤東積累了第一手的農民運動經驗。同年8月，毛澤民與兄長毛澤東一起來到廣州，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五期學習并擔任本屆農講所的黨總支書記，在此期間毛澤民再次與兄長毛澤東有短暫的交集。
自1926年10月起，毛澤民奉命在漢口籌辦長江書店，并任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后負責中共中央各種出版物的發行工作，往返于武漢和上海之間，直至1927年8月、9月間參與兄長毛澤東負責領導的秋收起義的準備和發動工作。這一時期，毛澤民與自1926年11月下旬開始在武漢領導全國農民運動的毛澤東，有比較多的交集。
自1927年9月一別，時隔4年，直到1931年10月毛澤民與毛澤東才在江西瑞金再次相聚。在此后的6年間，雖然他們兄弟二人因職責分工不同，并不是天天相聚，經常是十天半個月、幾個月，甚至最多時有過一次大半年的分離（1937年春到11月底），但一直音訊相通。這是他們投身革命后共同戰斗生活在一起時間最長、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時光。
在毛澤民47年的短暫生涯中，兄長毛澤東無疑是他最信任、最親近，也是對他影響最深、最受他尊敬的親人。而毛澤民則是毛澤東從幼年到開始領導全民族抗日戰爭40年人生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是最了解毛澤東、對他及其家庭幫助最多和貢獻最大的人之一。
并且，這種相知相敬，絕不只是親情，更是出自他與毛澤東共同的革命理想。毛澤民和毛澤覃、毛澤建、楊開慧一樣，還都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了他們為之奮斗的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
可以肯定地說，對于毛澤東1935年遵義會議以前人生閱歷的了解，沒有人可以與毛澤民相比擬。
二、勘校可能性歷史考證：毛澤民與第一本《毛澤東自傳》中文單行本的機緣
1936年7月到10月間，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中國陜甘寧蘇區之行[2]，不僅成就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非凡傳奇，而且書寫了中國出版史的一幕輝煌篇章。斯諾此行集大成的杰作是《紅星照耀中國》（漢譯本《西行漫記》），而與之齊名的則是不到三萬字的《毛澤東自傳》。
從保安回到北平的斯諾，1937年春應美國紐約《亞細亞》（即《ASIA》）月刊編輯的要求，以《毛澤東自傳》為題，將他關于毛澤東生平的訪談集中整理成文，于1937年7月至10月，在《亞細亞》月刊第37卷第7號至第10號上連載。
1937年6月號《亞細亞》雜志封面，1937年7月號《亞細亞》雜志發表的《毛澤東自傳》第一部分和斯諾在保安拍攝的毛澤東照片（收藏者：楊翔飛）
《毛澤東自傳》的公開發表，首先向美國和世界其他英文讀者第一次準確系統地介紹了毛澤東的生平，引起了轟動；接著又反饋到中國國內，中國一部分涉外人員和懂英文的知識分子也因此第一次了解到蘇區、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時任上海復旦大學教務長教授的孫寒冰偶然讀到此文，異常欣喜，隨即組織他的學生汪衡將其翻譯為漢文，經過運作，在孫所創辦的《文摘》月刊第2卷第2號（1937年8月1日）開始連載，《毛澤東自傳》的第2至第7部分，1937年9月28日至11月8日連載刊登于改刊后的《文摘戰時旬刊》第1—6期上，遂使毛澤東生平第一次在國內披露，《文摘》及其改刊后的《文摘戰時旬刊》也隨之成為當時最熱銷的出版物。
1937年《文摘戰時旬刊》第5號刊登《毛澤東自傳》單行本即將問世的廣告：“本書是毛澤東先生親向美國著名記者史諾氏口述生平事跡的忠實記錄，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文獻。原文在《亞細亞》月刊上分四期發表，經本社譯出在《戰時旬刊》中連續刊出，曾引起讀者莫大注意。現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經汪衡先生全部譯出，并請周民先生詳加校正，改正原文錯誤多處。全傳共分四章：第一章，一顆紅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動亂中成長起來；第三章，揭開紅史的第一頁；第四章，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并附加毛澤東論中日戰爭、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女士小傳。全書四萬余字，珍貴照片數十幅，每冊售洋兩角，外埠加郵二分。”[3]
黎明書局1937年11月1日推出的單行本目錄頁刊發鳴謝詞，再次感謝周民先生。鳴謝詞寫道：“本書承周民先生詳加校正，并指出原文錯誤多處，謹在這里志謝——譯者。”[4]那么，這位“周民”究竟是何人呢？
在當年訪談當事人中，首先可以排除出版《毛澤東自傳》時不在上海的毛澤東、馬海德、吳亮平、黃華等；其次可以排除斯諾，他當時雖然在上海采訪淞滬會戰的戰況，但在復旦大學文摘社所編的該書單行本的廣告詞中，卻只字未提斯諾參與此事，反而明確“現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經汪衡先生全部譯出”，也就是說，他們依據的紐約《亞細亞》雜志刊出的英文本，而不是斯諾直接供稿。
那么，除去當事人，只能是兩種人，一是比《毛澤東自傳》的譯者汪衡更高明的譯者，或者就是其他對毛澤東生平非常熟悉之人。
《毛澤東自傳》的譯者汪衡，原名汪椿寶，1914年8月生于北京。1935年中學畢業后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后轉入經濟系。孫寒冰創辦《文摘月刊》后，邀請汪衡參加編輯工作。由于汪衡的中、英文基礎都很好，工作又十分積極主動，因此《文摘月刊》出版三、四期后，汪衡已成為孫寒冰的得力助手，擔負起編輯部的主要工作。而孫寒冰本人曾經留學美國，先后在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和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與文學，獲得過經濟學碩士學位。[5]其本身的英文功底就很深，汪衡的英文水平如果低下，是很難入其法眼的。因此，周民不應該是一位水平更高的譯者。《毛澤東自傳》單行本目錄頁以譯者的名義發表向“周民”的致謝詞，也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那么，這位對《毛澤東自傳》“詳加校正，改正原文錯誤多處”的“周民先生”，究竟是何人呢？
筆者認定，周民就是時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部長兼貿易總局局長毛澤民的化名。其理由有四：
（一）《毛澤東自傳》單行本的中共因素。
在目前所見到的材料中，未發現孫寒冰及其主持的文摘社和黎明書局與中共方面有何直接的交集與聯系，但他們推出的《毛澤東自傳》漢譯本確實可以明顯地證明，二者之間當時有密切的聯系。
首先是該書的封面是由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題寫的書名；其次單行本內封二和內封三刊登的毛澤東題詞和毛澤東1937年春的一張近照。毛澤東的題詞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各方面的動員努力，這是達到此總方針的方法，一切動搖游移和消極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該題詞是7月13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剛剛一周時毛澤東為全面抗戰爆發而題寫的，斯諾無從接觸，只能是由延安到上海的中共方面人士帶來的。值得注意的是，10月8日出版的第二號《文摘戰時旬刊》在連載《毛澤東自傳》第三部分時已經刊用了這幅題詞。
而那幅照片也不是斯諾1936年7月到10月在保安期間拍攝的，同年11月8日出版的第五號《文摘戰時旬刊》在連載《毛澤東自傳》第六部分時也已經刊用了這幅照片，而此前《亞細亞》在刊出英文本《毛澤東自傳》時，則沒有此照片。據考證，這幅照片是1937年初春由時任陜西省政府事務股主任的田益民所拍[6]。
這兩點足以證明中共方面參與或支持了《毛澤東自傳》出版發行，這是毛澤民能夠校勘修改書稿的前提。
（二）毛澤民在1937年間先后兩次到上海。
先是在年初，以東北軍軍官的身份到上海購買印刷設備，并動員一批熟練的印刷工人到延安，為即將創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的印制工作做準備。
再就是4月初到11月13日上海淪陷，毛澤民和錢之光、錢希均、危拱之、任楚軒等受中共中央委派，通過宋慶齡等渠道，接受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接濟中共與紅軍的15萬美元（一說80萬元），以及國際工人階級從法國秘密運來的一筆援助款項。由于不便匯兌，就由毛澤民化名周彬坐陣上海，通過開設一家貨棧分批把美元兌換為法幣（1935年11月至1948年期間，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規定發行的貨幣），再由錢之光等逐次攜帶至西安，輾轉運到延安。毛澤民他們的行動一直得到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李克農和潘漢年等的幫助。
而毛澤民和錢希均夫婦，在1925年11月到1927年春，以及大革命失敗后到1931年7月去中央蘇區之前，曾兩度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布爾塞維克》等進步書刊的秘密印刷發行工作。期間與各個書局、報刊社和印刷廠等多有交際。
因此，毛澤民和1929年創辦黎明書局并任總編輯的孫寒冰，理論上存在交集的可能。
（三）毛澤民多次用過周姓化名。
據考證，毛澤民一生用過很多化名和筆名，除“楊杰”（1927年到1929年冬在上海時期的化名）外，都是周姓，如周泰安、周方、周澤民、周全（1939年6月到1940年2月在蘇聯和共產國際時期的化名）、周韻華（1929年冬到1930年底在天津的化名）、周彬（1937年在上海和后來在新疆工作時期再次使用的化名）等。
1927年9月，毛澤民未能趕上毛澤東秋收起義的隊伍，留在長沙任湖南省委交通處長，為便于地下“交通”，曾一度住在毛澤覃當時的妻子周文楠家（周父晚清時曾任知州、知縣）。據周文楠回憶：“1927年秋，澤民在我家住時，就改姓周，他和我母親（周陳軒，毛楚雄的外婆——引者注）相處得很好，就叫她媽媽。”[7]
因此，可以判斷周民很可能就是毛澤民的化名。
（四）將《文摘》連載的《毛澤東自傳》和11月20日再版的單行本《毛澤東自傳》（11月1日的初版已經有所改動，再版時第二次修訂）開篇處關于毛澤東家庭情況的表述，進行對照：
“文摘版”：我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縣；單行本改為：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沖。
“文摘版”：我家有了15畝田，成為中等的農民了；單行本改為：這時，我家有15畝田，成為中農了。
“文摘版”：我們增加了7畝田之后，祖父死去，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單行本改為：在我們增加了7畝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增加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
“文摘版”：我們每年仍有49擔谷的剩余；單行本改為：我們每年仍有35擔谷的剩余。
關于毛家田產情況，1938年2月由復社按照戈蘭次出版公司第一版《紅星照耀中國》翻譯出版的《西行漫記》，是這樣記載的：“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在這田上我們每年可以收六十擔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這樣每年剩下了二十五擔。用這種剩余，我的父親又積蓄了一點小資本，到后來又買了七畝田，這樣我家就歸到‘富農’一類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到八十四擔谷。”[8]
與這段史料相印證，1937年12月底離開延安，先后輾轉工作于蘭州、新疆和蘇聯的毛澤民，1939年12月28日，他在莫斯科應共產國際的要求，以毛澤東的口吻代替兄長填寫了一份《履歷表》，[9]其中寫道：“父親是一個貧農，由于拼命節省，靠做小生意賺了一點錢，贖回了他的田地。原有15畝田，后又買入了7畝田，每年自己耕種收獲84石谷。1928年全部被國民黨沒收充公。”[10]
這一珍貴的歷史文獻足以印證，是毛澤民對《文摘》版《毛澤東自傳》進行了修改。
要知道，自毛澤東1910年離家到湘鄉東山學堂讀書起，到1921年春節，毛澤東在其父母離世后攜楊開慧回韶山，召集毛澤民王淑蘭夫婦、毛澤覃趙先桂夫婦和毛澤建商量決定，舉家離開家鄉，舍家為國全部投身革命，在長達10年多的歲月里，一直是毛澤民在家幫助其父母打理家事，對他們家庭成員和收入的變化，以及毛澤東從幼年到少年求學和生活的情況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也沒有理由可以做出上述改動。
因此，我們斷定“周民”就是毛澤民的化名。
至于毛澤民在單行本改文中增加了“兩個妹妹”之說，乍看起來與事實不符，但仔細推敲起來，又不是空穴來風。這個時期，毛家共增加了三個女性。一個是毛澤東的堂妹毛澤建，后過繼到他們家；另一個是毛澤東的原配羅氏，1907年過門到毛家，1910年病逝，列入毛家族譜。
毛澤東對斯諾直言不諱地說過：“我的父母在我十四歲時就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人，[11]不過我并沒有和她一起住過——此后也未有過。我不以她為我的妻子，那時根本也不去想她。”[12]由于羅氏年長于毛澤東，雖然從未同房角度可以視為一個女孩子，但肯定不能視為妹妹。
第三個就是這期間嫁入毛家的毛澤民原配王淑蘭。毛家兄弟姊妹間的稱呼并不是十分規范嚴謹，王淑蘭年齡和身份都比毛澤東小，毛澤東卻一直稱呼她為“四嫂”（毛澤民排行老四，毛澤東之前曾有兩個哥哥均夭折），從毛澤東的角度完全可以視為他的另一個妹妹。
還有一個值得考慮的重要因素是，此前毛澤民為了避免因其從事革命活動給王淑蘭帶來拖累和危險，已經與王解除了婚姻關系，離婚后的王淑蘭仍一直以毛家人自居，在參與革命工作之余和坐牢出獄之后仍回韶山毛家生活。
毛澤民雖然早已不再與她一起生活，但親情不減。而1937年在上海校改《毛澤東自傳》時，毛澤民是在他第二任夫人錢希均陪同下的，因此把王淑蘭視同為另一個妹妹，是完全合理的。
三、勘校的內容與意義：毛澤民對《毛澤東自傳》的系統校勘和修訂
毛澤民關于黎明書局單行本初版、再版對“文摘連載版”的修改，最密集的是在第一章“一顆紅星的幼年”，在6900字的篇幅中，刪節、訂正、增添和調整位置等修改不下400處，密密麻麻。毛澤民對于《毛澤東自傳》單行本的系統改動，[13]主要是：
第一，修辭和用語方面的修改。
如“貧窮的農人”，改為“貧農”；“政治名稱”改為“政治術語”；“老天不阻旅行人”，改為“天無絕人之路”；“在湖南成立一個新政府”，改為“成立一個新政體”；“大香爐”改為“打箭爐”；“我屢次跨越華南”，改為“橫越華南”；“北方軍閥”，改為“北洋軍閥”；“開了一個課程來訓練他們”，改為“訓練班”；“一直在黨的政治部”，改為“一直在黨的政治局”；“前線委員會”，改為“前敵委員會”；“黨軍政的地方代表”，改為“黨政軍”；“無限的草原”，改為“無垠”；“召請”改為“邀請”等等。
這些看似字詞的訂正，但實際已經顯現出修訂者具有一般的譯者不可能具備的閱歷背景。
第二，史實或對內容的實質性訂正。
如“顧問會議”改為“咨議會”；《民立》（文摘版原文是《民力》）報是“國家主義的革命報紙”，改為“民族主義的革命報紙”；“國民黨內部的糾紛”，改為“爭奪領導權的斗爭”；“皇清御覽”改為“《御批通鑒輯覽》”；“我斷定還是專心求學的好”，改為“單獨求學的好”；“我于一九一二年入師范學校的”，改為1913年；“教員中給我最強烈的印象的就是楊誠志”，改寫為“一個英國留學生楊懷中”；將“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改為“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志——《新青年》”；“當我正在組織軍隊而仆仆往返于漢陽礦工及農民衛兵之間時”，改為“當我正在組織軍隊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兵之間時”；“大家決議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于瑞金”，改為“于興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確實是在興國而不是在瑞金——引者）；“我們在銅鼓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改為“閩西”等等。
這些改動更是凸顯修訂者的身份，例如關于秋收起義前毛澤東組織“漢陽礦工”說法之誤，很可能源自安源路礦是與漢陽鐵廠、大冶鐵礦等組合成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的名稱而來的。而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時則是組織安源一地的工人投入起義，這一情況無論是當時在保安為毛澤東和斯諾充當翻譯的吳亮平，還是《亞細亞》所刊《毛澤東自傳》英文稿的譯者汪衡，都無從了解的，而毛澤民卻是為數不多的知情者。
第三，整句、甚至是整段話的增寫。這樣分為幾種情況：
一是增補毛澤東沒有提及的情況或解釋毛澤東語焉不詳的內容。如：“哥老會”，增寫為“哥老會（全國聞名的一個秘密結社）”；又如，在述及與學生新兵們討論社會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時，增寫了“我讀了幾本關于社會主義和它的原理的小冊子，并熱心地寫信和同班的同學討論這個問題，但只有一個人的回信表示同意”。
二是闡明毛澤東的觀點，如關于反對“城市中心論”問題，在論及紅軍攻打長沙的立三路線問題時，增寫了“不過，假如在第一次占領時只作為暫時的舉動，并不想守住這個城和建立一個政權，那么它的影響可以說是有益的，因為革命運動所引起的反應是非常大的。所謂錯誤是關于戰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時，企圖以長沙為根據地。”并在談及“立三路線”危害的原文“在某種程度上強迫紅軍接受這種路線”之后，加寫了“不顧在戰地中官長的判斷。其結果為進攻長沙和進攻南昌的失敗。可是在這幾次冒險中紅軍并沒有停止游擊隊的活動，并且打開它的后方讓敵人進來。”再如關于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在談到紅軍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時，增寫了“獲到了絕大的勝利。依據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我們以主力分別攻擊各個部隊。讓國軍深入蘇維埃領土，然后以超越敵軍的人數對于大軍隔離的部隊突然加以攻擊，占據了優勢的陣地，使我們可以暫時包圍敵人，這樣反轉了數量上遠占優勢的敵軍的戰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失敗。”還有，關于中共和紅軍的抗日訴求問題，增寫了“在日本侵略"滿洲"和上海之后，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戰了。自然，這種宣戰，在當時是不能發生效力的。跟著我們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各軍結成聯合戰線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早在一九三三年，蘇維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據三個條件和任何軍隊合作，這三個條件是：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保障群眾結社集會言論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武裝人民對日抗戰。”在這段增寫的文字中，有個很重要的史實，即關于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問題。1931年1月中旬，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第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毛澤東因與中央代表團在抗日問題上對全國形勢判斷的分歧，會后請假養病。不久，他通過報紙了解到日本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的情況，遂抱病起草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其中沒有沿用左傾教條主義者在九一八事變后發表的宣言文件中“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14]，這個宣言遲至4月15日才在《紅色中華》上發表。毛澤民在這里特別提到“1932年2月”，這對學界準確地了解宣戰書形成的時間是極為有益的。
需要強調的是，毛澤民增寫的這些內容，絕不是出于手足情份的溢美之詞，而是出自親聞親歷。
比如在談及中共五大召開前的情形時，毛澤民增寫了“在湖南，我視察了五個縣份的農民組織和政治狀況，并作就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方面采取新路線。次春初旬，當我抵武漢時，那里正在舉行各省農民代表會議，我就去參加并討論建議我的主張，即實行廣泛的土地分配。大會決議把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但黨中央將它否決了。當第五次大會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召開時，黨還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顧一切地反對，還是堅持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當時我對于黨的政策非常不滿。”對于這一過程，當時與毛澤東、毛澤民兄弟同在武漢的蔡和森，就曾記述了大致相同的情形。他寫道：長沙馬日事變后，“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農民到毛家來”[15]，“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16]當時毛澤東已經有很高的威望，在八七會議上蔡和森、李維漢、陸沉都提議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7]，被毛澤東婉拒；瞿秋白則認為我黨能獨立思考者當屬澤東，邀他會后到上海參加中央的工作[18]，也被毛澤東以要“上山”“下湖”謝絕。而毛澤民增寫的這些內容僅只是對這一歷史情況的客觀記述，沒有絲毫的夸張和粉飾。
此外，《文摘》和《文摘戰時旬刊》連載的“毛澤東自傳”，沒有標題，只是在隨機地用“一、二、三、四、五、六、七”，進行分隔以便于連載；而黎明書局的單行本卻重新劃分了段落，根據內容將全書有機地分為4章，增加了標題即“第一章，一顆紅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動亂中成長起來；第三章，揭開紅史的第一頁；第四章，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從而凸顯了《自傳》內在的邏輯聯系。
這一看似技術性的調整，既不是出自斯諾的原稿，也不是黎明書局編輯和譯者能夠做主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毛澤民的手筆。如果將這四章的標題與復社1938年版《西行漫記》第四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中的六個小標題相對照（童年時代、長沙時代、革命前期、國民革命時代、蘇維埃運動、紅軍的生長），前者的思想性、生動性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濃厚的親情，明顯勝之于后者。
1936年7月中旬到10月上旬毛澤東和斯諾談論自己生平的談話，根據斯諾、馬海德、吳黎平、黃華等當事人一致的記述和回憶，其成稿過程是：毛澤東口述——吳亮平口譯——斯諾記錄——吳亮平（部分政論性的談話是由黃華翻譯）譯成漢文——毛澤東訂正——斯諾整理為英文稿發表[19]。
嚴格地講，《亞細亞》發表的英文稿《毛澤東自傳》，僅僅是斯諾在寫作《紅星照耀中國》第四章“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歷”的過程稿，與后者相比，漢字篇幅少了近15000字。但它之所以在當時就產生轟動效應，除去發表的時間早、書名吸人眼球和版式新穎等之外，主要是因為其內容——毛澤東。
《毛澤東自傳》是唯一依據毛澤東本人系統介紹自己生平的口述形成的史料，也是關于毛澤東的最早、最權威的口述史料，可以說是毛澤東口述史研究的基石。
筆者在80多年后重新研讀此書，最大的收獲就是發現了毛澤民對此書的重大貢獻。汪衡翻譯、《文摘》和《文摘戰時旬刊》連載的《毛澤東自傳》，漢字字符是24055字，而由毛澤民在黎明書局出版的單行本初版、再版兩次校勘改動過的《毛澤東自傳》正文（不含附錄），漢字字符達到26371字（包括因訂正而刪節的字數）。
毛澤民的修改，不僅訂正了幾次翻譯和記錄中的錯漏，而且還糾正了毛澤東本人口述時的記憶錯誤，增加了毛澤東不曾闡述的內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黎明書局版《毛澤東自傳》凝結了毛澤東、毛澤民兩人對毛澤東生平的回憶，這大大增加了該單行本的權威性和準確性，這是其他所有譯本（包括《西行漫記》第四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即使是英文本《紅星照耀中國》等都無從享有的附加值。
《毛澤東自傳》的出版發行，絕不僅僅是中國出版發行史上光彩照人的篇章，它是斯諾掀起的中國蘇區熱中一縷最耀眼的光芒，是中國共產黨人沖破多年的層層封鎖向外界發出第一聲吶喊，更重要的是它承載著一段光榮的歷史。
在國共合作掀起全民族抗戰第一波高潮的關鍵時刻，一本通過真實記述中共領袖毛澤東個人生平以客觀介紹中國共產黨人精神風貌的書籍橫空出世，使面臨著國破家亡和民族沉淪危機的全中國人民，在迷茫和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從中感受到一種堅不可摧的精神與力量，領略了一種引導民族走向獨立和解放的新思想，從而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族抗戰中的作用，增強了億萬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建設一個獨立富強新中國的決心。
（作者：蔣建農，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國柱，正師職退休干部；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原載《毛澤東研究》2023年第3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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